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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天上的星，亮晶晶；梁卫星是颗明亮的星！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2:18
标题: 天上的星，亮晶晶；梁卫星是颗明亮的星！
天上的星，亮晶晶；
梁卫星是颗明亮的星！





==网辑卫星帖文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2:19
姓名：梁卫星





　　英文名：Satellite Liang
　　出生年月：1970年12月
　　星座：摩羯座
　　职业单位：湖北仙桃一中
　　爱好：吸烟
　　微博地址：黑夜独行梁卫星
　　博客地址：爱吾黑暗，弃尔光明 [1]



发表文章　　1、《希腊城邦之光》，载于《读库0804》
　　2、《文化殖民抑或意识形态奴役》，载于《天涯》杂志
　　3、《我的朋友范美忠》，载于《学习博览》
　　4、《漫卷诗书痴欲狂》，载于《书屋》



出版著作　　《成人之美兮》，花城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作者以南方某中学校园为介质，着力状写当下中学校园的“生态环境”与其中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真实反映了现行教育的迷失与溃败以及在这种迷失与溃败笼罩下人性的挣扎与沉沦。因大爱而大痛--为教育的迷失与溃败而痛和哭，因悲悯而大忧--为人性的挣扎与沉沦而忧和伤。正是这种“来自俗世，指向灵魂”的痛和哭、忧和伤所具有的现实感和伤痛感，使每一个接触它的人无不为之灼痛而受到深深的震撼，而为之思索与探求——我们的教育是在“成人之美”吗？如果不是，那么，怎么办！教育怎样才能成人之美？作品虽然提出了问题，展示了问题的严重，但似乎没有给出终极答案，而是力图通过小说这一形式诉诸社会、诉诸广大读者，以引起重视、关注和探求。


媒体报道　　1、《南方周末》对梁卫星老师以及其处女作《成人之美兮》的专版报道：
　　老师的"样子" 一个中学教师的小说和现实
　　2、《南方周末》年度书单，钱理群教授推荐《成人之美兮》
　　3、《文学报》 梁卫星：直面“中国教育的惨淡人生”


参考资料
扩展阅读：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2:21
游移：在沉默与言说之间

梁卫星
走出翔宇实小的大门，我没有回头，内心涌起一起难以言说的情感，是恋恋不舍，也是如释重负。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会重新开始？我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只知道，生命游走在事物的两极之间，内心总有无尽的苦涩与哀愁。
记不清多少年了，我似乎一直都在扮演那个名叫堂吉诃德的角色，然而，我又明确的知道，我是在与风车战斗。是的，是风车，而不是其他什么能突显英风雄姿的东西。这种可笑的姿态使我对自己苦苦守卫的那粒理想主义的火星充满了仇恨与恐惧。这粒火星是如此微弱，似乎外界的一点点微风都可将其扑灭，可她面对我内心的风暴却又坚如磐石。她固执的扎根于我的内心，如鬼如魔纠缠着我，我知道，我将永远也不可能无视她的存在，尽管我坚信，她永远也无法突破我狭小的肉体在现实的大地上茁壮成长，可我依旧无法放弃她，我只能为守卫她而活，不死不休！
这是一种怎样可悲的生存状态？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既无法在现实的大地上如鱼得水，又无法在理想的天空任情翱翔。铁锁横江，上下两难，最终，我发现，现实与理想都成了我刻骨铭心的敌人！我可以与他们中的任意一个结盟为友，将另一个踏为齑粉吗？我也曾经试图向现实投诚，可我做不到，我早已丧失了适应现实的能力；至于在现实的河流中扬波逐浪则更属艰难。当我竭尽全力谄媚于现实，我知道，不独我的尊严丧失尽净，更为可怕的是，在现实的翻云覆雨之下，我竟显得不可思议的弱智与愚蠢。匍匐在现实的脚下，我不是他满意的臣仆，而是无所措手足的弃儿!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重新仰望内心那粒理想主义的火星，力图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可是，这却又是何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记得作别徐州会议，挥别那些纯粹的人们，踏上火车的那一瞬间，天空下起了小雨，落在脸上，凉凉的，我内心突然涌起酒澜人散三日一梦的幻灭之感。徐州会议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但当一切都已过去，他在我内心深处埋下的不是希望的种子，而是悲凉的酸楚，怀揣这不染尘垢的美丽时光，让回到现实之中的我如何可以面对那无穷无尽的肮脏与罪恶，下贱与不义，庸俗与无聊，冷漠与投机？我无力面对，根本无力面对！
从此，我明白，纯粹与美丽，是那种名叫开花弹的子弹，总会为你体内的理想主义火星引爆，然后在你体内爆炸开来，充斥于你的四肢百骸，血管毛孔，让你始终处于与现实对峙的紧张状态。可这是怎样脆弱的对峙，面对现实，我根本就不堪一击！
我是凡人，我不能也不想承受这种痛苦，所以，我拒绝再为理想而狂热。然而，当这场因徐州会议而起的内在伤寒刚刚有所缓和时，翔宇却又开始了向我的呼唤。去？不去？不去？去？去？不去？……选择是如此艰辛，一个人的战斗没有胜利者，我总是那个创痕累累的人。可是，总有一种力量令我无法抗拒，我竟然还是踏上了前往翔宇的列车。
竟然。
翔宇的日子是充实的日子，空气中弥漫了狂热的尘埃。我看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们眼中盛满了饥渴与惊异乃至狂喜和震撼。课堂上的他们全神贯注，唯恐听掉了一句话，记错了一个字；讨论中的他们姿态之踊跃，为我平生仅见，他们是唯恐错过了这来之不易的解惑去魅的机会啊！进餐时他们在讨论；休息时他们在交流；操场上，他们席地而坐；走廊上，他们随遇而安……他们心中似乎只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老师讲解的话题。燃烧的理想，喷涌的激情在那样的日子里沸腾了翔宇的天空。可结业的日子总是要来的，当大聚会的时刻匆匆来临，他们纵情高歌，任意表演，泪水与欢笑齐飞，伤感与快乐共举，我知道，这泪水仍然是欢笑的泪水，这伤感仍然是快乐的伤感，面对知识视野的訇然顿开，人格构成的清晰嬗变，又有谁可以抑制住那种生命舒展的欢喜与充盈呢！
可是，我的内心仍然充满了游移。这种气氛已控制不了我，徐州会议后的悲凉总会在我充满言说欲望时让我无话可说。我清醒的知道，这只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幻梦，我无法预知梦醒时分，他们还有多少精力去迎对残酷与冰冷的现实，然而，我明白，自己是再也无法承受另一场内在伤寒的煎熬了！
实际上，翔宇根本就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课堂内外，我一直感受到了现实的存在，他冷峻的蹲伏在学员的心灵深处，以一种饥笑的神态面对着学员们为理想之火照亮的容颜，我知道，他在等待机会，一击而中，吞噬这灿烂的美丽。
我想我没有危言耸听，现实其实从来就没有远遁。没有。崔卫平们言说的是些什么呢？不过是一些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以来就已广为知识界深知的常识而已：极权主义的残酷现实，个体话语的匮乏，公共空间的逼仄，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教育理论的荒唐可笑……即使是言说这样的常识，高层知识分子们也总有那么多有意无意的残缺，我知道，这不是知识与人格的残缺，而是现实本身的残缺。而面对这些残缺的常识，学员们竟如听仙乐，如闻纶音，是什么使他们对这些常识盲然无知，要知道，他们还是在从事教育啊！透过理想主义燃烧的火幕，我看到的是如此可悲的现实存在，我如何还能在徐州会议之后再次为理想的气泡目眩神迷？然而，我能说什么呢？我既不能投身于理想的火光之中化为一个彩色的气泡，又何能以冷酷的言说刺激这些难得纯粹的灵魂？我不能。游移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悲凉是我无法抗拒的宿命！
我可以乐观一点吗？当这些革命的火种踏上归途，在现实的泥土中会茁壮成长进而星火燎原吗？对此，我同样充满了恶意的怀疑！
我一直坚信，人是活在语言之中的，现实从来只是语言的现实，别无其他！在一个健康正常的话语场或曰世界里，总是有两套话语体系存在着，他们永远都在相互撞击融合，不断重构出一个富于人性活力与生命活力的存在境域。当然，这需要强势的那种话语体系总能以一种宽容开放甚至欣赏的姿态面对另一种话语体系的挑战甚至挑衅。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尽管可以说始终存在着两种话语体系，但其实理想主义的话语体系相比于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根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更别说什么让其承担挑战甚至挑畔的作用了。正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势之下，理想主义的话语体系只能在沉默中于某个边缘地带苦苦挣扎，也正是因此，他很大程度上只能在某个精心护持的环境中封闭性的坚守其生命的存在。而李玉龙们为学员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封闭的话语场，这个话语场的核心是理想的圣火，这圣火因为空气的纯粹而熊熊燃烧，围绕这圣火，一切语言的价值旨归构成了这个话语场的两极：独立与尊严。可是，一旦脱离了这个话语场，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现实话语的世俗逻各斯将会重新占据言说的要津。到那时，这套理想主义的话语体系除了蛰伏就只能是为前者迎头痛击，以致灰飞烟灭。当然，我明白李玉龙们的苦心，他们之所信奉，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乃是：这世界只要有人醒来，你就不能否定打碎铁屋子的希望！尽管我没有这种对希望的希望，但我还是无法确信自己的确信，至少，如李玉龙们所言，已有人醒来！我因此，只能保留自己的怀疑，让内心的悲凉不可外溢。所以，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游移，我要做的只是守卫自己的口拙，不让我之希望的渺茫之思进入这狭小的理想主义公共话语平台，让这些正在醒来的人们迅速的感受绝望，也不让自己的个体心性迷失于这逼仄的公共话语平台之上的理想主义光环。因为我始终以为，这种理想主义的话语体系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与现实主义话语体系的交锋而可能流于恶劣的孤芳自赏。
可是，游移于沉默与言说之间，守卫口拙是一种怎样难以言说的苦涩啊！那种感觉当如一座孤岛，为人世所遗忘。
还记得，离开扬州的那天，正午12点钟我就到了火车站，而我等的列车迟至晚上8点半才起程，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一个人如丧家之犬彷徨在火车站周围，看车来人往，那种迫在眉睫的现实感使我充分的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状态的荒谬。是的，我也是一种存在，而我身边来往的热闹人群与繁忙车流也是一种存在；在此之前我参与了一场理想主义的盛宴，而此时，盛宴已散，我却为现实主义存在隔离于一座孤岛之上，找不到存在的方向。不知不觉之间，我的内心弥满了惶惑与忧伤，那时，我感到了时间已然彻底空间化，我个体的存在与外在的现实怵目惊心的对峙在扬州郊外的不算孤独的车站之上，我看到了理想的脆弱与虚幻及自身的渺小与无奈！那一刻，我无比清晰的感受到自己一直在抗拒的是一种尽管世俗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却又是僭越了永恒彼岸的某种形而上的存在，我的抗拒无法着陆，由沉重变为了轻松，一种无法接受的轻松！这种荒谬感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快上火车时，扬州的天空已然彻底为夜幕笼罩，我的眼睛穿过车站周围亮丽的灯光，远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那时，突然下起了雨，又是雨，她总是在这样的时刻不期而至。凉凉的雨珠倾泄在我身上，流至我的唇畔，格外苦涩。我站在车站外面，遥望远方，有闪电倏忽而逝，他们将黑暗劈为两半，自身则成为巨大的鸿沟，纤毫毕现的突现了某种人生的悲剧性存在；而接踵而至的是更为浓稠的铁板一块似的黑暗，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郑愁予的诗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踏上列车，回望黑暗中灯光点点的扬州车站，看见她在我的身边缓缓而又迅速消失，我想，我也许永远都只是一个过客，时刻在身不由已的赴一场又一场理想主义的盛宴，可永远找不到理想的归宿。

