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田园教育”、“文化阅读”、“活力教学”等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获奖理由 李庆明倡导“文化阅读”，在他的引领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构建了以学科文化阅读、大主题文化阅读、经典文化阅读、当代作家系列阅读等为主要领域，以课堂阅读、班级阅读、亲子阅读、自主阅读等为主要形式，以星级阅读评价机制为主要支撑的儿童阅读文化生态。 李庆明发起作家进校园活动。曹文轩、张嘉骅、宫西达也等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作家先后走进学校，在校园掀起文学阅读潮。李庆明主张围绕童话、亲情、游戏、生态、民俗等主题开展“大主题阅读”，并亲自主编了一套大主题文化读本。他倡导让学生在文化的视野中关照数学、科学、历史、英语、艺术等学科。李庆明认为，有了这些学科阅读，学校才是名副其实的书香校园。 李庆明大胆推进学校课程改革，设置相对独立的阅读文化课程。他主持编写了《天堂鸟书林阶梯阅读手册》，通过“晨诵、午读、暮省”、“班级读书俱乐部”、“田园文学社区”、“与作家对话”、“讲述、诵读大赛”、“星级阅读评比”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使阅读成为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李庆明看来，阅读不只是学校的事，也是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事。他制订“天堂鸟飞翔计划”，开展“书香飘万家”阅读公益推广活动，共建书香家庭、书香社区。在他的支持下，学生家长发起并成立了亲子阅读公益组织“三叶草故事妈妈家族”；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学校先后与广东汕尾、桂林龙胜、黑龙江漠河、四川北川等地区近20所学校建立了阅读联盟学校关系，向这些学校捐赠了4万余册图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交流活动。 李庆明引领的阅读推广成效卓著。2008年年底，学校被评为广东省“书香校园”，李庆明获深圳市“阅读之星优秀校长”称号。 ■读书故事 我读中小学的时候正处于“文革”时期，那时读书少。下乡插队务农之余，倒是有了阅读的渴望，先后读过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于光远、苏星等的《政治经济学》，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王力的《诗词格律》等。当时就觉得这些人都很了不起，然而书中有些地方我却看不大懂，自卑的压力迫使我背书甚至抄书。 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大学，那时就下决心恶补。几乎所有时间我都用来读书，远离娱乐活动，连自己小时候喜爱的舞蹈、唱戏也一概放弃。大姐工资本来就不高，却常常一个月拿出几十块钱给我买书。她当时的男友也慷慨解囊，大笔“捐资”，博得我巨大的好感，竭力怂恿大姐非他不嫁！那时我读书几近痴狂，只觉得时间不够用，经常在教室里通宵达旦。开始时值班夜巡的学校保安还干预，吆喝我回宿舍，后来实在拗不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夏天的夜里蚊子多，我又不舍得花钱买蚊香、驱蚊剂之类的“奢侈品”，于是穿一双长筒雨靴武装自己。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石耀先生（后来当选为当地的副市长）得知后，心生慈悲，成功游说学校，特别给我们班的几个“夜猫子”开恩，专门安排了一间不会断电的宿舍。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不到3年的时间，除了必修的中文课程，我还广泛涉猎了历史与哲学，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罗素、巴甫洛夫、斯米尔诺夫、鲁迅、李泽厚、郭绍虞、杨树达、王力、郭沫若、范文澜、巴人（王任叔）、施昌东等人物。读了多少书没有统计，估计也有现在好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要花上五六年来读的学术书籍吧！ ■推荐书目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出版 该书不只是一部中国艺术史，作者以恢宏的气势，阔大的视野，精美的笔触，将中国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熔于一炉，走进《美的历程》，等于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的巡礼。 《启蒙札记》，陈乐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月出版 国际政治和欧洲学大家陈乐民先生的这本小册子，是开启我们心智的一把钥匙。