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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雷颐:语言的力量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7 15:04
标题: 雷颐:语言的力量
雷颐:语言的力量作者:雷颐

  在人类的相互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因此语言的传播影响,就是文化的传播影响,也即所谓“软实力”最重要的体现。
  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都各有各的语言,形成许许多多“方言”。随着人类交往的增加,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是通过研究语言互相影响的历史就会发现,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或者可以称之为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软实力”是强还是弱。从道理上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平等的、双向交流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向经济文化落后地区流动,实际上语言也是非常“势利”的。
  经济文化发达,这个民族或地区所用的语言有优势,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就受它的影响;反之,落后地区的语言、方言很少能影响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今天我们称东亚的一部分地区为“汉字文化圈”,因为过去像朝鲜、日本这些地方都使用汉字。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比其他国家强,所以中国的文字、语言就影响了它们。
  法语也曾经有过这种光荣地位。例如以前俄国的贵族都是以说法语为荣的,他们彼此交谈都要说法语。他们就是说俄语的时候,都要故意有一点法国腔。贵族家庭都要请法国家庭女教师,旧俄小说中许多故事都有家庭男主人与法国女教师的暧昧关系,著名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就是以安娜的哥哥和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暧昧关系引发家庭矛盾、她去调解引发开头的。为什么俄国贵族要说法语呢?因为他们自己都认为,俄国的文化不如法国的,所以他们的上层人以说法语为荣,作为身份高贵的一个标志。
  中国东晋的时候,那些“南渡”的贵族、士族以说洛阳话为荣,歧视当地的吴语,因为吴地当时不如中原文化发达,说洛阳话一方面是思乡,一方面是“雅”的象征。但现在刚好反了过来,“吴侬软语”不再被当作低级、落后的象征,而河南话在电视中更多被“小品”来表现“乡土气息”。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词汇就有可能成为普通话,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北京是“首善之区”,京话当然更容易在全国流行,随着电视的普及,一些带有北京特色的文艺作品在全国流行更快,于是那种北京街头巷尾的语言和一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国流行开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快,于是粤语北上,形成了粤味的普通话。
  事实说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词汇,才有可能“大面积流行”,它的一些词汇才可能成为官话、普通话的一部分,而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语言只能是边缘,很难登大雅之堂。这种语言的“势利”,你可以不喜欢、不赞同,但千百年来语言现象就是如此。
  语言传播、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词”的引进。新词的引进实际上就是一种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之下孕育一种新概念、新观念、新的价值体系、新的话语体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下,近代中国与日本都产生了许多源自西方的新词汇,而中日两国又互相影响,彼此关系,很能说明“软实力”的消与长。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打开,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实际上也先于日本。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还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从中国引进了一批新词,如铁路、铁道;公法、选举;化学、细胞等,日本都是从中国引进的。
  然而,日本经过“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后,综合国力开始超过中国。但甲午战争之前,哪怕是先进的中国人,大多数仍看不起日本。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赴日,日本翻译西方的词汇被留学生大量地带回中国,因此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远远超过了当年中国人直接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当时清朝的大员中,张之洞以开明著称,创办了许多新式企业、学校。但就连他也反对用新词。他有一个姓路的幕僚,一次帮他起草文稿时用了“健康”这个词,张之洞一看这个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稿退了回去。他说:“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得可恨。”这个姓路的幕僚对新词比较了解,他写了几个字将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词乃日本名词,用之亦觉可恨。”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阅学生“课卷”时写道:“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组织”也是新名词,因此成为一时笑谈。
  反对用新词者如张之洞、端方,却也无法摆脱新词,历史的舞台上这些新词不可避免地登场了。近代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这表现为大量日本新词的引进。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样你才能掌握西方的新词汇、新知识、新观念。他说自己住日本数月,开始学日本文,读日本书,才能见到从前没有见到过的那么多书。在那个时代,梁启超应该是中国新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通过在日本的学习,竟觉得自己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看到了光明;在非常饥饿的时候突然有大吃一顿酒肉的感觉。过了几年,梁启超又写文章回忆他在日本的经历。他说在日本一年后使自己的“脑质”为之改变,思想言论与前者相比好像两个人。梁启超原来写文章多数是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流亡日本回国后就渐渐改用日本的新词。所以他说社会的事物越来越复杂,新事物的出现就会有新名词的出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意境出现,就会有一种新的名词来描绘它,来定义它,并传播开来,新新相引才能不断地进步。
  1900年以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都集中在日文书上了:当时差不多每一所日本学校的教科书都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日本教员的讲义都翻译成了中文书。大家知道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分类是有一种规范作用的,这个时期中国也把日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其中发行最广的是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影响不小。这套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两种。这套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经济、逻辑、哲学、服务、组织、纪律、后勤、健康、商业、干部、美术、美学、图案等等。现在我们有太多的词都是当时引进的新词,如果现在统统把这些词排除出去,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可见这些新词对我们生活影响之大。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是“新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中国社会在近代开始时,对“新学”采取抵制、排斥的态度,而日本则采取开放的态度。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可谓良苦,而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更加被动,“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一个国家、民族的“软实力”才能强大。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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