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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让我们走近这些可亲可敬的台湾人!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3:02
标题: 让我们走近这些可亲可敬的台湾人!
让我们走近这些可亲可敬的台湾人!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3:0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75660102dxct.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3:52
余光中（1928-），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文理学院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并入后，南京大学设校址于南京鼓楼岗原金陵大学校址金陵苑）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余光中文学语言繁复善变，力求在“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其《逍遥游》散文集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窥其一二。“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只要看看，像林语堂和其他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单调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凄凉的八佾舞，中国的现代散文家，就应猛悟散文早该革命了。”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武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有《乡愁》。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3:55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恩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迭迭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迭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露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氛题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迭的山影和万缀都歇的俱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上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问，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绛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只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的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幺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挟，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湿旧式的庭院了。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夫工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的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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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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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5:45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GOT29PBOr0/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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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5:47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2/13/content_1423404.htm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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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5:49
殷海光（1919-1969） 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团风县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并且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主要著作有《逻辑学讲话》、《中国文化之展望》、《生命的意义》、《思想与方法》、《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5:53
殷海光的沉浮人生　　当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启动时，李敖的名字在大陆一时风传；而打开李敖的书，一个陌生的名字却反复出现在读者的眼中：殷海光。大陆普通读者也才知道了在台岛上，有那么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殷海光。 （一）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5日出生在黄冈回龙山镇（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殷家楼村，7岁随父母搬到本县上巴河镇居住。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念书。16岁那年，他曾在名气甚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4年之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他投身抗战，去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1945年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走了一段弯路。
　　然而，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与血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并转变成自由主义者。
　　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抵达台湾　　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他看到蒋氏父子逃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国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国策”。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斗胆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大陆和平统一。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行为。
　　另一方面，殷海光看到台岛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等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
　　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


成就　　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他的学问作基础，关怀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所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学问活用于批评工作。殷海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负盛名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尖锐深刻，语言流畅简练，逻辑性强，论据有力。他撰写的《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近年的政论心理与作风》、《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一直是港台政论家们的范文。直到至今，李敖还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他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知名哲学家、作家、史学家，如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的又数蜚声海内外的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
　　由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仅在报刊上的批判、围剿，就进行了5年之久。1969年9月，殷海光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
　　殷海光虽只活了50岁，却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其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发展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殷海光去世后，各种纪念他的活动方兴未艾。1989年，台湾成立了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台湾、香港、大陆还多次举行了他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他的书籍也被世人广为传阅。


影响　　上世纪最后20年，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掀起了殷海光著作出版热：台湾出版了18卷本的《殷海光全集》，香港先后出版了多卷本殷海光著作，祖国大陆多家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多卷本《殷海光文集》及18卷本《殷海光全集》及两种《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殷海光的故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笔者的两本传记文学《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今年又推出4卷本《殷海光文集》。今年5月，台湾哲学家、台大哲学系教授刘福增先生捐出巨资在南京大学设立了“殷海光逻辑奖学金”。尤其可喜的是，祖国大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均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专门研究殷海光的学术和思想。


家乡　　而殷海光离开家乡达30余年，除1947年回到上巴河镇看望过一次父母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由于他离家较早，家乡的人大多不了解他。随着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一些黄冈人才从书报刊和电视上渐渐知道了他。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5:56
殷海光的困境

2008-06-07　来源： 博览群书　　作者:邓文初


殷海光(1919～１９６９）

　　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人物谱中，殷海光显然是一位殿军之将。与早先几位领军人物相像，殷海光也有着同样的早熟与早慧特征，其标志是早在中学时代，独立翻译过一部四百七十多页的逻辑学著作，并动手撰写一篇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字的译者引言，引起逻辑学大家金岳霖的垂青。追求智慧的激情、思考问题的理性与驾驭中英文的能力，展现并预演了这位少年“小狂士”此后搅动中国思想界的诸般武器。 　　然而，这位颇具语言天分的学者，翻译中的“硬伤”却不少，有些曾引起台岛学界的辩难；有些却没有被关注，其中原因是值得发覆与深思的。这里自然不谈学界点出过的误译错译，也不准备全面检索殷海光的翻译实践，仅就一个例子，做解剖麻雀式的展开，或可拾遗补阙。 　　这个例子在殷海光的文章《有颜色的思想与无颜色的思想》的结尾：“现代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重要分别，在于一开步走时科学家在意愿上就趋向于摆脱颜色之泥糊，所以，它能逐渐成为客观的知识（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2页)。在这里，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主体间知识）被殷海光译作“客观知识”。 　　在殷海光撰写此文时代(1960年)，也许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在汉语世界中并没有确定的译名，但主观/主体（subjective）、客观/客体(objective)之分，却早已是哲学界的常识。然而，殷海光却是不假思索地错了，原因何在？ 　　要解释这一失误，需要追溯殷海光的一个命题：“思想的颜色”。 　　一 　　思想的颜色？一个荒谬的命题？ 　　没错，这是一个荒谬的命题，但更是一个严肃的命题，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以几乎全部力量与智慧来对待的命题。殷海光更是劳神焦虑、反复辩难，专注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反思、批判与重建。甚至将之作为自己思想的真正敌人，狮子搏兔，真刀实枪。 　　何谓“思想的颜色”？ 　　对于这样重要的概念，殷海光并没有给过严格的定义，而是简单例举和模糊界定。他说，“我们知道，宗教教条、传统的说法、祖宗的遗训、这种那种主义，都是想象、决意、情绪、意欲、特定的人身等等因素糅合起来的产品。这些东西充满了特殊的色调，没有普遍的效率。我们把它叫做‘有颜色的思想’（colorful thinking）”（《思想与方法》，第158页）。 　　按殷海光的说法，思想有无颜色，其判定标准是普遍性与有效性，前者强调是否遵循逻辑推论；后者要求符合科学事实。依据这两条标准，殷海光认为，只有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解析哲学家才能算作生活在无颜色思想里的人，其余种种，包括一般所谓的哲学，都是“有颜色的思想”。故方范（道德、规范、规则等）、情绪、美感、宗教、文化等等，都是有颜色的思想。 　　在殷海光的知识谱系中，思想可以归为五类，美艺的、方范的、情绪的、图像的以及认知的。在这五类思想中，前三类属于“有颜色的思想”，后一类是“无颜色的思想”，而“图像的思想”则是“颜色中立的思想”。 　　依据上述两条标准，殷海光对一些“有颜色的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包括祖宗遗训、传统、宗教、意底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等。 　　殷海光认为，祖宗遗训支配力的心理基础，乃是父亲意象，这在农业社会中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效法祖先，其实是被“选择的注意力”所左右：他们只注意到成器的“祖先”，没有注意到不成器的祖先；传统则是通过语言、文字、仪式、礼节和风俗习惯起作用，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所以传统对于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巨大的支配、甚至强制，但“合传统”与“有价值”并没有必然联系，“从前者推不出后者，从后者推不出前者”。 　　而“意底牢结”是不同群体的思想模式，它受地理、气候、习惯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是观念、信仰的丛结，主要表现为各种主义。人类总是生活在各种观念、主义之中，尽管很多时候是现实世界衍生并支持着观念世界，但更多的时候是观念决定着人的行动。“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人照幻想行事。近代的狂人，则照着所谓的‘集体主义’，或‘实现’这样那样的‘主义’来驱策‘真信仰者’，于是人变成了蚂蚁！”（《思想与方法》第170页） 　　在殷海光看来，颜色越浓的思想，越是多姿多彩，而“多姿多彩的东西常能吸引人，甚至能使人为它之实现而粉身碎骨”。“宗教教条、文化传统、祖宗遗训和这样那样的主义，这一类的东西，可以引起人的向往，可以引起人的怀念，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历史的一个角色，可以激起人众的狂热之情。这些东西，也许是人所喜爱或不可缺的，但是却不能代替知识，不能据之以解决实际的问题”（《思想与方法》第159页）。 　　五色令人“迷”，没有颜色的东西较难令人产生兴趣，人需要活在有颜色的思想里，只有这样，“他们才感到生之乐趣和生之可欲。” 于是，“有颜色的思想”弥漫甚至控制整个社会，而这正是现时代社会的祸乱之源。 　　殷海光并非完全否认有“有颜色思想”的功能，而是希望遏制它的膨胀，这正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给自己设定的思想任务。也正是这样的使命，牵引他们一再沉浸于逻辑经验，沉浸于哲学解析，试图通过理性来廓清、消除有颜色思想造成的混乱。 　　在殷海光看来，思想的纯化、无色，正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可以得到科学发展史的印证：“人类知识的演进是从颜色较浓的状态逐渐向颜色较淡的状态发展。时至今日，在全部经验科学中，物理科学几乎成为‘无颜色的科学’。至于生物科学家及行为科学，近几十年来，也急遽地在‘褪色的道路’上奔跑。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思想与方法》第166页）。 　　这就是殷海光“思想的颜色”命题的基本内容。但显然，站在现代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立场，殷海光“思想的颜色”命题是成问题的。 　　给思想消色的过程，其实质是将思想知识化，将知识科学化，再将科学量化、数学化、逻辑化的过程，其论说方式不仅误解了思想，也误解了科学。误解思想，是以知识衡准思想，将思想混同于“理性”，取消思想的独立价值与主体特征；误解科学，是将科学片面化、物化，无视科学进程中的主体介入、范式生成与文化传承。 　　在殷海光看来，知识的有效性只在其客观性，但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注意到，即使对于经验科学事实而言，知识也无法摆脱主体认知的作用。知识的效准，与其说是在纯理推论、在逻辑推演中，不如说是主体间的一种约定，是科学统一体内部互动的结果。在科学知识体系内，人的认知、人的主体性、主体间的交流与认同，不仅无法抹杀，而且地位重要。这正是波普等科学哲学家、知识社会学家使用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这一术语的背景。 　　但殷海光的知识观与科学观中没有“主体”/“主观”（subjective）之类的地位，更不会有“主体间”（intersubjective）这样的术语。主体被禁闭，“主体间”自然不可能存在。这一禁闭导致主体的干枯，也导致对科学共同体的熟视无睹。科学成为纯知纯理的世界，成为排除了科学研究者主体地位的自主世界。这样的世界不仅是封闭的、物化的，也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殷海光既然为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人，这里不妨引用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一段话作为注解。伯林在《现实感》一书中曾经说： 　　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行为需要一些固定的习惯，一整套由想当然的事务、人物、观念、信仰、态度以及未受批判的臆断、未经分析的看法组成的参照系。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用以思考的任何符号系统，本身便充斥着这些基本看法。 　　伯林还说：“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则上可知道的一切，我们很快会头脑错乱”（伯林：《现实感》，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17页）。以为未经批判、未经逻辑检验、不合经验科学的思想，就是“有颜色的思想”，必须消色乃至清除，这其实是取消思想，是将复杂的世界平铺而物化、量化；将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人文世界）单面化、抽象化、物化。这种“普遍效准”的追求，其实是取消文化、道德。 　　这就是殷海光将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强行译作“客观知识”的思想背景。也是他在道德重构、文化重建问题上深感无力、甚至绝望的根源。 　　二 　　一般认为，殷海光的困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唯科学主义”思潮造成的，此说不假，却不尽如斯。其实，就殷海光的学思进路来看，其精神气质更多的是在“后五四”氛围中养成的，要解释“后五四”，非长篇巨制不能尽言，这里只好避重就轻，仅以一个人物来呈现从五四到“后五四”的变形与断裂。 　　终其一生，殷海光始终认定自己是“五四后人物”。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真正的五四人物牟宗三，终其一生不将自己归入五四中人，对五四话题多有回避。更有趣的是，殷海光始终要给思想褪色，而牟宗三却以弘扬“有颜色的思想”为己任。拿五四中人牟宗三的科学知识观与殷海光对比，不仅可以凸现五四与“后五四”精神之别，展现“后五四”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抽象与意识形态化，更可以呈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困境之肇源。 　　但这里只能紧扣科学知识话题。 　　牟宗三长殷海光10岁，其学思进路，与殷海光颇有一致之处，求学阶段正在五四时期，入学门径也是逻辑学、哲学。 　　五四之前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其实是以梁启超一系的人物为中心，周边人物包括张申府、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林宰平、金岳霖、丁文江、张荫麟等等。五四时期的“中西文明”之争、“西方文明分化”之争、“科玄之争”、“社会主义”之争等等，都是这个圈子内部话题引发的。如果思想的原创力指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这一系人物无疑是真正的提问者，是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头脑与灵魂。从此后独立体系创设角度看，基本上也只有他们的成就泽被后世、历久弥新。五四的思想世界就是以他们的话题为中心，搅进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等新锐，而激出此后的新儒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三分天下。在当时的思想界，三分局面是基本格局。但在此后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五四的话语中，“三分天下”成了左右对抗，五四思想的三足鼎立被简化成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二分格局，并被意识形态化了。 　　从精神气质角度讲，牟宗三所受的熏陶，正是被“后五四”遮蔽并边缘化了的梁启超系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知识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是生命意识、历史文化意识与时代意识的高扬。正是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的强调，突破了胡适一派浅薄的理性主义与陈独秀一派浅薄的科学主义（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思想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弘扬，乃是五四精神的精髓。 　　但这些，却在“后五四”的意识形态化中，抽空成“科学、民主”这两个口号。 　　牟宗三涵泳其中的五四，是那种原生态的五四，是还没有意识形态化的五四，是“科学”还没有沦为“科学主义”的五四。这在牟宗三对怀特海思想的欣赏与批判中可见一斑。 　　牟宗三说，怀特海的宇宙论是数学的、美感的，但其美感与直觉却是外在的，“所以他是泛客观主义，泛宇宙论的铺排”。“生命一词，在他的系统中，并不占有地位。他并不能正视生命，就生命之如其为生命，生命归其自己，恰当地就之以言道德与宗教。他把生命转化成一个外在的‘自然之流转’。转化成缘起事之过程。他虽亦讲创造，亦讲动力，亦讲潜能，但都亦转成外在的、物理的、泛宇宙论的，至多是亚里士多德型的，而不是生命的，精神的生活的”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51页）。 　　牟宗三认为，怀特海“极不喜这太有颜色的心灵。这凸出的认知主体。而极力想往下拖，以泛宇宙论的客观名词、无色的名词，描述之。这就是外在化了。他把生命外在化，把认知主体外在化，至于道德、宗教的心灵主体，则根本未接触得上。因此，他系统中的上帝，亦只是数学与物理的美感与直觉下泛宇宙论系统中的上帝，不是生命中的上帝，道德宗教中的上帝”（《五十自述》，第51页）。 　　不讲主体，不能正视生命，缺乏历史意识与道德宗教情感，是不能讲文化的。也就是在这点上，牟宗三感觉到怀海特的不足，而转向此后新儒家思想的开创，转向“有颜色思想”的创造。 　　显然，殷海光的五四，已经不是牟宗三的五四。五四传统被独占、分割，五四精神也因此扭曲而干枯。殷海光精神涵育期，正是处在这种“后五四”的影响下，这是与民族的悲剧相始终的个人心智的悲剧。但问题不仅如此，在殷海光的学思进路中，逻辑实证主义的专业训练，与30年代自由主义生存处境之逼仄，更是影响深远的两个层面。 　　由于这些少有人注意，故这里对殷海光学思涵育期，所谓“后五四”时代的思想氛围略作梳理。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期，当时的哲学领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天下，这仅从1937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哲学年会可见一斑。在这届年会上，冯友兰明确主张，“哲学乃纯思，所以哲学中所有之命题，多为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哲学对于实在，只形式地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分析哲学家洪谦更是主张，“所谓世界的真实性的内容，仅是关系的组合，这关系的组合的模写，或者有论理性的符号，句子，或者有文法性的言词句子，问题如：世界舍‘形式模写’的理解外，还有他的最后的实在性否？是无意义的，是不可答复的”（《哲学评论》第7卷第3期）。 　　哲学界的玄思确实过于高蹈了，但这样的哲思毕竟是当时思想界的底蕴。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方面不愿在这样的玄谈中凌空蹈虚，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左右势力接火对阵。 　　左的，如共产主义、新启蒙运动，大众文化，其色殷红；右的，如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其色青苍。在左支右绌的挤压中，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只能自己去创造，这便有了“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的主张，有了不沾染颜色、保持思想清明、纯洁的诉求。朱光潜那时便呼吁，要守住象牙塔的精纯，“十字街头的空气中究竟有许多腐败剂，学术思想出了象牙塔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为流俗化；因此思想的任务在拒绝肤浅虚伪时尚、市场偶像。”蒋?华1937年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也呼吁不依傍权威、不趋步时尚，不追求普遍的信仰；梁实秋更是直接批判思想界的左右倾，指出左、右倾“都是有作用的名词，制造出来骗诱人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倾’，我们要有自由的思想。” 　　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面临着左、右双重压力，故主张不依傍、不信仰，提倡思想的个体性，提倡思考的独立。因此，思想运动一方面紧随哲学主流，从事实的驳杂中抽身而退，追求形而上的纯思、采用语言分析与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想的阵地上建立自己的阵营，防守学术之城，拒绝“色彩污染”。这，正是殷海光学术训练期的时代氛围，也是殷海光师承的基本脉理。 　　但“思想自由”的口号，曾经被左倾色彩的新启蒙运动抢了过去，自由主义者只好再退一步，将“思想自由”转换为“自由思想”。自由主义者这一步之退，正给了对手可乘之机，得寸进尺，积尺成丈，新启蒙运动干脆通吃，因而有了陈伯达“思想自由、自由思想”之口号：“思想自由”外争话语权力，“自由思想”构建防守堡垒。自由主义的阵营，于是全线崩溃，而只好谈谈纯粹学术与逻辑科学了……50年代到台岛之后，殷海光重拾思想批判旗帜，那一段记忆该是宛然在目。旗号当然需要改换，炉灶更需另起，而思想实质不妨一袭其旧，“自由思想”的口号于是变成了“无颜色的思想”命题。 　　“思想自由”一变为“自由思想”，再变为“无色思想”，“思想自由”所承担的政治批判、社会动员等功能，也就冰消雪解，“思想”成了思想家们的“家务事”。自由主义在退回内心、退回学术的同时，丧失的却是整个的思想战场。 　　三 　　从殷海光的精神气质看，尽管一直以来他都以弘扬“科学”为己任，但却始终无法从现实关怀中抽身而退。这正是他的个性、他的使命所在，或者，是他注定了的命运。这位毕生追求科学、崇尚逻辑的思想人物，在骨子里乃是一个斗士、一个烈士、一个被道德激情捕获，与科学、逻辑之冷峻最为隔膜的人。 　　殷海光晚年，才意识到这一缺陷，但已无力弥补。反思太晚，而且还来自外缘。这外缘，是他的学生林毓生。 　　林毓生以老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展现五四思想的内在困境。这是一个经典的个案研究，是学问深入生命，见功底、见慧思的研究。林毓生在给老师的信中说：“我最近常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显示您具有intense moral passion（极度的道德激情）和poetical inspiration（诗性智慧）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证实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无颜色的思想。究其原因实因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至少在下意识里，科学是满足您道德激情的道路。但是，道德激情和科学方法的融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紧张、假如不是冲突的话，这种张力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负担”（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 　　林毓生点醒了殷海光，他开始意识到“无色思想”命题的荒谬，人，终究不是逻辑的推演机；政治社会的变动，也并不遵循逻辑与理性；知识也许能给人清明，却无法予自身以力量；尤其是那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如何能化约为灰色的理论？在回复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感叹：“人类的器用生活相对的高度发展，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的超自然生活却相对萎缩。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仰)。时至今日，人类心灵上的自律真是脆弱得可怜。科学的技术之空前发展，给我们置身于‘新洪水猛兽’时期的边沿。” 　　殷海光开始理解并体悟到中国文化中断的悲苦，在面对国人浓郁的血缘意识时，他产生了一种准宗教感： 　　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儿孙血统在流，他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是这一流之一环，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孤魂野鬼而是有所归属，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生命随之而扩大。祠堂是这一丛结的庄严焦点。所以，注重血缘实在是a bio-cultural self-identity(生物与文化的自我认同)。现在的中国人，连这一点也骤然打断了，真成了原子化的人(atomized entity)。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3页） 　　生命意识的苏醒、文化意识的贯注，殷海光有了新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对他一贯提倡的科学知识的反省：连自己这样受过分析哲学严格训练的人，也深陷在“唯科学主义”的泥沼，大半辈子追寻“思想的无色”，却最是沾染了浓郁的色彩，思想的清明，难道真的是镜花水月？！ 　　这样的“惊回首”，对于生命将尽的殷海光，确实是太残酷了；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也来得太晚了些。 　　在思想问题上，新儒家反倒与革命者更为接近。牟宗三强调思想的颜色，强调主体意识；革命者孙中山也早说过，“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以“思想只有掌握群众，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为指南。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改造力量的一部分，虽期盼作为，但终无所成，不仅因其与现实隔膜，缺乏行动之力，也因为这种思想运思的错误。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对于这些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以思想启蒙为使命的自由主义者，思想的清明或许能满足一己之趣味，却也足以障碍思想的传播、窒息思想的生机。而陈义过高，落地无根，不仅是殷海光的困境，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困境。造成这一结局的，又因为自由主义对五四文化的话语改造，将五四精神扭曲、单线化、意识形态化，封闭在自己的话语空间内，试图独占五四成果，从而窒息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失其淋漓元气，而遗其干瘪躯壳，思想之斑斓转成语言之牢笼，真所谓“种因食果，屡试不爽”！走笔至此，悲从中来。 　　然而，回首前尘，我们却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至今还迷失在“后五四”的浓雾中，生活在单色光波的逼仄空间。长期的熏染造成的选择性色盲已经侵入我们的文化机体，甚至成为我们的自然生命，仿佛承自祖先遗传。其后果，是生命意识的萎顿、生命尊严的丧失；文化土壤的沙化、文化意识的淡漠；创造能力的萎缩、想象空间的干枯……
　　七年之病，需三年之艾，而百年之痛，又当如何疗治？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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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00
傅国涌：因自由而受难的殷海光