可参照陈先生和德国学者史博德合著的《对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阅读该书。 《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叶秀山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睿智的人生和教育境界离不开哲学之光的照耀。20世纪哲学的“显学”——现象学向世人提出了许多尖锐和深邃的哲学问题，如文化问题、历史问题、生死有无问题、人文精神问题、艺术审美问题等，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叶秀山先生以一种文化对话的方式，阐释了东西方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读来益人神智。 |
| 李庆明：公民教育从公德养成做起 |
|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2-03-29 |
 尊重与爱从校长每天早晨鞠躬迎接师生开始 《中小学生公德养成研究》是广东省教育厅2011—2013年的一项重点研究课题，承接这一课题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深圳南山附属学校，这一研究引起不少专家学者及教育同行的关注。不久前，记者前往该校进行了考察并对课题主持人、曾宪梓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奖获得者李庆明校长进行了专访。 看上去鸡毛蒜皮的规范，其实是在为人们的公共行为设置最低边界 记者：对于“公德养成的历史研究”，您和您的团队做了详实的历史追溯和梳理，您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与当下“从娃娃抓起”的教育实践具有怎样的关系？ 李庆明：教育研究一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但我觉得如果再多一点“历史意识”，可能更有利于把握变革现实的脉络，避免陷入盲动或功利的误区，公德养成也不例外。陈寅恪主张“从史实求史识”，朱光潜认为，历史的探寻有助于“引起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现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仅举几例，看看历史上的公德养成做些什么，会得到不少启发。 ——1530年，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埃拉斯默斯出版轰动一时的《男孩的礼貌教育》一书，就着重讲述“外表的得体行为”，从教堂到卧室，从就餐到游戏，举手投足，巨细无遗，甚至连眼神、擤鼻涕、吐痰、大小便、放屁等“禁忌”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规范，其实是在为人们的公共行为设置最低边界。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推行“文明开化”运动，兴起公德思潮。明治五年（1872年）颁行的《条例》就十分重视改变公共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如在人口稠密场所燃放烟火、破坏路灯、往下水道投掷土草瓦砾妨害流通、夜间吵闹惊扰他人睡眠等等均有规定。 ——1875年日本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明确将“德”分为“私德”和“公德”，此后，“公德”概念开始流行。20世纪一开始，“公德”就写进了法律：1901年元旦的《读卖新闻》新年宣言昭示了新年的公德养成目标，第二天又发表社论《社会改革的目标——公德养成》。这一年，日本掀起了公德讨论的热潮。 日本教育家西村茂树在《公德养成意见》中把公德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领域，特别强调了公德的“消极”层面，即个人行为应当避免造成对于他人或公众的损害。同年，文部省向第三届全国联合教育会提交的咨询案就是“如何在小学、中学培育公德的方法”。总体上讲，20世纪以来日本的公德观念更侧重公德的“消极”即“不伤害”的规定，这对日本以后的公德养成教育影响极大。日本特别重视小节文明，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五四”前后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梁启超先生提出的“公德”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他痛陈国人“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损坏。”这里的公德也主要涉及公共行为的“消极”（不伤害）领域。 ——2001年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公德建设也备受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实践成效仍不能尽如人意，公德缺失时常令我们的国民乃至国家形象蒙受损害，成为痼疾顽症。