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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小學語文豈能胡編亂造[转帖]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2 00:27
标题: 小學語文豈能胡編亂造[转帖]
又到一年開學時。教材質量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一次偶然的機會，《讀寫月報·新教育》雜誌主編李玉龍在與該雜誌的專欄作者、杭州語文老師郭初陽探討選題時談到了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形象問題，特立獨行的郭初陽心靈深處的熱情一下子被激發了出來。他向浙江省內的另兩位語文教育界的同行呂棟和蔡朝陽發出了邀請，發動全國30多名來自教育第一線的語文老師，把全國使用最為廣泛的“人教版”、“北師大版”和“蘇教版”三個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作為研究對象，對裏麵關於母親、母愛的課文進行梳理，用現代公民的視角重新審視。
研究小組收集的是一到六年級的語文課本，一共是12冊。三套教材共36本書，一一進行點評。研究結果表明，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形象，大致分兩張麵孔：苦大仇深型和道德完美型。比如蘇教版中的《水》、《沉香救母》、《花瓣飄香》；人教版中的《玩具櫃台前的孩子》；北師大版《母親的純淨水》。研究小組認為，這些課文中的母親形象是不健康的，這些家庭也是壓抑的。另外，人教版中的《日記兩則》、《看電視》；北師大版的《流動的畫》、《媽媽的愛》，已經失去了該有的邏輯，將母親形象描繪得完美而失真。
“跟20多年前的小學教材相比，現行小學教材從觀念到文本各方麵都有明顯的進步，我們不是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的要求要審視我們的孩子天天捧讀的課本，以期讓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研究小組認為，文藝類的作品，可以分為小說、戲劇、詩歌、曆史、傳記、非虛構六大類。前三者都屬於文學藝術，都是生活的擴展，以想象的方式追求藝術的真實，有虛構的特權。後三者的寫作必須嚴格按照事實本身，否則就是捏造。
《對話美國頂尖雜誌總編》一書裏，提到美國各個雜誌都設有“事實核查員”這一崗位：“‘事實核查員’隻做一件事，那就是查對所有的來稿中涉及的事實，複按所有的來稿中的引文、注釋和參考文獻，以保證雜誌所傳達的知識是準確無誤的。這一點，在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國家地理）雜誌中更甚。他們的編輯部一共有20位事實核查員，以保證刊出的內容準確無誤。結果他們在讀者中建立了‘不出錯’的信譽，以至於有一次弄錯了美國加州一個小鎮的名字，居然成為當天的新聞。”
而在小學語文教材裏，文體混淆，有很多曆史不像曆史、傳記不像傳記的散文體篇目，既談不上藝術的真實，也不符合基本的事實，這樣的文章，可以稱之為“偽文章”。
“不要寫我一個，這是大家一起做的。我們的目的在於希望能喚起有關教育部門和教材出版部門的重視。”白淨清瘦、行事低調的郭初陽一再對《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如是說。在一群富有激情的青年才俊的共同努力下，近20多萬字的研究報告《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以專輯的方式，刊登在今年二月教育學術雜誌《讀寫月報·新教育》上。當報告轉貼到天涯論壇後，兩天之內回帖多達20多萬。
年輕教師的質疑報告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郭初陽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時說，長期以來，我們已習慣於說教，習慣於對那些道貌岸然的“偽文章”全盤接收。不敢對權威說“不”，質疑教材成了“異端”。眾所周知，能入選教科書的文章常常被視作“經典”。編定的教材一經審定就很少變動。孩子們就得伴隨這套課本成長，學校、老師和學生沒有選擇教材的權力，總而言之，教科書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的作用（正麵的或負麵的），無論怎麼估量都不過分。
從專題研究發起之日起，郭初陽的身邊迅速彙聚了三十多個身處全國各地、執教各年級段的語文老師，其中浙江的老師大概占到了總數的一半以上。
作為統一的教材，影響麵很廣，其社會效應不可謂不巨大。正因為如此，作為編著者更應十分嚴謹。小組成員坦言，他們之所以要批評教材，是出於對教育、對母語、對中國孩子的深沉的愛。
在江蘇教育出版社版的《蘑菇該獎給誰》中，兔子媽媽把蘑菇獎給了和駿馬賽跑的小白兔，而把和烏龜賽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邊；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兒子們》中，老爺爺無視跳舞歌唱的兩個兒子，眼裏隻有正在勞動的兒子……
“這些課文的價值判斷是有問題的，我覺得有必要提出來讓教材編寫者和一線教師都注意到。小學語文的重要性在於，它教會孩子的不僅是識字、作文，更重要的是它在培養孩子對世界的認知和是非判斷能力，而‘母親’的主題，對孩子的成長更為重要。我們希望用一種人文的視角，重新審視那些被我們廣泛使用的課文，讓孩子認識一個健康的‘母親’形象。”研究小組成員如是說。
怎麼樣的教育研究才有意義?郭初陽告訴《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必須跳出教育看教育。我們摒棄了對教學細枝末節的研究，以質疑和求證的精神，直入教學內容的本質。”研究成員分為三組，組長是郭初陽、蔡朝陽、呂棟，分別針對目前小學教材中使用較廣的三個版本教材——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版裏有關母親課文進行“挑刺”。在這三個版本36本教材中，涉及母親、母愛的課文約有兩百多篇，其中《小蝌蚪找媽媽》、《落花生》、《植物媽媽有辦法》是幾代人耳熟能詳的。在研究的半年多時間裏，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小組成員在蕭山開過一次碰頭會，明確分工與任務，之後的問題討論，都在QQ群裏進行。
為了考證屠格涅夫《麻雀》的真實性，郭初陽翻閱建國以後所出的8個譯本，甚至幹脆到曆史檔案中去找答案；為了了解《陳毅探母》的真相，郭初陽不但查閱了《陳毅大事記》《陳毅年表》，還把所有關於陳毅元帥的書翻了個遍，最終得出結論：《陳毅探母》一文純屬編造！與北宋黃庭堅為母親洗溺器一文如出一轍。
“《第一次抱母親》是一篇很有名的課文，許多名師都拿著它到處上公開課。許多報刊也轉載了此文。為什麼？因為它很煽情，但實則是一種病態的文本。我們已很熟悉一種說教：子女成功與母親的正確教育密不可分，但凡是名人偉人，其成就與母親的教導是相關的。作為教師，我們應該把孩子教育成真正的‘成年人’。而現在我們的教材多數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常以大人的意誌去粗暴幹涉孩子世界。”郭初陽如是說。
教育的真諦是讓人得以解放，得到真理，但目前充斥著“高大全”的教材內容最可能對孩子的精神造成戕害。通過調查研究，教材裏的許多虛假的母親形象逐漸浮出水麵：以工作太忙為理由打發女兒的母親，付出就想得到回報的母親……
郭初陽認為，教材中說教的意味太濃。符合孩子心理，滿足童心的文章幾乎沒有。“北師大版《流動的畫》說：‘哦，媽媽，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國的畫，千萬不能弄髒它！’這樣枯燥的話，怎能讓孩子了解‘愛’、了解‘祖國’。”郭初陽直言：“難道不是祖國的畫我們就可以弄壞它了嗎？”在北師大教材中有一篇課文叫《花臉》，它表達的是隻有回報父母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還有人教版中，有些課文直指孩子就是要不斷吃苦。“這是教材很大的缺失，我們很少關注兒童的真正需求。我們給予孩子的是捆綁教育，使孩子喪失了天性和創造力。”
