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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以诗的敏感表现人生主题——2011年新诗综述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9 21:34
标题: 以诗的敏感表现人生主题——2011年新诗综述
以诗的敏感表现人生主题——2011年新诗综述

2012年01月14日
来源：文艺报
　　对于2011年的新诗，我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一年诚然好诗不少，但并没有出现开一代诗风、具有颠覆性的艺术新质的作品；亦没有出现改变诗歌史的大诗、巨作，或引领诗歌百年潮头的作品。新诗仍旧在探求、努力中成熟和发展着。虽然我仍然认为中国的一些新诗和国外一流诗人的作品相较亦不逊色，但在世界诗坛产生大影响的诗人，还需要时间的选择。一般说来，一种写作方式的成熟需要20年，即30岁、50岁、70岁的诗人各有自己的写法。但真正出色的诗人是超越年龄的，是写得越来越好的诗人。以十年来界别一个时代有点勉强和浮躁。在弗里德里希看来，十年之间诗的差别就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突破”，受到“赞叹”，“而这些差别甚至都不如两秒钟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十年的差别尚且如此，一年之中又怎么能有更大的差异？即使有，恐怕也是数十年、上百年才可能出现的鲜见开创之作吧。因而，对这一年新诗的盘点、扫描，我也只能换个角度说说而已。
　　几首印象深刻的作品
　　在我的阅读中，2011年新诗印象最深刻的作品，首推刘立云的《切尔诺贝利》和沈苇的《安魂曲》(下)。这不仅仅是诗的题材问题。随着日本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的泄漏，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面对生命的毁灭，25年前的一座死城更深切地撼动着人们的灵魂，从这一点着眼，从《切尔诺贝利》带来的心理冲击力看来，它体现了一位诗人的“精神敏感性”，“对时间之流的沉思”。亦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言：“灾难……给垂死的现代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它使高度复杂却有点空虚的现代诗歌宫殿‘重新人化’了”。在这里，“现实”比“超现实”更为重要。《切尔诺贝利》虽多意象的罗列，但恰恰是这种罗列，成为“像有什么在漆黑的如眼窝深陷的窗口/进进出出，但你看不见它/你看见的只是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的有力衬托。而撒下种子，收获谷物和蔬菜，“若要食用，必须等到两万年之后”，这种撼人心魄的悲剧，事实本身的直接述说就形成了震撼。这是现实性、人性大于诗性的写作，无需任何装饰和渲染，技巧在这里显得多余，一己的感慨和情绪的表露也过于微小了。
　　《安魂曲》(下)是为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惨案而写，同样是令人心悸的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样的作品我不是将它当诗来读的，在这样血腥的惨痛中谈诗是一种轻佻。《安魂曲》(下)给我痛切的感受是入骨的哀伤和秋雨的寒意，“多么薄的天空和大地/多么薄的人世和命运”，对“无形的墙却越升越高”的忧虑。这是一个在场的乌鲁木齐人对一座遗弃之城的悲伤，“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一位和这座城已融为一体的似乎是伤其自身的痛彻感受，那种大悲悯和大情怀令人钦敬、动容。
