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引爆沉默：解读郭初阳 - 教师之友网

“郭初阳注定要写进浙江教育史！”几年前，我私下里这样告诉朋友。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也不存在“私”郭、“畏”郭，或者“欲有求于”郭一类的原因；如此“美”郭，实在是因为郭初阳的语文课堂给杭州市乃至整个浙江省中学语文课堂带来了“革命性”（蔡朝阳语）的震撼和影响。

昨天中午，我冒着大雨，到位于文三路54号的枫林晚书店，买来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初阳所著《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课堂实录》一书。作为郭初阳的一位不生不熟的朋友，我原本很想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封伊妹儿，向他讨要一本签名本——“宝剑赠英雄，红粉贻佳人”，儒雅蕴藉的郭初阳，脉管里应该是流淌有这份古典血性的。我虽非“英雄”，亦非“佳人”，但作为他的一缕“阳光”（郭初阳的“粉丝”），我想他是不会吝啬的。然而转念我又想到，和我一样有此想法的一定大有人在，要是大家都向他索书，郭初阳可能会有“破产”之虞。

说来非常凑巧，也可以说是幸运吧，郭初阳大学毕业初登杏坛之时，正是我从江西来到杭州任教之日。更巧的是，我们的学校同属一个区——杭州市西湖区。因为这个便利条件，我得以多次观摩郭初阳的公开教学——有区教研室组织的，有市教研室组织的，也有省教研室组织的，应该说，对郭初阳的语文课堂教学风格及其嬗变，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2004年我来现在的杂志社后，也曾多次向他约稿，继续感受他的教学理想、教学才华，以及教学风格的流变。

郭初阳解读文本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文本推向纵深，将文本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和人文坐标中去进行观照、比较和凸显。解读郭初阳其人，我认为也可以借鉴他的这种解读方法。囿于篇幅方面的原因，我不准备将郭初阳的课堂教学放置到一个宏大的时代大背景中去显影，只想结合孕育郭初阳教学理想和教学才华的三个精神家园——杭州师范学院、杭州市翠苑中学和杭州外国语学校，对郭初阳成长的轨迹，进行一个简单而粗略的梳理。

郭初阳1996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分配至杭州市翠苑中学任教，2003年因为教学业绩显著，调入杭州外国语学校，任教于该校初中部(英特外国语学校)，2006年9月开始任教于该校高中部。解读郭初阳，我们无法避开杭州师范学院、杭州市翠苑中学和杭州外国语学校这三块催生郭初阳这株教坛奇葩的智慧母土。

郭初阳就读的杭州师范学院，坐落于杭州市文一路222号。当是时也，杭州市文一路、文二路和文三路区块，是杭州市有名的“文教区”。就大学而言，有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学院等八所院校；就中学而言，有学军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等；就书店而言，有枫林晚书店、文史书店、三联书店、文渊书店、席殊书屋、浙江图书大厦、杭州文化商城等，此外，还有文一路上一长溜的旧书摊。

学术渊厚、人文荟萃的“文教区”，为郭初阳的学养育成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壤。1992年，郭初阳考入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在经历了一个极为短暂的青春的迷茫期之后，迅速从阅读中找到了实现自我救赎的门径。他像一个疯狂的知识的赌徒，把自己所有的课余时间和精力，连同囊中那实在算不上太多的金钱，一起押上了一种叫做“书”或“书柜”的赌桌，炯炯目光，直指书架上那些思想高蹈、智慧高迈、品位高峻的文本，而对一切平庸的著述不屑一顾。他高视阔步于书籍的丛林之中，上万册的优秀图书进驻于他的大脑，使他原本就很宽阔的前额变得更加饱满而闪光。他的“名言”——“我喜欢一个城市的程度，与这个城市里面好书店的个数成正比”，业已成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读书界口口相传的一句流行语。在这些杰出的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哺育下，郭初阳迅速成长为一个学者型青年才俊。

1996年，郭初阳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杭州市西湖区的杭州市翠苑中学任教初中语文。熟悉杭州市语文教学情况的人士都知道，西湖区是杭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镇”，为杭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界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领军性人才。而翠苑中学，又是西湖区中学语文教学的“重镇”。重视语文教学科研一直是翠苑中学的传统，上个世纪90年代西湖区和杭州市教研室组织开展的语文教学观摩活动，大多放在翠苑中学举行。胸藏万卷的文化底蕴，际遇了这样一个研究氛围浓郁的教学场，再加上有了方顺荣、王曜君这些名师的悉心指点，郭初阳的课堂教学艺术想不取得长足的进步也难。我最早认识郭初阳，是1996年10月他在翠苑中学上的一堂公开课上。那是初出茅庐的郭初阳的公开课处女秀，讲授的内容是浙教版教材中的《诗二首》(艾青《我爱这土地》和郭沫若《炉中煤》)。这堂课可能郭初阳自己已不一定记得了，但我却记忆犹新，它的最大的成功点就在于将两首诗打通，进行互文性比较阅读，中间用一颗大大的写有“爱”字的红心（粘纸），将两边的板书缀连在一起。两首诗郭初阳只用了一个课时就解决掉了。尽管这堂课与他近两年上的公开课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后来的课堂教学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艺术和风格上的基本要素，例如比照解读法等等，已初露端倪。