無獨有偶。繼郭初陽、呂棟和蔡朝陽之後，中央電視台科學教育頻道《探索發現》欄目的編導於愛群也加入到了這支教科書“事實核查員”的隊伍中來。
“我是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一個5年級孩子的家長。陪孩子看書時發現北師大版5年級上冊語文課本中的一些課文有點問題，寫了點東西。我認為我說得還算在理。”她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時說：“我之所以在這裏大放厥詞，實在是看不過去這課本的編寫質量。想到我的孩子就要通過這樣的課本學習自己的民族語言，接觸文學，體會人生，深感悲哀。”
她在“對北師大版小學語文5年級（上）冊的質疑與看法”中列舉了許多“疑問”。有一篇課文《黃河象》，是一篇科學小品文。文章從考古挖掘出來的一頭早已滅絕的劍齒象骨骼化石展開想像：“大約200萬年前的一天，……一群大象，在一頭老年公象的帶領下，撲踏撲踏地從遠處走來了。疲勞和幹渴，把它們折磨得有氣無力。一望見前麵有一條小河，它們就高興地跑起來。”
於愛群在《黃河象的一點小疑問》中寫道：現存的大象，不論是非洲象還是亞洲象，象群都是以母象為首領的。不知道這位作者有什麼根據認為200萬年前的劍齒象是以公象為首領的？
在另一篇課文《他發明了什麼》中，於愛群發現，文章所寫的人物和故事在曆史上確有其人，確有其事，應該算是一篇曆史小品文了；可是卻又在時間順序、人物關係、曆史背景、事件進展、甚至數據等各個方麵遍布錯訛之處。她認為，這篇文章為了說明一個道理，就主題先行，人為地改編曆史，以塑造主人公的光輝形象，對曆史缺乏基本的尊重。
還有《成吉思汗和鷹》 這篇文章是在“麵對錯誤”這一單元。講述成吉思汗在打獵途中口渴，想接泉水解渴。但是他的寵物鷹卻一次一次地撞翻他接水的杯子，最終惹惱了成吉思汗，射死了自己的鷹。之後，他才發現，這泉水的源頭處，有一條“粗大的劇毒死蛇”，“幾乎占滿了整個池子”。成吉思汗明白，是鷹救了自己的性命，而自己卻殺死了它，不禁追悔莫及。”
於愛群說，人人都知道蛇毒可以致命。但是蛇毒一般是通過進入人或其他動物的血液和神經係統而發揮毒性的。死在水裏的毒蛇還有毒嗎？退一步說，就算這條蛇在臨死之前分泌了毒液溶在水池裏，那麼這水是否就被毒化了呢？她?詢了相關領域的專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她認為，這個有名有姓的“傳說”既沒有史實依據，更沒有科學依據，很容易對孩子造成誤解。為了教給孩子一個道理而顧此失彼，得不償失。
在於愛群看來，北師大版小學語文5年級（上）冊整體選文水平比較差。有的有史實錯誤，有的科學依據不夠，這些都是硬傷。還有的有“內傷”。如《一個蘋果》中，講述了一個連長和7個戰士在一個防炮洞裏，互相謙讓，誰也不肯吃僅有的一個蘋果的故事。文章最後說，“在這戰火紛飛的夜晚，我被這種出自戰友間的關懷友愛激動著，迸出了幸福的驕傲的淚花。”
於愛群卻認為，戰士們之所以沒吃那個蘋果，並不是出於友愛，而是因為“領導還沒吃。”因為文中有一句話：“我知道，越是在艱苦的時候，戰士們越關心自己的領導。”課文中，當那個通訊員冒著生命危險送來彈藥的時候，他把唯一的蘋果給了連長，而不是最需要它的通訊員或者傷員。這是“戰友情”嗎？當我們的孩子已經看過美國好萊塢電影《阿甘正傳》、《拯救大兵雷恩》這樣描寫戰場上戰友間情誼的作品之後，再來讀這個故事，會怎麼想呢？這不是一個講述戰友情的好故事。
於愛群在小學五年級的語文課本（上冊）中，發現了一篇課文《草帽計》，講的是紅軍長征期間，賀龍用計謀，不費一槍一彈，使敵人自相殘殺的故事。但是讀完後於愛群卻對這篇文章的真實性產生懷疑。他查遍圖書館內和長征以及賀龍有關的十幾本傳記和曆史文獻，找不到任何關於“草帽計”的記載；於愛群又以“賀龍，1934”和“長征，草帽”為關鍵詞在百度和穀歌上搜索，除了這篇課文，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文章或文獻記錄能夠佐證這件事。而且，這篇課文本身，沒有出處，沒有作者，時間和地點也極其模糊。而從曆史上來看，長征時期的賀龍同誌根本就沒有可能在一個“炎夏”，在從湘西到貴州的途中，利用敵人飛機判斷失誤，來實施“草帽計”。所以她斷定，這篇文章要麼是張冠李戴，要麼幹脆就是憑空杜撰。
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時，於愛群提問，紅軍長征中有那麼多英勇不屈、驍勇善戰、足智多謀的戰例，我們的孩子需要讀這樣一篇於史無據、自相矛盾、甚至可能是憑空杜撰的文章來學習什麼是“智謀”嗎？這樣的文章能入選小學課本，不知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是怎麼審過的。作為家長，是否有權利要求該委員會給出一個解釋呢？
《讀寫月報·新教育》主編李玉龍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時說，教育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教材在教育事業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教材的好壞事關孩子教育的成敗，事關民族的未來。現在教材中虛假的東西很多很多，根本找不到出處，根本就是胡編亂造。把教材中的問題收集起來看，可以說是讓人觸目驚心。因此，作為教育工作者的“郭初陽們”和作為家長的“於愛群們”的質疑精神和求證努力，是難能可貴的。
“在教材編寫者的潛意識裏，千萬不要以為孩子是好糊弄的。從小讓孩子學偽文章，讓孩子說假話，會是一種怎樣的結果？等將來孩子長大了，知道了真相，會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中國新聞出版報》：“除了小學語文教材，您關注過其他教材上的偽文章嗎？”
郭初陽：中學語文教材也是問題重重。有偽小說（契訶夫《套中人》被刪節了將近一半，變成了半通不通的《裝在套子裏的人》），有偽詩歌（連作者舒婷本人都已經受不了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有偽童話（模仿拚湊，情節設計拙劣,沒有童話的真實感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
有對殘酷戰爭作詩意美化的《蘆花蕩》，有對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瘋狂舉動毫無反省卻以為榮的《登上地球之巔》，有歪曲和篡改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理論上站不住腳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
於愛群：對不起，沒有。以前我沒有太關注過孩子的教材。隻是在每個學期開始、給孩子包書皮的時候，隨便翻翻看看。因為我有一種心理，認為這教材是集中全國最高級別的教育專家、最優秀的老師，經過多年實踐，去粗取精，打磨出來的一套教材，又經過“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的審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適合這個年齡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長都和我有一樣的想法，相信權威，服從權威。而且那裏麵圖文並茂，色彩絢麗，比我小時候的教科書不知道好多少。
《中國新聞出版報》：您認為教材偽文章的危害有哪幾個方麵？
郭初陽：就小學語文教材而言，綜觀這三套教材的問題，我們概括出四大缺失。
所謂經典，卡爾維諾這麼表述：“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麼本身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麼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卡爾維諾《為什麼要讀經典》p3，譯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因為孩童所處生長階段的特殊性，因為經典本身的重要地位，我們期盼在教材中能有更多的經典作品。但這三套教材中有關母親和母愛的文章，來自經典的文本並不多，並且時有篡改。蘇教版一共17課，隻有4篇可稱經典。並且原來琅琅上口的《遊子吟》，被費盡心思地包裹起來，仿佛農民家裏新買了空調，室內機上頗費氣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為是偉大的發明，其實臃腫而贅餘；《少年王冕》節選自《儒林外史》，但隻要翻開原著對一下，幾乎每一句話都作了改動，麵目全非。