现在是需要经过一番深刻反思并加以完善的时候了！ 重视底线伦理的教育也是整个国际社会道德重建的需要 记者：在公德培养的理论思考中，你们为何特别关注公德作为“底线伦理”这一特质？ 李庆明：公德是基于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实际，按最低限度的普遍化要求而制定的，是公民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公共生活准则。这些原则和规范是一个合格公民“不可以”逾越的道德底线，所以也被称为“底线伦理”。作为底线伦理，公德大多指涉“消极的”，即“勿伤害”或“不可以”的种种行为规则。 那么公德作为“不伤害”的“底线伦理”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尊重。尊重植根于对自我尊严的理性守护，正如席勒所言：“不知道自己尊严的人，便不能尊重别人的尊严。”只有建立了理性的自尊，才能推己及人，尊重他人乃至所有生命的尊严，甚至为此而做出必要的谦让和牺牲，所谓“自卑而尊人”。 费孝通先生早就指出，中国社会人们重视亲属关系制度以及相应的世代相传的习俗与习惯，对于公共领域的观念与规则却十分淡漠，严重影响了国民的公共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形成，所以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欺凌弱势、违背交通规则等顽症陋习至今一直难以根治。这里所指的公德缺失，也是涉及“底线伦理”的“不可以”的种种行为。 重视底线伦理的教育也是整个国际社会道德重建的需要。因为人类的道德底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任何一个利益或文化冲突随时都可能使个人、社会甚至政府放弃道德底线，使全球陷入经济、生态、社会、战争等灾难。 2005年，“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05—2014）国际实施计划” 正式公布，强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尊重”，包括尊重全人类的尊严，尊重后代的权利，承担代际责任，尊重未来社会，尊重文化多样性等。我们在提出中小学生公德养成研究中，关注“底线伦理”，就是要积极回应“全球底线伦理”和“可持续性发展教育”的思潮，并做出自己的创造性解答。 文明细节力图在行为上是可操作、可观测、可评价 记者：你们把公德养成的“实践探索”作为本课题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制定的《日常生活的52个文明细节》很受关注。有专家认为：它的价值是把“底线伦理”理论，从学术领域，创造性地引入教育实践领域。能具体谈谈制定这些内容的初衷和实践经验吗？ 李庆明：多年来国内中小学在公德养成教育中，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对公德的界定很不明晰，对公德行为所涉及的领域缺乏详细规定，提出的多数是正面要求，而非“不可以”、“勿伤害”的底线行为限制。提出“正面要求”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行为限制，学生就缺乏行为的边界意识，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可以”的，或者是超越了“勿伤害”底线的。例如，你要学生“爱护花草树木”，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施肥浇水”属于值得嘉许的“美德”，而“不攀折”、“不践踏”是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前者可倡导而不必强求，后者则带有强制性的“必须”。 我们学校多年来围绕“尊重”这一核心目标，根据公德伦理作为“底线伦理”的本质特性确立的“五不原则”即“不伤己”、“不害物”、“不损人”、“不坏事”、“不违法”，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积弊陋习，制定了《日常生活中的52个文明细节》，这些细节包括：与人交谈，要注意倾听，不可东张西望，不可随意插话，有礼貌地表达不同意见；不在公众场合挖鼻孔、抠耳朵、剔牙齿、擤鼻涕、脱鞋袜、光膀子、打哈气、穿拖鞋等。打喷嚏、咳嗽时要捂住嘴巴，不要面朝他人，事后说：“对不起！”为了保护环境，尽量不用塑料袋；遵纪守法，不参加任何“儿童不宜”活动等等。 这些文明细节力图在行为上是可操作、可观测、可评价。由于公德养成的目的是形成良好而稳固的行为习性，所以，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我们根据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特点和规律，运用道德敬畏理论、社会学习理论、道德情绪学习特别是自尊、羞耻感习得等理论，通过创设特定的规训情境，采取礼仪范导、一日规训、情境模拟、无缝督察、文学阅读、综合评价等，反复进行训练、陶冶与教育，促进学生行以成之，习以为常，不断强化，持之以恒。 |