                                                             二00四年十月完稿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2:22
平等、简洁与力量
梁卫星
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遍给学生讲解《祝福》了，五遍？六遍？我也说不清。我只记得每一次给学生上课之前，我都会仔仔细细的将原文阅读一遍。记忆告诉我，每次阅读时，我都感觉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文本，此前似乎从没有接触过——实际上，小说的基本情节甚至一些句子早已烂熟于心，可我却总是能从这熟悉的情节与语句中感受到此前从没有感受过的东西，我的内心充满了新鲜的阅读期待——这是不是伟大作品的特征，她总能使自己在读者的心目中全部陌生化，以唤起迥然不同的阅读感受？——其结果便是，我每次给学生的讲解切入角度均不相同，如果是同一群学生，他们一定会发现，他们老师每次所讲解的内容大相径庭。
我还记得，上一次讲课之前，那种阅读经历是难以忘怀的——我居然哭了。我感觉到我所面对的不是文字，而是一群苦难的生灵在互相折磨和践踏，心中一派荒凉。而这一次的阅读也许是上一次阅读的延续吧？我仔仔细细的阅读着这不长的文本，内心不仅为人物命运而哭泣，更被文字的力量深深的震撼了。这是怎样伟大的文字啊！
伟大作家的内心众生平等。我知道，如果换成一个二、三流作家，甚至是一个优秀作家去书写这样一篇小说，其灵感一定会集中在祥林嫂与鲁四夫妇的关系上，他们的笔墨将会泼洒在鲁四夫妇身上，或许会将其符化为封建礼教与封建文化，以突出小说所谓的主题，然而，鲁迅却不，他给了我们祥林嫂非常清楚的怵目惊心的命运，却并无意明确交代凶手，或者说，所有人都不是凶手，所有人又都是凶手，不独鲁四夫妇为然，这样的写作，是不是更能体现一个苦难生灵的无处可逃？清楚与模糊是如此水乳交融，这人世间的一切不正是如此吗？然而，鲁迅的平等绝不仅仅体现在对鲁四夫妇的尊重上，更有力的笔触是鲁迅对祥林嫂与“我”的关系的处理。“我”是祥林嫂命运的叙述者，叙述与被叙述，这注定了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然而，不可思议的处理出现了，鲁迅居然让祥林嫂这样一个人人均可视为玩物的人成为“我”的良知审判者，使“我”面对祥林嫂提出的问题窘态百出。这样，一切不平等的横沟均被填平了，更为深刻的用意或许在于当祥林嫂向作为“外来者”的“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时，祥林嫂用生命换取的这一疑惑就覆盖了整个世界，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从而，使人物命运牢牢扎根在了存在论的根基之上。
小说就这样从平等出发，让鲁镇所有人都有了演出的机会，鲁迅是如此深刻的了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表演欲，他不阻止也不删刈，他让他们轮番上台尽情演绎着自己的善良、怜悯、同情与爱。他只是极为忠实的记录着鲁镇人对善良、怜悯、同情与爱的表演，他是如此不动声色，然而就在这样的不动声色之中，所有的表演都自然而然的滑向了反面，善良变成了邪恶，怜悯变成了冷漠，同情变成了扼杀，爱变成了残酷。另外，还在字里行间凸现着麻木，卑怯，软弱，如此深刻的悖谬无可置疑的证实了生命本身的荒诞，人类的处境于此真是一览无余。
这就是我每一次阅读《祝福》时，都极为陌生的理由，他的叙述是如此清晰又如此模糊，如此忠实却又如此隐逸，字里行间潜藏着极大的张力，你必须随着自己生命旅程的不断展开，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不断填充，才可庶几近之。然而，这并不是说鲁迅的叙述是难以言喻的，更不是冗长繁琐的，恰恰相反，和契诃夫一样，鲁迅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余华语）
小说中，在卫老婆子转述祥林嫂被卖改嫁的过程中，鲁迅省略了祥林嫂从反抗到屈从的过程叙述，仅仅只用了一行文字交代了最终的结果——“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而当鲁镇人因祥林嫂的丧子之痛已被“咀嚼“殆尽，成为“渣滓”，没有舞台可以表演自己的善良、怜悯、同情与爱之后，鲁迅才开始写祥林嫂是如何屈从的——这真是鬼斧神工的一笔，就这一笔，不但接续起了前面的故事，而且又为鲁镇人重新提供了表演人性的舞台，更重要的是，正是这鬼斧神工的一笔，直接导致了祥林嫂的恐惧与崩溃。而这一笔却又看来像是不经意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疤，不就是那时撞坏的
么？’”这一问里，该有多少人性的暧昧与卑怯，实在难以说尽，而在鲁镇人的心目中，这一问里，不正隐含着祥林嫂屈从的详细过程吗？于是，舞台成型了，表演的机会来临了——用小说家余华先生的话来说，这实在是文学叙述中的绝唱。其实，在《祝福》之中，这样的绝唱真是俯拾皆是。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呜咽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地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在鲁迅之前和之后，文学中有用如此洁简的文字却又如此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出演员从灵魂到外型的表演的吗？这一段文字值如一把犀利的手术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开肉体，将内脏完全暴露出来，但却绝不见一点血迹，如此直捷，一目了然，但却又极尽冷静之能事，这就是鲁迅文字的巨大力量，一如小说家余华先生所说，鲁迅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此时，我写着这些文字，我知道，我不可能找到那颗穿体而出的子弹，但是，我却可以尽可能的记录下子弹穿过身体的那一瞬间，身体的巨大震撼以及此后的巨大疼痛与怅惘。我知道，他们将永远和我在一起，直至成为我身体与灵魂的一部分。
      
