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后的另一种经验 - 教师之友网

　　徐友渔　　
　　
　　1　写作的前准备：人性的阅读　　

　　大概是在小学3年级，我开始读小说。现在还有点印象的，是苏联的“反特小说”《雪地追踪》和《形形色色的案件》，这大概是男孩子的天性使然，在阅读中追求刺激和惊险。

　　从小学5年级起，我的阅读品位明显上了一个台阶，虽然仍然与刺激和惊险有关，但内涵却大大丰富了，这时我沉醉于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冒险故事。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中的逻辑推理，儒勒·凡尔纳故事的世界视野冲击了我的知性，打开了我的眼界。逐渐地，我成了同学中看书最多、最善于讲故事、作文经常是范文的人，也是少年先锋队的中队宣传委员。

　　我的阅读黄金时期是在中学阶段，主要读的是欧洲18和19世纪人道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当时的意识形态把这些作品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对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有害的，我相信这些话，因为我“追求进步”、“靠拢组织”，但这些著作的魅力对我是不可抗拒的，其中散发的人性气息熏陶我的精神。

　　对我影响最大的首推托尔斯泰的《复活》，它启示我要追求“道德自我完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应该坚决摒弃私欲和社会习俗、偏见，敢于面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自我谴责。当时在青年学生中十分流行的《牛虻》一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而言，书中主人公一生受苦受难不过是要为自己无意犯下的过失赎罪，不过是要为自己自出生起就带有的“原罪”进行救赎。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始终相信，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对终极意义、终极价值－－那就是善－－的追求。

　　使我最感共鸣的是雨果的作品，其中对于正义的呼唤，对于不公正和压迫的谴责震撼人心。我在读书笔记中抄下了《悲惨世界》作者序言中下面的话：“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我最感亲切，使我长时间流连忘返的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真是精神生活的百科全书。书中描写了友谊的温沁、爱情的迷人、艺术的魅力和人的生命力的不可战胜。我抄下罗曼·罗兰下面的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不要把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抉择留给别人，即使是最好、最可靠、最亲爱的人。我们必须自己去追求解答，必要时，终生去追求，不厌不倦地追求。我们自己获得的一半真理也比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像鹦鹉学舌那样背出来的全部真理有价值得多。我们闭着眼睛而驯服地、恭敬地、奴隶般接受的真理－－那决不是真理，只是一篇谎言。”

　　直到初中毕业，我的阅读是顺畅的、愉悦的，但自从上高中，形势陡变。我记得，进高中一周之后我去图书馆，递进一张借阅条，管图书的老师一看，脸色大变，惊惧地说不行，挥手让我离去。我想借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老师像躲避毒品似的拒绝我的借书条。我后来知道他是“右派”，在失去教课的权利后，发配到图书馆干活。他的谨小慎微不仅是由于自己“被改造”的身份，而且和大形势有关。这时，毛/“大讲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及“阶级斗争教育”方针在全国贯彻，尤其是在学校——已经被称为“教育战线”。

　　我对形势不敏感，依然故我，学校图书馆不能利用，还有其他渠道。但很快，环境就让人感受到压力。第一件事是有同学悄悄告诉我，班上的团支部派团员趁我不在时搜查了我的课桌，因为里面有一本《红楼梦》，并在他们过组织生活时议论我“看不健康书籍”。我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我只是受一个初中同学之托，帮他还书。他们是暗中动作，背后议论，我连解释、澄清的机会都没有。第二件事倒是明着来的，一天，团支部一个委员正式找我谈心，提醒我看小说要注意，因为我那时正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其实，这本书应该没有问题，革命导/师列/宁称它为“革命的教科书”，但在沙俄专制制度下，为了逃避书报检查，鼓吹革命的车尔尼雪夫斯故意把此书的章节标题取得略带色情意味，团支部的人可能是草草翻过我借的书，望文生义地作了错误判断。

　　打击的高潮是语文老师掀起的，一次作文，题目是批判个人主义，在阐发个人主义者没有好下场时，我引证了《名利场》、《包法利夫人》、《静静的顿河》等，其实拿这些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作为例证来批个人主义是胡扯——我是在模仿姚文元，他说过，《约翰·克利斯多夫》是大力鼓吹个人主义，语文老师没有把作文发还给我，而是让其在全班传阅，说我“中了资产阶级文艺作品的毒”。

　　非常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老师挨学生批判时，我没有借机报复他。这也许可以归结到我的人性阅读。当老师们把狼奶灌给学生时，我的人性阅读是一种解毒剂。　　
　　
　　2　思考的习惯性：抗争性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迎来了第二个阅读的黄金期。这不仅是我的阅读黄金期，也是我那一代人的黄金期。