|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
暑期导读之教育读物 | ||
□李庆明 | ||
为什么读教育书？ 儿童阅读童话童诗、动漫动画等儿童文学作品，尽在情理之中，但让他们阅读似乎属于教师、家长视阈的“教育读物”，是不是让人觉得不合情理？ 现在的学生手头似乎并不缺少“教育读物”，那是一些教师、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逼迫或诱使孩子们购买的“教辅读物”，有 的甚至就是教师用的“教案精选”！教师一提问，学生马上就从“教案选”里找到“精确答案”，教师也拿出时尚的“赏识教育”手段给予很高的鼓励。我想首先声明的是，这样的教育读物不在推荐之列，如果能对它们实施“定点清除”，当然更好。 诚然，没必要让孩子们读那些枯燥乏味的教育学作品，它们本不属于儿童读物。甚至教师也没有必要读。我自己是教教育学出身的，但却几乎从来不向教师推荐那些“教育学者”写出来的似是而非的“教育读物”。在我看来，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的“教育读物”更能洞悉和揭示教育的真谛，像洛克的《教育漫话》、康德的《论教育》、席勒的《美育书简》、爱伦·凯的《儿童的世纪》、洛扎诺夫的《箴言与观察》、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施特劳斯的《什么是自由教育》，等等，不过，儿童阅读这些作品还是有些困难的。那么，适合儿童阅读的“教育读物”又是什么呢？
最广义的儿童“教育读物”适合所有优秀的儿童读物，因为它们都有陶冶情操、濡染人格、净化心灵的教育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教育价值”的儿童“读物”。但我们所说的，则是比较狭义的儿童“教育读物”，也即那些围绕“教育主题”的儿童“教育读物”，例如儿童文学中的“教育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英语initiationstories）。不过，这类读物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侧重关注儿童成长或发展的儿童“教育读物”，“教育小说”中描写儿童的“成长小说”，包括许多成长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童话或童话小说等，就是这类教育读物，它描写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困惑、苦恼，逐步逐渐成熟，教育的场景不单纯在学校或家庭，许多是在社会环境里，教育者也不一定是教师或家长，而是生活或儿童本身，成长的方式常常是“自我教育”。比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高尔基的《童年》、格拉斯的《铁皮鼓》、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戈尔丁的《蝇王》、黑塞的《在轮下》、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勒的《绿衣亨利》，以及无数蕴涵成长主题的民间童话。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些成长小说并不局限于儿童的成长，往往从儿童时期延伸到婚后，像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托马斯·曼的《魔山》、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等。中国许多“成长小说”，如李绿园的《歧路灯》、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柔石的《二月》、郁达夫的《沉沦》、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钱锺书的《围城》、鹿桥的《未央歌》、老舍的《二马》、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等，多突破儿童时期，在更宏大的社会语境里叙述人的精神历练。这些作品是否适合儿童阅读，需要我们审慎选择。 另一种教育读物，讲述的是学校或家庭比较正规的教育故事或教育理想，如卢梭的《爱弥尔》、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大江健三郎的《为什么孩子要上学》、曹文轩的《草房子》、艾斯奎斯的《第56号教室的奇迹》等，加上那些由作者向儿童读者直接间接传播某种思维、道德等学习或人生的观念与建议的童书，如冰心的《寄小读者》、舒比格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贝内特编写的《美德书》、柏尼菲等编著的《儿童哲学智慧书》、杨森和施托伊纳格尔合编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答儿童问Ⅰ》等，可以说是相当“正规”的儿童教育读物了。 