殷海光生于1919年，在他幼小的时代，光华四射的“五四”已渐渐退潮，他没有踩上“五四”的尾巴，虽然他喜欢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其实准确地说，他不过是“后五四时期的人物”。在他处于精神成长中的三、四十年代，离“五四”已远，他是西南联大孕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他开始思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他的身上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产物，怎么评估他求学7年之久的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太过分，那是他思想之旅中最重要的一站，他的精神底色大致上就是这个阶段打下的。在他看来，西南联大汇集了“五四”一代的精华，那里的校园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对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他本人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灵的鼓舞”，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美好，他不是无根的飘萍。他的人生追求从对逻辑学的热烈向往起步，然后踏上执笔论政之路，并以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那些炽热文字赢得声誉，最后又回到学术的殿堂，即使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他始终守护着“知识的庄严”，他死于1969年，与海峡这一边的另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顾准晚年的命运有许多相似性。他死的时候，只有50岁，正当学术生命的旺盛期，他的肉体生命就被折断了。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他常说自己“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不过，他生前应该想得到，总有一天，当人们蓦然回首，会重新发现他的存在。复旦大学教授章清的新著《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重温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奋斗的全程，还有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时代，放在整个历史的三峡中，这个“大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殷海光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一点点显现出来。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现象，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现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右翼学生”）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最后在台湾岛上，他终于与这个他寄托过希望的权力集团彻底分道扬镳。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自由中国》执笔和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阶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论代表了一个时代，曾引起广泛的共鸣，穿过了台湾岛上阴郁的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锒铛入狱，他与《自由中国》另外两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在台大校园里，他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陈鼓应的印象中，他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的演讲灵光闪闪，理性中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不过他所以成了台大学生心目中的一块“精神磁石”，主要不是靠演讲，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他树立的人格标杆，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对年轻一代富有强烈的感召，不光是哲学系，还有历史系的许多学生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这一切当然都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的，1966年，他们以种种卑鄙的小动作迫使殷海光离开台大，他失去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和能够影响青年学子的直接渠道。
政论的浪花消失了，学术的晚潮卷过殷海光生命的沙滩，他最后的三年，身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逆境，依然没有意气消沉，他的学术关怀、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是相呼应的，他从来没有把学术当作自我娱乐的方式。即使病魔袭来，他也含笑面对。故乡湖北黄冈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温暖的记忆，西南联大的师友让他感叹时代的沧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师，尽管海峡隔断了他们的音问，但这一切都萦绕着他生命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尔一起陪伴着他那些寂寞、凄凉、未能免于恐惧的时光。当雷震被捕时，他在公开文章中曾引用《圣经》的话“为义受难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对殷海光说：为思想受难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遗言说，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几个字就可以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05
http://book.qq.com/s/book/0/16/16073/24.s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09
殷海光的心路历程
　　胡伟希
　　
　　　　面前放着两本小书，一本是《春蚕吐丝》，这只是一本语录，记录的是“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它由 殷海光死前数月在病榻上口述，逝世后由其门生陈鼓应整理出版。另一本是《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收录殷、林师生间五六十年代的通信。这两本小册子凝聚的重量，超过许多学术论著，它们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在他学术活动的后期，特别是他的生命最后日子里对挚爱的学生所吐露的心声，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颗为苦苦冥思中国文化之命运而骚动不安的心灵。中国大陆的学人，未必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学人的名字，尽管他的几位学生，如陈鼓应、林毓生、张灏，在今天大陆思想界已经名噪一时。但是，当我们谈到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学术传统，这位作古多年的学者还是不能不提的。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湖北黄岗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喜欢跟同学们辩论，于是迷上了逻辑。后来到了北平，从师于有名的逻辑学专家，深谙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金岳霖先生。殷海光后来的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很大程度是受了金岳霖的开放式的教育方式的影响。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K•Goedel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在后来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等著述，并且在大学讲授逻辑课程。但是作为金岳霖的学生，与其说他的收获在于学问本身，不如说他的收获在于那种自由主义的精神。殷海光在对学院式的训练进行批评时说：“学院式的训练所供给我们的只是生料，我们要吃这原料后，经过我们心灵的润育而产生出崭新的东西才行。”“要做到陆象山所说：‘六经为我注脚’的气象，才是个思想人材。”所以殷海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最关注的是人的尊严。他在中国推广逻辑分析和经验的方法也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中践踏人的尊严深恶痛绝的结果。他说，至少在过去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多是“长”出来的，很少是“想”出来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读四书五经，这些经籍是硬塞进他们脑袋中去的，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接受的分，却从来没有制度性的机会作自动分析和批评的训练。对于经验世界，他们是陌生的；情感、价值的因素往往与认知混淆在一起。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的缺乏，必待输入西方实证论哲学来补救。
　　
　　　　殷海光把他所学到的思想方法，首先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视上。他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展，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而儒家泛道德主义之形式，又有其重要的社会基础——中国独特的宗法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通体社会又有它的特异性后，即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整个社会成为家的延伸和放大。殷海光写道：“中国的传统家庭，尤其是传统的大家庭，可以说是‘自足体系’，或一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能给其中一切分子的要求以高度的满足。一个分子生下来，从摇篮到棺材，至少在理论上，都由家庭供给。”这种家族中心的社会秩序之维持与稳定，除了有一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外，自然需要一套严格划分上下尊卑的论理观念和礼教来维系，而“孝”，则是家族中心主义的灵魂和基本命题。中国传统的通体社会不仅养成“思想合模”、“权威主义”、“长老至上”、“地位与声威要求”等等一系列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价值标准，当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甚至维护旧秩序的礼教已经崩溃之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影响还会相当长时间地存在，从而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阻力。这表现在泛道德主义者有强烈的道德声威要求，及继承“道统”的历史使命感。有这种要求横在心头，他们往往不承认道德价值的多元性。殷海光写道：“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无分新旧老少，在实质上都是‘应帝王’的人物。他们的‘使命感’是建立并翼护论教基础。照这类人物看来，政治制度只是这一论教现实的工具。工具是次要的。在理论上，什么工具有利于现实论教，他们便采用什么工具。他们并不十分拘泥。”伦理与政治的混淆，这实在是一个太大危险的缺口。因为他们最向往的政治制度是“儒治”或“伦治”；如果实行“儒治”的历史与文化条件已不复存在，大家的时髦是讲民主，他们也可以跟着讲民主。可是在他们看来民主只是一个形式条件，真正重要的还是“儒治”这一实质。对于“自由”，他们更怀抱有“先天性”的敌意。既然他们对于民主不太热心，无怪乎不求甚解，更不希望其对民主的理论与实际有什么贡献。
　　
　　　　与泛道德主义相伴随，中国文化采取“崇古”的价值取向。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前提上必须唯道统是遵，在行为模式上必须唯古制是赖。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制度的培养和鼓励之下离开“先王先法”来自动创造方法以解决人生和社会的实际问题。这种文化特质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类型的核心，它从根本上决定这种文化在同另一种文化接触时采取的态度，是迎合，还是拒变？按照殷海光的观点，中国现代化问题基本上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如何调整原来的文化去适应外来文化的问题。他提出，近代中国文化在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最紧迫而又基本的要求是变。可是，“遵古”的文化价值取向却最不利于变。古老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又发生拒变的实际作用。这就是在一方面有变的迫切要求，同时在另一方面又百般拒变。二力相激，加上外力的实际作用，于是演成近百年来的社会动乱和中西文化论战高潮迭起的局面。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彻底改变“崇古价值取向”的品格，而这同时意味着跟传统文化作最后的、最彻底的决裂。这一决裂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要改变传统文化的人本身就为传统文化所造成。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自不必说，即以介绍外国的新思想、新观念的“趋新人物”来说，由于中国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独立传统，旧日中国的学术不成文地做了道德伦理价值的支柱。既然有了这条把“学术为工具”的旧路，正逢中国在大变动里有种种大问题临头，而知识分子又接受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熏陶，于是很自然地把吸收外国的观念，思想和知识同用以解决这些现实大问题的迫切要求混扯在一起。在殷海光看来，为知识而知识的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心情和方式，与迫切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情和方式是有一段距离的；而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从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开始。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据他的理解，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
　　
　　　　身世和童年的印象对殷海光思想的形成刻下不可磨灭的印痕。他从出生的破落大家庭中观察到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末日黄昏，种下了他对中国固有东西的厌恶和反叛的种子；也透过父辈们的遭遇，观察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的伯父和父亲是他们那一代读书人的典型：一方面，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随时表现出一个旧时代读书人的倾慕之情，友朋相聚，他们就高谈宋明理学和佛学，侈谈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往新制度，渴望吸收新思想。有趣的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恋旧还是趋新，时代的洪流像怒吼的江河冲扫一切，也将他的父执一辈卷席进去。他的伯父成了一名激烈的革命党人，曾为民国的实现付出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民国的牌子挂出来了，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无减，他看到的是革命者的争权夺利，于是梦幻破灭，以三十七岁的中年重新做一个圣经书院的学生，终于成为传教士。他的父亲后来也走了同一条路——当一名传教士。
　　
　　　　多年以后，殷海光终于将他童年的这一切印象和直观感受化为理性的架构，在《中国文化之展望》一书中，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之成因，作了着力的分析。他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边际人格”，这种边际人格的形成实乃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急剧变动的反映。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旧的去了而新的没有来，而是旧的还没有来得及去掉而新的大量涌到。旧的和新的，同在一个中国文化分子身上打起仗来。于是，一个一个的人成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整个社会也沦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战场是不易稳定的，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也不易稳定。他们时而保守，时而前进，时而左向，时而右转，时而极端，时而折衷。这就是殷海光从“文化与社会变迁”这一视角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多变提供的说明。
　　
　　　　然而，如果说边际人格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过渡时必然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及中国文化之特质，更给这一转型染上悲剧的色彩。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一种“祟古”取向，它与现代化过程要采取的“要变”、“趋变”取向相冲突。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它给不止一代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制造内心的分裂、焦虑和心理上的巨大挫折。这种心理的焦虑和挫折，其直接的严重后果表现为中国近代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脱节。按殷海光的分析，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的色彩。群众性的运动的发展趋向一般经由三个阶段：宣传、组织，新的权力形态的出现。在运动的头两个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狂热之士”和“观念之士”；在第二个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隐身在组织中，他们职卑位微，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么这类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培养出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在这一关节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折。自清末以来，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他们对社会对国家有传统的道德责任感，这种意识在国难当头时一经翻译就是“救国救民”。“救国救民”的意识碰到时髦的史观，就形变而为“完成历史使命”。这些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发酵，又变成推动时代的动力。可是，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由于能侈谈“思想”以作鼓动，在运动的初期颇得到实际人物的借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现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退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问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或最后分手。在观念人物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人可能投弃别的公司分号；第一流而又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对于观念人物，殷海光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心情却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承认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应该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时代催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正视历史和现状，承认知识分子难以独力肩起建立新社会的重担。他认为知识分子终究是以“观念”为生活的人。他说：“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适当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对观念的执着追求，决定了他是一位独立卓行，却又异常孤独之士。他写道：“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殷海光这里说的“五四后期”，从他用的英文词句看来，现在应当理解为“后五四”或“五四后”，他这里说的“许多后期的人物”，亦当作如是解。
　　
　　　　以激烈批判传统著称的殷海光，晚年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却有了转变。他说：“许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国而后施以抨击(胡适和我以前就犯了这种错误)，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庄子的世界是多么的自由自在？特别是庄子，心灵何等的开放(要建立开放的社会，首先必须有开放的心灵)……”“我现在悟到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不尚机变之巧的伟大价值”等等。《春蚕吐丝》中如此之类的话语，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徐复观宣称，殷海光“转变的方向，正是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历年来的主张。”可徐复观将殷海光的转变视为向现代新儒家方向的靠拢，却是不符合实际的。依我看，殷海光晚年对中国文化的具体看法是有了转变，但这些变化后面的文化理念——自由主义的观念却没有改变。他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这一思想导向使他从对传统的反叛和批评，转为对传统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对于传统，我是个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估，实是他对实证论哲学重新反省的结果。殷海光出入逻辑经验论数十年，最后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哲学，逻辑经验论有它的基本缺点。逻辑经验论有一个假定，以为一切知识都可整合，其结果造成“知识的极权主义”。殷海光写道：“逻辑经验论最使人不满的是：以为解决了大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并不止于此。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又说：“大脑的问题是‘触及’。由于心灵的问题不能确定，逻辑经验论便认为心灵的问题是‘假拟的问题’。也许从逻辑经验论的论点来看，心灵的问题是‘假拟的问题’，但它却是‘真实的问题’。人是有悲欢离合的。”在西方，存在主义所面对的问题是心灵而非大脑，所以殷海光对存在主义抱有同情的理解。但他不满意存在主义对人生问题的终极解决方式，他追求理性，肯定理性的价值，于是将目光移向中国的古典文明。
　　
　　　　他称赞中国古典文明为“既不进又不退”的“一个伟大的存在的价值”，“中国人的崇古法祖先，真正的意义只是把我们的生活价值、行为模式定着在一个标准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理想的投射。所谓法古，并不是要我们回到六千万年前小耗子一般的人类去；也不是要我们恢复到旧石器那样古老的境地里去，而是和雅思培所说的‘极盛的古典时期’，那是在三千年前左右，为人类文明成熟时期。”从这里看到殷海光对最高善的向往。但人类美好的前景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降临，它需要我们树立一终极的理想。对终极之善和人类命运的关注，甚至将他引向宗教的境地，但他心目中的宗教和神不是传统的和一般意义的，“而是爱、同情、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样。”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11
殷海光：万山不许一溪奔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0-04-06