2003年，郭初阳被调入杭州外国语学校（这时的杭外已由市区的学院路搬迁至郊区的小和山）。作为浙江省教育厅唯一一所直属中学、浙江省首批省级特色中学、省一级重点中学、被教育部认定享受20%高校保送生资格的全国13所外国语学校之一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其生源的优秀，令同行们钦羡。该校初中部未向全省开放招生之前，杭州市每所小学只能分配到一到两个杭外推荐生的名额，还不能保证一定录取；面向全省招生后，竞争就更加激烈了。该校高中部生源原由本校初中部学生直升，近年面向社会开放招生，录取分数线一直位居杭州市8所省一级重点高中之首。能进入这样一所高素质的学校任教，对郭初阳来说，应该是觅得了一所更适合施展教学才华、实现教学理想的绝佳舞台。

怎样才能比较直观地说明杭外学生的语文素质呢？我这里提供一份杭外学生文学社团——“西溪文学社”所编刊物《阅读》所涉猎到的作家、诗人和思想家的名单，看看他们这所学校的孩子现在都在看些什么：余华、李慎之、乔治?奥威尔、米兰?昆德拉、王实味、以赛亚?伯林、朱学勤、林贤治、谢泳、顾准、帕索里尼、王芸生、储安平、史量才、海子、刘小枫、王怡、茨威格、安东尼?伯吉斯、博尔赫斯、萨拉马戈……这些名字，不要说其他学校的中学生，哪怕是那些现在正在高等院校中文系读书的大学生们，也未必全部知道，更不用说全部看过他们的作品了。涉猎既是如此之广、之高、之深、之精，笔底生花对于他们来说也就不是什么神话了。我曾看过他们寄来的《西溪》社刊，我们编辑部也经常收到他们的来稿，并发表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其创作手法之娴熟，与某些早已成名的作家相比，丝毫也不会逊色（惜乎篇幅限制，不能列出例证）。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强调杭外学生语文素质之高，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杭外居，大不易！”教师手中要是没有几把真刷子，怎能镇得住这些上天入地的“美猴王”！令人钦佩的是，郭初阳，还有因种种原因已经离开了杭外的范美忠，以及其他几位老师，不仅凭着自己“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完善的知识结构”（范美忠语）镇住了这些学生，而且使自己的语文课堂成为他们集体的“狂欢”（郭初阳语），从而在学生的口中树立起一座座美誉的碑石，借助他们的宣传，将自己和杭外的名声，流播到社会大众之中，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加盟杭外，于郭初阳而言，无疑又迎来了一个向着更高的山峰登顶的契机。“对手”（学生）如狮似虎般厉害，对于一个有出息的教师来说，其实更是一件好事。要避免葬身于猛狮烈虎之口，唯有比它们跑得更快，将它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初阳又获得了一股为人生助燃的外部动力。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郭初阳飘挂在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悬崖下，继续向上奋力登攀的身影——2003年获浙江省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2005年获全国中小学“个性杯”语文课堂教学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就是他跃上的两个巨大的石级；这一时期，我们也目睹了他与干干（干国祥）、铁皮鼓（魏智渊）、刘支书助理（魏勇）、范美忠、阿啃（蔡朝阳）等一大批中国语文教学的探索者们网上论剑的矫健身姿，听到了他与摩罗（万松生）、傅国涌、余世存、林贤治等著名学者、作家对话的喁喁私语声……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他把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的方法带入了语文课堂。把单一的作品置放于作家的整体创作体系中，置放于作家作品赖于诞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置放于一个互为关联、互为映衬、互为对照的文本群而形成的更为广阔的人文坐标中，通过互文性多元观照、比较和呈现，对文本进行深度阐释，这是郭初阳课堂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当然并不是郭初阳的发明，然而郭初阳却使它从课程理论的天堂下凡到了教学实践的地面，从文学批评的殿堂走进了语文课堂。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长期以来，在语文课堂中，盛行着一种就文解文的做法，语文教师的任务就是像解剖尸体一样，把一篇完整的作品“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地肢解成一块块，教给学生就万事大吉了。教师完全成了一个“产品解说员”，而不是一个边走边不断讲述故事、传说，不断给游客创造幻境、领入胜境的“景区导游员”。如果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当下的语文课堂，来比喻语文教师对教材的处理，那么绝大多数语文教师上语文课其实就是在领着学生转“呼啦圈”——尽管有的还可能转得呼呼生风，却始终钻不出教材这个圈子。郭初阳的课堂却不是如此，他是在领着学生跳高和跳远。对于郭初阳来说，教材永远只是一块帮助学生思维起跳的跳板——跳板的天职，就在于帮助起跳者到达更高更远的目标。叶圣陶先生所言“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在郭初阳的课堂上，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和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把郭初阳归为晏阳初、叶圣陶一派，尽管有点儿拔高，却也大体名至实归。