当然，要将儿童教育读物中的成长维度与教育维度区分得十分清楚也不容易，它们常常是纠结、交织在一起的。威廉·狄尔泰在《体验与诗》中就曾指出，教育小说中教育和成长两个维度尽管各有倚重，但却是相互交融的。他认为，教育小说同传记小说的区别在于，教育小说自觉、富于艺术地表现个体生命历程的普遍人性，让我们从中把捉人类存在的整体意义，教育促使个体生命从一个阶段向着更高的阶段发展，而且这种进步可以被读者以教育者的眼光直观看到。生命成长与生命教育相互作用，共同展现出“永不消逝的生命之乐的光辉”。这番阐释对我们辩证地理解上述两种儿童教育读物很有裨益。 教育读物首先可以帮助儿童认识自我，这一点毋庸置疑。大部分孩子都对成长小说（包括隐含成长主题的神话、传说和童话）这类教育读物着迷，是因为他们从中直观到自身，产生“异质同构”的心理共鸣和审美愉悦，并汲取了生命发育和成长的丰富养料。其次，儿童阅读教育读物实际上是端坐在一个特殊的课堂——用文字编织的梦幻课堂，聆听心灵导师讲述心路历程，启迪学习智慧。更耐人寻味的是，儿童阅读《爱弥尔》、《爱的教育》这类教育读物，可以从儿童智慧的角度建立自己对教育独特而卓越的见解，我相信，这些在阅读中不断增长的见解会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去，使校长和教师也能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这才是最理想的教育。“儿童是成人之父。”（华兹华斯）儿童有时的确比大人有更好的教育见解和建议，只是我们缺少倾听罢了。 ◆李庆明推荐：最具阅读价值教育书◆ （2008年3月~2010年5月） 《你好，小读者》秦文君/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21.00元 八十多年前，想做回孩子的冰心用温馨与睿智写出了《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八十年后的今天，秦文君用她的真情与智慧和她的小读者们轻声絮语。偶像、早恋、友谊、亲情、阅读、写作、兴趣、爱好、学业、竞争……每封回信都饱蘸真情。这是两代人的心灵牵手，这是作家与读者的呼吸与共。《窗边的小豆豆》黑柳彻子/著,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4月版 淘气的孩子真多，能够理解他们宽容他们的却少得多了。小豆豆就是这样一个淘气的孩子，她遇见了很多不了解孩子的老师，所以一再被退学。幸好小豆豆的妈妈不放弃，幸好她遇见了巴学园的小林校长……只有多读这样的书的人，才会真正了解童年的秘密。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大江健三郎/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20.00元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人为什么要活着？”“想要变成怎样的人？”……小小的脑袋里，往往藏着太多的为什么。该书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回忆录，他回顾了自己成长的路途，以一个年近六十岁老人的角度，重新解答自己当时的疑惑。 《草房子》曹文轩/著,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18.00元 “草房子”是一个童话般美丽的隐喻，一种纯净素朴而雍容高贵的精神象征。油麻地小学是清一色的草房子。十几幢草房子，蜿蜒自在连成一片，草木自由放纵地生长于其间。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少男少女如诗如画催人泪下的故事。它以诗意般的吟哦，牧歌式的唱赞，完成了对完美人性的叙事，对苦难历史的净化，对喧嚣现实的超越。 这是一部纯美的教育小说，更是一部精神成长史。每个人的儿时记忆里，都会有自己的草房子，自己的油麻地。 《美德书》［美］贝内特/编著，何吉贤/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5月版,100.00元 同情、自律、责任、友谊、工作、勇气、毅力、诚实、信念，多么美好的词语。在人类美德的长廊中，它们无疑是人类作为一个种群得以衍续、发展的理由和支柱。将这些汇集成书，以道德传播的名义，用寓言、童话、传记、法典、历史传说等多种形式，具体清晰的指导、规劝和训练，正是道德的训练，情操的训练，幼年良好习惯的养成。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德]舒比格/著，[德]贝尔纳/图，廖云海/译,四川少儿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28.00元 这是一本随意的书，你可以从任何一个章节开始；这也是一本很干净的书，读着读着就会让自己变得安静下来。就像一个小小的孩童，不经意地就吐出了智者的呓语。 《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法]拉贝[法]毕奇/著，潘林、刘岩、王川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出版,158.00元 孩子分明是天生的哲学家，所以他们会去问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会提供很多丰富多彩的答案，会关心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会对这个世界非常好奇。