殷海光摄于1961年。
2009年11月4日上午作者在殷海光故居门前。
　　● 李公明
　　只有“自由”是思想者最高贵的头衔
　　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家平房。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投下一抹炽热的色彩。当我们在一个很美丽、很宁静的上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人与思潮，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一九六六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我好奇地用眼睛在四下里扫视一下，这回却是一片的暗漠”。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和妻子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不知是谁撰文，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我想到，在我们还没有去过的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
　　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人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自由中国》鼓吹民主宪政，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虽然李敖的文笔口吻常好故作惊人之语，斯言诚哉！
　　殷海光对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受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斯言痛哉！
　　推开那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走进这所“自由思想者”的院落，我想到了殷海光追求自由的思想蕴涵中的审美感性问题。“花园”虽好，毕竟人造，对自由的追求使他对自然的无限宽阔极为敏感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殷海光在台湾生活近二十年，甚少远足。1968年5月4日，殷海光欣然与学生同往新竹清华大学，又在附近的青草湖游玩。几天后他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林毓生的信中这样描述那天的景致与心情：“湖水渺远，杨柳依依，荒烟蔓草，鱼跃鸥飞，野趣盎然。哎！羁台将近二十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由”。我们也曾踏足青草湖畔，固然也喜欢那种景色，但不会有殷海光那么深的感受。
　　1967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出国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着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他没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
　　我们在今天仍然面朝大海。
　　“哲学家的花园”的忧思与怒火
　　一九五六年秋天，殷家从松江路的住所搬到了位于温州街的台湾大学教师住宅，当时这一独家平房院落的门牌是十八巷九号。以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位普通教授能分到这样的独立带花园的院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读过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不仅会对这条温州街与台大教授宿舍有点印象，而且会进入历史的语境：“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它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巳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今天我们从新生南路走进温州街，虽然眼前已经不再是白先勇描述的那种情景，但不知为什么，那种只能来自日据时代的气息，仍然从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有围墙的平房院落里飘逸出来。
　　据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回忆，刚搬来时院子里没有一棵树，到处是垃圾。殷海光自己动手，沿着院子西边围墙挖了一条小小的人工河，名为“愚公河”；在小河边种树，在河里种了白色和粉红色的睡莲。殷海光还用挖河的土堆起了一座小山丘，其上摆着他用水泥精心做成的桌子和凳子，此山名为“孤凤山”。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树，做了水泥桌椅，还挖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游泳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草木扶疏、丘石错落的花园，著名的“哲学家的花园”。夏女士回忆说：“在他一手经营的花园里，我们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清晨我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我们一边喝红茶，一边谈天。时而看天上的浮云，时而欣赏他种的玫瑰。我们曾在山上的炉子上烤肉、烤红薯、煮咖啡招待好友。月夜，我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的倒影，山坡上的白杜鹃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满院散布着番茉莉迷人的香气，我们常徜徉至深夜”。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它根本不能说是殷海光的花园。还没有搬到这里之前，他在致友人王道先生的信中说：“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浸润其中一辈子吧！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的人。……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如果没有了这种殷海光式的“怒火中烧”，这样的园子与那些政客权贵、御用文人或商贾买办的后花园又有多大区别呢！谈殷海光的花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在这园子里郁积的愤怒和忧伤。身处“哲学家的花园”中的殷海光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他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是因为在“这个几乎没有灵魂的岛上”，他感到周边是“一群一群没有大脑而又自私的动物，连看一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我才能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来回地在小径上走一两个钟头，沉思”。可见，“哲学家的花园”不是吟风弄月的摆设，而是自由思想者痛苦求索的长廊。
　　还是他的学生郭松棻了解老师，他宁愿那依墙而挖出来的池塘只是一汪死水———实际上那是一条有其小小源头的活水，从殷海光有一次谈起如何随着河水的涨落而坚持打捞浮萍可见———只有这样才符合殷师的性格：在政治的高压下他就像那一汪死水一样不懂变通。1966年，政府对自由、民主斗士殷海光的政治迫害是以借调他到教育部任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为名，实际上是想断绝他与台大学生的接触。在郭松棻看来，这种形式的迫害几乎是谁都可以屈从的。然而殷海光却不断抗争，最后当安全部门人员上门相逼的时候，他竟拍着桌子怒骂：“你们所优为之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他的学生说，这种作风不是很像那一畦没有退路、绝不变通的死水泥池吗？而这便是我们喜欢他的地方。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也徜徉在殷海光亲手垒筑的花园，仍能感到那些曾经的忧思与怒火。
　　书！书！书！
　　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的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
　　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一九六八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LyonSharm 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 Sw 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 h alm ers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以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它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
　　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肩负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国计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student-friends(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当我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也真感到了心灵的震动。
　　殷海光对书的判断有时候是很严苛的，他总是保持对书的独立评判。他对读小说一直都兴趣不大，但是也写过一些文学类的书评，从对书的选择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是与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在《自由中国》上，他曾经发表过评论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和高夫力·白伦敦(G odfreyBlunden)《莫斯科的寒夜》的文学书评。前者不用多说了，后者是一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译者是夏济安(署名“齐文瑜”)，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我曾经在一篇读书札记中介绍过这本小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殷海光写过该书的书评，但是我在文章中却提到了他：“20世纪的40年代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很多人都有历史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从晚年陈独秀到青年殷海光，甚至连这位出生于澳洲墨尔本的新闻记者白伦敦，他们对‘莫斯科寒夜’的揭示无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先声’。”至今我还没找到殷海光的这篇书评来读，但是我的联想竟是言中了。
　　友朋与学生之间的真实与残酷
　　我们终于穿过庭院，故居是一浅绿色木构平房，立面是以横木板构筑，很有老房子的风格；据门口那块铭牌的介绍，修建该房舍使用的是拆除台湾大学校警宿舍的建材。房间面积不大，现用做“殷海光教授文物资料展”的场所。展览内容架构清晰，系统地介绍了殷海光一生的主要事迹和学术著述；值得称道的是，以殷海光生平与学术心路相结合，尤重师友朋辈间问学切磋的史料。
　　女管理员费了不少周折给我们放了一部台湾“公视”拍摄的“台湾百年人物”中的《殷海光集》，长度约20来分钟。有点意想不到的是，片子一开头就是一杯咖啡。从咖啡入手讲殷海光，因为他最喜欢的饮料就是咖啡，而且是要喝好的咖啡，似乎是他的“西化”与“哲学”的象征。殷海光对于他最喜欢的事物，甚至会以咖啡来形容。比如1953年，当他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时，他就是以“一杯浓浓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来形容。片子里有很多珍贵的图像资料，也采访了他夫人、女儿、陈鼓应、林毓生、钱永祥、王晓波等人。当我们看到片子中采访王晓波先生的镜头时，深为这位殷门大弟子今天的变化而感慨良多。
　　在展览和资料中，有不少殷海光与友朋的往来书信以及后人研究著述，借此可以对殷的思想同道有所认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夏道平先生。到台湾之前，我对于当年《自由中国》的另一支健笔夏道平仅有过一点印象；当我在殷海光故居的资料室书架上找到2007年在这里举行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海耶克、夏道平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海耶克今译哈耶克)的时候，很高兴。管理员见我如此神情，就主动说这一册可以送给我们。这本论文集正可以加深我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1907～1995年)的了解。夏道平也是当年《自由中国》的主将之一，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社论)受到胡适高度评价，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本新生的刊物差点就被迫停刊。虽然与殷海光的名重岛内外相比较，夏先生的名望似乎并不太彰显，但他一生对译介和传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现代政治民主和个人主义理念的认知和坚持，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殷海光注重政治理念、文化启蒙的理论阐述不同的是，出身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夏道平主要是以对自由经济的研究而奠定其思想底色，以对米塞斯、哈耶克自由经济学术思想的译介和对台湾经济现象的研究而推动社会的改善。殷、夏个性不同、命运有别，但同为《自由中国》的两支健笔、同为台湾校园思想传薪的播种者而记录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思想史册。
　　在殷海光故居里还想起了一位作家———陈映真，主要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台后没多久就参加了一个规模盛大的陈映真创作国际研讨会。忘记是在哪里看过，说殷海光曾经说陈映真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在殷海光去世的前一年，陈映真因参加读书会而被捕入狱，判了七年。这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延续到后期的牺牲品，也是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文学旗手的合乎逻辑的劫难。据郭松棻的回忆，在陈被捕后，殷海光在饭桌上和学生聊天时突然说起来：有多少人知道陈映真的被捕呢？便是知道了，也只当一阵秋风扫过罢了。他很感慨的是，已经不再是李公朴、闻一多那时还可以引起公愤的时代。是啊，今天还有谁知道和关心什么人被捕这样的事呢？殷海光的学生们闻言后都无声地低头吃饭。
　　更残酷而又极其真实的是，郭松棻认为如果他的殷师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政治，那不免是白死，因为在他的这一群学生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去当烈士了。他甚至还如此不避残酷地扪心自问：“一位老师，一位正被政治现实打击着的知识人的即将死灭，到底能在当时每个人的心里占多少的重荷，于今我仍然很为这点犹疑”。
　　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朋友不多。尤其是在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国家元首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
　　幸亏殷海光有他的学生林毓生、李楣、张灏等仗义相助，他对朋友和学生的来信总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
　　离开殷海光故居的时候，有两种印象郁积在我心里。一是这个人的悲愤心情：“二十多年来，我最伤痛的事，就是中国经历如此巨变，人民遭受这样惨重的牺牲，不只于竟连一钉点儿经验教训也没有得到，连一丝一毫的真正是非也未显现。大家的去路迷茫。叫人往哪儿走？今日，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彷徨，实在与此有根本的关系”。另外也是他说的：“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最后，还是想到了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2010.3.26.广州
　　作者注：文中所引殷海光书信资料见《殷海光书信集》(《殷海光全集》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4月初版一刷)；郭松棻回忆文章见王德威编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麦田出版，2008年初版六刷)；有关史实参见王中江《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水牛图书出版，2003年3月二版一刷)。
　　（题签：李公明）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思想守望录》、《左岸的狂欢节》、《中国美术初步》等。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17
南方朔
　　●本名王杏庆，台湾作家、诗人、政治评论家、新闻工作者。
　　●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森林学系毕业，台湾大学森林学研究所硕士，修毕中国文化大学实业计划研究所（现已停办）博士班课程。
　　●现任 《亚洲周刊》主笔，《中国时报》、香港《明报》等媒体专栏作家。曾任《中国时报》记者、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前进月刊》主笔、《新新闻》周刊主笔等职。
　　●1999年获《天下》杂志评选为50年来影响台湾的200位人物之一，理由是“面对台湾这个思想贫乏的社会，他努力读书，持续撰述，期能从自学的民间学者成为思想家。”
　　●极少在媒体曝光。他不上网，只读书，对政治的参与更多是通过他的笔，他最乐意接受的头衔是“永远的批判知识分子”。
　　南方朔的相关文章，请见扩展阅读。
　　南方朔，本名王杏庆，1946年生，台湾大学森林系、森林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作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台北
　　在台北市辛亥捷运站稍等了一会，穿着拖鞋的南方朔先生就踱过来接我。我们边聊天边走向南方朔家，一开门，小狗出来欢迎，南方朔指着一张沙发：“这是狗坐的地方，别的地方请随便坐。”离开《新新闻》后，南方朔每天最重要的户外活动是带狗散步，余外的时间，便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
　　家中藏书甚丰，南方朔用手写文章，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用手机。他觉得上网是浪费时间，垃圾太多。而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自写文章：“我的稿费单价很高，几十年建立品牌形象，别人看得起我，我的行情不低。”
　　“抽烟吗？”南方朔边点烟边说，“我从小抽到现在。”这一个下午，他烟不离手。
　　出身穷苦人家，南方朔考大学时报了台湾大学森林系。他解释这个专业的选择：“几乎每一个社会的早期，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现象。台湾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我念书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念到一半，开始变成工商社会，到1980年代以后变成了高科技社会，所以职业变化很大，我的同学一大半做生意去了。”回忆大学生活，南方朔最深的印象是诱惑不多，用功苦读。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班，南方朔念了八年森林系。那个时代农业科系的重点是生物化学，开始念大学时，生物化学课本是很小一本，等到念研究生时，课本已是很大一本，南方朔的真正专长是植物生物化学。
　　留学美国是当年台湾的风潮，南方朔恰有机会拿奖学金去留学，却毅然放弃了。此时台湾与美国断交，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南方朔说：“不去留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当年不去有没有后悔？我说：有什么后悔的？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出国不一定比现在好。只要自己用功，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差不多。”
　　念完了森林专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南方朔却没有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那时候森林系的老师念的还是传统的东西，而学生不念传统森林系的东西，去念新兴的生物化学。老师讨厌这种学生，所以我跟老师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不能留在学校教书。假如关系搞好了，我现在一定是台大教授。”南方朔从小就会写一点文章，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从薪水很低的小记者干起，南方朔先后换了七八家报纸，跑了十几年的新闻，把所有的新闻线都跑遍了。南方朔笑道，每换一家报纸，薪水就多一点，最后是在《中国时报》。
　　年纪大了，就跑不动新闻，而且感觉人生的智慧、知识的积累都不够。四十岁之后，南方朔和朋友创办了《新新闻》杂志。时值台湾社会变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新闻界本身，都盼望自由开放的风气。《新新闻》生逢其时，高峰时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但是广告不多，经营主要还是靠发行量。南方朔从新闻记者成了专栏作家。2005年，南方朔离开了《新新闻》。
　　南方朔喜欢自称“读书人”。从小读文学，后来念历史、哲学，从事新闻采访时，很多社会现象不懂，就要读政治学、经济学，如今以写作为主，要读更多书。南方朔说：“我赚了钱，大部分都拿去买书。我只读英文书。”他自认英文不好，但读英文书没有问题。谈起天下大事，南方朔说：“我有个特色，你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怎么样。每天看那么多书、报纸、杂志，都知道一点点。”
　　闲谈中，南方朔自诩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平起平坐。我问他台湾文学有哪些人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白先勇不错，又说张爱玲也算台湾的吧，我即刻说：“张爱玲不算台湾的。”他说：“因为台湾，张爱玲的东西才能存下来。她写作的地方在大陆、香港、美国，严格来说属于台湾传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评说了不少当代名家。“时代改变，风云际会，都会出现很多人，因为家世，因为时代关系，娶了某个女人，嫁了某个男人，获得很高的评价。很多人是被迫害的英雄，人们推崇他。可是到最后，把这些因素全部丢掉，恐怕还有争论，因为文学有个规律，时代是个筛子，过了一百年，筛掉很多人，剩下一些，再过两百年，剩下更少了，有时候会筛出一些出土人物，很多人死了几百年会红回来的。文学的账很难算的。”南方朔有感而发，“到了19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文学界开始出人才了，现在的文学主流跑到大陆去了。”
　　聊起艺术，南方朔自报在艺术大学教过艺术思想史。他把张大千和溥心畲归为台湾祖师级人物，又说台湾当代的艺术家他都知道：“各行各业活着的人我知道他们太多事情，懒得谈了。”我们还是谈了朱铭、刘国松、何怀硕、董阳孜。我提起不久前逝世的高信疆，他主编《中国时报》副刊时捧红了许多人，但有些人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高信疆。南方朔说：“高信疆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追思会我去了。台湾这个社会，你有权势，大家都靠过来，无权无势，没人理你。现在台湾电视上出了一堆名嘴骂陈水扁，其实很多都是绿色的人，现在朝代变了，就骂陈水扁了。我想高信疆有这样的感触，他到了后来无权无势。中国人都有趋炎附势的毛病。”
　　针砭起政治人物，南方朔更是痛快淋漓：“我身为台湾人，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永远看着形势改变。很多人在国民党当权时就是青天白日，高喊‘国民党万岁’，民进党当政了，就把国民党的旗子收起来，把民进党的旗子拿出来喊‘民进党万岁’。”
　　现在许多当红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朔的眼里，不过是官僚而已。对已故的辜振甫，南方朔倒觉得是个绅士：“绅士很难培养，不是马马虎虎可以出来的。绅士有很多条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传统。第一家里要有钱，我很有学问，人也不错，但没有钱，成不了绅士。我必须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绅士的条件是很有钱，不用辛苦工作，是个大老板。很多人有钱就花天酒地，这也成不了绅士。要有钱，有教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唱唱京剧，喜欢艺术，来往的是高档的人，这才形成绅士。中国大陆会有富翁，不会有绅士。”
　　对人称“台湾四公子”的沈君山、连战、钱复、陈履安，南方朔品评一通之后说：“现在没有人谈四公子了。他们有好条件，家里有钱，出国念书，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那是不公平时代的产物！”我问：“你出身穷苦，所以一直都有很深的平民意识？”南方朔答：“不，这是人间起码的道理。列宁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有一次他听音乐家表演钢琴，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音乐真是好极了！可是，我所想到的是，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富，他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打抱不平。”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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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24
南方朔的故事：不做笔记不上网 从教科书读起