莫泊桑的《项链》，几十年来我国的语文课堂一直把它解读成“一篇关于虚荣的小说”。然而郭初阳却在引领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之后，导入莫泊桑本人的女性观和创作谈，将《项链》推置于作家思想和创作的整体背景中去显影；接着，又通过“原型上溯”，将这个故事叠影于欧洲“灰姑娘”故事的模式中去进行分析比较，并佐证以名家经典论断；之后，再引导学生将《项链》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形象与电影《窈窕淑女》《奥黛丽?赫本》《流星花园》《曼哈顿女佣》四部电影的女主角和简?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沙白、夏绿蒂?勃朗特小说《简?爱》中的简?爱、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一一比照，最后对文本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鲜而卓越的阐释”（郭初阳语）——《项链》是“一篇关于独立对抗命运的女性小说”。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其次体现在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极高的文化品位。“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P1427）。语文课堂的品位提升之路，要跨越三个显著的台阶，即“文章”、“文学”、“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语文课堂一直在“文章”这个最低级的台阶上徘徊，偶有一些探索者的脚步踏上了“文学”这个中级台阶。“文化”被生生地从语文课堂中剥离，语文教学成了“多、慢、差、费”的代名词，学生学了多年母语，语文素养却普遍惨不忍睹，以致于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发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悲怆的慨叹。

郭初阳的课堂，却在为语文课堂的文化品位招魂。他带领学生从单一的文本中突围出来，站上文化的制高点，对文本进行全景式鸟瞰；将文化观照引入文本解读，让文化弥漫于语文课堂，让文本溶解在文化中，不断生成和丰富文本的文化内涵，以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文化家园，使语文课堂的生成羽化为人的整体生成，从而最终实现对学生文化人格的塑造。郭初阳这种勇于“为语文课堂重新立法”（蔡朝阳语）的做法，显然具有一种先锋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初阳无疑是个异数。

《愚公移山》是篇经典寓言，传统的语文课堂，多从虚词、实词、特殊句式、词类活用、通假字、寓言的特点等这一文章的层面，对文本进行解读。郭初阳的课堂则大异其趣，他先是领着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勾玄提要，进行思维的预热，探究出文本作为一个隐喻，包含着励志故事的普遍特征；接着引导学生将《愚公移山》与同类文本——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作比照，指出《愚公移山》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异同点，彰显愚公神话特有的异质；之后，又进一步将“愚公移山”的故事放置到农业时代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中国传统的生殖观、中国人的成败观、老人崇拜、家长制度与家长权威、中国古代圣贤对“诚”的有关论述等所交织成的文化大场境中，探究这一故事之所以产生并且经久不衰的深刻历史文化原因和文化内涵；最后播出采访DV，借两位年轻外教对“愚公移山”故事的评价，揭示出东西方文化特质的差异。短短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就让学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观今溯古，比照中外，审视中国文化，破译寓言密码的“文化之旅”。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更体现在他将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带进了语文课堂。批判精神，历来是人类一切创造行为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也是民族创新力的集中表征。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文课堂盛行着一种“文本拜物教”，文本的阴影遮蔽着课堂，教师成了文本的“顺民”，对着文本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一步，翻译文本成为语文课堂的唯一使命。更有甚者，一些披着华丽文字外衣的亚健康甚至病态的文本，由于编辑者的奴性心理或文化品格的缺失而潜入了教材，然而由于我们的教师缺乏批判的自觉和眼光，发现不了，任其向着青少年纯洁的心地悄悄流播思想的毒素。批判精神既然已被逐出课堂，一批批思想的懒汉、文本的奴才和创造力的侏儒被源源不断地从学校制造出来也就不足为奇。

《珍珠鸟》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名篇，立意为“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世界”，文字明丽而温暖，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中语文课本。这篇文章不仅文字优美，而且主题健康，契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应该说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课文——绝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正是这样解读的。然而在教学中，郭初阳的弟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把文章放置于一个由马筱敏的《鸟儿的理想主义》（抒发对“鸟儿的理想主义”的敬意）、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拍摄的影片《群鸟》（反思鸟群对人类展开的报复性攻击）、黄永玉的《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表达对自己想囚禁金丝雀的反思与忏悔）和鲍尔吉?原野的《啄露而歌》（歌颂鸟儿灵异的神性）所构成的文本群中去比照，发现作者笔下温情脉脉的“信赖”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欣赏囚禁”的残酷和血腥：《珍珠鸟》事实上阐发的是一个双重悲剧——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于是他们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珍珠鸟》一文，“实在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郭初阳语）。