　　“文革”前，有一个由团支部、班主任、政治老师和语文老师等等构成的监管系统，像我这样广泛阅读、“越界”阅读的人是被严密监视、记录在案的，“文革”一来，这个系统不复存在了，读“邪门歪道”的书不再是需要提心吊胆、可能受到批评或惩罚的事。“文革”一开始，学校的图书馆、社会上的公立图书馆遭到破坏，许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抄家，这一切使得图书，尤其是难得的、内部的图书广泛流传。“文革”使学生们荒废了学业，但另一方面，没有功课、作业、考试的压力，也让人有大量时间读那些非常有趣的书。

　　“文革”中也广泛流传一些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比如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你究竟要什么》等等，我也把能找到的这类书全读了。这些书对年轻的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苏联作家的作品比中国的“八个样板戏”之类的东西更有艺术性，显得更有人情味，苏联小说往往会描写爱情，这对于生活在禁欲主义环境中的中国青少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直到今天，许多人在忆及当年阅读苏联小说的快感时，还禁不住手舞足蹈。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分享这种情感，因为像柯切托夫这样的作家，实际上还是坚持斯大林路线的“保守派的总司令”，他的小说还是“防修反修”的宣传品。其他苏联作家，就算比柯切托夫强，但比起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作家，充其量也只属二三流。我明显感到，我的同龄人在阅读的情趣和思想的开放方面比我差了一大截。

　　我主要读政治书籍，这方面有3类不同的书。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反杜林论》、《资本论》等；二是内部发行的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西方作家的著作，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古纳瓦答腊夫人的《赫鲁晓夫主义》等；三是一些重要的西方政治家的自传，比如《杜鲁门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这一类当然也是内部书。

　　说来很具有讽刺意义，尽管“文革”的中国被说成是几乎惟一的(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我们的意识形态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发展，“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贡献，但我们这一代人的反思和疏离恰恰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开始的。当“文革”的丑恶、残忍的现实促使一些人思考时，我们不可能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敢于怀疑“文革”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当时最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文革”中，成千上万勇于怀疑和探索的青年成立了成百上千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有许多被发现或告密，许多人作为思想犯、政治犯被枪决，被判处长期的徒刑，这充分说明把马克思主义旗帜举得最高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一代人的探索就是从“返回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的，由于这是一个极其丰富、具有高度魅力的思想体系，当年的探索者大多数一直在这个庞大的体系内皓首穷经，追寻原教旨，只有少数人最终突破“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心里翻筋斗”的局面，在新的天地遨游。“文革”是一个读书犯忌的时代，最不可思议、后代可能最不能理解的，是在这个把马克/思主/义抬到天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清除其他思想、风俗、习惯的时代，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要冒极大风险甚至受到镇压的，我有亲身经历。

　　那是在1968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所有的中学生都要下乡这一点已成定局。我最费心的事是找一套马克思的原著以便下乡后系统学习，但书店里是买不到这类书的，我只好四处打听。有人动手比我早，给我传授经验说，许多废品收购站有这类书，因为运动初期人们怕家有藏书会招祸，把书当废品处理了，而废品站很乐意把以废纸价格收进来的东西以旧书的价格出售。我去了好几个废品站，他们倒是愿意卖，但一听说我想买的是马克/思著作，就说上级有规定，需要有关机关的介绍信。

　　我需要首先拿到学校的介绍信，再到成都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或是政工组)办证明。在学校开介绍信就费了不少口舌，因为负责盖章的老师虽然很友好，但这样费九牛二虎之力去买马克思的书，毕竟是少见的事情。当我兴冲冲地拿着学校介绍信到市革委时，却遇到了大麻烦。接待我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军官，他得知我的来意后，不但不给我开证明，反而教训我说：“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毛/著作，只用百分之一的时间学马列，你下乡后就集中精力学毛/著吧！”我说：“我们在‘文革’运动中一直学毛著，已经非常熟悉了，不信你可以考我。我现在是为那百分之一的时间来的。”胖军官很不高兴，又教训说：“/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我看你就学毛著算了。”我的回答虽然讲道理，但对他却有反驳和调侃的意味：“我懂这个道理，但你知道，攀顶峰必须从山脚下开始，我应该好好打基础。”胖军官勃然大怒，他马上打电话到我的学校，要查我这个人的底细，我见势不妙，赶快溜走。