    “坐”家，就是这种长年盘腿的书写姿势，让南方朔脚踝骨外侧练出两个大黑痂。


　　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的作品经常在两岸见诸报端，而生活中的南方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又是如何？台湾《联合报》9日刊发一组报道向读者讲述南方朔的故事。

　　文章摘录如下：

　　不做笔记不上网 手工磨出南方朔

　　由网友合力写成的维基百科上，是这么说南方朔的：“思想偏左的文化评论家”及“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点起一支烟，南方朔直截了当地说：“第一个形容，我不喜欢，我早过了那个阶段；第二个，那是我对我自己的定义。”

　　书本烟灰 充满家中每一寸

　　景美跃层的小阁楼上，摆着客厅淘汰下来的L型的茶几，这是南方朔盘腿伏案写作之处。桌上是摊开的原文书及写了一半的英诗评介；完全还是“手工业”，细小的字整齐列在稿纸格子里。一小钵猫食和传真机同列手边，好方便伴读的猫儿抬头便吃。

　　行走在被书架包围的家里，南方朔总是右手夹着烟，左手拿着烟盒当灰缸，走到哪吸到哪。几乎家里每一寸空间都被书占据，书房、工作室、卧室都沦陷。几本正读着的书，随手摊开倒扣在床上，楼梯上堆了一箱箱出版社寄来的书，还待拆箱。

　　阳台上也摆了书架，那是过期杂志的归宿，“我想，让杂志晒晒太阳比较没关系吧。”

　　脚踝黑痂 盘腿写作压出来

　　南方朔的生活一目了然：除了呼吸、抽烟、吃食，其余的，就是阅读和写作，日复一日。

　　白了头发的评论家突然促狭地撩起裤管，露出脚踝骨外侧突出的大黑痂，一边一个，那是长期盘腿写作压出来的。“我太太常为这个说我。”他喜欢坐在地上写，“累了，往后一倒就睡啦”。

　　用功读书，他说是他用来“超越倒霉”的方法。极少书写身世与过往的南方朔说，他的前半生极为倒霉，小学四年级就没了父亲，留给他一方简陋的神主牌和贫穷。母亲不识字，为人帮佣、洗衣服，雇主甚至包括他的数个同班同学。

　　因为匮乏与卑微，童年常有“莫名其妙的愤怒”。但这些都过去了。念台南一中时中午不吃便当，赶回家帮母亲洗衣服，倒也抽空读遍图书馆借回来的世界名著，中学时生平第一首诗登在“幼狮文艺”，用的当然是本名王杏庆。

　　愤怒童年 长大变爱国青年

　　早年的贫穷困顿，以致对照起他台大森林研究所毕业后的“爱国”之举更显得惊人：拒绝美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爱国青年王杏庆”上了《联合报》三版。当年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召见，蒋彦士后来要安排职务，他拒绝了。

　　这段个人小史，南方朔极少提起。倒是他后来成了党外杂志总主笔，策划参与街头运动。

　　“我一向都很‘搞怪’，所以常常倒霉。”南方朔自嘲。日子还是得过，在采访他的记者引介下，到某报当记者。几年记者生涯，35岁那年，南方朔觉得，“简单的写作走不下去了，我想要的是接近学者的生涯，写深度评论”。首先他得自我教育。

　　大学念的是森林，“其它的，我都不会”；但南方朔说他用个笨方法，却是最实在的：找来所有大学最基本的教科书，从头老实读起。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25
小学生王杏庆（南方朔），脸上有种不服输的神情。


寒暑假是南方朔当年打工攒钱黄金期，为大树量身高、胸围，因此走遍台湾大山。


　　想当学者 从普通开始读起

　　“读书人总是有个毛病，看到书名里有个‘普通’两字，‘普通心理学’、‘普通社会学’…，就不屑一顾；这是错的。”南方朔说，记者跑了几年，见识广了，大学生要念一学期的书，他一个星期就看完。

　　看了几年下来，“我四十岁‘过关’了，看书会觉得天下道理一通百通。”到现在，他自认，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素养，“比起大学教授，也不会太差”。

　　学术圈的朋友说他：“这个老王，well-informed(情报灵通)。”这个形容让南方朔颇为开心，因为“世界菁英过招，比的是现在又有什么新的观点”；这点，“老王”不输人。

　　拒绝计算机 查数据去找书架

　　照着自己的蓝图，他专职写评论，像是把长年阅读积累的养分像吐丝一样，逐渐用涉猎广泛的文章织起“南方朔”这个品牌。

　　南方朔写字卖文，得来的钱又买更多的书，再化成更多的文字。神奇的是，他从不做笔记，因为“读通了，就全在脑袋里了”；查考数据，就直接站到书架前动手，他宁愿在“没有google的环境里写作”。

　　“何必google？”南方朔说，你飞快地鼠标一点，一万八千笔数据跑出来，但有大半重复、另一大半没用，光是筛选又花半天，“时间一点都不划算”。

　　南方朔说，他并不是“活化石”，拒绝计算机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在“新新闻”时代，他用计算机写稿创下一天飞舞一万五千字的纪录；只是他警觉，能用的字被计算机限制住了：困难的字系统缺漏，就换用简单的字，结果，“文章愈来愈浅、字愈用愈简单”，于是他决定返朴，以手工维持质量。

　　引介知识 近年最快乐的事

　　现今，台湾人最常看见“南方朔”三字之处，除了报章，就是新书的书腰及导读，“南方朔”成了新书保证。引介知识，“这是近年最快乐的事。我写导读很认真，要说清楚这本书是整棵知识大树的哪个枝干上的新叶子，还是老叶子。在知识的系谱上鉴定、分析。”因为“找我，是看得起我，要对得起这份善意”。

　　回顾来时路，南方朔说：“我喜爱的读书、写作，就是我的工作。生涯和生计合一，算是超完美人生啦。如果我做的是另一个工作，一个人得切两半，挪出时间来读书，那太累了。我的人生非常统一，一点都不浪费。”

　　自觉上进 放弃留学不后悔

　　放弃留学，南方朔说不曾后悔，如果真出去深造，接着的人生可以预测：拿到博士、留在美国当教授或回台湾教书。但是，“我很努力很上进，现在这样，也没差多少”，甚至，他的文章可能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临门一角，或对当政者醍醐灌顶，这是他更在意的。

　　不管当政的是谁，南方朔说，“我的终极价值绝不让步”；回看这一生，“没有父母撑腰，算起总帐，也对得起自己。”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26

南方朔（后排右二）与母亲、家中五姐妹合影。父亲死后，他是家中唯一男人了。
南方朔盘坐在阁楼的小茶几前写作，猫咪球球是书僮，连书桌都有它的位置。


　　那年20岁：土包子念台大 连the都查

　　二十郎当的南方朔，那时还叫王杏庆，刚从南部搭了整天的蓝皮“普快”(台铁的普通快车)，来到花花都市的台北念大学，台大森林系。

　　“穷鬼一个，”他说，比起台北同学的体面、多才，他这台南小孩，又穷又土，连认得的英文字都比人家少。

　　现今大半只看外文原典的南方朔说，当年英文给他最大的惊吓是大一时抱着莱纳斯?包林(美国化学家)的英文化学书坐图书馆，发现自己“英文字不认识几个”，得不断查字典。三小时下来，连第一页导读都未能竟其功，“我只想撞墙、跳河死掉”。  