生与死，对与错，信仰和传说，自由与不自由，幸福与痛苦，战争与和平，暴力与非暴力，公平与不公平，男孩儿与女孩儿……宏大的人生命题，深沉的哲学思考经由一帧帧风趣幽默的图片，浅显的话语表述出来，哲学不再是书斋里古板的老头儿，哲学坐在了小凳子上，成为了孩子的玩伴。 《贝贝熊系列丛书》[美]斯坦·博丹、简·博丹/绘著，张德启/等译，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这是一套很庞大的系列丛书，字数也很多，很难想象有多少孩子会喜欢读它。可是，它却迷倒了很多的孩子，甚至家长和老师。它所描述的故事恰巧是孩子们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孩子们成长中要遭遇的问题，对孩子的性格、心理、处世、交往、精神、感情等等方面的影响很重大。这样的道德教化和行为习惯教养的力量从故事里传达出来，强大到令人惊讶，以致你不得不叹服，该书的作者对孩子的观察和了解是多么地细致入微。 《第56号教室的奇迹》[美]艾斯奎斯/著，卞娜娜/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9年8月出版,28.00元 教育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普通的教室里一样可以诞生奇迹。雷夫·艾斯奎斯，美国的传奇教师，曾获美国“总统国家艺术奖”、1992年“全美最佳教师奖”。他用简单而有效的教育方法，将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注重“终身阅读”、“亲手劳作”、“以运动为本”，提倡“没有害怕的教育”和彼此信任；强调知识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品；反复强调的“道德培养的六阶段”理论。他用近25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着力孩子的品格培养，激发孩子自身的高要求才是成就孩子一生的根本。 |
李庆明 如果你去拜访李庆明，当他问要不要喝茶时，你最好不要客气，否则他很可能就会安心地坐在沙发上，隔着堆满书的玻璃茶几跟你聊上一整天。 这是位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人：面容清秀，衣着讲究，说话柔和而条理清晰。谈到某些话题时，他会不时双手抱拳撑着下巴，流露出一种沉浸到个人世界中去的神思这时候，他就像一位在跟自己对话的思考者。 过去8年中，他一直担任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校长(简称“央校”)，并以一系列异于常态的教育改革实验引发了社会关注。 但最近他陷入了一场困境之中：不久前他被通知其校长职务将被解除。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创办方之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打算结束与另一创办方深圳南山教育局的合作关系。外界猜测，作为前者从江苏南通师范学校借用并委派到央校任职的李庆明，将不能再担任校长职务了。  迷惘时刻 接到通知后的好些天里，李庆明的手机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众多师生、家长和同行纷纷打来电话，在慰问之余也向他表达祝愿之意。 一些熟知李庆明的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自发在网络上发起了挽留他的留言活动，有部分家长代表甚至联名向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界递交了“留任李庆明”的请愿信。 南山区教育界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李庆明可按中央教科所的要求安排工作，同时也欢迎他留在南山，由南山教育局协助其按有关规定办理调入手续，然后根据校长聘任程序和实际情况，重新安排其工作。”事实上，李庆明与中央教科所并无人事关系，他当年是应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之邀，以“借用”名义被委派到央校的。而朱小蔓已在2007年离开了中央教科所。 7月13日，李庆明向南山区教育局表达了希望留在央校的意愿。但对方没有给他明确回应。现在，每当接到慰问电话时，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今后会怎样，先不管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工作中，他从未有过如此茫然的时刻。 李庆明出生于正饱受“大饥荒”折磨的1959年，他的童年一直在老家江苏南通的农村里跟爷爷奶奶度过。“喝上几口用猪油搅拌的酱油汤”，是那个时期他对生活的最高愿望。 