　　这一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耿占春发表在《诗歌EMS周刊》的一些作品。耿占春是一位卓有建树、对诗歌的理解深入、通透的文学理论家，或许正是基于此，他得天独厚，出手不凡。他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诗性意义的把握、对自我生命的洞察、充满感性而又融入智慧的写作，读之令人信服，并时有撼动心灵的力量。此外，朵渔的《鲜花虚构》《高原上》等诗作，那种打破羁束、在语言上又有所节制，逼近困境的精神痛苦和孤独，对百兽之王的辉煌、忧郁的眼神和孤傲之心的惊恐，都表达得恰到好处。诗行之中，似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有时又极强大的能量在传递。而吉狄马加的《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是涉及青海地震的诗行，诗并非简单的情感倾向，不是见什么写什么的外在描摹，而是深入藏民信仰的灵魂表达。这25亿块用生命制造的石头、承载着另一种形式的石头，“才会像泪水一样柔软/词语才能被微风千百次地吟诵”，这是真实的存在，又是虚幻的象征，才“创造了这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正因为诗人的灵魂接纳了神秘的暗示，故“我已是另一个我，我的灵魂和思想/已经成为这片高原的主人”。这里还要说及的，是骆英新出版的诗集《7+2登山日记》。能登上世界最高的7座山峰，并跨越南北极，这既需要体魄，也需要顽强的毅力，其行为本身便是一首首抵达极致的壮美的诗，令人感佩。这是用生命写作的诗，那些挑战生命极限的诗行，没有亲临其境是无法体验的，靠再奇妙的想象力也是想不出来的。而这本书装祯、设计之精美亦令人神怡，无愧被评为“2011年最美的书”，堪称完美。
　　词与物之间
　　一首好诗的生成，源于诗人对有意味事物的发现，源于诗人对诗的敏感、对生活和语言的敏感，是前语言状态下诗的构想，或者说是对诗学结构的把握。一条狗从树影中窜出被车轧死，只是一次交通事故，可这条被河南人带来外地又被遗弃的狗，听到路对面的乡音而狂奔致死，狗那悲伤而绝望的眼神，那无法说出的生活之痛、相思之苦，却是阿华在《春风夜》的发现，才使此诗有了意味，有了情感价值。胡弦的《劈柴》亦是山区里常见的事物，可诗人发现“把一劈开，会有两个一”，“他又把两根分别劈开，意识到/减法强大的繁殖性”；并想到把斧子扬起来，复杂的局面就会随之出现。这是诗人独有的感悟，诗人意识到的，不仅是减法的繁殖，更是一种精神的繁殖，是对社会与人生的体悟。他发问，一个为虚无效力的人，“在无限深处，是否有与内心相等的东西”？继而想到“家具是艺术，劈柴/才是革命”，“在红桃J和方块K上，/有两把一模一样的斧子”。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从角色中退场的人，于虚拟的门前，“无数人影，正从中鱼贯而过”，恐怕这也是社会之中“减法强大的繁殖性”吧。这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是充满了智慧的沉思，是感性中知性的渗透。
　　把握并传达那种动人的细节、微妙的心理，亦是诗作意味生成的有效方式。江一郎《秋日的午后，为妻子拔白发》中，主人公发现，这个刚过40的女人更多细密的碎发已经白了，但他不忍心告诉她，却“佯装专注，挑出那些飘拂的/她自己所能见到的白发/一根一根揪落”。这种故意放慢速度，似乎很费心力才发现最后一根潜藏的白发，内心却有着难以描摹的酸楚的人，用善意和不动声色的爱欺瞒着妻子，可在她盈盈笑意的眼角，又“看见不易察觉的，几条/鱼尾纹的，淡痕”。而张忠军的《倾斜》写的则是雨中被淋湿的身旁的少妇，想把伞向她倾斜一点儿，然而想过一次、两次、三次，伞还是那样笔直。“我担心如果伞倾斜/她会向我投来警惕的眼神”，担心被雨淋湿的她也许因为伞的倾斜受一次惊，这种复杂的心理，同样有着牵动心弦的意味。
　　这种有意味、有发现的诗，在本年度新诗中尚有很多。刘洁岷的《站在栅栏后的女人》面容是虚幻的，草场只有“一缕奶的草香”在空气中淡淡地弥漫开来，“那个栅栏后的女人/提着奶桶晃了一晃/然后站稳”，既是有动感、给人印象深刻的意象，也是细节的描绘。樊忠慰在《结婚》中，“我要把小时候那个洋娃娃，从你的肚子里找出来”，还带着天真的稚气。徐俊国发现了怀孕的母羊，用蹄子缠着茎蔓，把身上的伤疤藏得严严实实，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能看见/自己的母亲干净而美丽”。衣米一则感受到“颜色比文字更容易发疯”。伊路发现一只鸟儿偏着头，研究三角梅刚长出的一朵花，她则发现“三片花瓣的中央伸出三枚小梗/ 每一梗的顶端又有一朵小花”，这“究竟是一条三条还是四条/鸟儿怎么以为呢？”这细腻的观察，与鸟儿无法交流的发问，亦有着令人深思的意味。
　　繁复的世态人生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着眼，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该是重大、永恒的主题。因而，人的千姿百态、精神向度、复杂且单纯的内心，都成为本年度诗作斑斓多姿的表达与描述。