2002年5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2:23
在语言的河流中生存
      ——为语言学考研论坛注册逾千而作
                                                                        梁卫星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这样的家园里，生命总是充实而富有诗意的！然而，即使仅仅囿于海德格尔一人，览其以现象学还原描述语言乃存在之家的哲学呓语，观其污浊自持的一生，我们也不能不说，这样的家园不过是海氏的语言乌托邦而已。
语言，其实是生命的囚笼！
一般的看法以为，语言是人类的伦理工具。这充分证明了人类总是易于为生命的表象迷惑。的确，人类是多么为所欲为的驾驭驱策着语言。人类用自己的口和手吞吐着语言，人类用自己的头脑组合拆解着语言，人类用自己的一切身体器官扭曲表现着语言……是的，就世界的表象而言，语言出之于人类的身体器官，人类总是对语言为所欲为，以践履自己的生命伦理。然而，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人类则很难有足够的自信断言，语言源于人类的创造，语言总是俯首帖耳的任人类随意驱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始的语言肯定是出自于人之手与口，而不是呈现于天降陨石或神造玉帛，但是，更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身就蕴含了最初始的语言，并为语言的发展留下了无限的自生空间。初民们将最初始的语言说出来或写下来，其所蕴含的生命伦理就本质主义的现身了。从此，语言就开始了对人类各方面生活的干预与指导，规范与校正，杀戮与砥砺……在这样的过程中，语言的本质在人类心空渐渐浸润渗透：世界只是语言的世界，生活只是语言的能动。从此，不管人类愿不愿意，也不管人类是否自觉，人成为了语言的动物。这句话的内含在于，其不是认定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而是指明：人只能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应证语言对世界与生命的命名，语言赐予了人以世界，而世界的本质面目是：囚笼！
生命在囚笼之中，永远无所逃遁！
人的不可逃遁在于语言将人分割在各种词性之中，他们只能依照语言对词性的规范实践自己的生命伦理。
但是，语言其实只是名词，一切其他词语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名词性的，至于语法规则对词性的组合不过是名词在肢体上的延伸及其在行为上的生命流淌。
所以，就实质而言，人其实只是一个个面目扭曲的名词。之所以说面目扭曲，其原因在于，名词作为对人及其所活动的世界的命名，直接规范了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中心与边界。中心是安全的，倘使人能始终在名词规定的中心空间生活，语言对人的嘉许是让人活得人道而优雅。否则，人道就会成为人的敌人，世界会在名词的驱动下，将其彻底放逐。
一切都起源于“人”这个名词，其内含的对人之为之的要求，隐含着无边无际的杀机。具体一点说，“人”这个词要求其所指涉的生命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立地，首先并不是一种价值评判，而是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生命描述。那就是说，人必须把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必须尽力驱谴世界，这个词内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这是对人的最为本质主义的命名，他使人成为其所生存的空间的最为恐怖的杀手。当然“人”的本质内含绝不止此，它还指涉了其言说的动物必须会说话能思考能有目的的行动。这一本质内含派生出了一些具有歧视性意义的名词：残障、白痴、疯子、笨蛋、傻瓜……而这些派生名词显然是对某些无辜生命与生活的扼杀，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人”这个词还意味着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这一本质规定将责任与名分压在所有生命的肩膀上，使人步履维艰。比如，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是妻子，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是女儿，是职员，是下属，是上司，是臣民，是奴隶，是主子……人可以是一切名词。这些名词的边界每个人都必须牢记于心，时时在意，处处留心，一步走错，就会满盘皆错，死路一条！
更为可怕的是，名词的定义是无限发展的，和语言的产生很难说是人之创造一样，名词内涵的扩展也很难说是人的创造，而说是名词自身的意义繁殖也许更为恰当。正是社会的发展刺激了名词强大的生殖欲望。而名词的意义繁殖之本质意味在于：边界的繁殖雷池的开拓与伦理规条的滋蔓。名词的这种意义繁殖与滋蔓决定了人的无力与无奈！人走不出名词，犹如走不出迷宫。人始终在语言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充分说明了名词从本性上来说深具强制性与指令性，在其无所不在俱细无遗不怒自威的规定与指示下，人从来就也永远无所违抗。
很显然，名词就是世界，名词就是世界的法官，名词就是生命的规条与生活的伦理，活在世界之中，就是活在名词之中，从而也就是活在囚笼之中！
如果说语言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名词，如果说名词从根本上说深蕴着动词根性，那么，还要动词、形容词及其他词性的词语何用呢？
这就是名词或曰语言的可怕了。语言从名词中将一部分词分离出来，赋予他们以动词性、形容词性……目的当然是为了更为有效的控制人类并生产世界！
应当说，名词确立了世界的基本框架与生命行为的基本规范。动词则树立了生命行为的楷模。也许，借用柏拉图的理念说对动词进行理解是最为形象的。那就是说，动词是世界的本相，生命行为只是对这些动词本相的模拟。这一奥妙充分揭示了动词的名词性。所以，一切动词都可以成为陈述主体。我们经常听到这一句话：活着是如此艰难。这应当是一种深具原型意味的生命咏叹。他揭示了生命对世界本相的模仿实在是艰危之极。处处雷池，处处禁区，名词端坐在每一个动词的深部，面容冷峻，威棱赫赫。活着就其本质主义的模拟内涵而言，又如何不艰危如斯，以至人世间充满了“行路难”的哀吟呢？
作为世界的本相，动词在名词中行走，他们总是能远离边界，绕开雷池，作为遵循规则与律令的标本，他们矗立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不容置疑的引导着一切的生命活动。也就是说，没有动词是不及物的，生命就是动词的先验及物对象，失去了动词的牵拉引拽，生命就失去了其先天规定性，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不仅如此，作为对动词的效法，生命行为也同样面临着名词的检验。作为名词的生命检验司，形容词会将一切生命的模仿行为放置在自己的生产流水线上，一一审核，最后作出评判。这就是说，名词将一部分词从自身的浑沌状态中抽取出来，赋予他们以价值意义，让他们最后对生命进行产品质检。形容词承担着对生命伦理与生命行为进行价值藏否的重任，这使形容词们成为了一切词性中最为凶悍的杀手。作为名词忠实的行刑者，他判断生命行为的善恶美丑好坏高低精粗贵贱，将世界分裂为空间性的存在：神坛、王宫、侯府、民居、监狱、洞穴……也将世界肢解为时间性的存在：不朽、永恒、短暂、湮没、了结……正是形容词，使名词彻底完成了对人的全面控制。人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等级边界中艰难的生存，要么认命，要么死亡；要么自觉奉迎如鱼得水，要么刻意抵制在劫难逃。
动词、形容词及其他一切词性的定位与职能既保证了名词对生命行为与生命伦理的控制与规范，又保证了名词对生命行为与生命伦理的审判与奖惩。名词所以能掌控得如此妥帖与顺意，皆得力于其最后的王牌：语法规则。当然，语法规则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名词同样为其提供了作为其物质载体的词性，那就是虚词！[虚词肯定也是归属于名词的，比如我们可以说“’其实’是一个虚词”]有一种看法是非常深刻的：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最本质的东西是虚词。一般动物可以经过人的训练学会说基本的名词词汇，但人却永不可能让一般动物学会说“不仅”、“也”之类的虚词，这是因为虚词指涉的是人类社会纷纭复杂的关系。人可能通过具体的物象让动物机械的记住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比如人可以不但的在一般动物面前示范某个物体、某个动作、某种颜色，然后反复告诉这些动物说这些物体、动作、颜色的名称，但人却没办法向动物出示“不但”这类词的具体对应物象，因此，一般动物也不可能学会说虚词。因为一般动物没办法从人为其所出示的具体物象中明白这些虚词所内蕴的人类社会的结构与组合。所以说，虚词是语法规则的物质载体。也就是说虚词是其他一切词性的粘合剂，正如有了权力的运作就有了社会结构一样，有了虚词就有了句子、句群、文章。可以说，虚词是流动的语法规则，是名词的显形指挥棒！不是吗？正是语法规则提供了动词与形容词对生命的指令与奖惩细则，直接保证了动词、形容词及其他一切词性在对生命的塑造过程中的万无一失。形容词、动词及一切其他性质的词在语法规则的统摄下，总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他们以语法规则为指令和粘合剂联合起来，面面俱到的驱谴甚至生产着一切生命行为。所以，说到底，语法规则是生命行为的语法规则。或者说，在语法规则的冷峻指使下，一切生命行为最终都只能是语言行为，生命最终沦落成为了一个个的词语，为语言所领导和驱使。世界因此也变成了一个句子一段话甚而只是一个词一个语言符码！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2:24