　　第二晚，鼓起勇气再进攻同一页。“查字典查成机械动作，我连‘the’都查了。”近20岁的南方朔，自信几乎摧毁。对抗了一个多星期，终于“一个晚上可以看两页了”。

　　所以，他永远记得大四的那个光明的上午，“全世界都在流行存在主义”，百无聊赖的南方朔在宿舍拿起一本盗版的“非理性的人”英文书，大概两三百页，“x的，居然一天读完，而且我知道我读懂了、读对了。拗了四年不一样了，那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事！”

　　南方朔小学四年级就没了父亲，北上念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全靠自己。于是，家教、念书、打工、对付英文，占去他大半的青春岁月。

　　谈恋爱？太奢侈了，南方朔说，他省到洗澡、洗头、洗衣全是水晶肥皂“一块打死”。直到上了台大森林研究所，有了奖学金，“一个月一千三百元，可以过个规矩的学生生活了”，他才进化到使用当年同学流行的药皂。

　　寒暑假是他积攒学费的黄金期：上山打工去。本行是森林，他去到“没听说过的山里”，台湾深山都去遍了，为大树量胸围、身高。一个月七百元，可以让他回到台北市活三个月。这让他看见另一个世界。

　　“山上的蛇多得不得了，走过阴湿的小径，脚上全是吸血蚂蝗。”南方朔回忆，有次，整个乌来深山都是野生百香果，藤蔓缠树，他得挥刀砍断百香果的藤枝救树。

　　每次扯下藤蔓，他形容那情景是：“果如雨下”。那年，吃了生平最大量的百香果，“酸得不得了！”

　　至今，南方朔还是像早年一样，过着简单生活，朋友说他：“老王衣服就那三件”，西装一套以应付所有大场面。一年只理三次发，包括过年、夏天，及一次的随兴。于是，他的及肩灰发招牌发式，就是这么省出来的。

　　极度恋家 有字的都尊敬

　　被许多人敬称“大师”的南方朔，在最亲近的太太禹多玉眼中，“就是个平凡小老百姓”；就是极爱看书，非常尊重生命，对待家中的一猫一狗，总是展现出最温柔的一面。

　　南方朔家里像座小型图书馆，书房里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像学问家的神圣祭坛，不可造次；但家犬“狗狗”除外。它舒服地把窝放在书林间，同享安稳。狗窝与书房并不互斥。

　　有客人到王家，南方朔总是拎来一张小板凳，自己坐了，并且要访客由小沙发移坐到长沙发上，因为铺了布毯的小沙发是“狗狗”的专属座位。

　　雪白母猫“球球”是南方朔的侍从，连书桌上都有它躺的位子。就算是南方朔几乎被书占据的睡床，也有球球的地盘。

　　南方朔极恋家，家里有他的书、他的猫、他的狗。“他几乎不出门的，”禹多玉说，南方朔宁愿窝家中吃便当，也不愿为美食外出。对有字的东西都尊敬，家中报纸看完得整齐放好，她和三个儿子犯规，“他会生气的”。

　　当书愈来愈多，禹多玉开玩笑：“我们只好请儿子搬出去。”三个儿子都大了，把睡房让位给老爸的书。只是，她不免反问丈夫：“不会哪天是轮到我搬出去吧？”

　　文史评论者陈晓林和南方朔是30年相交的老友，在他眼中“杏庆”总是那样，一个“辩证曲折、心思单纯的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下笔评论总是站在权力对立面；生活上又常保赤子之心。“杏庆”以为文评写得比政论好，殊不知，还是后者作用大些。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30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东，生于内战后撤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家庭，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出生在台湾，所以叫龙应台；[1]
　　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在台湾读小学、中学；
龙应台

　　1974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
　　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
　　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震动台湾文坛。同年，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她的杂文针砭时弊，切中民意，反响强烈，被余光中称为“龙卷风”。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85年，她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出版，一上市即告罄，一个月内印刷24次，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成为20世纪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两年，专心育儿；
　　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兼台湾《中国时报》驻法国、瑞士特派员。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讲授台湾文学课程，并为学生导演戏剧。同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龙应台评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野火集》；
　　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
　　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人在欧洲》；
　　199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孩子，你慢慢来》；自这一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龙应台自选集》5种。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见解，颇受注目；
　　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魂牵》；
　　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分别在上海、汕头、陕西出版，再次在大陆文坛和书市被称为“龙卷风”；

　　1999-2003年，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亲自前往德国法兰克福，龙应台受邀出任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为期四年，龙遂从德返台，[1]任期内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

　　之后客居香港，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担任杰出人文学者(香港大学第一位终身教授)、新竹清华大学讲座教授。此外，龙也积极参与到关于香港公众议题的辩论中。在政制改革、文化保育和国际交流等话题上，都不乏龙的声音，其专门讨论香港问题的《龙应台的香港笔记》，在香港与新加坡的畅销榜上停留长达半年；[1]
　　2005年7月，在大成集团、普讯融悟文教基金会、诚品股份有限公司、蒋震工业慈善基金支持下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2009年，龙应台推出了号称用了十年酝酿、一年闭关、走遍三大洋五大洲才写成的《大江大海1949》；[1]
　　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她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所有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
　　2010年11月15日，“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龙应台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1]
　　2012年1月31日，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院长”陈冲表示，台湾“文建会主委”将由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接任。2012年5月20日之后，“文建会”将转型为“文化部”，龙应台也将成为第一任台湾地区“文化部部长”。[2]


婚姻子女
　　龙应台前夫为德国人，是一个外交官，育有两子，长子为安德烈，次子为菲利普（龙在2007年的著作《亲爱的安德烈》就是把她与她长子安德烈的通讯结集而成的）；

　　龙应台对其家庭生活的描写中，只字不提她的德国外交官前夫，只在2003年的作品《银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经离婚。[1]


核心价值观
　　





主要作品

　　1985年她的《野火集》在台湾出版，犀利的笔锋形成烈火燎原之势，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野火”成为那个时代台湾的集体符号。龙应台作品系列：

　　《龙应台评小说》台湾尔雅出版（1985年6月）《野火集》台湾圆神出版（1985年12月）
　　《野火集外集》台湾圆神出版（1987年2月）
　　《人在欧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88年6月）
　　《写给台湾的信》台湾圆神出版（1992年1月）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4年3月）
　　《美丽的权利》台湾圆神出版（1994年4月）

　　《干杯吧托玛斯曼》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6年4月）《我的不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7年9月）

　　《百年思索》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9年8月）
　　《银色仙人掌》（又名《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台湾联合文学出版（2003年12月）
　　《面对大海的时候》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3年12月）
　　《孩子你慢慢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5年5月）
　　《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5年7月）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06年11月）

　　《亲爱的安德烈》台湾天下杂志出版（2007年10月）

　　《目送》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8年7月）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6年7月）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
　　


艺术风格
　　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以有情眼光观察社会：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讨论的均是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时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她举出无数台湾社会现象来作为讨论，并以中国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释台湾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其中辛辣讽刺的文笔虽遭人反对、谩骂、或密投书至政府单位，但她仍秉著客观批判的精神，持续而正中要害的不断写出她的社会观察，龙应台无所畏惧，因为她笔下台湾的丑恶和腐化，是源自于她爱台湾的不舍与心疼。

　　温柔纤细，深情动人：其《孩子你慢慢来》与《目送》均是以温柔笔触描写亲子间的亲密互动，《亲爱的安德烈》是数封写给儿子的坦率的几乎痛楚的信。 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她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不仅是当下的感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龙应台一反批判犀利的笔调，描写诸多生活中有情细节，反映出其细腻的情感，读起来温馨有味，情意盎然。



人物语录
　　1、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2、 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3、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
，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 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4、 有些青年人追求时尚，不谈政治，实际上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滚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
　　5、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6、龙应台：我其实也诚实地在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 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 ...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
　　7、 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线，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当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8、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9、现在石库门根本是把上海原本的居民迁走了之后，先掏空它，然后把它弄得非常漂亮，进来消费的人都是有钱的某个阶级的人，台湾人、西方人、有钱的上海人，那是少数人。你把原来的我们所珍惜的市民文化拿掉，然后把一种新形态的、资本主义的殖民文化放进去，你要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衔接的最好典范，那差太远了。
　　10、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11、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12、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13、一个社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14、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
　　15、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碰触；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16、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有人给薪水而已。
　　17、可是我感觉丝丝不安。毕竟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18、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19、现在这个男人当然完全地属于你，做妻子的你；但是他的过去却属于我，做母亲的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31
龙应台：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6:33
http://v.ku6.com/show/KfOv--W46y-tRmxR.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23
http://www.56.com/u65/v_NjkxNDM4MDA.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26
http://v.ifeng.com/vblog/news/201202/72c13881-98af-417a-b3c7-d988e3dbde99.s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29
孤独龙应台：有些路只能一人走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09-12-17　　责任编辑: 苏向东

