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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境界，如司空图所形容之《诗品》。《博物志》卷九《艺文类聚》卷八四引《搜神记》载鲛人能泣珠，今不曰“珠是泪”，而曰“珠有泪”，以见虽化珠圆，仍含泪热，已成珍玩，尚带酸辛，具宝质而不失人气；“暖玉生烟”，此物此志，言不同常玉之坚冷。盖喻己诗虽琢炼精莹，而真情流露，生气蓬勃，异于雕绘夺情、工巧伤气之作。若后世所谓“昆体”⑩，非不珠光玉色，而泪枯烟灭矣！珠泪玉烟亦正以“形象”体示抽象之诗品也。(钱钟书《冯注玉溪生诗集诠评》未刊稿) ①緌：帽带结好后挂在颔下部分，蝉的嘴像挂在颔下的帽带。 ②幽州台：即燕昭王筑的黄金台。万岁通天元年(696)，建安王武攸宜率大军攻契丹，陈子昂参谋军事。子昂屡次进计，攸宜怒，徙署军曹。子昂因登幽州台作歌。 ③鹿柴：即鹿栅，养鹿处。 ④玄著：奇妙的创作。 ⑤上乘：佛教称最高的觉悟为上乘，指第一流作品。 ⑥蜀国望帝死后魂化为杜鹃鸟。 ⑦朱绂：官印的带子。纱帽：当时隐居人戴的帽子。即一做官就退隐。 ⑧近玉琴：用琴音比诗。 ⑨琴音有清的、和谐的、调适的、哀怨的。 ⑩宋初杨亿刘筠等所作唱和的诗，效李商隐体，称《西昆酬唱集》。 “形象思维”就是用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从上面举出的几首诗看，有几种表述方法。(一)光写形象，从形象中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二)主要写思想感情，没有描绘具体形象，但从抒写的思想感情中含蕴着具体形象，从而感到诗中所写的思想感情不是抽象的，是跟唤起的具体形象结合的。(三)既写形象，也写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两者的结合来表达。 (一)光写形象的。如虞世南的《咏蝉》，写蝉饮露水，在高树上叫，所以声音传得远。作者的思想没有说出，只是从咏蝉中透露出来。“居高”的“高”有两方面，一方面跟“饮清露”联系，一方面跟疏桐联系。露是清的，桐是高洁的，所以沈德潜批“尊其品格”。古代本有凤凰非梧桐不栖的说法。所以这个“高”不光是地位高，还要品格高。品格不高，非常丑恶，即使地位高也不行。品格高而地位高，他的声音的影响才大。这个意思通过蝉的形象来表达，是形象思维。这是咏物。也有写景的，像王维的《鹿柴》写空山，深林、日光返照青苔，还听到人语，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直接写出。但从这些景物中间，显出环境的幽静，作者心情的安闲，所以他才会注意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从写的景物中透露心情，也就是用形象来表达情思的形象思维。 从这两首诗看，作者写的是形象，但作者选择这些形象来写时，主要不是要写蝉的形象，不是要写空山、深林、月光、青苔，作者对这些形象产生了思想感情，借这些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才构成形象思维。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的思想，当它没有跟咏蝉结合的时候，是抽象的逻辑思维，是他从生活经历中概括出来的。假使他写一篇居高声远论，那就属于逻辑思维。当他把这个逻辑思维同咏蝉结合起来，借蝉来表达时，这就成为形象思维。因此，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不是绝然分开的。“居高声自远”这种思想，是作者从生活中来的，作者在唐太宗手下做秘书监，深得唐太宗的信任和称赞，他的声誉同他的地位有关，也同他的品格有关。他从生活经历中体会到这种“居高声自远”的逻辑思维，一朝同蝉的居高声远的形象结合，这样构成的“咏蝉”，这种居高声远的思想就不再是抽象概念，成为形象思维了。王维的《鹿柴》，它的形象思维不是这样。他从空山、深林和返照中，体会到一种幽静的境界，反映出作者爱好这种境界的心情，这就构成形象思维。这种心情，就是从空山、深林的形象中产生的，并不是作者从生活中体会到某种逻辑思维，再把它同生活中的某种形象结合而产生的。