郭初阳就是这样：他常常在自己的课堂中，一步步带领学生去“颠覆”课文，把课堂变成一场思想的历险。他的课堂，是对传统语文课堂的强有力的“爆破”。他以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的目光，重新为语文教学找回了尊严——思想的尊严！他把传统语文课堂中那种被动的接受，变为了一种主动、惊险而有趣的发现和创造。他的目标，是要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背后拖着一根大辫子的“大清国子民”。有人用“叛逆”来形容郭初阳的课堂，真是一语中的。郭初阳的“叛逆”，还表现在他的狂狷上，他曾说过自己从来不看教育类期刊，他认为一切《中学生作文选》都没有流传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类似于那位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年轻时“横扫清华图书馆”之后，从此拒看一切人的著作，却写出了一部部泰山北斗之作。

对郭初阳课堂的诟病，集中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一、预设性过强，通常是教师在备课时自己形成了一个具有警醒和反思价值的深刻思想，授课时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拽着学生往这个思想靠，不把自己的思想贩卖给学生决不罢休；二、对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不够，很多时候教师急于抛出结论，提供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严重不足，教师的灌输常常取代了学生的思考，没有体现新课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三、信息量过大，节奏过快，只适合于杭外这样素质高的学生，普通学校的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并不具有普适性；四、他的课堂建筑在渊博的学识之上，普通老师迫于应试和生存的压力，根本没有时间像他一样看那么多的书，查阅那么多的资料；五、他对文本的解读常常“反文本”，与应试的命题原则根本悖逆，学生在考试时一定要吃大亏；六、没有一个像杭外一样的宽松的教学环境，跟应试别着来，就是自己想这样干学校也决不会允许。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样九个字——“搞错了、很难搞、搞不得。”

公正地说，以上对郭初阳课堂的批评以及对于严峻现实的感叹决非空穴来风。郭初阳的课堂，确实存在着预设性过强和对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尊重不够等诸多不足。然而，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没有谁的课堂能做到尽善尽美。相比于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贡献而言，这些不足，都显得非常次要。而且，他的这样欠缺之处，是在“公开课”这样一种特殊的场境下才被催生、被凸现并被放大的。因为是“公开课”，所以势必要考虑课时进度，势必要照顾到“课堂的气氛敏感”和“课堂的场效应与剧场效应”（郭初阳语）——这是“公开课”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在课时安排可以相对宽松的日常教学中，这些缺点都是不难克服的。局部的缺失并不能否定整体的巨大价值。至于有教师以仅凭个人之力难于改变现实为由，欲放弃改变自己、提升课堂文化品位的努力，我认为并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

郭初阳课堂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为教师的才、学、识树立了一个标杆。语文教师才、学、识的高度，既是语文课堂取得高效优质的教学成果的前提条件，又代表着语文课堂的文化高度。郭初阳说：“教师只有成为学者，或者至少在往学者的方向行进，才、学、识三方面都具备，才能营造好的课堂。”他的学者型课堂，对普通教师的学识储备提出了一种挑战，形成了一种“威压”。在这一榜样和镜子面前，任何遁词都是苍白无力的。郭初阳课堂的意义，其次在于他为语文课堂开辟了一条新路，给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借鉴。郭初阳的探索，目前当然还谈不上代表了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他也没有充当“方向”的义务和野心，但它却在真真切切地昭示我们：好的语文课堂应该是一种“思想的课堂”、“文化的课堂”。第三，郭初阳以他自己受到所有学生欢迎的语文课堂告诉我们：语文课堂成为一种师生共同的“幸福乐园”时代的到来，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诚如郭初阳的同学蔡朝阳所言，要真切地领略郭初阳课堂的精彩，唯有深入他的教室，亲眼看一看他上课。用“享受”一词来评价郭初阳的课堂，显然是不够的，是过于简单的。对于一般的老师来说，能从听课者口中收获到“享受”这个赞誉词，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因为这证明了自己课堂的成功；如果郭初阳仅仅满足于这一点，那他就不是郭初阳了。郭初阳的课堂，是一种高度紧张中的新奇历险，一种新奇历险中的意外惊喜，一种意外惊喜后的深刻启迪，一种深刻启迪后的满载而归，一种满载而归后的志得意满，一种志得意满后的深深陶醉。能够认识郭初阳是一种幸运，能够与郭初阳同事更是一种幸运，能够做郭初阳的学生则是一种幸运中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