龙应台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出色的角色
从《野火集》到《目送》，你写作风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在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发展时，中国大陆和海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大陆有一种声音——当初写“野火”的人，怎么越写越小了，怒目金刚怎么变成儿女私情？而在海外看法刚好相反。海外反而会说，龙应台从小变大了，以前你是针对社会现实去写文章，但那些都是立即的、短暂的、表面的，真正接近生命本体的，其实是《目送》这样的写作。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里，我觉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层信息。
《亲爱的安德烈》中，在大陆最流行的文章是《给河马刷牙》。能否讲讲背后的故事？
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时，我是教授，安德烈是学生。本可以搭同一辆车去学校，但却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关系如同室友。有天晚上，我失眠了，一个人到阳台上去。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长手长脚的安德烈就出来了，开始抽烟。他突然开口，“如果我将来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安德烈的话很震撼我。之后我写信告诉他，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乐。如果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家庭这个概念一直贯穿在你写作当中，家庭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龙应台：家庭是你的来处，所以在理想上，她是一个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时候家庭也是一个最充满压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彻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东西上，连家庭也帮不了你。
你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做得最好，但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面对，所以才写了受伤笔记《安德烈》。我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虽然也会带父母看戏，带他们散步。只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什么是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仍是一个学习非常非常慢的女儿。
作为事业女性，当初你决定生孩子时有过艰难的选择吗？
龙应台：一点没有。我迷恋小孩，我可以白天写《野火集》，晚上给孩子哺乳。当月光照下来，我坐在黑的房间里喂奶，我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顶天立地的大事。
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个硬的龙应台，似乎也有一个很柔软的龙应台？
龙应台：我一直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阴和阳、硬和软、刚和柔的元素。对我而言，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件事，跟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完全协调的。你往往是为了怀里喂奶的那个婴儿他将来的幸福，你会去横眉冷对千夫指；你往往是因为心中有爱，才会去做怒目冲冠的事。
你如何看待孤独，又是如何与它相处？龙应台：任何形式的创作者，不管是作家、画家还是导演，孤独都是创作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大陆熟不熟悉圣严法师，有次和他聊天，我们谈到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记者 苏枫）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36
龙应台：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2010-11-22
云南信息报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特约记者 晓德
1985年，龙应台的《野火集》火遍台湾岛。25年后，台湾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台湾，而大陆，却依稀可以从这本25年前面世的文集中看到些许的影子。
《野火集》出版25年，南方都市报再访龙应台，谈“野火”的生命力，谈“台湾”与“粤国”，谈“柔软的力量”和“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25年后，回头看台湾的变化，您在文章中的一些畅想或者“恨铁不成钢”的心愿，现在都实现了吗？
龙应台：最近一直在看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我很想敲敲梁启超和孙中山的门，叫醒他们，问你问我的问题：“4个25年以后回头看，心愿都实现了吗？”
我想答案可能都是极其复杂的。
《野火》卑之无甚高论，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把改造社会的责任从集体———譬如政府或学校或媒体或社会等等，搬回每一个个人自己的肩膀上；最迫切的呼吁，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要觉醒。就这个“心愿”而言，25年来，台湾跨的步子很大，往前走得很远。所谓公民意识，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个人清晰地认识到几个基本原则，譬如：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当它不称职的时候，撤换它重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权利。二、政府就是会腐败，而且一定会隐瞒真相，因此公民必须把自己的监督权发挥到极致。三、促进社会进步，公民不能消极地被领导，他必须主动、积极，他必须强悍。他要从跪着的位置站起来。
这样的呼吁，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25年前写《野火》时候的台湾，登记任何一个民间组织———不论是慈善的还是环保的，都要受到法令上的种种箝制，因为执政者害怕你民间力量的形成。一个对自己管治的正当性没有自信的执政者，通常会这么做。政府是巨人，民间被养成侏儒。
25年之后的今天，台湾的民间力量，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政府。台湾现在登记在案的，大约有3万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加上没立案或不需要登记的，总共估计有10万个，环境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的、防止自杀的、协助身心障碍的、保护被虐儿童的、为少数族群争取权利的、保护同性恋人权的、扶贫济弱的、培育青年领袖的、监督“国会”和媒体滥权的、对抗司法不公的……几乎在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议题和领域里，都有公民在自己的岗位上耕耘，包括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注。也就是说，25年之间，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政府只是其中一环罢了，民间独立自发的力量非常蓬勃。
25年之间，政府变小了，民间变大了。但是，在民间的“大”里头，马上出现一套全新的问题：
譬如说，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比如媒体是民间吧？当媒体本身滥权、造假，党同伐异时———你怎么办？比如，选民是民间吧？当选民本身缺乏眼光、知识和胸襟，以选票来违反正当和正义时，你怎么办？这就是《野火》当时的另一个“心愿”———台湾民主的品质提升；在这个层面，可能就离“实现”很远了。对抗一个威权执政者的时候，因为它很庞大，你全神贯注在它身上，使尽全身的力气，而在这漫长的使力过程里，你会误以为威权政府及其体制就是民主和自由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敌人。等到威权政府巨大的身躯倒下之后，你才赫然发现，当自己变大时，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公民社会本身的素养空虚的问题，一股脑全部浮现，而且没有一个不重大，没有一个不难缠。曾经为台湾的民主努力过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关怀的社会陷入选举的虚耗、政策的摇摆、政客的短视、民粹的凌驾、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极度庸俗和浅薄席卷精神世界……
25年之后，当我随手打开台湾的报刊，和大陆的几个较好的报刊做一下比较，总觉得触目惊心：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自由，思想反而从主流社会里退席？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说的，“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是个极其精准又骇人的描述。
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说，台湾迎来了民主制度，但您却对它有点失望？
龙应台：应该说，台湾的民主实践和我们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但是，马上跳到“失望”这个结论，我倒不那么认同。因为，当任何实践和期待有落差时，紧接着必须问的难道不该是，是这个实践特别差呢，还是我们的期待过于天真？很多人已经说过，民主从来就不是“最好”，而仅只是“最不糟”的选择而已。你要我选“毒苹果”还是“烂苹果”，我选“烂苹果”嘛。即使是这“最不糟”的“烂苹果”，都需要我们费尽力气，慢工细磨才能做对，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不断犯错，不断学习，不断去检讨、去完善的过程。美国的民主起步那么早，但是一个恐怖袭击，一场伊拉克战争，就暴露出它体制里头还有多少滥权横暴的空隙。看看Chom sky(编者注：乔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著名异议知识分子)是怎么批判他自己的国家的，你就知道，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这条路上，其实那个不断要求更新、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说，我们在25年前对台湾的期待是它应该“抵达”某一个境界，而25年后它没有“抵达”到那个点，我们因而“失望”，我反而认为，这是我们对于“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的认识不够透彻的缘故。
南方都市报：当年在《中国时报》发表专栏的时候，您是否想到过您的文章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龙应台：写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觉得“我看不下去了”、“凭什么要我忍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环境？”对政治的暗流却毫无知觉。那时刚从美国回台不久，完全不知道人们已经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篇刊出后引来排山倒海的回响，像压力锅突然掀了锅盖，我一看，锅子里全是沸腾而不准流出的泪水——— 就明白了。
南方都市报：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陆和台湾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可是，25年前您可以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今天，尤其是2000年以来，许多台湾人对于是否“中国人”的认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您是否有过切身的感受？
龙应台：25年来台湾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认同的质变。1987年解严之前，人们的认同是被塑造、被规定的、没有自由长的空间。随着公民社会的开放和成长，就像一株盆栽里的矮树被种到大地里去了，它就随着风吹雨打霜降，长出自己的样子来。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必然发生的，要把它再勉强塞回原来的盆子，恐怕要折枝断根了。
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的出版，让更多的华人读者从此开始认识您，了解您。那么，您个人把《野火集》看作什么？一个孩子吗？它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龙应台：跟孩子不太一样。孩子大了，独立了，我还时刻惦念，他们常说我“粘”，还不让粘。对《野火集》，或任何一本自己的著作，我有个不回头的习惯。写完了，它就属于社会、属于读者、属于历史。感觉上，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南方都市报：25年了，对于您的作品仍影响着现实的世界，让现实中的部分华人心有戚戚。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是很开心和快慰的事情，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您是否也会有某种的苍凉之感？
龙应台：有一次在台湾中央山脉深山中一个原住民部落里，我遇见一个志愿者正在为部落的小学生建图书馆。是个中年人，从一堆石头砖块中向我走来，头发沾着木屑，看起来满面风尘。他放下手中的活，告诉我，他在上大学时读《野火集》，一边读，一边就决定自己要以服务台湾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为一生的志业。在深山遇见我时，他已经在偏远的部落里工作20年了。他走过来握我的手，郑重地跟我说“谢谢”。
还有一次，偶然遇见一个妇女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她从忙碌的志工队伍中走过来，跟我说，她在怀孕时读《野火集》，放下书就觉得，如果身边的大环境是恶劣的，自己的孩子怎么可能幸福呢？孩子还没出生，她就开始发起这个环保组织，十多年的累积，已经有好几万个母亲加入。
一本书带给人什么样的触动，是很难预测的。有一次还遇见一个中年的比丘尼，在山中修行。她用那无比澄清的眼睛看着我，说，会走上修行这条路，是因为18岁时读了《野火集》。我没想到《野火集》也会使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也许18岁的她想的是：如果我无力改造社会，那么我至少可以改造我自己，内在宇宙也是一个宇宙？
25年来，一路上我都会碰到当年的《野火集》读者，在深山最贫困的部落里，在台湾南部的渔村里，在某个“环保妈妈”的示威队伍里，一个中年人走向前来，轻轻地说，他或她之所以选择了社会改造的人生路，是因为年轻时读了《野火集》。当年他20岁，现在已是中年，一路走来，无怨无悔。
每次有这种邂逅，我就觉得特别感恩，感恩身为作者，25年前种下的，25年后竟然有福分能亲眼看见。感恩这些读者多么慷慨，愿意跟我分享他们人生最慎重的一部分。
当然在很多方面，我有无力感。当你看见，曾经批评过、讨论过、呼吁过、建议过的事情，在25年后，又被重新提出来，没有任何一点知识的累积或经验的传承，问题依旧，好像永远从零开始。你发现智慧和经验都不是直线累进前行的，它是那么令人顿足、无可奈何地向前三步倒退两步。原地踏步重复多了，有的人变成“愤老”，有的人选择放弃，沉默以对。至于苍凉，是的，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个极其苍凉的“老灵魂”。但是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你说你懒得重复了吗？读3000年前的经典时，不论是希腊悲剧或是先秦古文，你不是常常惊诧出声：老天，这个问题他3000年前就谈过！难道你自己不在那个亘古的大苍凉中吗？
但是大陆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新问题纷纷冒出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社会最生猛、最有力气“生气”的时候，也是最精彩的时代。
《野火集》：一面折射准确的镜子
南方都市报：2005年的时候，您曾提到过，许多大陆人看来，《野火集》似乎是为大陆而写。这对您来说，当时是否也是一个意外？
龙应台：意外比2005年早。《野火集》最早的大陆版是在1988年的北京发行的，没有我的授权。那时候得知北京的大学生在传读这本书，很惊讶，不明白一本专谈台湾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书，为何远在北京的读者会有任何共鸣呢？那感觉有点像，给一个病人开的诊断书竟然被另一个人拿去买药了？其中必有历史的理由吧。此后慢慢随着我对大陆的认识稍微加深，自然就了解了。别忘记，那曾经是多么蓄满能量的年份啊。
2005年以来，《野火集》重新出版，在大陆一直不断再版而且被广泛讨论，透露出很多讯息。一方面，《野火集》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随着中国大陆火箭升空似的急速经济发展，加剧而且扩大地恶化———假奶粉、假酒、化学污染、招商引资所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等等，《野火集》因此几乎像个“预言”书一样。另一方面，我相信是因为相对于1988年，人们的“公民意识”提高了很多。而《野火集》就像个纪录片一样，呈现了25年前台湾人在开始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如何艰辛地挣扎和努力。对今天的大陆而言，它就再度成为一面惊心动魄、折射精准的镜子。
南方都市报：您曾羡慕德国人阿弗瑞，他可以带您看故乡的小镇，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时代的住所和门前的青石板小路，而您却感叹自己找不到过去。今天的大陆，拆迁问题几乎无处不在。过去不见了，未来也变成了无根的草。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
龙应台：这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这是拿“城市发展”作借口的暴力。如果是一个外国侵略者或殖民者做这样的处置：要你把土地和老家让出来，给另一群人享用，你会称它做什么？土地和老家，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它更深层地联系着价值、信仰、情感、记忆，联系着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整套网络，犹如皮与肉的不可割离。剥夺这一代人的幸福，说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剥夺少数人的幸福，说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剥夺底层农民的幸福，说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许你看见的是所谓“进步”，对不起，我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暴力。一个植根在掠夺和暴力上面的进步，能叫进步吗？如果渗透进每一块砖每一根钢里头的精神，是对掠夺和暴力逻辑的接受，你怎知道这种进步不会有一天回头来反扑呢？
而且，凡是知道一点欧洲城市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掠夺和暴力绝对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南方都市报：这25年，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美国到台湾，又去欧洲，再到台湾，又到了香港这种时空的转换，对您来说是不是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华人群体？您是否曾经考虑到大陆多停留一段时间？
龙应台：香港的体验确实使我对“华人世界”的认识起了根本的改变。我发现，我要用“粤国”的概念来看香港和广州，才比较能抓到这个非常特别的文化语言圈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住在香港使得我常常思索“南方视野”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相当受“中原本位视野”的局限，如果多一点“南方视野”，可能很多事情的解释都会不同。
确实也在想，是否该到大陆去住一年？有了生活的经验，才能深刻地体会那个社会吧。但只是模糊地在想，一直还没有冒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也要看因缘吧。
南方都市报：非常喜欢您的《目送》以及其他一些非评论性非政治性的著作。有人因此评价说，龙应台变柔软了。这是岁月的回归吗？
龙应台：我倒觉得龙应台其实从来就没有“不柔软”过吧？《野火集》的写作，是和《孩子你慢慢来》同时的。白天写怒目金刚的《野火集》，晚上可是抱着婴儿哺乳，换尿布，唱催眠歌的。
但是《目送》不同。《目送》不是柔软不柔软的问题。《目送》是溪水冲过千山万壑看见大海的顿时的明白。
南方都市报：读了您的《大江大海1949》，我发现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相当繁杂而庞大的工程。为了写作这本书，您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寻找亲历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让您选择了如此艰难的坚持？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所谓辛苦，其实不值得一提。很多作家或学者，花几十年的工夫，皓首穷经做一个题目，写一本书。但是《大江大海》是我这个一向最没有毅力的人最耗费心力，最坚持的书。支撑我的是一个单纯的心情：60年，是一个忌日，对那千万个内战的牺牲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我想用文学为他们上一炷香，立一个“慈悲”碑。对那些还活着的，在夕阳西下之前，用文学向他们致敬，说一声谢谢。没有国共之分、两岸之别，《大江大海》里的人，有名字的和没名字的，都是我的同胞，我的长辈。
有些书，是酝酿了一辈子才写得出来的，即使你不知道它在酝酿中。
南方都市报：从《野火集》到《大江大海1949》，这两本书在您迄今的写作历程中，是否有着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我个人感觉，与前者的辛辣相比，后者更加波澜壮阔；前者让人思考，思考当时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后者让人得以重新检视自己的历史观，并很自然地被带回到6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您个人怎么看待两者的区别和对您来说的不同意义呢？
龙应台：《野火集》是火。《大江大海》是水。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25年了，当年的读者如今都已经进入不惑甚至可能已经年过半百，而新的读者可能正值青春年华。对于当年的读者和如今的80后、90后年轻读者，您是否想对他们分别说点什么呢？
龙应台：对那已过中年的，我想说，读者和作者在同一个时代里共老了。不坏。
对大陆的80后90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38
廖继春（1902.1.4 -1976.2.14），台湾丰原人。1918年考入台湾总督府师范学校，次年开始学习油画。1924年赴 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图画师范科。1927年毕业回乡，受聘为台南私立长老教中学和女校的美术教员，同年与陈植棋、倪蒋怀发起成立赤岛社。廖氏为赤岛社、台阳美协创始人之一，曾任教于省立师范学院、台中师范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曾担任各美展评审委员。


以扎实的实景写生为基础，再去经营画面颜色块面的表现方式，是廖继春创作的主要基调。他所描绘的题材通常也都是身边寻常生活所见，或台湾各地的名胜古迹，直到赴欧美旅游写生之后，笔下方出现异国题材。但他却能以自己独特的想像力和创造性，营造出与众不同的世界。

　　除了人物和风景画之外，廖继春的静物画也是独树一帜的。作于1960年的「窗边」描绘的是面对庭园的窗边，物象丰富、颜色缤纷。圆桌上的瓶花与水果不但在位置上占据画面的中心，由于背景所颜色操作的彩度较低，在视觉上仿佛退向后方；艳丽的花果更显得冒尖了。蹲在桌角的白猫是另一个视觉的中心，因为和门槛、墙纸与窗外的白色相互呼应，而不觉得过于突兀。

　　善用鲜明强烈的颜色，使它们能够调和相谐，是廖继春画中最冒尖的成就，在1968年所作的这张「窗前静物」中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廖继春作于1960年代的作品，整体而言有愈趋抽象化的倾向，静物题材也不例外。通过暗示窗框的两条并不并行的直线，我们依稀可以见到林立的丛树散布在四周，中心处则是黄色的圆桌，同样放置着花瓶和水果。虽然到处可见浓重的黑色轮廓线，但是物象的边缘并没有被明确地定义出来，模糊漫涣，四下奔窜。黄橙蓝绿各种强烈的颜色自在地在画面上流动，穿插其间的白色依然扮演着区隔调和颜色的角色，但正因为不容易分辨出具体的造型，颜色更堂而皇之成为画中的主人公，争奇斗妍。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40
九把刀，真名柯景腾，台湾网络作家。曾就读精诚中学美术班，并取得国立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系学士以及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学位。“九把刀”原本是柯景腾高中时写的一首歌，因为歌词和旋律简单而且容易上口的缘故，“九把刀”这首歌很快的就在同学间传了开来，因而本人也被称为”九把刀”。代表作品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功夫》、《杀手》、《少林寺第八铜人》等。
78年出生的九把刀，被台湾媒体封为金庸传人，又被誉为“网络文学经典制造机”的他， 是继金庸很久很久之后才迷上的作家。

　　作家有很多类型，有专门写爱情的、科幻的、武侠的……但九把刀，他几乎什么题材都会写，而且写得很好。 他的小说有着金庸的一大特征——看后令人回味无穷的魅力（流行说：养最蠢的狗，交最贱的朋友，看周星驰的电影，听周杰伦的歌 ，看九把刀的小说。） 他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有趣。在爆笑之余还可以深深地被感动、被启发，可不是一般作家可以做到的事情，就不多介绍了。

　　《流星花园》制作人柴智屏强力推荐：对我而言，九把刀的作品可是具备了杀伤力，总是让我为了想阅读他的书而不能专心工作，故事总是一开始就吸引我的目光，让我忍不住想继续看下去。

　　“社会学+漫画+武侠小说+周星驰+杜琪峰+X+Y=网络小说经典制造机：九把刀。”九把刀博客上的签名是这样的。没错，你在他的小说中可以找到这部机器的所有部件。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42
几米，本名廖福彬，台湾著名绘本作家，其笔名来自其英文名Jimmy，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1999年出版《向左走，向右走》，获选为1999年金石堂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开创出成人绘本的新型式，兴起一股绘本创作风潮。他的作品风靡两岸三地，美、法、德、希腊、韩、日、泰等国皆有译本，部分作品还被改编成音乐剧、电影、电视剧。 学界和媒体多次以「几米现象」为主题分析评论。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漫画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几米以2500万元的十年间版税总收入，荣登漫画作家富豪榜第2位，引发广泛关注。

几米，一位用画笔描绘梦想、吸引无数读者画迷为之疯狂，知名度迅速窜升的当红绘本作家，同时却也是一个腼腆善良的中年男子，偏好简单的居家生活，低调而淡泊。

　　几米的个性害羞内向，不擅长用言语表达，他用敏锐细腻的心去感受周围的人与事，将情感、思绪藉由「绘画」传达他对大千世界的看法，作品风貌多变，创作力源源不绝，因此看几米的作品，就像是走入他的内在，几米的故事引领着每一位欣赏他作品的人看到并相信世界上的美与善，同时也反应了现代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此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故事找到一个映照和寄托，或许这就是几米作品的迷人之处。