　　下乡后，看到农村的极度贫困与落后，思想上有很大的触动。除了继续思考“‘文革’思想是不是马列发展的新阶段、第三个里程碑？”还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问题，当时我们这一代思考者几乎形成了一种时髦，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内部资料毛/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应该说，比起通过学马克思原著明确地达到否定“文革”的结论，我在这方面收获不大，因为这两本书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和启示。　　
　　
　　3　我们这一代：只有思想在流动　　

　　在中国——也许只是对我这一代，再加上我的前一代和后一代而言，勤奋的阅读者和思考者其实总是带着镣铐跳舞，总是在一个既定的体系或框架内打转，总是要以某一位老祖宗的教诲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思想的探索变成了训诂或“小学”工夫，很难真正臻于“思想独立、心灵自由”的境界。这种可悲可叹的状况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与当事人的颖悟力有关，但我认为，还与阅读的材料和范围有关。对我而言，值得庆幸的是，我比较早进入了自由的天地。

　　我能以正常心态对待“经典著作”，得力于阅读了大量的内部书籍，这些书原本是内部发行，供高级干部和理论家“了解敌情”使用的。

　　比如，我读到了成套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其中第一集是苏联理论家的文章，虽然比起中国“文革”理论家的文章视野广阔得多，有一定深度，但仍然少有自由思想的吸引力。第三集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是法国学者的论文，如加罗迪的“论异化”、比果的“马克/思的二重性”、马赛的“人性观念和现代人的担心”等等。第五集好像以英国学者的论文为主，收有赫胥黎的“人道主义的结构”等。记不清是在哪一集，我读到了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沙夫和被视为持异见的学者科拉柯夫斯基之间的论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从学术的观点看，英国学者利·拉贝兹编的《修正主义》一书分量更重，此书介绍和讨论了伯恩斯坦、托洛茨基、卢卡奇乃至当代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思想，“关于异化的辩论”一文虽然非常艰深，却发人深思，而“铁托——一位勉强的修正主义者”则使人感到新鲜和有刺激性。

　　阅读以上书籍，使我能够以发展和分析的眼光理解马克思，同时，不是从传统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的角度，而是从西方文明演进和社会批判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既看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内在张力，又看到了它的当代意义。

　　也是在“文革”中，我从一个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亲戚那里得到汉默顿编的《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立即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这是一本编辑、选材非常好的书，把从苏格拉底到尼采的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提纲挈领地展现给读者。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柏拉图关于洞穴中影子的比喻，以及罗马哲学家兼皇帝安东尼的“冥想录”，它们比散文更优美，比诗歌更有诗意。因为有这个良好的开头，我以后阅读哲学时感到思辨性抽象和枯燥的时候少，享受诗性愉悦的时候多。

　　紧接着，有朋友把出自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分析的时代》借给我，这是一本20世纪西方哲学的选集，编者的介绍之精到有趣，中文译文的优美，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我到那时为止读过的最艰深的书，但是在令人产生眩晕和失重的感觉之余，也有灵光闪现的时刻，使人体会到精神复杂之美和思想锐利的锋芒。不论是桑塔亚那的优雅，还是柏格森的怪异，不论是摩尔的庄重理性还是维特根斯坦的横空出世，都使我产生了献身于哲学的冲动。确实，我后来选择了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作为我的专业和职业。当我在1979年春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时，这个专业指定的参考书之一就是《分析的时代》，我知道四川的考生大多数人没有找到这本书，甚至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而我是在10年前把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抄录下来，至少看过5遍，这是罕见的个人兴趣转化成实际好处的例子。

　　在大力阅读西方哲学的同时，我读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是一本把瑰丽的想象、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结合在一起的伟大著作，我是在震撼和狂喜中读完这部著作的，我甚至认为，人类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诞生了这样优异的著作。在传统的、似乎天经地义的历史观之外，我得到了另一种富有诗性和人性，同样有解释力的历史哲学。

　　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个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来写哲学史，自然是眼光独到、大家手笔。另外，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都是非常优美流畅的。罗素在这本书中多次对英国经验主义－改良主义传统和法国理性主义－激进主义传统作比较，他说：“从卢梭时代以来，自认为是改革家的人向来分成两派，即追随他的人和追随洛克的人……在现时，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邱吉尔是洛克的结果……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这个论断在西方是常理，而在中国理会起来却不容易。我记得，在1988年，即1980年代“文化热”中断的前夕，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曾有议论和计划，要把阐发这种思想列为下一步的重心。这个重要的设想没有按计划实现，只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随着哈耶克、卡尔·波普、以赛亚·伯林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以及顾准、朱学勤、王元化著作的发表，中国读书界和思想界才理解和把握了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