北師大版倒是有《遊子吟》的原文，但包括這首詩歌在內，24篇課文中，真正屬於公認的經典，也隻有4篇，另外3篇是泰戈爾的《新月集》選、托爾斯泰的《窮人》和羅大裏《不肯長大的小姑娘》，其中羅大裏的還是“山寨”版。人教版中更少一點，全部考察課文22篇，屬於經典的，隻有兩篇，分別是選自《愛的教育》的《卡羅納》和托爾斯泰的《窮人》。
詩人黃燦然說，本世紀以來，整個漢語寫作都處在兩大傳統（中國古典傳統和西方現代傳統）的陰影下。目力所及，涉及“母親”的經典文本可謂眾矣：
《詩經•凱風》“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杜甫“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阮籍喪母而“嘔血數升，廢頓久之”，蔣士銓“見麵憐清瘦，呼兒問苦辛”的《歲暮到家》，應修人《小小兒的請求》，顧城給媽媽的《安慰》，於堅《純棉的母親》；泰戈爾《飛鳥集》，密斯特拉爾《母親的詩》，川端康成《母親的眼睛》，黑塞《幸福的時刻》，帕索裏尼《祈求母親》，塞弗爾特《窗旁》……
舍這些優秀文本而不用，原因不外乎二：不是出於對中外經典的無知，就是為了別有用意的思想灌輸。
周作人在《兒童的文學》一文中說，“兒童應該讀文學的作品，不可單讀那些商人杜撰的讀本，讀了讀本，雖然說是識字了，卻不能讀書，因為沒有讀書的趣味”（《兒童文學小論》P3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僅就這三套教材的課文來看，有讚美母親的，有提倡發明的，有呼籲保護環境的，有歌頌偉人的……大部分都重在說教，極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蘇教版一年級上冊裏的《漢語拚音兒歌》，都處處是教育與禁止：“大喇叭裏正廣播，愛護大佛不要摸”，“弟弟河邊捉蝌蚪，哥哥走來勸阻他”。如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哦，媽媽，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國的畫，千萬不能弄髒它！”《媽媽的愛》：“我們都是祖國的孩子，我們都愛祖國媽媽。”是的，我們誠然愛媽媽愛祖國，但枯燥的說教，如何能讓孩子明白，“愛”是個什麼東西，“祖國”又究竟是個什麼概念呢？林達寫到美國的公民讀本，第一課是“你”，愛國，從個體開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愛吾愛以及人之愛，也許才能給孩子以切身的感受。人教版中這種說教更是隨處可見，像《看電視》，《可貴的沉默》之類，不一而足。缺乏兒童靈性的奇思妙想，勉強編出來的擬人童話，既非童謠，也非詩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讀來都覺得幹癟乏味，豈能奢望孩子們的喜歡？
好的兒童文學從不說教，人生的道理自然蘊含其中。因為，孩童的世界，自有邏輯規則，這些邏輯規則，區別於成人的世界而圓滿自足。還記得《小王子》裏那條吞吃大象的可怕蟒蛇嗎？孩童和成人的區別就在這裏。這些教材的編者，若是讀過方素珍《媽媽心媽媽樹》，酒井駒子《我討厭媽媽》，後藤龍二《媽媽你好嗎？》等圖畫書，再看看自己編的這些東西，恐怕會汗如雨下吧。
蘇教版17篇課文，北師大版24篇課文，人教版22篇課文，快樂並不多見。
以蘇教版為例。小黑兔不服氣地問：“我今天得了冠軍，為什麼把大蘑菇給小白兔？”；孟郊“母親的頭上又多了幾根白發”；沉香“心裏又難過又氣憤，恨不得馬上就去解救媽媽”……
北師大版中，一言難盡的是《花臉》中的男孩。在這個非常態的家庭中，父親的喜怒反複無常，天知道這個孩子會落下怎樣的心理陰影！
最不快樂的孩子，我覺得是人教版玩具櫃台前的那位孩子。“隻要看到誰買小汽車，他就馬上跟過去，目不轉睛地盯著櫃台上跑動的小汽車”，可是他得不到他心愛的玩具，他還必須懂事，必須分擔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麼能夠安慰，這位貌似堅強的孩子孤獨的心靈呢？
不快樂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貧困，比如蘇教版的《水》、人教版的《玩具櫃台前的孩子》和北師大版《母親的純淨水》。也可能是疾病或者不健康，比如愛迪生救媽媽的故事；比如《第一次抱母親》；比如《花瓣飄香》，無名小姑娘的爸爸在南沙當解放軍，媽媽生病了。
但我想，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的，母愛不會因為貧困而打折。要說根本原因，評論《小獅子》一課的《藥》這篇文章，有尖銳的分析。《小獅子》，這篇北師大版和人教版都有的課文，可以看做是集不快樂之大成的“典範”之作。《藥》一文的點評，直擊要害：對吃苦精神的推崇正是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懸梁錐股”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激勵人苦學的典故，並非偶然。然而，“錐”和“懸”這兩種最典型的自虐自殺動作，恰是這種“苦學”精神背後“毀人”本質的形象表露。
還是來看看什麼是真正的快樂吧，試比較一下泰戈爾《小大人》片段：
我人很小，因為我是一個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樣年紀時，便要變大了。
我的先生要是走來說道：“時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書拿來。”
我便要告訴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經同爸爸一樣大了麼？我決不再學什麼功課了。”
我的老師便將驚異地說道：“他讀書不讀書可以隨便，因為他是大人了。”
每一個孩子，若是讀到這樣的句子，一定會開懷大笑吧，因為這才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
上述種種缺失，也許尚可有說辭，但是，事實的缺失，是最嚴重的，也是最不可原諒的。可以講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麼快樂，但捏造事實就顯得居心叵測了。
北師大版和蘇教版都有愛迪生用智慧救母親的故事。這個故事流傳甚廣，人們已經忘記去質疑其真偽了。但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中國學生何易，竟然就去研究了，得出的結論是：“最早的急性闌尾炎手術是在19世紀末，最早對闌尾炎手術的論述是1886年。愛迪生生於1847年，電燈發明於1879年，1886年他已經是一個39歲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說，愛迪生小時候根本沒有闌尾炎手術，不可能有一個醫生在他做的有影燈下為他得了急性闌尾炎的的媽媽做了這個緊急手術——這個故事是虛構的。”
這一類虛構的故事在三套教材中並不少見，再舉一例，如《陳毅探母》。《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的作者搜尋了很多史料，從曆史事實角度，證明了這個故事從時間到地點都是虛構的。但是我不明白，編著者出於怎樣的目的，才睜著眼睛大說瞎話。難道實事求是的講述陳毅同誌孝順母親的故事，就不能感動人了？
還有一類，我不敢確定其講述的是否事實，但因為文學描寫的拙劣，故事破綻百出，難以置信。比如人教版的《日記兩則》。兩個夢之間直接跳躍，缺少平滑過渡，怎麼看都像“白日夢”。而文章對女孩子夢境的描繪，亦隻有簡單的粗線條勾勒，不符合一個女孩子的心理事實。《必須假定有一個完美的精靈》一文有獨到分析。
即便是科普文章吧，或者需要具備一點科學精神的文章，其陳述的事實，也被打了折扣，與科學求真精神背道而馳。蘇教版《雲雀的心願》，雲雀媽媽似乎是一個環保主義者。之所以選擇雲雀，大概是因為鳥兒會飛，可以在短時間內考察沙漠、河流和森林吧。可是替換成“喜鵲媽媽”、“大雁媽媽”、“天鵝媽媽”……隨便什麼鳥都行啊，與雲雀何幹？貌似科學嚴謹，卻連基本的知識都是錯誤的——“雲雀媽媽擦去頭上的汗水”——鳥類沒有汗腺，哪有什麼汗水？