　　几米，绘本作家，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曾在广告公司工作十二年，后来为报纸、杂志等各种出版品画插画。1998年开始创作，发表《森林里的秘密》和《微笑的鱼》，拿下当年度中国时报开卷最佳童书、民生报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童书，以及联合报读书人最佳童书奖。1999年出版《向左走．向右走》，开创出成人绘本的新型式，兴起一股绘本创作风潮。本书获选为1999年金石堂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并已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后陆续推出《听几米唱歌》、《月亮忘记了》、《森林唱游》、《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等作品，展现惊人的创作力和多变的叙事风格。2001年出版《地下铁》，获选2002年金鼎奖推荐优良图书，并改编成音乐剧和电影。次年《照相本子》、《1.2.3.木头人》和《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获选2002年行政院新闻局推介中小学生优良课外读物图书类推荐读物。2002年《布瓜的世界》甫上市便登上各大书店畅销排行榜第一名。2003、2004年陆续出版《幸运儿》、《你们我们他们》、《又寂寞又美好》、《履历表》、《遗失了一只猫》等作品，内容风格上更形突破。2005年的《小蝴蝶小披风》和《失乐园》开始经营角色，多变的故事节奏有不同于以往的阅读趣味。作品风靡两岸三地，美、法、德、希腊、韩、日、泰等国皆有译本。学界和媒体多次以「几米现象」为主题分析评论。2003年Studio Voice杂志选为亚洲最有创意的五十五人之一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44
经典语录　　1．窗外放晴了，屋内仍继续下雨；我微笑，并不等于我快乐；我撑伞，并非只是为了避雨。你永远都不懂我在想什么。我想拥抱每个人，但我得先温暖我自己，请容忍我。因为我已在练习容忍你。我的心常下雪，不管天气如何。它总是突然的冻结，无法商量。我望向繁花盛开的世界。固定缺席。我的心开始下雪，雪无声的覆盖了所有，湮灭了迷茫、骄傲和哀痛。当一切归于寂静，世界突然变的清凉明朗。所以，别为我忧伤，我有我的美丽。它正要开始。
　　2.当我想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刚好正在想我。
　　3.人生就像剥洋葱，总有一片会让人流泪。月光清冷的那个晚上我爬上高树，森林一片寂静，我真想坐在树上慢慢等待直到青涩的果子转为艳红。
　　4.青蛙跳上正要沉没的月亮，忧伤地说：”怎么办?美丽的公主就要亲吻我了。“”你不想变成英俊的王子吗?”月亮不解的问。“但愿这不会真的发生!我希望它只是个荒唐的童话故事。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癞蛤蟆小女朋友。”
　　5.疲惫人生大家都说做人好累，我也这么觉得。要戴上假发、戴上面具、戴上眼镜、戴上笑容。穿上内衣、穿上外衣、再穿上外套，穿上内裤、穿上外裤、再系上皮带，穿上袜子、穿上鞋子、再绑上鞋带，天天都得如此，直到上天堂。
　　6.流浪人的等待错乱的城市，到处都是迷路的人。记忆不可信赖。温暖灯光的住所，日渐被遗忘。而我所能仰赖的，只是流浪狗的慈悲
　　7.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我守护如泡沫般灿烂的童话快乐才刚刚开始悲伤却早已潜伏而来
　　8.一样的眼睛有不一样的看法。一样的耳朵有不一样的听法。一样的嘴巴有不一样的说法。一样的心有不一样的想法。是不是因为这样，一样的人生才有不一样的哀愁。
　　9.曾经我像鱼缸里的鱼，前进、转身、前进、转身、前进、转身……我感到疲惫失意；后来我在鱼缸外的世界，依旧前进、转身、前进、转身、前进、转身……于是我开始练习，从容地前进，优雅地转身，并保持冷静思考的模样……
　　10.丢进海里的瓶中信,总是失去踪影.是被鲸鱼吃掉了吗?还是又飘到另一个无人的岛屿?这种随波逐流的缘分,除了青春浪漫的孩子,又有谁会相信呢?我虽然害怕做恶梦,但也只能在梦中,才能看到美丽和平的世界。
　　11.所有的悲伤，总会留下一丝欢乐的线索。所有的遗憾，总会留下一处完美的角落。我在冰封的深海，找寻希望的缺口。却在午夜惊醒时，蓦然瞥见绝美的月光。
　　12.我将自己种进花盆假装是一朵花城市巷弄阴暗阳光终日短缺雨水不足空气浑浊只有在午夜三时才能瞥见月亮默默滑过天空我是一朵不开花的花尚未学会绽放，就已习于凋零。
　　13.我努力地爬上一颗不断滚动的圆球,却始终站不稳,常常跌落…….你说男孩别哭!－－《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
　　14.总在快乐的时候，感到微微的惶恐。在开怀大笑时，流下感动的泪水。我无法相信单纯的幸福。对人生的欺负悲喜，既坦然又不安
　　15.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整个城市笼罩在阴湿的雨裏．灰蒙蒙的天空，迟迟不见著阳光，让人感到莫名的沮丧，常常走在街上就有一种落泪的冲动．．．．但是冬天总是会过去，春天总是会来。
　　16.我的心常下雪，不管天气如何，它总是突然的结冻，无法商量，我望向繁华盛开的世界，固定缺席。我的心开始下雪，雪无声的覆盖了所有，湮灭了迷惘、骄傲与哀痛，当一切归于寂静时，世界突然变得清亮明朗所以，别为我忧伤，我有我的美丽，它正要开始…
　　17.昨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时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几米〈我只能为你寄一张小卡片〉
　　18.迷宫般的城市，让人习惯看相同的景物，走相同的路线，到同样的目的地；习惯让人的生活不再变。习惯让人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却又有种莫名的寂寞。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习惯会让你错过什么。
　　19.小丑的世界,总一分为二.一半阳光,一半阴影,一半快乐,一半凄凉.我真想知道那条神秘的分界线究竟是什么?
　　20.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21.期三的下午，风在吹，我睡着了。白色的窗帘，轻轻的飘起来。毛毛兔来了，在窗外吹着口哨呼唤我。推开门，森林好安静，阳光好温柔。好久好久没有在森林里游荡了。
　　22.有人说等待浪漫的，也是漫长的在数个关于等待的夜晚也许少年也会熬成白头我时常会告诉自己虽然在最低的位置看不到花朵绽放时的艳丽然而却不会错过花瓣飘落时在风中悠扬飞舞的浪漫“
　　23.午后，微凉的风吹过我做了一场梦梦见世界上一千万棵苹果树上的一亿颗苹果瞬间一起掉落落地前的千分之一秒轻轻的飘起在慢慢的贴在地面没有一点声音没有惊吓到谁有人顿悟”地心引力”的传大论调午睡过后有人决定了人生前进的伟大目标而我仍昏昏沉沉的在梦与现实中徘徊赞叹。
　　24.我听不见彩虹出现的声音，我听不见太阳落下的声音、花开雪飘的惊喜；我听不见风吹草动的危险，我听不见野狼的嚎声、猎人的枪声、天使的哭声；我听不见。我只听见寂寞在草丛里来来回回地奔跑!我知道，我会努力檫干眼泪。可是，可不可以先让我放声哭泣，才继续勇敢?
　　25.看了一场看不懂的电影，四处张望，发现别人专注而陶醉，才忽然明白孤独是什么。
　　26.我努力寻找希望，生怕幸运就在身边，却被我粗心错过－－《地下铁》
　　27.你闻到我的气息，我听到你的叫声。你知道我在流泪，我心疼你的焦急。我们如此贴近又如此遥远。但是不要怕啊！不要怕！我们的心中即将开出一朵美丽圣洁的花。
　　28.我遇到猫在潜水,却没遇到你我遇到狗在攀岩,却没遇到你.我遇到夏天飘雪,却没遇到你.我遇到冬天刮台风,却没遇到你.我遇到猪都学会结网了,却没遇到你.我遇到所有的不平凡,却一直遇不到平凡的你.
　　29.清晨，我们出发。微笑。正午，我们在原地绕圈圈，并坚强地保持风度。黄昏，我们看到相同的风景及日落。夜晚，我们安慰自己，相信一天的努力没有白费。清晨……
　　30生命中，不断地有人离开或进入。于是，看见的，看不见的；记住的，遗忘了。生命中，不断地有得到和失落。于是，看不见的，看见了；遗忘的，记住了。然而，看不见的，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消失
　　31.饱满华美的气球，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命：运飘到天空，然后不知去向；突然爆破，无可挽回；安静的存在，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萎缩；饱满华美的人生，也是如此。
　　32.最深的黑夜即将过去，你看，月亮出来了。
　　33.为何鱼只要有一种表情就可以面对世界？为何我却不能只用一种表情来面对全世界？－－布瓜的世界
　　34.天要暗了，最后一道夕阳的馀光即将消逝。那场球赛，我们一败涂地，大家垂头丧气地默默离开。我们还是做出胜利的手势吧！多年以后，谁会记住那场令人沮丧的球赛呢？只会看见相片里我们灿烂的笑容。－－留影
　　35.掉落深井，我大声呼喊，等待救援……天黑了，黯然低头，才发现水面满是闪烁的星光。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最美丽的惊喜。36.我在冰封的深海，找寻希望的缺口。却在午夜惊醒时，蓦然瞥见绝美的月光。
　　37.肚子饿了，开始吃饭吃的饱饱，开始想你觉得困了，开始睡觉睁开眼睛，开始想你－－《开始想你》
　　38.我整理衣装涂抹口红，静静等待寂寞到来。
　　39.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整个城市笼罩在阴湿的雨里。灰蒙蒙的天空迟迟见不着阳光，让人感到莫名的沮丧，常常走在街上就有一种落泪的冲动……
　　40.一艘小纸船，悠悠的飘过来，吸收水分，渐渐沉没，世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有有效期限41.飞起来的时候，幸福的感觉就来了。－－小蝴蝶小披风
　　41.孤单时，仍要守护心中的思念，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光。
　　42.坚持等待一片不肯掉落的叶子坠下想起整树翠绿的青春冬日即将到来躲进被窝准备长长的冬眠我望着最后的枯叶松脱飘落翻转为消逝的时光默哀……
　　43.以为有了翅膀，就会变成一只鸟；以为变成鸟之后，就可以拥有自由。而今，拥有了期盼的翅膀，却只能在小小的空间里飞翔，遗失了自由。原来，自己还是搞不懂，是想要翅膀、飞翔或是自由，还是只要一种追求飞翔的感觉。
　　44.一个人怎么可能，一生只做同样一件事，住同一间房间,睡同一张床，看同样的街景，度过同样的春夏秋冬；怎么可能，只对一个主人忠心，痴恋同一个人…..她不断地逃走，却不断地感到厌烦……她就是要找回她失去的猫，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斑纹、一样的灵魂。－－遗失了一只猫
　　45.玫瑰花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的身体因害怕而微微颤抖“这世界上真的有人不爱我？”我不敢说实话，怕她伤心得一下子就凋谢了。
　　46.昨夜，猫咪在我的怀里死去。今天我觉得身体的某一部分也死去了，像心中破了一个大洞，不从何填补。我伤心极了，眼睁睁地看着它离去，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一天我也会这样的离去，谁将是眼睁睁地地看着我的人？我会靠在谁的怀里？是谁我都不忍心！他一定会像我今天一样的心碎。也许在猫咪走的那一刻，我应该停止流泪，我应该不断温柔地唱歌，轻声对它低吟，它才会放心地离去，如果它还听到我的哭声，一定会痛哭地想回头安慰我。想到这里，就让我更难过了……
　　47.你了解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吗？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只站在旷墅巨石上孤独吼叫的兽，风声淹没了一切，没有人能真正听到我的怒吼！我只是有些忧郁、有些愤世嫉俗，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吗！我努力地爬上一颗不断滚动的圆环，却始终站不稳，常常跌落。你说男孩别哭！我知道，我会努力擦下眼泪。可是，可不可以让我先放声哭泣，才继续勇敢。我总是掩藏真正的自己，害怕别人一眼看穿，如果你在人群中觉得我陌生，别惊讶，那不是真正的我，我还是你从前认识的我。所以，请别离我太远，让我找得到你。
　　48.当你想一个人的时候，会想紧紧的抱著他吗？……..我会你想一个人的时候，会想摸摸他的头发或拍拍他的肩膀吗？……..我会你想一个人的时候，会想拨个电话，只是说声“嗨”吗？……..我会你想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到他的样子或他说的一句话，忍不住的微笑吗？……..我会如果这个人不是你的另一半，你还会这样做吗？我不会——因为我怕……..我怕这样的方式会让别人误会。有时候，我会好想紧紧的抱一抱一个人，那是因为高兴、难过或跟他有著感同身受的感觉。有时候，我会好想摸摸一个人的头发、拍拍他的肩膀，那是因为心?有份怜惜、一份心疼。有时候，我会好想拨个电话，只是想告诉他，我没有忘记他，说声“嗨”然后满意的带著微笑，轻轻挂上电话。那是因为友谊需要经营。有时候，我会想到某个人的样子或他曾说过的一句话，忍不住的笑了起来，那是会心的一笑。久未见面的朋友，痛快的拥抱，是让人感觉温暖的，不分男女。拍拍他的肩膀，摸摸他的头发，是让他知道，他的感受，我也有过…..
　　49．第一次看到大雪飞，兴奋的叫笑。眼镜被呼出的热气弄得什么也看不清。蹒跚的走过泾滑的雪地，坚持照相留念。青春得意的神情，被御寒的衣物包裹着什么也看不情楚。我在大雪里什么也看不情楚，却觉得好美。
　　50．天几乎要暗了。还残留最后一点夕阳的余光，那场球赛我们一败涂地。大家垂头丧气默默的离开。我们还是举出胜利的手势吧。多年以后，谁会记住这个令人丧志的黄昏呢？他们将会看见，我们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51．风雨的前夕，异常的宁静。天空大块的浓动翻腾，走动，逼近。丝巾被风吹的狂舞。而我却也只是静静地站著。你没发现吗？我微微扬起的笑意，小鸟开始唱歌了
　　52．我在屋内，他在屋外。我在左边，他在右边。我看见他，他也看见我。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看着雨，滴滴答答一点一滴落下。我们都在等着雨停？然后离开？像所有人一样？
　　53．我们五个人伸长了手臂才将树抱住。树后的两个人更聪明，更可爱，可惜你们看不见。我还听到他们在说笑话，可惜你们听不见。太多躲在世界背后的人，我们都看不见，听不见。
　　54．车到山的终点时，你还是没有醒过来。一路光灿的阳光和蜿蜒的山路让人昏沉。司机先生兀自下车休息了，留给我们整辆的车。我呆呆的望着窗外的翠绿，安静地看着你。觉得幸福。
　　55．唱到后，大家都累了。只有你依然生猛的嘶吼。那一首歌出现时，我们都知道要安静，听你边哭边唱到最后，然后递上面纸、递上红酒，然后疯狂叫好。靡靡之音治疗萎靡的心情，功效很好。
　　56．问他为什么看的入神？他耸耸肩说:没什么，真的。一朵小白云低低的滑过枯黄的草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只是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57.星星最后还是没有露脸。远方传来野营的快乐歌声。我等待浓雾将我包围。那么，我就可以假装自在的和他们一起欢唱。
　　58．在屋外徘徊，等着你房间的灯亮起。快乐的小窗变得冷漠，始终不肯回应。热情的邻居小孩，频频发问。我沉默。想起第一次见面，你回头转身的笑。
　　59．曾经走过的日子，不断的累积，渐渐的抓不住回忆尾巴，就让照片来做回忆的记事本吧，记下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快乐、悲伤，曾经的您和我，愿您一切都能美梦成真。
　　60．雨就这么一直下着，我就这么一直望着。雨就这么一直下着，我就这么一直悉着。等到天晴的时候，我一定要——到山上走走，到海边玩玩，到花园看花，到果园摘果，去看看朋友，逛逛市集，晒晒棉被，也晒晒自己……我一定要。
　　61．一定要跟你商量。可不可以在我女儿三岁生日的那一天。变成一个大满月。同时慢慢，悄悄滑过她的窗口。