　　谢帆云《王俊的儿子》读来令人动容。一个在监狱出生、被母亲用牙齿咬断脐带的幼儿，却牺牲在出生的当天晚上。这共和国最年幼的烈士，用啼哭证明生命的不可遏制，“即便如此，他完成的仍然是/苏区史上最悲壮的阻击战：/没有战友，没有援兵，没有粮食和水，/单兵坚持到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这事件本身便是撼动人心灵的述说，诗人的表达令人动心，令人深思，于20行诗中蕴含着诸多的言外之意，是能让人想到很多的、以少胜多的诗行。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还有李晓泉的《小米》、韩玉光的《光芒的意象》，皆为有诗质的文字。和那些装腔作势、空泛的抒情，没有任何真切感受的所谓的诗相较，不可同日而语。此类作品，我还欣赏张作梗的《站立》。这是“鄙夷那些趴着或跪着的诗/以绝不妥协的笔触，写一首站立的诗”。像界桩那样，以一个国家的尊严站立，像纪念碑一样，“以纪念那些/为脊骨站立而/视肉体如草芥的人”。这是有骨头的文字、有气节和信仰的文字。
　　李瑛在《谒沈从文先生墓》时，感受到“偏僻一隅/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兀自守望着尊严与孤寂”。雷抒雁以泪眼送母亲回归泥土，“可是，无论如何 /泪水也敲不开泥土紧闭的门”。而史铁生是将死亡看成《节日》的：“请费心将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啊，节日已经来临、听远处那热烈的寂静/我已跳出喧嚣/谣言/谜语和幻影/最后的祈祷/是爱的重逢”。这是一种高远的境界，只有心怀巨大精神能量的人才能有的境界。
　　林雪的《骨血》写的是一家本来只有5口人，春节时母亲却在餐桌上放了6只碗——“这餐桌上本来还应该/有你们的弟弟。那年月日子太难/他没被出生，你们才活得更好……”读之令人心酸。卢卫平的《认尸启事》，写的是一位掌握了所有的证据、惟一知道真相者，却在沙漠中被冻死，又在冰柜里再冻死一次， “他希望早点火化，成为灰烬时/他能拥有自己的火炉/他能得到人间最后的温暖”，文字的背后则蕴涵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超子的《初冬往日》写的是邻居家被窃，放学后贪玩晚回家的弟弟成了嫌疑对象，于是“母亲像是惩罚自己一样/让弟弟跪在屋外”。而公路上装满橘子的卡车翻了车，村民们搬走了所有的橘子，整个村子充满了欢笑声，“只有我的弟弟/跪着/目睹着这一切”。这种鲜明的对比，直抵事物的本质，同样令人深思。
　　髯子的《声声唤》是“迁走骨头，叫上灵魂”的山歌调——“要搬迁了，爹/我们拆了老屋，爹/赶上牲畜，爹/领上女人孩子，爹/背起老娘走平川啊，爹”；这一声声反复的呼唤，既沉重又无奈，动人魂魄。宫玺的《拟民谣》：“盛名美誉不是逛的/正人君子不是装的/贼不是好做的/官不是好当的/弄不好不是臭的就是脏的”，口语入诗，晓畅明白，确有民谣意味，道出了简单朴素的真理。而姚振函的《安于低路的生活》赞叹“却像蚂蚊和蚯蚓那样/执著，乐观，傻头傻脑/认认真真度过平凡的一生”，看似简单，却是不易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
　　在这里还要说及的，是欧阳江河的《弗尔蒙特过53岁生日》。这是中国式的现代诗，没有西方现代诗那种决绝的去个人化、去人性化，然而，在“感性非现实”、“魔术般”的语言方式、“穿插技巧”，以及“专制性幻想”、隐喻、暗示等表达方式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中虽时而有与现实相关的感受，但创造的依然是幻像、无痕的梦境，逼近虚无的空的透彻。除此之外，诗之现代意味明显的，还有罗羽的《对巴列霍的一次翻转》，几乎都是互不相关的词的排列，似乎是拒绝理解的碎片的堆积，具有超现实意味，但由于词本身便具有意义，一些现实感强烈的词汇，仍如打碎的镜子，反射着现实的光芒，看似没有单一的意义却蕴涵着诸多意义。而最后我要说的，是明迪的诗。这似乎是一位新人，诗既有现代性，又有日常性，其对语言及艺术的把握是异乎寻常的。或许，这是一位写作多年的人，只不过懒得把作品拿出来发表。这样的人虽不多，但的确存在，且其诗作水准很高。
　　(韩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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