還有《烏鴉反哺》，生物學上已經證明了，沒有這種習性呢！可這篇習作，卻是以目擊證人的視角來講述反哺的故事。當然創作需要虛構，但目擊證人的虛構，隻能等同於說謊。
於愛群：讀書的目的，求真，求善，求美。所謂偽文章，於事實不符，於科學無據，此為不真；主題先行，道德拔高，空洞說教，此為不善；語言幹癟無趣，人物假大空，形象高大全，此為不美。不真，不善，不美，完全與讀書的目的背道而馳，何來教益？
《中國新聞出版報》：請談談你們對教材編寫部門、出版部門以及教育主管部門的建議。
郭初陽：其實很簡單，隻要與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方針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學術獨立，教育普及。”教材編寫團隊是獨立的，編寫的經費並不依賴國家或某一黨派提供；編寫的意圖在於普及教育，培養現代公民健全的人格。
70年前，商務巨擘張元濟“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從《左傳》、《國策》、《史記》中精選十幾篇，譯為白話，名為《中華民族的人格》，意在呼喚慷慨悲歌之士，抵禦外敵；同時也希望在新一輩少年身上，養成堅韌昂揚的意誌。同在商務的王雲五則主持萬有文庫，“日出一書”。他們就是教材編寫者的典範。
具體到母親與母愛的話題，教材編寫者最好能達到陳誌武的水準。倘若不能達到，那麼至少也要讀過他那封著名給女兒的信：《“養子防老”的不道德》：
你們不要管我們的願望如何，隻要你們自己一輩子幸福，我們就開心。一般的中國父母都會跟小孩強調“孝順”、也指望著小孩長大後撫養他們，所謂“養子防老”。許多父母，或說整個中國社會，都以子女是否“孝順”來評判子女的“好壞”。你們千萬不要有這種包袱，我們真的不希望你們這樣想……不隻是我們已想法買好養老金、保險等，而且，等你們長大成家後，也應該為自己買好養老金、醫療保險、投資基金，之後，也希望你們教育自己的子女這樣做，要一代一代自己在經濟財力上獨立、自立，維護自己的尊嚴！
於愛群：在北師大版教材的《後記》中有一段話，“本冊教科書選編的課文，有的作者佚名，有的根據教學需要進行了修改。受時間和條件限製，來不及與作者聯係，在表示誠摯謝意的同時，一並致謝。”我的疑問又來了：教科書裏的課文一選好幾年，怎麼來不及聯係作者？今年來不及，第二年還來不及？幾年都沒找到作者，這作者怎麼這麼鬼鬼祟祟啊？這樣的文章可信嗎？
教材中的課文應該是摘選自已經公開發表或出版的作品。從遵守《知識產權保護法》的角度考慮，理應首先獲得作者或知識產權擁有者的許可才能選用該文章；同時應該標明出處、作者和發表時間，並寄奉稿費。那種以時間和條件受限為由而拒絕標注作者的，是對知識產權的不尊重。
我發現，我寫到的有硬傷（曆史史實或者科學依據方麵的錯誤）的課文，幾乎都是無作者，無出處，無發表時間的“三無”文章。這樣的文章，來路不明，無法考證。文責不能自負，還可能有人渾水摸魚，隨意增刪，導致錯訛。所以我呼籲，尊重知識產權，杜絕“三無”文章。所有文章要標明作者，並盡可能對作者作簡單介紹；不收錄佚名作者的文章；如果文章經過改編，應該同時標明作者和改編者；所有文章應該標明出處和發表時間，選自哪裏，是否節選。消滅“三無”文章，就可以很大程度地避免文章中的硬傷。因為如果標識出作者和出處，教材編選者摘選文章時就會比較謹慎，選取有信譽、有知名度的作者和出版機構。即使進行改編，也會比較謹慎。而標識出作者和出處，也有利於一線教師和家長核查，易於發現問題和改正。
《中國新聞出版報》：回顧你們所受的教育，你們質疑過以往教材裏的偽文章嗎？
郭初陽：沒有，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隻能受一種教育，缺乏自我反省意識。最大的心願是希望我們的孩子能活在真實中。
於愛群：沒有。讀書期間，我一直是標準意義的好學生。上課認真聽講，積極舉手發言，按時完成作業。有時候我也提出問題。但思維一直局限在教材之內，從來沒想過跳出教材發現問題，或者對教材本身產生質疑。即使是現在，我對女兒說，這課本編得有問題，她還很不高興。她質問我，你難道比老師知道得還多嗎？你看，我們的孩子對老師，對課本有一種天然的信任。真希望我們的教育工作者不要辜負這種信任。
《中國新聞出版報》：您認為教科書“事實核查員”的職責有哪些？應如何保障這些職責的履行？您樂意繼續擔任這樣的教科書有了“事實核查員”嗎？
郭初陽：職責是對現行教材進行監督和視察，及時發出批評，促使教材的進步。
對職責的保障有賴於以下三點：1.專業的素養，2.獨立的身份，3.有影響力的傳媒。我們擔任“事實核查員”一職，隻是出於崗位責任感，是為中國教育做義工。如果現狀不夠理想，這個崗位我們隻能繼續堅守下去，並希望加入進來的同仁越來越多。
於愛群：我很願意繼續作這種教科書的義務核查員。這本身也是家長的責任和義務。
《中國新聞出版報》：針對中國教材的現狀，請您為學校、家長和學生支一個招，好嗎？作為家長，在教育、指導孩子學習方麵，您認為應該怎麼辦？
郭初陽：就悲觀的現狀而言，在我看來唯一的一招，記載在南方周末記者笑蜀《我的孩子即將乘桴浮於海》一文裏：我就隻有一條路可以走，讓我的孩子乘桴浮於海，徹底退出競技。隻有徹底退出競技，你才有資格不服從它的一整套規則，才可以不受它的擺布。 於愛群：我在給孩子輔導的時候，講每篇課文時，我都會說，我認為，這篇課文寫得很好，或者很差，或者一般。寫得好的，我會讓她多朗誦幾遍，希望她能體會好的文字是什麼樣的；寫得差的，就隻讓她把其中的字詞學會就可以了。偶爾，她會和我爭辯，認為某文寫得也不錯。所以我認為，教材選文平庸也可以；隻要老師告訴孩子自己的感受，和孩子一起討論，為什麼好或者不好。這也是一個孩子感悟的過程，孩子對作品的判斷能力，就是在對文章好壞參差的品味當中建立的。並且，允許孩子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品味，對一些文章可以說，“也許它寫得好，但是我不喜歡。”不應該讓孩子認為，隻要是選用在課文上的，就都是好文章。除了頂禮膜拜地學習，就不能有任何的質疑。
我們現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權威”，“統一”，不容置疑。從現在教材的編寫質量來看，到了把教材也從神壇上拉下來的時候了。
《中國新聞出版報》：於編導，您對本報關注教材偽文章這一選題有何建議，談談您的個人感受好嗎？
於愛群：作為家長，我感覺對小學課本中的篇目進行專題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這種研究應該持續下去，形成慣例；而作為媒體同行，你們能夠敏銳地抓住這個有價值有吸引力的選題，也是很有眼光的。
以前我沒有太關注過孩子的教材。隻是在每個學期開始、給孩子包書皮的時候，隨便翻翻看看。因為我有一種心理，認為這教材是集中全國最高級別的教育專家、最優秀的老師，經過多年實踐，去粗取精，打磨出來的一套教材，又經過“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的審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適合這個年齡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長都和我有一樣的想法。而且那裏麵圖文並茂，色彩絢麗，比我小時候的教科書不知道好多少。
直到去年，我獲得了國家公派留學的機會，孩子也和我一起到美國學習了一年。為了她回國之後仍然能夠趕上原來學校的進度，我就在孩子課餘時間開始給她補課，這樣才有機會仔細地看了看孩子的教科書。五年級上冊有一課是《黃河象》。裏麵提到這頭象是公象，帶領著一個象群雲雲。我曾經看過這方麵的電視節目，知道大象是母係氏族，都是母象作首領。我不禁產生了懷疑。再往後看，越看越起疑，越看越生氣，很多文章從文學角度看非常拙劣，毫無價值，我尤其感到編寫者對於詩歌極其缺乏鑒賞能力。所選3首現代詩歌，要麼就是分段押韻的白話文，要麼做作浮誇，比喻失當，對祖國語言是一種汙染。（比如公木先生的《英雄讚歌》，雖然我對公木先生本人敬仰有加）；另一些文章從科學角度看，也根本經不起推敲。還有的文章充滿史實錯誤，（最離譜的就是《他發明了什麼》，時間，背景，人物，事件，沒一個是對的。），更多的文章則充滿道德的和愛國的說教。