生命存活在语言中，无法脱逃。

为什么会这样呢？语言不总是为人所用吗？这只能是好像而已。从来就没有人能创造语言，即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语言也是先于我们而生的，语法规则也是先于我们而生的。语言其实是一种自然演化的产物，对应着人类思维与人类社会和人类一切活动的结构[当然，这些结构也是自然演化而来，绝非人类的创造]，语言演化出来，并覆盖了世界。语言的繁殖能力还使语言确保了自己面对一切社会结构与人类活动演化的相应的发展能力。
那么，这种自我演化与繁殖能力的发动机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两个词语：贵族与庶民。这两个词的出现肯定对应着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即两种在精神上与物质上所享用与支付的资源的对立结构，而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正是权力命名了贵族与庶民的内涵：对精神资源与物质资源的享用区别。我们说，一切人类的生命伦理与生命行为以及人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结构的变动其实都是权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权力才是社会与生命的成因。权力最为本质的需求是表达！可以这样说，没有表达就没有权力，表达是权力的物质载体，权力是灵魂，表达是肉身。离开了肉身，就没有灵魂。权力对表达的需要使语言不断的产生并发展。因此，语言是权力的产物。一切语法规则实际上就是权力的运行机制与运行策略。权力创造世界的行为最终变成了语言创造世界的行为。权力规范着一切生命伦理与生命行为，也就意味着语言成为了生命的囚笼！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能理解生命中的无数困惑了。比如，打开电视，我们所看到的肯定是光明盛世，对应于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开始时，我们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实际上，在权力的渗透下，我们会渐渐认同这个虚拟世界，将其作为真实的世界，而对我们曾经感受到的现实世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感觉与理解能力出了问题。换一句话来说，语言创造了一个世界，并通过权力的渗透，使我们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与认识能力还有感觉产生怀疑，最后彻底抛弃自我，并以语言本身的判断和认识作为我们自身的判断与认识。一切生命伦理都是这样形成的。那就是说，语言作为权力的代言，其对世界的塑造作用首先表现在其对人的基本认识能力基本理解能力基本判断能力基本感受能力的删刈甚至改写甚至灌注。让生命的本我为权力的超我所取代，并将此权力的超我认同为生命自我。这样，世界就成为了语言的世界，生命伦理与生命行为就变成了纯粹的语言行为，而生命就异化为了权力机制中的一个个螺丝钉，其牢固的程度见证了权力的强悍。
然而，生命本身是深具创造力的。权力的更迭交换与变动也同时隐喻了两种语法形态的存在：统治删刈语法形态与反抗持守语法形态。因为反抗与持守也是一种权力。尽管这种权力总是非常隐忍的存在着，但权力的统治越可怕，那么权力的反抗就越显豁。表现在生命行为上，就是一种权力语法形态对另一种权力语法形态的反抗，一种权力话语对另一种权力话语的反抗。
我的同事张义兄是一个对权力与语言非常敏感的人，他在我目前所在的这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印象中，他对教师、班主任、中层干部、校长这些词语所蕴含的语法规则对其生命的压迫之体会特别敏感与深刻。他因此而研究语言，并表示了对语言的权力本性的深恶痛绝。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命伦理与生命行为，他决定考研，并创设了这个语言学网站，希望邀约一些对语言压制删刈生命有清醒认识的同道共同探讨语言的权力运行机制，力求自己书写自己的语法规则，力求自己演绎自己的生命伦理。
张义兄的努力好像是成功的。他目前已是华工大的语言学研究生，他已超脱了他所曾经生活的语法环境；他的网站在创立不到半年时间内已逾千人，他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共同抵抗制造下层社会之语法规则的战友。我很高兴也很羡慕。不过，我对张义兄和他的朋友们的努力是否真正的成功却还是深有疑问：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不管是统治型语法规则还是反抗型语法规则，都必须服从于权力本身，所以，语法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生活环境的变动并不能意味着自己能书写自己的语法规则，也不意味着自己演绎自己的生命伦理，根本就没有个体独立的语法规则，也根本就没有个体独立的生命伦理。而且有的人对语言的研究会或有意或无意的更深的陷入主流语法规则的权力泥淖，更为主动的努力爬向主流语法规则的权力中心，那将是更深刻也更悲哀的生命迷失。这就是说，张义兄和他的同道们不管如何努力，失败总是他们的宿命，没有人可以逃脱权力的魔掌，也没有人可以脱离语言世界而存在，更没有人可以创造一个与现存语言世界对峙的语言世界。但是，张义兄们努力过了，他们面对语言的霸权可以昂首挺胸的说：我的确无法摆脱你的统治，但我知道你的可恶，我让你一统江湖的好世界有了不安与骚动。所以，我恭祝张义兄和他的同道们能更加努力，能更深刻的探讨语言与权力对人的统治机制，并在这种探讨中持续不断的反抗以显示生命的尊严。
说到底，语言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生命是其间被挟持而去的水滴。然而，只要这些水滴泛起了浪花，整体性的河流就失去了光泽，光耀人间的是浪花的奔放与靓丽！
张义兄走好，朋友们走好，语言学论坛走好！
是为记。
二00三年一月完稿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2:25
作文就是按照常识生活
梁卫星
中学生最怕写作文，一则总觉得没有素材，二则即使有了现成的材料，也不知道写些什么，可是，作文还是要写的啊，结果，勉强写下去，面对不同的材料，就老是那么几句全中国人都知道的正确的废话。自己不喜欢，别人更讨厌。很多人都在写作技巧上下工夫，以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其结果怎么样呢？最好的情况无非也就是能写几篇像样的八股文，扒开那些华丽的辞藻，媚俗的构思，雕凿的结构，什么都没余下。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个性，一个人的思虑忧苦，一个人的喜怒悲欢，全都没有——一堆没有灵魂的文字。这样的文字，最多也就能投机骗得一个好的学分，却毫无价值。
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为什么明明各不相同的材料，写来写去却总是那几句话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始终不明白：作文就是生活，素材的累积就是生命记忆的绵延；材料的分析，就是生命与生活的认识与理解；笔墨的流淌，就是情感与思想的激荡。一个真正严肃生活着的人，一个深刻理解生命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积累素材，分析材料这种说法，他提笔就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思考忧虑，他的性情气质……尽在笔底奔流，这样的文字是有灵魂有生命的文字，因为他本来写的就是生活与生命。而我们的学生何曾有过对生命与生活的深刻认识呢？又何曾真正明确地为自己生活过呢？可怜他们过着别人为他们安排好的生活，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对生命的理解别说是深刻，就是正常亦不可得，又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写出真正的生命文字呢？
我们的学生从小就过着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对生命的认识完全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道德至上主义等意识形态所左右，精神已经僵化，思维已经单一，再加上家庭和学校教育对他们的个体生命完全施行一种集中营式的管理，他们与复杂变幻的外部世界是脱节的，他们根本无从从那个外部世界里感受到自己所受的教育，是一种非生活非生命的教育，他们脱不出那层精神硬壳，他们除了说那几句中国人都知道的正确的废话，还能怎么样呢？
所以，要想真正写出好的文字，首先得有对生命与生活的正常认识，再次得有基于这种正常认识的对自己生命状态的价值判断与剖析，另外，还有对自己平时所写作文材料的基于生命热度的反思。
中学生的写作素材一般是给定的，即使不给定，无论写什么题目，老师总是对主题予以道德化（爱国爱民族自然也在内）引导，所以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中学生的作文基本上是写道德八股文，无论是写什么道德价值，最后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这种道德价值无所不能，能成全人，成全国家，成全民族。今天写心灵的选择，你要选择诚信，诚信能解决一切问题，举几个正面的例子，再举几个反面的例子，正反一对照，诚信就是好来就是好，比智慧、财富、能力等等都要好，没他不行，没别的没关系。明天写淡泊，也是这样一个写法，后天写责任，自然还得这么写，其实换个词就行了。这样写来写去，能不老是那么几句国人都知道的正确的废话吗？这是多么荒唐！这是写作文吗？这是对生命的作贱。长期这样写，学生还能有真正的道德感吗？他们不成为道德虚无主义，那才是怪事。长期这样写，学生还能有正常的深层次的思维能力吗？他们的思维不平面化，成为思想白痴，那才是怪事。长期这样写，他们还能有基本的情感感受与倾诉能力吗？他们不粗野迟钝，成为空心人，那才是怪事。
我想，学生要想写出真正的文章，就得认识生命与生活。其实，认识生命与生活并不难，尊重常识就行。关键是我们被长期的高蹈的意识形态教育弄得不懂常识了。什么是常识，常识就是关于生命的最基本的正常认识。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冷了要加衣，脏了要洗澡，要有住房，要受教育，要说话……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是自然法，是天赋人权，人要争取、捍卫、发展，这就是基本的生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物质很重要，绝不是光有诚信之类的精神或道德糖衣就行了的，有时候，精神一个钱不值，而一个钱可能就能救我们的命。从这里更可以看出来，所谓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人的吃饭权、住房权、就业权、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说到底，所谓常识其实就是关于生命权利的理解与认识，这些认识是一个系统，分为几个层次，最基本的层次，就是上面所说的生命的基本权利：生存权（衣食住行病）、经济权、受教育权（生命的成长与发展）。但是这些权利我们经常会失去，所以还要有另外的权利作保证。什么权利呢？言论自由权、参政议政权、选举权、监督罢免权。这些关于生命权利的常识，起源于一个更为基本的常识性思想：人活着，其实就是一个权利有无与多少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矛盾，是个体生命权利与政府权力的矛盾。只有严格限定了政府的权力范围，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根本保障。而要限制政府的权力，首先要有明确的意识：政府是我们以自己的纳税供养着为我们服务的，任何一个非服务型政府都是不合法的。但是权力是天然趋向扩张的，所以，如果不予以法律上的监管，政府权力绝对会超出服务范围，损公民以自利，那么，法律高于一切，就当成为每个公民深刻认同的常识公理。当然，法律高于一切，并不意味着就能管住天生趋于腐败的权力，法律高于一切必须首先确保一切公民权，也就是上述一切关于生命权利的常识要成为法律认定的公理，其次，还要有限制权力的制度安排，比如三权分立，民主立国，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道德虽然重要，但不能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能够解决的，是法律。
总之，常识是无比丰富的，有关于生命基本权利的，这些是所有常识的基石；有关于生命与政府权力关系的，这些是所有常识的内核；有关于制度设计的，把权力关进法律与制度的笼子，这是人类思想史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他使人的生命尊严有了永久的力量性保证，使人的生命伦理不断趋向更为合理的存在；有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这些思考使人类关于生命的认识更加丰富深入，使人类的生命伦理日益周密精细……一言以蔽之，只有把握这些常识，人类才能趋于合理的生活。关于生命基本权利的常识在思想层面的把握总是逻辑地导向其他常识在思维层面的生成，而思维层面的常识生成又会逻辑地导致其在制度与法律层面的物质化力量的生成，也就意味着一种人性化的合理的生命伦理的生成。这就是说，所有这些常识真正的支配了我们的生命伦理，那么，我们就有福了。
所以，这些基本的生命常识，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伦理。说穿了，要想真正地好好活着，你必须是一个拥有一切正常生命权利的公民。只有公民才能有人的正常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才能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与思维方式。我们把个体生命对生命的正常认识称为人的理性能力，人拥有了理性能力，就明白，人的权利是生命的内核，没有了这些权利，生命就是一具空壳。当然，人的理性能力不是天生的，他来自于教育，所以，人性化的教育，尊重生命常识的教育是人的理性能力成长完善的保证。人若在人性化的教育下有了理性能力，能够明确并守卫自己的神圣权利，他才能明白，只有在一切权利都有法律保障的社会，道德才具有强大的伦理力量，否则，道德会变成伪道德，甚至非道德。他才会明白，一个人活着，其实是一种自我成全，并在自我成全的基础上成全他人与社会。
如果所有的常识真的深入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的生命伦理，我们将顺理成章地发现，他人的存在，正是对我们生命伦理合理与否的最好检验。因为我们自身的生命伦理与他人的生命伦理，或者说，我们自身对常识的认识、践行、守卫形成了我们的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这种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与他人的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互为镜像，将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认识生命常识，促进我们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事实上，我们的写作素材其实就是他人的生命与生活，是他人生命伦理的文字载体，我们对这些材料的理解认识与分析判断其实就是基于我们所持守的生命常识对他人生命与生活的观照与审视，这种观照与审视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与他人生命经验的交流互渗，是不同生命伦理的碰撞融合。观照与审视他人，也就是观照与审视我们自己，我们将因此而丰富对生命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随意选取了五十则材料，进行分析，把他们分为五大类：生命与教育，生命与道德，生命与理性，生命与权利，生命与成全。其实，这种分类是含混的，只是为了阅读的方便，并不是科学的分类，因为生命权利都是惜惜相关的，每一种权利都联结着另外的多种权利，而教育、道德、理性、权利、成全同样也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所以，我想说，分属在每个类别里的材料及其分析都可以划到其他任何一类里去，这就是生命的法则。
自然，这些分析不是为大家提供现成的素材分析，而是一种分析示范，其意图只是告诉大家，你只有努力做一个公民，守卫并发展自己的各种神圣权利，努力成全自己，你才能懂得你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你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苦歌哭，你的思考追求，将都成为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牢记心头，到那时，你对生命和生活的认识将远远超越这些常识，你会发现，我这里提供的常识性的认识只是你生命与生活的起点，从这起点起航，你会深深潜入人的心理与情感深处，你会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丰富，于是，你下笔自是生命的流淌，皆是一种对生命的见证与探索。
那时，你不需要积累，生命已经积累，你不需要分析，生活本身就是分析。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32