这好比拍艺术照片，艺术照片不能看到什么景物就拍，是有选择的，不光对所拍的景物有选择，还要注意光线、距离和拍的角度，这些选择，就有逻辑思维在起作用。作者从景物中发现艺术美，这是形象思维，但这种艺术美怎样表现出来，这还有赖于逻辑思维。所以就像王维的创作《鹿柴》，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也是不可分割的。他怎样选择景物，怎样构思，怎样适用语言来表达，都和逻辑思维有关。 (二)主要写思想感情的，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只是一般地提到古人，没有具体地写某一古人的形象。“后不见来者”，来者也没有具体写。“念天地之悠悠”，这个“天地”跟“悠悠”结合，指对宇宙无穷所发的感叹，这里也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独怆然而泪下”，“泪下”是形象，但这个形象不能表达当时作者的形象思维。当时作者的形象思维是什么呢？作者在武攸宜手下参谋军事，进攻契丹。他屡次向武攸宜献计，不听，反而被贬为军曹。他受到打击，一次登上幽州的黄金台，想到燕昭王在台上接待四方来的人才，像乐毅等人。因此“前不见古人”的“古人”里，有具体的形象。“后不见来者”，这个“来者”指像燕昭王一类的人，当他登幽州台时，即使真有这样的“来者”，他也碰不到，他碰到的是跟昭王相反的武攸宜。昭王信用人才，武攸宜排斥打击人才，他亲身感受到这种打击，所以登幽州台下泪。在武攸宜打击下，他不便具体地写，怕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只好用抽象的“古人”“来者”来发感慨。因此，从幽州台和“古人”里面，可以接触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唤起黄金台、昭王等的具体形象，从而体会到作者的感情，于是作者的感情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形象思维了。钟惺批语，注意“不见”，说是“好眼”，“好眼”指精神贯注处，就在不见昭王这样的人。又说：“念天地之悠悠，好胸中”，胸中想的，天地悠悠，在封建社会的天地悠悠中，像作者那样遭遇的人又不知有多少，那末他的下泪不光是为自己，也在为自己同样遭遇的人下泪了。 (三)既写形象，也写自己的思想盛情，如李商隐的《蝉》，前四句写形象，后四句写思想感情。“高难饱”，“恨费声”，既是写蝉，也在写自己。“五更疏欲断”，从白天叫到夜里，叫到五更，已经叫不动了，声疏欲断，可是找不到一点同情，“一树碧无情”，把身世遭遇借蝉来写出，不落痕迹，所以批语特别推重。后四句写自己，为了做小官像萍梗一样飘流，故乡的荒芜已经平治，可以回去，蝉鸣似相警戒，我亦举家清贫。这首诗，前四句的写法，同虞世南的《咏蝉》相似。作者长期在地方上当幕僚，有“本以高难饱”的感触。曾经托人引荐，只是徒劳。这种生活中的感触，跟蝉的形象结合，构成形象思维。后四句写自己，用萍梗的漂浮无定比自己的到处奔波，用“故园芜已平”来表自己思归的心情。再同蝉鸣联系，点明举家清贫。这后四句，用“梗泛”作比喻，联系故园的平整，用拟人化手法写蝉，称它为“君”，他的思想还是和形象结合的。这种写法在诗里比较多见，因为诗以抒情为多，容易抒写自己的感情，把抒情和咏物结合起来。 唐朝骆宾王《在狱咏蝉》的序里有几句写蝉的话，是又一种写法：“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寄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松之微风，韵恣夭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这里是一句写蝉，一句说明意义。如“洁其身”，写蝉的高洁，“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说明“洁其身”的意义，同于高尚的品行。以下都是这样。要是把写蝉的句子连起来，删去讲意义的句子，如“故洁其身也，蜕其皮也。候时而来，应节为变。有目斯开，有翼自薄……。”那就是写蝉，就是形象思维，在写蝉的形象中有含义，含义就是每句下面说明意义的话。像这里把写蝉的形象和意义的话合在一起，是另一种表达形象思维的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