現在已經很難描繪我當時那種憋悶、憤怒的心情。我感覺我對權威的教科書編寫者毫無保留的信任被踐踏了。平靜下來後，我想，抱怨牢騷沒什麼用處。我們的起點就是這樣的，一步也到不了天堂。作一個負責任的家長，負責任的公民，還是腳踏實地地做點有推動作用的事吧——堅持不斷地行使監督職責，堅持不斷地反饋意見。如果每年都有家長做這樣的事，教科書的改進還是可以期待的。這也是我在美國學到的。在美國的小學裏，家長的參與程度非常高，每個學校的“家長--教師聯合會”都是非常活躍的組織，其組織者每年還要競選才能上任。家長不僅參與課後活動，協助教師組織管理學生，為學校募捐，還參與到教學中，協助教師設計課程，進度，給學習困難的孩子開小灶。對老師或者學校有任何不滿，馬上就寫信投訴，校長一般很快就會介入，召開家長會。如果學校解決不了，市教育局就會出麵和家長協商。在這裏，我切實地感受到，家長是學校活動中很強大的一種力量，和學校是在信任、合作基礎上，行使監督的職責，共同完成對孩子的教育。
回到課本。在美國，沒有統一的教材。“語文”課甚至沒有教材。我女兒整個5年級，就是讀了若幹本書。書是由老師選的，都是兒童小說，每本10萬字左右，學生每天回家後讀幾章，然後完成老師留的一篇作業，回答紙上的關於本書的問題。第二天上課時，孩子們分組討論，分析角色，時間地點，故事進程，最後寫一份讀書報告，作一次關於本書的口頭演講。所選書籍都是非常流行的、近年得獎的兒童文學作品，其中多數都被好萊塢改編成了電影。
所以我想，我也應該做一點實事。就跑到我所在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借了十幾本書，開始查資料，找依據，寫了兩篇文章，投寄給了《新教育--讀寫月報》。我還在今年開學之初，把這兩篇文章給教科書後麵列出的兩位主編寄去了。
我曾經作過教育記者，但時日久遠，對目前中國教育的現狀和問題隻是泛泛地了解。現在，僅僅是作為一個家長，接觸到了冰山之一角。剛開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總覺得有一種很孤單的感覺，因為我把它們發給周圍有孩子的朋友同事，大家都認為我說的對，但是覺得這樣的狀況不是一天兩天了，我不可能改變它。直到看到關於教材中母親形象的這個專題研究，才覺得找到了同道。才知道在做相同工作的，不隻我一個人。我深感欣慰。
《中國新聞出版報》：感謝兩位嘉賓作客本報讀周刊“新聞會客廳”，感謝你們對教材質量的關注。
郭初陽、於愛群：謝謝《中國新聞出版報》讀周刊組織這一次富有裏程碑意義的討論！
空洞的說教、隨意的“改編”、模淩兩可的事實、甚至杜撰一個個“名人故事”，這樣的課文竟然在時下通用的小學語文教科書裏時有出現——浙江3位較真的語文老師，咬文嚼字，挑出了課本裏的刺。
昨天，杭州語文教師郭初陽來到本報編輯部，拿出了他整理的“問題課文”目錄和點評。他說，他用幾個月時間，仔細梳理了全國包括浙江廣泛使用的“人教版”、“北師大版”、“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用現代公民的視角進行審視，發現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
“我並不想找茬，隻是希望大家從人文的視角，時代的角度，重新審視那些我們的孩子回到家後都必須認真背誦的課文，希望孩子們得到真善美的教育。”
無獨有偶，關注偽課文的，還有來自紹興稽山中學的蔡朝陽老師、桐鄉鳳鳴高級中學的呂棟老師，他們也都發現了語文教材中的各種問題，並把這些問題發給記者，希望更多讀者來商榷。
“主要問題有四類：一是內容不符合曆史與常識，如人教版的《愛迪生救媽媽》；二是缺少童心，扼殺兒童天性，如蘇教版的《蘑菇該獎給誰》；三是思想不符合現代觀念，如人教版的《媽媽的賬單》；四是隨意改編戕害經典，如蘇教版《少年王冕》、北師大版的《不願長大的小姑娘》等，至於無作者名字、無出處、無發表時間的“三無”文章，更比比皆是。”
郭初陽說，時下的教材普遍缺乏經典作品，但可笑的是，有很多經典卻被隨意篡改後出現；有的課文內容老舊，灌輸過時的思想；很多甚至連故事的真實性都讓人懷疑。
“如人教版二年級下冊第30課《愛迪生救媽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P137~139)，雖然很感人，卻在任何愛迪生的傳記裏都難以找到事實的根據，而且從醫學上考究，當年也不可能做那麼一個闌尾炎手術。”
郭初陽說，這樣可笑的課文很多。如蘇教版《雲雀的心願》中寫道：“雲雀媽媽擦去頭上的汗水……”鳥類沒有汗腺，哪來汗水？
為了證實《陳毅探母》的真實性，他查閱了《陳毅大事記》、《陳毅年表》，還把所有關於陳毅元帥生平的書翻了個遍，都沒有找到故事的蛛絲馬跡。“這個故事從時間到地點都是虛構的。”他得出結論。“或許這些故事的本意是好的，但孩子們不需要善意的謊言。”
郭初陽仔細研究了3個版本的語文教科書後還發現，時下的課文說教的多，充滿童趣、讓孩子們快樂的課文卻非常少，課文中的兒童形象也大多是成人化的。
“這些課文有讚美母親的、提倡發明的、歌頌偉人的，卻極少有童趣、符合少年兒童心理特點的課文。有的價值觀陳舊，用美德‘綁架’孩子，已經不能讓時下的孩子們信服。”
郭初陽舉了幾個例子：蘇教版的《蘑菇該獎給誰》中，兔子媽媽把蘑菇獎給了和駿馬賽跑的小白兔，而把和烏龜賽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邊；在北師大出版社的《兒子們》中，老爺爺無視唱歌跳舞的兩個兒子，眼裏隻有正在勞動的兒子……
“三鹿奶粉事件，沒有一個母親不覺得觸目驚心。現在部分語文教材，不就是混雜了各種成分不明的甚至有毒添加劑的劣質奶粉嗎？看我們給孩子提供了怎樣成長的營養？”郭初陽毫不客氣地說。
“現行的幾套主流小學教材，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昨天，紹興稽山中學教師蔡朝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側重於關注那些不適當篡改、價值觀念上值得商榷的課文。這些文章都是現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學語文教材中找出來的，浙江省用的也是這些教材。”
“我現在教高中學生，計劃在三年內，引導他們多讀一些課外書，看一些美好的童話、經典電影等，這些作品有一種人性美，融‘偉大’於平凡中，我知道學生的童年裏缺少了這一課。”
一個高中教師為何會關注小學教材？蔡朝陽說：“自從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後，才更加深刻理解到，一個成年人對孩子所肩負的教育重任。作為孩子啟蒙讀本的語文教科書，我們有責任吹毛求疵，有責任讓它盡善盡美。”
“我提出一些觀點，不敢說都是正確的，但是一種不同的聲音。我在審視這些教材時，有一個準則就是：常識。”
桐鄉鳳鳴高級中學老師呂棟認為，教科書是孩子文學啟蒙，任何虛假都來不得。他說：“看到我們的小學生每天捧著課本，用稚嫩的聲音認真朗讀這些文章，還把那些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背下來，我們能安心嗎？”
●《愛迪生救媽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二年級(下)第30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中，二年級下冊第15課，有相同課文《晚上的太陽》)
課文大意：愛迪生剛滿七歲時，就用鏡子反光的原理來照明，使醫生在自己家裏為媽媽緊急做了急性闌尾炎手術。
商務版拉皮羅夫・斯科勃洛《愛迪生傳》和Josephson Matthew寫於1959年的《Edison》都沒提到這一事件。但傳記中沒有記載，並不能得出這篇課文是虛構的結論。
我問父親：闌尾炎是怎麼診斷的？做手術要多亮的光？急性闌尾炎延誤多久才有危險？答案如下：闌尾炎診斷基於症狀和體征，腹痛，發熱，局部壓痛等。闌尾炎一旦診斷，要盡快手術，但沒有說多少時間內必須進行；如果有穿孔危險或已經穿孔，就應該馬上手術。手術的燈光以滿足照明(能看清)為準。所以也不能得出這篇課文是虛構的結論。
但在美國留學時，我問了身邊無數美國同學：知道愛迪生這個故事嗎？所有人都搖頭。然後我去查了闌尾炎的醫療史。最早對闌尾炎手術的論述是1886年。愛迪生生於1847年，電燈發明於1879年，1886年愛迪生已經是一個40歲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說，愛迪生小時候根本不可能有闌尾炎手術，更不可能有一個醫生在他做的“有影燈”下，為得了急性闌尾炎的的媽媽做緊急手術——這個故事是虛構的。
(本文點評者何易，現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學生，父親是浙江邵逸夫醫院院長)
●《檢閱》：三年級下冊第14課，P56~58，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