返回城里留在父母身边后，“地主兼工商”的家庭出身让他在“文革”中一直“活在挥之不去的阴霾里，处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多年后，他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境。 当革命口号此起彼伏地响彻街道时，书籍成了这位孤独少年的良伴。他看起了父亲一位朋友寄放在家的那些哲学、文艺书籍。“有许多书读不懂，这让我很自卑”，李庆明说，他从那时开始对知识产生了敬畏甚至自卑的情感。但越是这样，他越沉迷于看书，他希望通过书籍“挣脱无知的束缚”。 他不明白人们为何要手挥“红宝书”通宵达旦地行走街头，羞愧于自己不敢与遭遇厄运的父亲见面，更不理解学生们为何会无情地批斗他们的老师。他希望从书籍中找到答案。 1976年初中毕业后，李庆明成了南通郊区农村的一名插队知青。乡民们的朴实情感和照顾，让这位瘦弱青年感受到了艰苦时代些许温情。第二年的冬天，他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并顺利考入了南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两年的大学时光，李庆明用“如饥似渴地读书”描述他的求学状态。教育学、美学、哲学之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为了强化记忆，他甚至养成了抄书的习惯。抄过包括王力的《诗词格律》、李泽厚的《美学论集》等不少大部头。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充满希望的崭新时代，这名青年总是乐在书中。 1981年年初，李庆明被分到了南通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学和心理学教师。他从此走上了注定将伴随一生的教育道路。 |
央校教改 2003年的一个邀请扭转了李庆明的命运。 当时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朱小蔓教授给了李庆明一个机会一年前，这家研究所与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联合创办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由研究所委派校长管理学校运作。朱小蔓希望李庆明能将他的教育改革理念引入这所新学校。 朱小蔓曾担任过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曾与李庆明有过许多学术合作与探讨。她说李庆明是那种愿意“为信仰而牺牲的学者”。而她也成了李庆明此后的“伯乐”。 2003年9月底，李庆明离开了崇明岛那所乡村小学，孤身赴陌生的深圳央校任职。 央校身处深圳知名的大型高档社区华侨城内。在绿树环绕的校园内，有着宽大的连体教学楼，齐全的运动文娱场馆，崭新的现代教学设施。李庆明用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教育改革给这所学校抹上了自己的性格色彩。 时至今日，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鞠躬”这一惊人之举过去8年中，每天早晨七点半左右，他都会西装革履地站在校门口，向进校学生鞠躬行礼，直到上课铃声敲响才离去。 数年前，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应邀到央校讲学时，这一场景曾让他心生“震撼”之感。他说自己从未见过在这样的细节行为上如此身体力行的校长。 “我希望通过鞠躬这个细节，向孩子们传递一个重要的公民理念，那就是尊重他人”。环境从乡村转变为城市后，李庆明的教育实验方向也随之迁移。多年后，他说，自己在央校最费心思也最得意的作为是，“在营造都市田园的校园氛围同时，在学校里进行了现代公民教育”，而核心是“对孩子们进行以独立和自由为核心的公民人格启蒙”。 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李庆明前来任职前后刮起了一阵教育实践的风潮。就在李庆明上任的前一年，原北大附中副校长兼深圳南山分校校长王铮转任深圳中学校长。无独有偶，王铮在深圳中学开展的，也是与李庆明相似的“公民教育”实验：他把深圳中学原来“团结、勤奋、严谨”的校训改成了“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 除了鞠躬行礼，朱学勤还见过央校每天早晨一分钟的祈福仪式周一至周五每天早操前，这所学校的近两千名学生都会在巴赫的名曲《天空》中，“为国家强盛、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祈祷，为在灾难事件中遇难的人默哀，为遭遇困境的人祝福”，李庆明说，这一活动始于汶川地震，是为了塑造孩子们关爱之心。 李庆明将他的公民教育主张归结为五点：追求公民人格完善、遵循公德基本伦理、倡导公益慈善活动、学会公共事务参与、达成公理世界认同，“最终，就是要让学生们成为懂得捍卫自我和他人尊严与权利的现代公民”。 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曾应邀到央校实地参观过，他认为李庆明“有一种诗人气质”。