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来汉堡的有吴大任,他考取第一届留英公费,从伦敦大学转来汉堡。张禾瑞、袁炳南、金再鑫等也陆续而来。大任的夫人陈受鸟亦习数学。布拉施克先生时常旅行,数学上同我接触最多的是凯勒(Erich Ernst Kahler)博士。凯勒先生那时刚完成他的一篇论文,后来称为“凯勒空间”的即此论文之发现。他是布先生的助教,学问渊博,态度谦和,工作上正在突进的时期。他写了一本小书《微分方程组论》,发挥法国大数学家E·嘉当(Elie Joseph Cartan)的理论。书中的基本定理,后来称为“嘉当——凯勒定理”。凯勒先生领导一讨论班,一同读他的书。第一次全研究所的人都出席了,但是这理论太复杂,凯勒先生又不善于讲书,结果如一般讨论班的命运,参加者愈来愈少。两个月后,班上只剩下我一人。我“抗战到底”,所以也许是受益最多的人。
我在普林斯顿初次会到赫尔曼·外尔(Claude Hugo Hermann Weyl)。他当然知道我的名字和我的一些工作。我对他是十分崇拜的,但我已不是学生,对于传统的微分几何学,我的了解和我所掌握的工具,自信不在人下。我要搞整体的微分几何,便需要拓朴、李群、代数几何和分析等。外尔很看重我的工作,他看了我关于高斯—帮尼公式的初稿,曾向我道喜,我们有很多的来往,有多次的长谈,开拓了我对数学的见解。历史上是否会再有像外尔这样广博精深的数学家,将是个有趣的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30多年后,也就是1978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打算成立一个国家拔款支持的数学研究所。我与穆尔(Calvin C. Moore)和辛格(I. M. Singer)联合提出一个提案:在美国西部成立一个数学研究所,地点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内,但独立于加州大学的管辖。后来这一提案获准,并委托我筹办。1981年我成为该所第一任所长,但声明只做一届。办所方针是建立“小巧而具有可塑性的研究机构”。这就是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