挑刺：波蘭國慶日的更改已經20年，教材卻視而不見。
●《地震中的父與子》人教版小學語文五年級上冊第17課，P93~95，2008年5月
●《陳毅探母》，《語文》一年級(下冊)第12課，P63~65，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母親的恩情》《語文》二年級(下冊)第9課，P52~54，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
●《烏鴉反哺》，《語文》三年級(下冊)第9課，P71~73，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
挑刺：烏鴉無家庭，無從反哺。以美德綁架孩子又一例。
●《不願長大的小姑娘》根據羅大裏(意大利)的《不肯長大的小泰萊莎》改寫。三年級上冊P77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5版
●《朱德與蘭花》四年級下冊P24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烏鴉沒有反哺的現象，不僅是烏鴉，自然界的動物都沒有反哺的現象。但是烏鴉是種群居的社會性生物，在群體中，新成年的個體會幫助其他成年個體哺育幼體的現象，給年老個體喂食的情況隻是一種巧合而已，因為很多動物都有爭食的習慣，所以所謂的反哺隻是老年個體的一廂情願，並不是人類所弘揚的“孝”。
一天，我和媽媽在樹林裏散步，忽然從烏鴉巢裏傳來“哇——哇——”的叫聲，聲音低沉、嘶啞。
媽媽對我說：“這是一隻老烏鴉在叫。它可能餓了，要吃東西呢。”
我感到奇怪，便問媽媽：“它為什麼不自己去找東西吃呢？”
媽媽對我說：“你看，小烏鴉在給媽媽送食物了。它們長大了，沒有忘記媽媽的哺育之恩，這叫‘烏鴉反哺’。”
汶川地震，使得對地震的了解更多更多，從而對《地震中的父與子》一文有新的看法。
阿曼達的父親單獨堅持挖掘廢墟的理念是“不論發生了什麼，我總會跟你在一起！”（“你”指他的兒子阿曼達，下同）。筆者認為這個理念是蒼白無力、經不起推敲的。如果他的兒子真的在這次地震中被砸死了，他怎麼“總會跟你在一起”呢？難道他早就知道這次地震中阿曼達肯定安然無恙？又如果不是地震而是因其他橫禍如車禍而罹難，他又怎麼“總會跟你在一起”呢？反而是假若看到原來三層教室樓倒塌後的地方仍有部分隆起而不是夷為一片平地，又因為阿曼達上課的教室“在一層樓的左後角”（即首層），那麼，推測兒子有可能隻是陷於困境而未被砸死，進而挖掘不止，這樣的思考才恰如其分。
或許有人會說，阿曼達的父親（或有些人）就是持有這樣的理念去行動的人，不能苛求他冷靜，不能苛求他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
我要說，這可是教材啊！其中要負起引導學生正確認識世界的作用。課文傳遞的信息（如上述的阿曼達的父親的理念）首先要合情合理，其次是，既要著眼於培養學生具有至善至正的激情，又要考慮到培養學生具有實事求是的理智。就像平時聽得多的“既要有革命的熱情，又要有科學的態度”那樣。
汶川地震中，***總理的“即使有一分希望，也要作百倍的努力！”，言猶在耳。
阿曼達的父親是在沒有希望的情況下（或叫做不知道有沒有希望的情況下）作努力的。
從課文敘述中知道被困的有14個學生，對應一般應是14個家庭（也可能少於14個家庭，因為可能有的在地震中被毀）。這14個家庭的父母等親人裏麵，隻有阿曼達父親一人決意挖掘並付諸行動。見課文：
就在他挖掘的時候，不斷有孩子的父母急匆匆地趕來，看到這片廢墟，他們痛哭並大喊：“我的兒子！”“我的女兒！”哭喊過後，便絕望地離開了。
讀者可從汶川抗震救災的反饋中看到類似上述的情景絕對不會是主流（而課文是除阿曼達的父親外的一邊倒）！
除阿曼達的父親外的13個父母中，沒有一人去動手搶救，也沒有一人因自己力不能及而大聲呼救以爭取外援等的，有的都隻是“絕望地離開”——那可是13個孩子的父母啊，那可是骨肉至親啊！這樣的描述可信嗎？
更重要的是，地震發生後38小時內，在學校這個重災區內，竟然沒有代表國家的力量——如消防隊、軍隊、警察、醫療隊等的進入救援，這可信嗎？
這可是1989年，這可是美國的洛杉機，這不是蠻荒年代，這不是窮鄉僻壤。相反，這次地震發生在世界文明程度較高的時間與地點。
從課文得知，這次地震隻是“30萬人在不到4分鍾的時間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而不是全國遭災陷於癱瘓——沒理由國家機器如同全無反應一般——隻有阿曼達的父親一個人在孤軍奮戰。
課文中出現的“救火隊長“、“警察”兩個角色隻是勸阿曼達的父親停止、離開，不作進入救援計。
若如救火隊長所說的“太危險了，隨時可能發生大爆炸”是真的，那救火隊長應該把阿曼達的父親強行架離現場而不是任由他孤身犯險近四十個小時——既然是這樣的言之鑿鑿。救火隊長明知而不為，起碼是職業操守有問題（此為題外話）。
“然而就在搶救到最關鍵的時候，突然，教學樓的廢墟因為餘震和機吊操作發生了移動，隨時有可能發生再次坍塌。再進入廢墟救援十分的危險，幾乎等於送死，當時的消防指揮下了死命令，讓鑽入廢墟的人馬上撤出來，要等到坍塌穩定後再進入，然而此時，幾個剛從廢墟出來的戰士大叫:‘又發現了孩子！’幾個戰士聽見了就不管了，轉頭又要往裏鑽，這時坍塌發生了，一塊巨大的混凝土塊眼看就在往下陷，那幾個往裏鑽的戰士馬上被其他戰士死死拖住，兩幫人在上麵拉扯，最後廢墟上的戰士們被拖到了安全地帶。一個剛從廢墟中帶出了一個孩子的戰士就跪了下來大哭，對拖著他的人說:‘你們讓我再去救一個，求求你們讓我再去救一個！我還能再救一個！’”
校區的搶險現場肯定沒有如見諸汶川抗震救災現場的大型機械挖掘機、起重機、推土機等的，也應該沒有輕型的工具諸如切割機、千斤頂、丁字鎬等的。這，一是課文沒有明說，二是從課文 “在混亂中，一位年輕的父親安頓好受傷的妻子，衝向他7歲的兒子的學校”的描述中得知，阿曼達父親是沒有帶上任何工具就跑去現場的。當然，可以想象他後來會把鋼筋等的弄作撬棍，或湊巧找到個把鐵鍬什麼的（如果沒有這個“想象”，阿曼達的父親光是徒手挖掘的話，那可能在38小時後再加38小時也未必奏效），但他缺乏有效的工具是不爭的事實。或者講他的個人裝備，絕對比不上這期間頻頻出現在我們電視機屏幕上的頭戴鋼盔，身穿橙紅色服裝，手握各式輕型工具的消防員（還戴著手套哩）——我們的消防員，專業的搶險救災人員，以群體之力尚且因缺乏大型機械時（即使有大型機械時）也有難以逾越的困難，盡管他們奮鬥了不止38個小時——阿曼達的父親就這麼神？此為疑點之一。
或許此處建築坍塌的情況並不嚴重，所以，憑一人之力奮鬥一天半也獲得成功。但若不嚴重，也就沒有十來個孩子的父母都無一例外地斷絕搶險的念頭而“絕望地離開”。此為疑點之二。
從課文得知，教室樓塌下後38小時內，困在裏麵的孩子與出現在外麵的孩子的父母都沒有呼叫。這合情理嗎？此為疑點之三。如果僅一人盡力（連軸轉不吃不喝不睡算）、僅38小時後即可掘進至互相通話的境地，可以想象這個挖掘的“工程量”不會很大，而“工程量”不會很大相應形成的阻隔就不會很大，即之前孩子的集體呼叫或家長們的呼叫可以被對方知覺的可能性很大。
在“一個安全的出口開辟出來”後，阿曼達說要先讓同學們出去。我們可以讀出他的位置一定相對靠前，即使不是最前——因為不靠前也就無所謂先讓別人出去。但問題是：原來困住14個學生的地方不是深井而是教室，不能像人在井底那樣誰先上誰後上都不怎麼會阻礙別人，而在教室離出口靠前卻不先出去就會阻礙後麵的或周圍的人，所以應采取靠前的先走的做法。而靠前卻不先走反而不合理，這跟道德高尚與否無關。難道我們還要設想困住14個學生的空間很寬敞人人進退自如而為阿曼達的舉動自圓其說嗎？此為疑點之四。
在阿曼達的父親埋頭挖掘時，救火隊長說這裏“隨時可能發生大爆炸”，但課文沒有交代原因，此為疑點之五。無根據的說話可視作無稽之談，反倒說“隨時可能發生強烈的餘震”還切合實際些——這是汶川地震使我們明白的常識。
1989年，美國洛杉機發生大地震，30萬人在不到4分鍾的時間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
在混亂中，一位年輕的父親安頓好受傷的妻子，衝向他7歲的兒子的學校。那個昔日充滿孩子們歡聲笑語的漂亮的三層教室樓，已變成一片廢墟。
他頓時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大喊：“阿曼達，我的兒子！”跪在地上大哭了一陣後，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對兒子說的一句話：“不論發生了什麼，我總會跟你在一起！”他堅定地站起身，向那片廢墟走去。
他知道兒子的教室在一層樓的左後角，便疾步走到那裏。