《成人之美兮》豆瓣链接：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376960/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32
钱理群：中国教育的惨淡人生 ——梁卫星《成人之美兮》序
链接：
http://ll.df169.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989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33
老师为什么挺不起腰杆？——官本位的教育体制中，没有师道的容身之地。
链接：http://news.cn.yahoo.com/newsview/laoshideyangzi/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35
　《成人之美兮》后记
　　梁卫星
　　我写《成人之美兮》，源于2008年4月，《新教育读写月报》主编李玉龙先生的撺掇。在此之前，我从没写过小说，我对此毫无信心，自然是连连摇头，但不知怎么的，李玉龙东说一句西说一句，我居然就晕晕糊糊地答应下来了。
　　2008年12月份，我开始动笔写《成人之美兮》，在动笔之初，那些在脑子里活跃了很久的构思，根本就不愿意老老实实地转化为文字。我意识到自己典型是赶鸭子上架，明明知道自己写不好，却又不得不写。这其实是可以想见的——写小说是需要技术和素材贮备的，我却一样都不具备，尤其是前者。于是就边看书，边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思维片断，试图让自己的思维清晰起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法国作家勒克菜齐奥的长篇小说《乌拉尼亚》，这部长篇小说使这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抱着模仿的意图看完了他，小说里写的反对现代文明的乌托邦——坎波斯，这一想像的国度在现代物质文明面前虽然归于失败，但却让人流恋不已。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抛开以前的构思，模仿着写一个教育乌托邦的毁灭呢？
　　接下来，我便试着对这个教育乌托邦进行了构想。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勾勒出一个理想的教育蓝图，更没有头脑想像出一个理想的教育群体及其实践。我陷入到了手足无措的境地。很长时间的搁置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何必写那么宏大的东西呢？再说了，教育乌托邦在我们这国家也不可能有啊，不现实，不如就写几个老师的人生挣扎算了。
　　我的思维明确起来，我想，我就写老师们的人生吧，这些老师的人生应当全都为我们现有的教育处境联结在一起。
　　然而，教育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这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对我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不是会编织故事的人，也不擅长叙事，对生活也从来都是粗枝大叶，根本就没有留心储备过可供使用的素材。我当时就想，不如扬长避短，以对教育问题的哲理沉思为主，穿插一些对教育人生的揭示与思考吧？
　　为了把这一构思具体化，我把自己所能考虑到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列举，在列举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严重的教育问题与我们这些普通老师的人生是不可分割的。教育其实就是我们这些老师的生存此在。这一发现校正了我写教育人生的粗陋想法，我想，我写的不应该是教育人生，而是日常人生。这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构思空间。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我平生最为敬服的作家，他的写作经验浮上脑际。昆德拉写作一篇作品之前，首先进入他的思考范围的，不是人物，不是故事，也不是生活片断，这些从来都不是。对他来说，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和生活片断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从不关心，他的写作不需要现实素材。因为他的写作是虚构，是创造另一个有别于现实的世界，这个虚构的世界只有一样是来自现实——那就是这个虚构世界的人物的生存逻辑。所以，昆德位的写作，源于他在沉思中提炼出的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体现的是昆氏对人生、人性、历史、伦理、道德、宗教、哲学及人类一切方面的思考，这些关键词在昆德拉笔下如同催生婆一样自然生成人物、细节、存在处境，我们只要看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小说，就能感受到，昆德拉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大可能有的，这些人物被他的关键词，如轻与重，如媚俗等虚构出来，成为鲜活的艺术生命，体现的却是昆德拉对人性人生的深刻思考。
　　思考到这样的地步，其实思维已经完全明确了，在我所列举的无数教育问题的笼罩下，关于教育人日常人生的关键词大约只有这样一些了：分裂、妥协、隐忍、顺从、背叛、放弃、怯懦……这个词条链可以无限延伸下去，但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因为来自教育现实的关键词不可能有希望和理想的位置。这些词语如同气泡一样不断膨胀，最后，胀成人形，居然形成了无数端着教育这一饭碗的抽象形象，我的影子自然也在其中。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因为我对教育的思考只可能来自我的日常人生，我的日常人生只可能笼罩在我自己的教育问题之下，这些关键词，自然也只能指向我自己的人生。
　　这些关键词的确让我第一次再清楚不过地看清了自己，我一直过着非常分裂的生活，一方面的确有一点点教育情怀，也为这份情怀驱动做过一些努力，但更多的却是为了现实生活的安稳平静，有时甚至是为了一些微小的利益，就将这份情怀抛到了脑后。尽管现实生活的确很严峻，但我的分裂并在分裂中无动于衷还是来得太轻易了一些。分裂贯穿了我的人生，因为分裂，我隐忍顺从；因为分裂，我怯懦妥协；因为分裂，我背叛放弃……想想自己这些年，一直做着的一些事情，并且因为这样一直做而成为了生活方式，我却习以为常，实在让人羞愧。记得很久以前，我刚参加工作，听到办公室里老师们骂学生骂得无所不用其极，我非常反感，但后来，我也学会了骂学生，开始时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和大家一样，这是一种安全感的驱使，到后来，就骂成习惯了。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组长为老师们争取学生资料回扣，我还有些心虚，不久，就拿得心安理得了，后来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组长，为了多争取回扣，为了迎合老师们，我想办法订资料和杂志，目的只是为了替老师们谋点利益。从内心深处，我是认同在处理师生矛盾时，站在学生的立场上的，但每每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时，我的立场总是不够坚定，很容易摇摆到老师这边来，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对领导和权力，我内心一向充满反感甚至仇恨，我很清楚，他们就是我们严酷教育生态的代理根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为了自己的饭碗，却也不免经常对他们弯腰腼颜。
　　由这些关键词出发，我痛苦地认识到了自己原来是一个这么没有担当的人。我的人格与德性实在是残缺不堪的！难道生活真的只有这一种选择吗？难道生活真的严酷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人性真的这么脆弱，脆弱到只有这一种选择吗？我想，如果只有这一种选择，这个小说还是不要写了。这些关键词如同一面面镜子，让我看清了自己，我实在难以面对。所以，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动笔。我曾经以为，我不会写下去了。
　　但是后来，我还是动笔了，而且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固然是因为李玉龙的绝不放弃，更是因为我那段时间的胡思乱想。一个方面，我在想，教育人的日常人生是一种无人闻问却又多有指责的人生，它即使是溃败和堕落吧，也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文字里，因为溃败和堕落是有根源的，对这些根源的揭示是能让人渴望新的生存可能性的。写出来吧，我想，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救赎。而且，我还想到，虽然我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过着一种明显分裂的生活，但既然是分裂，就说明我的人格深处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我于是又重新对这些关键词进行了列举，并且力求构成对应关系。分裂——统一；放弃——坚持；顺从——隐忍……这组对应关系一旦列举出来，我马上意识到了一种类似于雨果或莫泊桑式的小说模式。雨果和莫泊桑喜欢把人物安排成对应关系，让他们在面对同一处境时作出不同的反应以揭示人生的不同选择。我因此想，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写：把复杂的现实人性状态一分为二，每一部分都单纯一些，一部分负责表演统一与坚持，一部分负责表演分裂与顺从，这样写起来，由于性格比较单一，也好写一些，同时关于教育破产及其所由之的人性破产之根源的思考也好渗透一些。
　　当然，将一种复杂的现实人性状态一分为二，这二部分作为艺术形象，不论成败，他们都已经脱离了现实母体，他们在对原型某个方面的特点的无限夸大中成长为自己，其实与原型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作为原型，现实人生中的一种人性状态和人生追求是不可能如此腰斩的！也正是因此，小说中作为对立面出现的几组人物，其各自人格的复杂完全超越了我最初一分为二时的构想，他们人格中的互补互渗也让我分外惊奇和欣悦。
　　然而，很多人在看了拙作后，却都惊呼这简直就是纪实文学，真实到了残酷的程度，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这一方面让我安慰，另一方面也让我惴惴不安。我感到安慰，是因为读者的感觉说明我真的写出了教育生态与教育人生的普遍状态，是真的达到了撕开假面的目的，至于在这样一个眼球极易分散的时代，能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却不是我所能控制的，我只能做我做的那部分工作。我感到惴惴不安，是因为远在千里之外的读者尚且拿自己生命中的人与事对号入座，那么，我身边的人事呢？毕竟，我不能脱离我的人生去写作；毕竟，我的抽象来自于我的人生啊！这是我在写作之初全然没有想到的，但现在，我不能不忧虑担心了。所以，我要声明一下，我在写作时，心中所想，完全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是这些抽象的概念自然生成了我笔下的人物，而这些笔下的人物又把这些概念内聚的现实生活重构了出来，与我现实生活中的任何具体人事都没有任何关系。如若有人愿意对号入座，是基于对小说生存伦理与现实生活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由此而反省甚至展开疗救，我感激不尽。如若有人根本就没有看完小说，只是把小说的整体予以肢解，从人物的某些具体言行丝缕上看到了自己，并以为我在刻意丑化他们，我只能说，这是对他们自己和我的双重侮辱。
　　这样的对号入座，实在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我可以公开地说，小说里每个人物身上都有我的影子，但每个人都不是我。这不是自传，而是小说。有人猜测我是海老师，或是贾老师，我得说，我本人虽然有海老师的怯懦和隐忍，却绝无海老师那样的事功与际遇；我本人虽然有贾老师那样的分裂与执着，却绝无他那份争取自己利益时的一往无前的勇气和魄力。我有他们二人的弱点，却没有他们的优点，他们的优点使他们成为了有别于我的艺术形象。他们不是我。我的生活中也没有海老师和贾老师，他们只是一个概念的膨胀，尽管这个概念的确来自于我生活中的人和事，但那只是一些碎片，只有经过我头脑的抽象组合，他们才幻化成为了人形。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小说中的人物，比如海老师，比如贾老师，比如邹哥，比如古主任，比如孙江，比如胡冰，比如常老师，虽然他们的生存状态有着无可置疑的现实生活逻辑，但却绝不会是我的生活环境中的任何一个人，也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的同事们虽然也是温水里的青蛙，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但他们都有着世俗的善良。之所以小说里的人物让人失望，那是因为他们必须服从我的写作目的：我要写尽教育的溃败与在此存在境遇笼罩下日常人生的沉沦。我打磨了一面镜子，每个置身教育圈子里的人都可照见自己，艺术的夸张与集中大抵如此！至于照镜子的人，若是幡然自省，那是他的功德，若是恼羞成怒，甚至于穷凶极恶，远过于镜子里的形象，那也是他的业报，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外，人们很容易以为这是一部教育小说，从而在其间寻找关于教育的真谛。但我想说，我写的不是教育小说。我无意探讨任何教育理念，也无意书写教育理想。我也不是教育家，没有能力为一个没有教育的时代提供所谓教育蓝图。尽管小说里有很多关于教师成长的思考，也有一些关于课文与课堂的描写，但那些其实只是人物关于人生与人性的表达，是人物自身生活、个性与人格的一部分。而我所谓要写教育的溃败与堕落——我也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我只是想借此突现教育作为一种生存此在的不合理与非人道，从而呈现在此生存此在笼罩之下的人性与生活。我想写的一直就是生活，就是人生，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居然还是写出了一个松散的教育乌托邦的毁灭，写出了伴随着这乌托邦的毁灭，人性的沉沦与一切存在可能性的断绝。它绝然没有一丝救赎的可能性！
　　小说写成后，只是在字词句上进行了修改。有无数的缺限，我虽然考虑到了，但最终还是没有大幅改动。因为这个小说，我已经有了太多的遗憾，就让它保留着吧。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残缺。更何况，写这个东西，我没有任何艺术上的追求，更谈不上什么艺术野心。借用乔治·奥威尔的话给这些不应该说的话结个尾吧：我写，只是因为我有话要说，如此而已！
　　拙作能够出版，完全是个意外，我要郑重感谢太多的人。拙作能够写成，李玉龙先生和童蓓蓓女士在精神上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构思上给了我太多的帮助，谢谢他们。拙作写成后，我把它寄给了只有过一面之缘的丁东先生，先生一直关心教育，我只是想告诉先生我们的基础教育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这些基层老师的人生何等悲苦，并没有谋求出版之意，但先生却不但在在网络上予以郑重推荐，而且还向无数朋友极力褒奖。并且还和他的朋友老村先生与陈为人先生一起讨论，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在此，我要对丁先生说一声：谢谢您！也对老村先生和陈为人先生说一声：谢谢你们！丁先生把拙文传给周实先生和向继东先生后，两位先生也是竭尽全力，向多家出版社推荐。向先生多次打电话和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后辈联系，告诉我如何与出版社交流。我对二位先生也只能说一声微不足道的谢谢！余世存先生和吴洪森先生，在看了拙作以后，也极力为其出版奔走，一并致谢于此。林贤治先生在看了拙文后，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感激不尽。最后，我要感谢花城出版社的苏灿明先生和倪腊松先生。两位先生为争取本书的出版，劳心费神之至，无论是大到出版方面的事务，还是小到小说标点符号的修改，可谓事无巨细，力求落实，其间辛苦只有我知道，我将铭记于心。
　　2010年5月7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35
答《新一代》杂志问