李镇西也在他的学校里开展了公民教育，“我们主要是在宣扬平民情怀和平等意识”，他承认，央校公民教育的系统性和深入程度远非自己的学校能比。 “他在做一项很有价值但可能超前了的改革，”李镇西说，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不围绕分数展开的教育行为会遭遇到外界的反感甚而排斥。 李庆明的改革之举曾遭来不少质疑：有人认为他的鞠躬行礼是在模仿日本人，并将之反映到教育主管部门;还有人批评他组织的集体祈福是在搞“宗教仪式”。争议尤其集中是，央校学生的学习压力太小了。 毕业于央校的一位学生说，他读初三那年，当其他学校的学生忙于三天两头的考试时，央校没有联考、没有模拟考，氛围轻松得像“脱离了中考的轨道”。这名学生说，他在央校受益良多，但也时有困惑，因为“现实并不像田园那般富有诗意”。 对于外界的猜疑，李庆明时常会用苏格拉底的经历来安慰自己。他说，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除了孤寂、困苦，还需忍受住别人的不理解。 |
12月24日圣诞节，李庆明打扮成圣诞老人在校门口鞠躬，发糖。 “无知的代价” 像在南通师范一样，李庆明在央校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有更多自由空间。将初中和小学的课堂各缩减5分钟、降低考试频率、减少课时、减少课堂讲授时间。从前年开始，这所学校的所有小学生甚至彻底告别了家庭作业。 “我更愿意孩子们泡在图书馆、参加社团活动，去更能发挥他们人生潜能的地方。”李庆明说。在他的支持下，央校创建了多达两百多个学生社团，从科技、阅读、合唱到环保、街舞、剪纸，几乎无所不包。 与给学生减负的同时，他也在积极尝试课程改革。他总是向教师强调营造出活力的课堂;要优化课程结构;要想方设法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他甚至会让老师将课程设置成游戏活动。 几乎所有学生都拥护李庆明带来的新气象。没有学生能拒绝这位会在圣诞节打扮成圣诞老人在学校里派发糖果、在办公室递上一杯咖啡后又提醒学生要少喝咖啡的校长。 而许多老师也以有这样的校长为荣。央校的一位老师说，除了每天也向教师鞠躬行礼外，李庆明就像导师一样细心帮助教师提升教学水平，“他每个学期会跟老师们讨论几十堂课的教学细节”。 在央校内由李庆明设立能容纳四百人的“燕晗山大讲堂”里，过去许多年里，几乎每个月里都有国内知名学者在此演讲。李庆民还设置了一间充满艺术气质的书吧，这间时常飘逸出咖啡香味的书吧，是教师们读书、交流的最佳去处。 但在欢乐的学校里外，批评声也从未停息过。 一位教师说，李庆明是位“过于理想主义”的人。令他感到困扰的是，尽管央校的公民教育实践声名远扬，但学校考试成绩并未能同样出彩，“去年央校的升高中考试成绩排在深圳市的十几名”。一个现实情况是，在让孩子读完央校的六年小学后，不少家长会将孩子转到其他以应试教育为主的学校读初中。 而让一些老师不满的是，即便学生考试分数优异，但若在教学科研方面缺乏创新、组织学生开展活动不够积极等原因，他们仍会遭到李庆明的责备。 几乎与此同时，王铮在深圳中学的举措也遭到了争议。学生们对于公民教育的培养理念非常认可，但他们同时又表示王铮的理念过于“理想化”了。 有评论说，以牺牲升学率为代价寻求素质教育，对任何一位校长来说都等于自毁前程。2009年4月，王铮重返北大附中，并出任校长。有媒体报道，王铮到北大附中担任校长后，将当年深圳中学的一套改革整体移植，虽然也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北大附中这几年的升学率出现下滑，“王铮压力很大”。 王铮的离去再加上此次李庆明的突然“下课”，热闹一时的深圳教改似乎遭受到了一些难以言明的挫折。 中山大学教授冯增俊曾关注过李庆明的教育改革，他认为央校更容易培养出对社会、对人有更深刻理解的学生，而他也更愿意吸纳这样的学生成为自己博士。但冯增俊补充道：“在官本位思想和普遍追求升学率的现行教育体制下，他或许有一点失策。” 几乎所有朋友都将李庆明视为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有人认为他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在深圳呆了8年，李庆明说，他认识的其他学校校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 一位与李庆明相熟的教育界人士称，现实社会不喜欢李庆明这样“不通人情事故、一意孤行”的另类，“我知道不少人并不喜欢他”。在中国，“不喜欢”足以让人身陷困境。 李庆明猜测自己继续留任央校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在7月6日的央校年度会议上，他以《无知的代价》为题作了一次简短演讲。演讲中，他提到苏格拉底曾幻想做一只承认自身存在“无知”的“牛虻”，去蛰醒自以为是的雅典这匹“昏睡的纯种马”。 演讲结束时，他说：“我们究竟要不要像苏格拉底那样保持一份某种意义上的"无知"，并且时刻准备悲剧命运的突然降临?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所有的人”。 |
| 欢迎光临 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