就在他挖掘的時候，不斷有孩子的父母急匆匆地趕來，看到這片廢墟，他們痛哭並大喊：“我的兒子！”“我的女兒！”哭喊過後，便絕望地離開了。有些人上來拉住這位父親，說：“太晚了，沒有希望了。”這位父親雙眼直直地看著這些好心人，問道：“誰願意幫助我？”沒人給他肯定的回答，他便埋頭接著挖。
救火隊長擋住他：“太危險了，隨時可能發生大爆炸，請你離開。”
警察走過來：“你很難過，我能理解，可這樣做，對你自己、對他人都有危險，馬上回家吧。”
人們搖頭歎息地走開了，都認為這位父親因為失去孩子過於悲痛，而精神失常了。
他挖了8小時、12小時、24小時、36小時，沒人再來阻擋他。他滿臉灰塵，雙眼布滿血絲，衣服破爛不堪，到處都是血跡。挖到第38小時，他突然聽見瓦礫堆底下傳出孩子的聲音：“爸爸，是你嗎？”
“我告訴同學們不要害怕，說隻要我爸爸活著就一定會來救我，也能救大家。因為你說過，不論發生什麼事，你總會和我在一起！”
“我們這裏有14個同學，都活著，我們都在教室的牆角，房頂塌下來架成個大三角形，我們沒被砸著。”
父親大聲向四周呼喊：“這裏有14個小孩，都活著！快來人！”
“不！爸爸。先讓我的同學出去吧！我知道你會跟我在一起，我不怕。不論發生什麼事，我知道你總會跟我在一起。”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2 02:57
“第一线”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浙江日报》记者 余华
在孩子们的眼里，“母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主要由浙江语文老师组成、三十多名来自教育“第一线”的语文老师共同发起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他们把全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里面关于母亲、母爱的课文进行梳理，用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
今年2月，他们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以专辑的方式，刊登在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原本属于教育圈的学术讨论，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报告转贴到天涯论坛后，两天之内回帖多达20多万，许多人在网上开始第一次反思自己对“母亲”的理解。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带有怀疑精神的报告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深刻的共鸣，是因为它所讨论的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教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更多的成年人在这些课文中学会“如何为人父母”。
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使用的课文，重新评价那些过去印象中的“母亲”。
吕栋，桐乡凤鸣高级中学的语文老师，一位六周岁男孩的父亲。
在研究这个专题之前，他并没有对小学语文做太多的关注。直到去年9月的一天，他的一位杭州的朋友——同样从事语文教学的郭初阳，向他发出了一个邀请：一起研究小学语文教材里关于母亲的课文。
对吕栋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新鲜的研究视角，更何况，“出于私心，我也想在儿子上学之前，先看看他将要学习的东西。”
而作为此次专题最初的倡议者，郭初阳的心情却没有这么轻松。这位长得白净清瘦的老师坐在记者对面，显得有些瘦弱，但是透过他的眼镜，却可以感受到他目光下所蕴藏的一种力量。
“本来我是教高中语文的，对小学语文并不熟悉，只是在为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时偶然发现，小学语文教材里有许多母亲、母爱的文本存在相当问题。”
郭初阳随手挑了几篇有关母亲的课文：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跳舞歌唱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
“基于现代公民的社会常识，这些课文的价值判断是有问题的，是涉及到教育理念层面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让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都注意到。”郭初阳说。
这位以思考见长的语文老师，几乎每一节公开课都让听众有悚然一惊的愉快，2005年他获得全国语文公开课比赛第一名。在杭州外国语学校任教时，“他对教材的审视和反思，无不站在现代公民和母语教育的立场”，因而被视为“新生代”教师的代表。
“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教会孩子的不仅是几个汉字读音、写法，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这些将影响人的一生，而‘母亲’的主题，对孩子的成长更为重要。”
从发起之日起，郭初阳身边迅速汇聚了三十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其中浙江的老师大概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给这个团体起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后简称“第一线”），意为“其成员均来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
“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重新认识那些过去印象中的‘母亲’，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形象。”郭初阳说。
美文的巨大作用在于，当人们享受了优秀的东西之后，就会对稍次的东西产生免疫力。
摒弃了对教学技巧的研究，直入教学内容的本质，这样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跳出原有的教育界范畴。
为了保证研究的广泛性，参与“第一线”的三十多位成员分为三组，分别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课文进行分析，三个小组的组长都是浙江人，分别是杭州的郭初阳、绍兴的蔡朝阳和桐乡的吕栋。
采访中，蔡朝阳向记者坦言，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研究的野心超越了我们的能力”。相比之下，吕栋的心态更为平和一些：“我们不是教育专家，只是业余玩票，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为了孩子做些有益的探讨，有利于提高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
在研究的半年多时间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小组成员都是在QQ里讨论问题的，只有在快成稿时，所有人在萧山开了一次碰头会。
对于此次讨论浙江老师的表现，《读写月报•新教育》的编辑童蓓蓓评价，善于反思、具有人文精神是这些浙江教师的特色，同时他们“对孩子天性自由的推崇”，有着“近乎执拗的坚持”。
在这三个版本36本教材中，涉及母亲、母爱的约有两百多篇课文，其中有不少是我们熟悉的课文——《小蝌蚪找妈妈》、《落花生》、《植物妈妈有办法》。
郭初阳对文本真实性的看重，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他认为，如果是一篇小说，其中的逻辑必须符合人的基本常识；如果不是小说，那所写的内容必须是作者真实的所见所闻，否则我们“不可以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服孩子相信一个道理，并以此来指导孩子的实际行动。”