按：《新一代》由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是一本大学生自己办的杂志，我在看到了这本杂志后，非常震惊也非常欣慰——这本杂志校正了我一贯以来的偏见——我一直以为，当代大学生乏善可陈，难堪期待，然而，当这本杂志呈现在面前，我意识到，和任何时代一样，当今时代，除了一味玩乐、懵懂混世的大学生，仍然有着严肃思考认真做人的大学生，他们或许会是中国未来的脊梁。感谢熊忻同学的辗转采访，他强烈的问题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采访算是对他们微不足道的致敬与安慰。他们同时采访了三个人，合成为一个采访稿：关于土壤——大学与人的心灵成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采访稿自然会与原生态有些差别，由于不会模式转换，我帖在这里的，不是整体的采访稿，只是我个人接受采访的部分。
按：《新一代》由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是一本大学生自己办的杂志，我在看到了这本杂志后，非常震惊也非常欣慰——这本杂志校正了我一贯以来的偏见——我一直以为，当代大学生乏善可陈，难堪期待，然而，当这本杂志呈现在面前，我意识到，和任何时代一样，当今时代，除了一味玩乐、懵懂混世的大学生，仍然有着严肃思考认真做人的大学生，他们或许会是中国未来的脊梁。感谢熊忻同学的辗转采访，他强烈的问题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采访算是对他们微不足道的致敬与安慰。他们同时采访了三个人，合成为一个采访稿：关于土壤——大学与人的心灵成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采访稿自然会与原生态有些差别，由于不会模式转换，我帖在这里的，不是整体的采访稿，只是我个人接受采访的部分。
答《新一代》杂志问
《新一代》/梁卫星
1、大学时代给您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人、事、书籍、思潮、讨论组等，希望您能具体谈谈，比如喜欢讨论什么，讨论过什么。）比如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突破了哪些固有的观念？具体是怎样的？
大学时代对我刺激最大的是每星期四下午雷打不动的半天的政治学习，总是相同的学习文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总是一样的说辞——反自由化思想，反和平演变。不许迟到、不许旷课，必须发言交心。不可思议的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不容置疑，不容喘息的狂轰乱炸，这使我身心俱疲，常常有置身囚牢之感。我因此得以从反面意识到了自由的可贵，发自内心地体验到政治应当是自我的选择而非权力的包办。当然，这种意识在当时还只是我的一种不可言说的生命体验，并没有知识论上的依据。这样，为了寻求知识论上的支持，我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而正是藉由阅读，我的生命开始走在正确的方向。而给我最大影响，至今仍让我受益无穷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鲁迅先生的所有文字。陀氏让我意识到人类心灵的复杂与丰富，不容简化也不应驯养。鲁迅先生的文字则让我对我们的历史与现实有了整体的认识与把握。他们两人培养催生了我的自我意识和基本人格。这种自我意识持守个人尊严高于一切，拒绝任何未经我生命渴求检验的道德观念；这种人格结构坚信个人独立即是至高幸福，怀疑任何未经我生命理性测量的伦理价值。由此出发，我突破了从小所受的党化教育，意识到了不经理性透视的爱国主义是对生命的背叛，不容个体置疑的类群主义即是罪恶，不为基于生命体验的怀疑所论证的确信即是下贱。
大学时代的生活是孤独的，除了沉浸于书本之中，不曾有过与他人的思想价值交流，不是我不想，而是没有这样的人与活动可供我于交流中成长，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正可作此解，但这也从反面告诉我，每个人都孤立的，他得对自己负责。大学时代的孤独生活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论证了个人主义，这种生命体验与广泛的阅读与思考合流，形成了我至今仍坚持并践行的生命伦理。


2.基础教育塑造出的学子进入大学，即便是有叛逆意识的，也未免受限于基础教育所预设的世界图景。您觉得一个人如果确实希望在大学里进行某种自救，他应该优先突破的是思维的哪些死角？莫非闷起头来广泛阅读就可以了？
基础教育给予绝大多数青年学子的世界图景是极其狭隘虚幻的。对于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这一代人来说，基础教育甚至包括他们正在进行的大学教育，给予他们的只是一个朝贡时代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里只有中国，其他国家要么作为中国的假想敌存在，比如日本、美国，要么作为中国的陪衬存在，比如印度等国，此外便无任何其他意义。这一世界图景培养了这代人的敌我意识与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也抟捏了这代人只知有我绝无他人的伪个人主义，其对人的毒害无论怎么说都不算过分。要想自救，是很难的，闷起头来广泛阅读是绝对不够的，阅读若不结合生命体验，若不与生命体验交互印证，若不能渗入生命体验成为个体生命的血脉心跳，正如水面浮油，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当然，很多生命体验可能是虚假的，只是形形色色的消费时尚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合力驯化的结果，唯有持守 “以身为度，以身为限”的法则，发自内心地认可自我生命需要即是幸福的内涵，他人的生命需要即是自我追求的界限，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方可突破人格深处建基于敌我意识之上的狭隘政治理性与建基于伪个人主义之上的交往伦理，从而形成合乎天理人道的交往理性与生命伦理。


3.2009年您在写给自己学生的信（《给刚上大学的你们》）中说，中国人最富贵最威严最安全的生活就是某种组织生活，而包括大学社团和学生会在内的所有其他组织生活都是这种富而且贵的组织生活的预演。我们注意到90年代以来政府力量对高等教育的强力干预，可能加剧了社团生活的“组织化”。所以我们想知道的是，您上大学时所经历和见闻的学生社团活动是怎样的？以及您怎样评价？
我大学时代没有参加过任何学生社团，不过，我还是在过一种倍感屈辱的组织生活，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以党组织为基本模型而亦步亦趋的组织体。至于学校社团，其实也不过是仿党组织的组织体，而且具体而微，党组织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基本上都在过组织生活，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自觉不自觉。事实上，真正的组织生活并不是坏事，相反，是好事，而且符合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性。欧美国家的各种民间组织和个人社团只比中国多不比中国少，正是他们构成了一个国家介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层面，并有效地把个人组织起来抵抗着政府与国家的操控，捍卫并经营着个人的合目的性的生活。也就是说，较之真正的组织生活，我们的组织生活实际上是“被组织生活”。因为我们并没有个人选择，我们的组织与社团不会考虑个体生命丰富多彩的欲望与兴趣，亦拒绝或发现或催生以至发展个人的各种生命潜能，他们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把人追求自我完善与个体价值实现的政治理性简化为狭隘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把人的无限丰富的兴趣与爱好删刈为纯粹的社交能力，把人的追求超越的精神趋向锁定为升官发财的物质主义人生。因此，我们看到的组织生活其实只有两种图景，一种是为官僚主义权威主义所支配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种是游离于组织边缘却又不可摆脱从而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方向的虚无主义与混世主义人生，苦闷、无聊、玩世不恭，什么都无所谓，过一天算两个半天。这样的组织生活从我年青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对此充满了愤怒与无奈。


4.您教过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多有跟您保持联系者。他们的焦虑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您怎样看待这些焦虑？
我教过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相当一部分非常焦虑。他们的焦虑主要体现在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大学不是他们期待的那样，很多大学其实不过就是一个放大的高中，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大学的新同学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无知、麻木、脑残，却又自以为是。大学的生活更非他们曾经展望的，那里没有大师，只有大楼，没有精神生活，只有欲望培训，没有思想交往，只有利益争夺。这使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入了死气沉沉青蛙鼓噪的荒原，他们四顾无人，苦闷忧伤，但他们的焦虑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说明他们有着年轻人正常的情感与心智，有着人之为人的正常的精神渴求与思想萌动，这是我给他们的大学礼物，我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住，我愿意送给他们一句话，人的痛苦比猪的快乐远为高贵！