所以，郭初阳会为了考证屠格涅夫《麻雀》的真实性，翻阅建国以后所出的8个译本，甚至干脆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答案。而这样做只是为了告诉孩子，“真实”是做任何事的第一要素。
他们同时发现，教材里的许多“不健康”的母亲形象，比如极度压抑的母亲，以工作太忙为理由打发女儿的母亲，功利性太强的母亲，虽然有些评价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个人色彩，但点评人所具有的人文视角，不失为一勺“心灵鸡汤”。
来自绍兴，从事教学工作整20年的刘发建，在前期参与了讨论，他认为在对教材批判的基础上，还需要为孩子建设一个美好的样本。
事实上，刘发建在日常的教学中，也发现了许多“有问题”的课文，而他采用的是一种“批判性教学”法——前半堂课先按照课文的要求讲，等学生掌握了教学大纲的知识点后，再重新引导学生对原有内容进行独立思考，通过对比找出文中的漏洞，用自己的判断去推翻原先错误的印象。
刘老师的想法，后来和其他的小组成员不谋而合，在报告的最后，推出了推荐版——12篇分别适用于12个学期的语文课文，这些篇目引自不同的名家名作，是从三十多位老师推荐的名录中挑选出来的。记者在里面看到了顾城的《永远》、金子美铃的《没有妈妈的野鸭》、龙应台的《你的眼睛里有我》。
“塔科夫斯基在小时候，他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塔科夫斯基‘再也无法阅读垃圾’。”吕栋说，美文的巨大作用在于，当人们享受了优秀的东西之后，就会对稍次的东西产生免疫力。
和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如果还要批评，那不是大家来找茬，而是我们的要求更高了。
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于今年2月刊登在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的封面就用了这个标题。
令人意外的是，一次原本属于教育界的学术讨论，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报告后来被转贴到了天涯论坛，两天时间里，点击人数达到了20多万。
吕栋在后来的采访中说，自己也是在着手后“才发现它的真正意义”。
在天涯的回帖中记者看到，有人高度称赞这种反思，认为像这样深刻的思考在教育界是“很少见的”；也有人批评，认为他们是在吹毛求疵，“为批评而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的网友，干脆全盘否认报告里的很多价值观，觉得与传统教育理念相差甚远，“不敢苟同”；还有的老师觉得，把课文上好才是当好教师的本份，不应该去怀疑教材里写的东西。
许多普通家长也前所未有地加入了这次原本属于教育界的讨论，有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平时的教育方式，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教材中的那些“不健康”的“母亲”形象，是不是自己正在用自己固有的思维，来抹杀孩子心里天然的爱和灵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带有怀疑精神的报告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深刻的共鸣，是因为它所讨论的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教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更多的成年人在这些课文中学会“如何为人父母”。
不过，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第一线”的成员们都将其看作是一种进步，“毕竟在过去，对权威的教材进行颠覆性的批判是不可想象的。”包括一向“反叛”的郭初阳也这样认为。
正如采访中吕栋所说的，他们只是凭自己的直觉和经验，看到了现有教材中的问题，如果提出的问题能引发读者对“教育本质”的追寻，对教育理念的完善，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报告的最后，蔡朝阳为儿子“菜虫虫”写了一篇《一个父亲的感言》，其中这样写道：“即便‘菜虫虫’将来读小学，小学教材还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三套一样，我也已经减少了不少担忧。和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如果还要批评，那不是大家来找茬，而是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就像过去20多年来小语界前辈们持续推动的进步，我坚信未来的进步仍会继续甚至加速。”
在现实中，已经有人开始行动。小组成员之一的吴合众老师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浙江苍南第三实验小学，将在9月开学后，把12篇推荐文本在6个年级中进行试教。“毕竟，课文选得好不好，是不是真正孩子心目中可敬的‘母亲’，最终还要看孩子认不认可。”
我们都将期待。
学会做合格的父母
余 华
作为一名两岁孩子的母亲，这次采访的内容对我自己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心灵冲击。
什么才是父母真正的“爱”，采访一路，一路都在寻求答案。
之前，我们看到了太多失败的例子。比如说某一年武汉“楚才杯”作文竞赛，面对题为“给我一点时间”的作文，3000名五年级小学生不约而同地将妈妈书写成“变色龙”、“母老虎”、“河东狮”……媒体一片哗然，狠狠做了一通“小学生妖魔化妈妈”的报道。
再比如，前不久被媒体宣传、继而又被揭露黑幕的青少年治疗“网瘾”的报道，一心忘子成龙的父母，最后却成为了将孩子推入魔坑的推手。
非常害怕，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天，一不小心会成为孩子眼中“可怕的父母”。
怎样是在真正爱孩子？是把他们放进自己设定好的人生轨道，对他说：这是为了你好！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完成此生未能完成的心愿？还是应该在生活中注意与孩子的沟通，多出一点时间与孩子一起游戏，让他们感受到与父母在一起的亲情与欢乐？
在教育界浸染了多年的童蓓蓓后来在采访中感叹，我们家长一直在教育的方法上苦苦寻找出路，却从来没有真正去关注过教育内容的本质。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功利的、不快乐的，那我们的孩子又怎么会感到快乐？如果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孩子们来全心地爱我们？
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教师，孩子如果在父母那里“吃错药”，又在教材里把错误的形象传输给孩子“吃”，这样“吃”出来的孩子长大后又成了新一代的家长……这种潜移默化的后果多么危险多么可怕。
所以，我们的家长，请把你们货真价实的爱给你们的孩子，就像你不会拿假冒伪劣的奶粉，喂入孩子嗷嗷待哺的嘴巴一样。
而对于那些编写“母亲”的作者，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作品中——孩子与母亲之间充满信任和爱，有着温暖流畅的相处模式，母亲很善良，孩子很纯真。在这样的假定之下，再去为孩子构建精致的故事，塑造内心美好的人物。
入夜的时候，熟睡的孩子正躺在身边，我看到了郭初阳博客里关于胡适的一首白话诗《我的儿子》，突然有一种感动，温柔地让人心碎，有一种冲动想把它念给孩子听，虽然她还听不懂，但希望以后她能懂。这首诗这样写道：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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