5.八十年代的大学中弥漫着读书、讨论的氛围，对社会政治议题关注甚多；新世纪的大学生活则被网络所占据，关注的问题越发去政治化、多元化。这其间的九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变迁的过程和机制又是怎样的？
八十年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还有一定的思想自由，人们对自己的精神生活还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那时的大学弥漫着读书、讨论的氛围是很正常的，人作为亚里士多德所言“政治的动物”，关注社会政治议题，也正是正常本能的释放与表达。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关心政治，就只能称之为非人，或者充其量只能叫余世存先生所言的“类人孩”。关健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并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他们一向认为政治就是管理，是权力的禁脔，是大人先生、王公贵族的事。上层这么想，他们理直气壮地把管理作为奴役，下层也这么想，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奴役。可是真正的政治无所不在，政治的每一微小言行无不关乎到每个人在生存与生活中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权力与利益，你不关注政治，政治也会找你，那时，你就只能“被政治”。只有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人们才不会关注社会政治议题，因为在彻底原子化的社会里，其实已经没有了社会，也就没有了正常人，因此也就没有了政治，余下的只是一个庞大组织对一群乌合之众的任意役使，犹如一个蜂王役使一群工蜂。所以，在坏时代与更坏时代之间，我别无选择地缅怀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南巡讲话与随后的文化教育政策，彻底埋葬了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与政治激情，一个空前物质化的时代几乎是一夜之间空降于九十年代。由高度集权牢牢掌控的市场经济把人们的所有物质欲望刺激出来，却绝不容许有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于是，思想退隐，学术横行；理想匿迹，欲望纵横；启蒙夭折，国学驰骋；革命成鼠，难以过街，改良至上，人人服膺。九十年代于政治权力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以物质欲望驯化覆盖人的丰富多彩多元深刻的本性的时代，一个以活着就是幸福的实然存在图景僭越无穷存在可能性的时代。对知识分子而言，则是一个以理性宽容掩饰胆怯自私的时代。如果说，建国前三十年，中国人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规训，成为整全的意识形态奴隶，那么，九十年代之后，中国人是在意识形态与畸形市场经济的合力之下，成为了彻底的物质化动物，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精神维度。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这样一个巨变，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嬗变，而是完全出于政治权力的一己操控，而知识分子以自己的集体沉默与失节谄媚投靠权力晋升为精英阶层尤其令人愤怒沮丧。
所以，九十年代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时代的精神状况并没有本质的变化，网络的出现也不过是提前把人们的物质饕餮推进到了娱乐至上的生态层面。因为除了拿肉麻当有趣，拿无聊当开心，拿匮乏当丰满的娱乐疯狂，“被政治”的人们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生活与创造了。所以，我认为新世纪的这十年绝大部分大学生关注的问题并没有去政治化与多元化，而是更加单一化——为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方式的多元化掩盖的实质上的单一化。他们关注的其实除了物质欲望的满足还是物质欲望的物质，房子、车子、票子、儿子是他们理想生活的全部。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九十年代人相比并不是什么新人类，他们仍然走在“类人孩”的诅咒之中。

6.看到一本80年代出的书，里面的大学生写自己的情况时，还是拘泥于那种受政治宣传话语影响很大的腔调。翻到本世纪初出的校园刊物，里面也还是有一些 “接班人”式的口吻。这一方面，您自己的经验是怎样的？
八十年代虽然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但由于建国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洗澡，那时候的大学生的话语腔调意识形态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给予启蒙以从容的时间，相信这种腔调会得到正当的清洗，可惜，启蒙被人为掐断，而且为了打击抹黑启蒙，九十年代大学里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渗透远超八十年代，那时候的校园刊物里，“接班人”腔调其实比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由于严酷的政治气候，多出了一些嬉皮士混世腔调而已。到了这个世纪，党化教育真是滴水不漏，我记得我读高中时，党组织还没有在高中生里招收预备党员，而现在的高中，每年到了一定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学生申报预备党员，可以想像这些申报者的“接班人”口吻是多么字正腔圆了。当然现在的大学生刊物我相信还会有其他口吻，比如小清新口吻，娱乐无极限口吻，网络追酷求新口吻，这是媒体升级换代，科技促进玩耍的结果，而非基于思想挣扎后的理性选择。这些口吻一点也不与“接班人”口吻矛盾，他们既不是主动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的自我经营，亦不是刻意的意识形态反讽，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有政治，正是“被政治”的最为可悲的证明，他们的那些看似自由主义的口吻，其实一点也不自由，不过是“接班人”口吻操控下的新媒体时代的虚幻面具而已。所以，当奉旨爱国或受令游行的时候，他们总是其间最活跃的一群。当然，我还经验过另一种口吻，那种完完全全的玩世不恭，只能说是典型的犬儒口吻，不消说，这种口吻在否定接班人意识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体独立的意识，这是长期的“被政治化”所形成的心灵伤痕，是没有热度与活力的人生。

7.今天大学生似乎更多地受大众媒介影响，他们心目中的知识权威几乎超越不了畅销书这一层。与此相比，九十年代是怎样的情形呢，那时候的大学生所信任的权威是什么？
我是九十年代初毕业的，我们那一代人信任的知识权威相对来说还是承载着八十年代的余绪，主要是一些经典作家和世界一流的文化思想大师，比如对我影响深远的就是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还有萨特、叔本华等思想大师，但是由于已经没有了交流的场域，这种信任很快就开始为时代刻意炮制出的偶像所取代，比如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钱钟书这样的学术大家，余秋雨这样的明星作家，汪国真这样的口水诗人。越往后走，大学生所信任的权威越偶像化、明星化、娱乐化，越来越远离思想与现实。

8.学潮过后的大学氛围有哪些变化？
被联篇累牍的政治学习弄得疲惫不堪的倦怠麻木，完全没有思想交锋的枯燥无聊，找不到理想无处挥洒激情的苦闷，迅速忘记八十年代跑步进入愚味而不以为憾，一个连娱乐玩耍都没有任何新意的时段，其气氛差可用“荒漠”二字来形容。

9.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曾经历过人生观的大讨论（“潘晓争论”），踌躇于“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您怎么看这次讨论？九十年代这方面是什么情况呢？那时候大学生的主要焦虑有哪些？
八十年代的这场有关人生观的大讨论，是启蒙思潮推动下的一缕小小浪花。那是一个刚刚摆脱长达三十年恶梦的短暂年代，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年里，人活着只能是为了国家民族党和领袖，个人得随时准备为这些抽象的东西献身，而且还得心甘情愿，充满自豪感和荣耀感，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也是不容置疑的，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当人们睁开眼睛，才痛苦地发现他们所为之献身的那些抽象的东西残忍地吞噬了几代人的青春与生活，践踏了几代人的生命与理想，扭曲了几代人的激情与追求，他们不能不反思，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反思导致了大讨论，这一方面说明了三十年意识形态洗脑余威犹存，控制仍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当时在挣脱这种精神控制时的痛苦与艰难。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看这一讨论，可能觉得很可笑也很幼稚，但如果稍有一些历史的同情，我们不能不为当时人的认真而肃然起敬。其实，我现在还是认为，这场讨论并没有结束，我们仍然需要重拾八十年代人的话题，只有这样，才能活得严肃而得体。
九十年代这个话题似乎少有人谈起，这是因为学潮之后，当局极大地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加强了思想与精神控制，人们也许内心有抵触，但表面上得表示对当局教化的认同，否则，是很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里放出来，人们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在言语上表示对当局意识形态的服膺，一方面在个人行为上极力追求个人私利。人们的焦虑不再是理想的不得实现，而是如何压抑乃至彻底遗忘理想，如何做一个生活成功的人。这种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式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时至今日，他造就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主体人格：不关心政治，只关心自身的伪个人主义。这使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私利时从不考虑他人的存在，人们无法把握群已界限，被分解为原子式的个人，只能被轻而易举地为不受限制的权力掌控，闷声发财，发不了财或则怪自己，或则怪周围的人，从不反思根本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败坏，伦理崩溃，贪腐横行，公权私用，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的……末世图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二十一世纪十年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恶性延续。
所以，我们需要再来一次人生观的大讨论，因为这其间蕴藏着人如何才能真正活得高贵而尊严的秘密——为自己为他人里面包容着一个对群己界限的讨论，而这个讨论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每个人对权力的认识，一旦个人、社会、政府、国家的关系被全民讨论，我们体制的僵化蛮横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专断可笑将成为每个人内心最大的羞辱，那时候，也许能迎来一个真正变革的时代。

10.您觉着一个大学老师的价值可以体现在何处？
我前不久看到了两则有关大学教授的新闻，一位教授说，他的学生毕业后如果不赚够4千万别来见他，另一位教授说，大学教师应该专心搞科研，上课是很可耻的事。这两位教授名头虽然吓人，其实不过是名利之徒，他们无非认为人的价值体现在对物质的巨量占有。这样的大学教授，实话说，大便不如，但他们却人数众多，把持着大学教育。我始终认为，一个教师，无论你是中小学教师还是大学教师，其价值只能体现在课堂之上，所谓科研，当然要搞，但真正的科研其实是在课堂上搞出来的，而非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那一代人，他们至今仍然深具影响的科研成果是从哪里做出来的？他们当然是安于书斋的人，但如果离开了与学生的生命交融，他们的成果能如此杰出吗？如今，我们的教授们不上课专职科研久矣，但除了时时暴出抄袭论文的丑闻，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发现或发明了哪怕一点点于人类文明有益的知识。
一个大学教师居然把远离课堂作为一种荣耀，把赚钱多少作为成功的标志，这是什么样的无耻理念？难道我们的大学教育不应该以人的精神成长为根本目的吗？
我也在大学给研究生们上过课，我觉得能够和大学生们讨论人生，讨论社会，讨论知识，实在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我想大学老师的价值就应该在这之中吧。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52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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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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