　　62．花就一朵朵慢慢落下，我站在树下。微笑。表情却有点不自然。我担心你按下快门时，我刚好闭上眼睛。那个下午，我们还做了什么事我早已忘记。只记得最后一朵花飘落时，我闭上了眼睛。
　　63．摘星星摘不到的星星，总是最闪亮的；溜掉的小鱼，总是最美丽的；错过的电影，总是最好看的；失去的情人，总是最懂我的。我始终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听几米唱歌
　　64．我喜欢四十五度地靠著你，不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要感到幸福。在即将九十度坠落前请用一百八十度温柔地抱抱我。
　　65．“请问你愿不愿捐出一滴眼泪，帮助小天使娜娜破除咒语？”眼镜小乖问。“我愿意，但你是否也可以帮我找到一个愿意爱我的人？”恋爱的云说。“可是，我看不见这个世界，我可能为你找到一个盲目的爱情。”“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我并不在乎。”可是每个人都在睁大著眼睛寻找爱情，没有人想要一个盲目的爱情啊。也许找寻一份真爱，并不仅是需要看得见……
　　66．快乐过马路我混在鸭群中，摇摇摆摆地过马路，还大声唱著难听的歌。啦啦啦啦……下雨了...…啦啦啦啦……打雷了…...请原谅我的张狂，人的一生没有几次可以轻松快乐地穿越马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7．星期六的早上，我突然觉得疲累，坐在公园的石椅上，决定摘下带了许久的头盔。很多事情是没有原因的，我顺畅地呼吸，却感到焦虑。慎重地思考，应该脱下兽皮，或是重新带上威武的头盔。
　　68．掉入蜘蛛陷阱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开怀大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恭喜你——再也不用担心害怕掉入另一个蜘蛛的陷阱里。”
　　69．春雨蒙蒙的午夜，我化装成一只狗，我家哈利假扮成一个人，一起到公园散步。很多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不管是人或是狗。是化装成人的狗，或是装扮成狗的人。对于某种无法改变的习性，我感到一种宿命的无奈。
　　70．叠罗汉时你喜欢哪一个位置？最上面的？会摔得很惨。最下面的？会被压得很痛。中间的？又似乎不够刺激。叠罗汉时，我总是后悔我选择的任何位置。
　　71．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地迷路，不断地坐错车，并一再下错车，常常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要去什么地方。
　　72．石头固执地只想做石头……当然知道有些事不可能成真，但我还是想试试。
　　73．回家唯一的路，被昨夜粗心的流星撞落了。我无法寻回失落的那一段。还好月亮还在，还好想象还在，还好天使还在；我每天重新打造一条美丽的小路，并且偷偷的微笑。
　　74．甚至我的泳衣都还没碰到水。海风就把我的遮阳帽吹跑了。我站在发烫的沙滩,望着终于掉落湛蓝海面的粉红色帽，越飘越远。我彷佛听到她在呼喊救命。而我终究也没能做什么。阳光毒烈,海风好大。
　　75.又下雪了，看着它们我会微笑，因为我喜欢它们，喜欢它们的无拘无束，喜欢它们的晶莹纯洁，喜欢它们的微笑，看着它们从空中悄然落下，又被风儿调皮的吹卷到空中，我笑了……
　　76.人生总有许多巧合，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人生总有许多意外，握在手里面的风筝也会突然断了线。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中，无助地寻找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45
　高信疆，1944年出生于西安，出生时父亲已过世，五岁时随母亲到台湾。70年代高信疆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并屡在文化、艺术各方面创造风潮。　高信疆历任《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出版总编辑、《中时晚报》社长、香港《明报》集团总编、《京萃周刊》企业顾问等要职。
　　台湾报界名人，被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的高信疆，2009年5月5日晚9时因大肠癌病逝台北，享年65岁。　高信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许多创办副刊的新理念，他为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创下的空前辉煌，对新加坡华文报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地华文报副刊编采人员有不少也或直接或间接的受过高信疆的启发。
　　有艺术慧眼的文化人
　　《新明—晚报》统筹总编辑杜南发认为，高信疆是文化风潮的引导者，曾经引领台北报界及文坛掀起新风潮，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崭新开阔的格局。
　　杜南发说，他早在1981年远赴台湾，访问了一系列台湾报人和作家，其中高信疆给他的印象最深，高信疆在报纸副刊的策划与呈现方式带给他很大的启发。杜南发说，他不只一次在不同场合坦言：高信疆是他的师傅！
　　杜南发认为，高信疆格局大、才情高，胸襟及视野都极为开阔。那回访问高信疆，至今印象十分深刻。当时，他和高信疆两人，从午夜12点一直聊到天将亮的四点，高信疆当时是《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编，他说：“高信疆是少见的，那种可以出口成章的人，我只是问了几个问题，他立刻滔滔不绝，清楚的说出自己的办报理念等等，那一次的专访，下笔做录音整理时几乎可以不加修饰，高信疆的非凡文采，思路的清晰是我至今十分少见的。”
　　杜南发说，那一次访问高信疆，一方面开启了他的视野，另一方面高信疆对副刊的看法与办报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他。杜南发当时在《南洋商报》主编文艺版《文林》，有一度苦苦思索，很想寻找出副刊的新方向；认识高信疆，听他谈办报的理念，使他大为开窍，得益不少。杜南发说：“高信疆认为报纸应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副刊应是新闻的另一个延续，副刊跟主报应是两脚并立，副刊做得好也可以刺激报份。”
　　杜南发说，高信疆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慧眼的文化人，前后发掘了洪通、朱铭、陈达等民间艺术家及许多优秀作家。作为朋友，高信疆又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许多朋友都很感念他，即连李敖对高信疆也十分尊敬。曾经有一次，本报记者急着访问李敖时出了状况，一时没法联络上，杜南发与高信疆通了电话，当时远在北京的高信疆立刻打了长途电话到台北，向李敖打了个招呼，李敖二话不说通过助理安排了访问。
　　发起百人创作立体象棋
　　高信疆也是个能够不断将理想轰轰烈烈付诸实现的人。杜南发说，除了开创台湾副刊新风气，高信疆也做了其他开风气之先的事情，例如他在八十年代，为了将从宋代沿袭至今的中国象棋改头换面，自费广邀艺文界人士创作造形象棋，包括吴荣赐、朱铭、洪义男、蔡志忠等名家创作“当代棋子”，以百人创作的方式，呈现象棋的百种形态，目的除了使象棋更富艺术感，也使到原本平面的象棋可以立体地站起来，最终目的是使到不懂中文的老外也能懂得象棋及走棋。
　　有一年，高信疆还和妻子柯元馨带着立体象棋到新加坡来，在当时的仁定巷的报业中心举行“世界华人造型象棋大展”，邀请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艺术家一起参与创作属于自己的象棋。杜南发说，只可惜高信疆是个纯粹的文化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人或经营者，他对钱财又极为慷慨，对朋友不计较，有人欣赏立体象棋，他随手就送，以致这个象棋计划最终无以持续。
　　为文化圈留下光辉典范
　　和高信疆有过交往的多元艺术家陈瑞献说：“高信疆是对世间的文艺才情至为赏识和充满敬意的文化人，有他这种眼光和气度，一时一地的文化风气才能蓬勃起来，他为文化圈留下一个光辉的典范。”
　　报业控股晚间报纸联合新闻部总编辑兼《早报》副刊编辑顾问潘正镭说：“当年高先生知道我主编副刊，笑谈时对我这晚辈说，胸怀宽大，更要具有锐眼，把好作家和艺术家，努力不断地推介给社会；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力量，对国家文化资源所累积的精神内涵，为过眼云烟的新闻远所不及。高先生是台湾报章‘一张白纸可以变成一间牢房’时代开创副刊大格局的报人。我深深怀念。”
　　退休报人韩山元和高信疆也有过多次接触，相处最久的一次是2004年应邀到海南岛访问时，正巧与高信疆同行。当时，韩山元与高信疆及一群记者从海口一路南下三亚，前后同行5天，朝夕相处之下，韩山元说，他觉得高信疆是个一辈子都在思索的人。那5天，他从高信疆的言谈中，对高信疆极为感佩。韩山元举例说：“在一次谈话中，高信疆说起对宗教的看法，他认为，人生都有信仰，宗教只是人生信仰的其中一个，但不能反映人生的全面，例如对其他一些喜欢文学的人而言，文学也许也是一种信仰。”
　　对于高信疆这一生，杜南发说：“文坛上称高信疆为‘纸上风云第一人’；所谓风，有强有弱，所谓云也一样，有动有静，但无论如何，高信疆始终是一道永远的风景。”
　　高信疆生平
　　高信疆1944年出生于西安，出生时父亲已过世，五岁时随母亲到台湾。70年代高信疆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并屡在文化、艺术各方面创造风潮。
　　高信疆历任《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出版总编辑，80年代与作家陈映真合办《人间杂志》，报禁解除后担任《中时晚报》社长。但80年代未了，他便辞去副刊职务，远赴美国进修两年。高信疆1996年转往香港担任《明报》集团总编近两年，2001年赴北京参与《京萃周刊》创办及顾问，一年后杂志收刊，他则担任企业顾问，旅居北京。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46
高信疆：一道永远的风景
张曦娜 (2009-05-08)
　　台湾报界名人，被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的高信疆，前天晚上因大肠癌病逝台北，享年65岁。 　
　高信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许多创办副刊的新理念，他为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创下的空前辉煌，对新加坡华文报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地华文报副刊编采人员有不少也或直接或间接的受过高信疆的启发。
有艺术慧眼的文化人
　　《新明—晚报》统筹总编辑杜南发认为，高信疆是文化风潮的引导者，曾经引领台北报界及文坛掀起新风潮，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崭新开阔的格局。
　　杜南发说，他早在1981年远赴台湾，访问了一系列台湾报人和作家，其中高信疆给他的印象最深，高信疆在报纸副刊的策划与呈现方式带给他很大的启发。杜南发说，他不只一次在不同场合坦言：高信疆是他的师傅！ 　
　杜南发认为，高信疆格局大、才情高，胸襟及视野都极为开阔。那回访问高信疆，至今印象十分深刻。当时，他和高信疆两人，从午夜12点一直聊到天将亮的四点，高信疆当时是《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编，他说：“高信疆是少见的，那种可以出口成章的人，我只是问了几个问题，他立刻滔滔不绝，清楚的说出自己的办报理念等等，那一次的专访，下笔做录音整理时几乎可以不加修饰，高信疆的非凡文采，思路的清晰是我至今十分少见的。” 　　
杜南发说，那一次访问高信疆，一方面开启了他的视野，另一方面高信疆对副刊的看法与办报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他。杜南发当时在《南洋商报》主编文艺版《文林》，有一度苦苦思索，很想寻找出副刊的新方向；认识高信疆，听他谈办报的理念，使他大为开窍，得益不少。杜南发说：“高信疆认为报纸应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副刊应是新闻的另一个延续，副刊跟主报应是两脚并立，副刊做得好也可以刺激报份。”
　　杜南发说，高信疆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慧眼的文化人，前后发掘了洪通、朱铭、陈达等民间艺术家及许多优秀作家。作为朋友，高信疆又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许多朋友都很感念他，即连李敖对高信疆也十分尊敬。曾经有一次，本报记者急着访问李敖时出了状况，一时没法联络上，杜南发与高信疆通了电话，当时远在北京的高信疆立刻打了长途电话到台北，向李敖打了个招呼，李敖二话不说通过助理安排了访问。
发起百人创作立体象棋
　　高信疆也是个能够不断将理想轰轰烈烈付诸实现的人。杜南发说，除了开创台湾副刊新风气，高信疆也做了其他开风气之先的事情，例如他在八十年代，为了将从宋代沿袭至今的中国象棋改头换面，自费广邀艺文界人士创作造形象棋，包括吴荣赐、朱铭、洪义男、蔡志忠等名家创作“当代棋子”，以百人创作的方式，呈现象棋的百种形态，目的除了使象棋更富艺术感，也使到原本平面的象棋可以立体地站起来，最终目的是使到不懂中文的老外也能懂得象棋及走棋。 　
　有一年，高信疆还和妻子柯元馨带着立体象棋到新加坡来，在当时的仁定巷的报业中心举行“世界华人造型象棋大展”，邀请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艺术家一起参与创作属于自己的象棋。杜南发说，只可惜高信疆是个纯粹的文化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人或经营者，他对钱财又极为慷慨，对朋友不计较，有人欣赏立体象棋，他随手就送，以致这个象棋计划最终无以持续。
为文化圈留下光辉典范 　
　和高信疆有过交往的多元艺术家陈瑞献说：“高信疆是对世间的文艺才情至为赏识和充满敬意的文化人，有他这种眼光和气度，一时一地的文化风气才能蓬勃起来，他为文化圈留下一个光辉的典范。” 　
　报业控股晚间报纸联合新闻部总编辑兼《早报》副刊编辑顾问潘正镭说：“当年高先生知道我主编副刊，笑谈时对我这晚辈说，胸怀宽大，更要具有锐眼，把好作家和艺术家，努力不断地推介给社会；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力量，对国家文化资源所累积的精神内涵，为过眼云烟的新闻远所不及。高先生是台湾报章‘一张白纸可以变成一间牢房’时代开创副刊大格局的报人。我深深怀念。” 　
　退休报人韩山元和高信疆也有过多次接触，相处最久的一次是2004年应邀到海南岛访问时，正巧与高信疆同行。当时，韩山元与高信疆及一群记者从海口一路南下三亚，前后同行5天，朝夕相处之下，韩山元说，他觉得高信疆是个一辈子都在思索的人。那5天，他从高信疆的言谈中，对高信疆极为感佩。韩山元举例说：“在一次谈话中，高信疆说起对宗教的看法，他认为，人生都有信仰，宗教只是人生信仰的其中一个，但不能反映人生的全面，例如对其他一些喜欢文学的人而言，文学也许也是一种信仰。” 　　对于高信疆这一生，杜南发说：“文坛上称高信疆为‘纸上风云第一人’；所谓风，有强有弱，所谓云也一样，有动有静，但无论如何，高信疆始终是一道永远的风景。”
高信疆生平 　　
高信疆1944年出生于西安，出生时父亲已过世，五岁时随母亲到台湾。70年代高信疆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并屡在文化、艺术各方面创造风潮。
　　高信疆历任《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出版总编辑，80年代与作家陈映真合办《人间杂志》，报禁解除后担任《中时晚报》社长。但80年代未了，他便辞去副刊职务，远赴美国进修两年。高信疆1996年转往香港担任《明报》集团总编近两年，2001年赴北京参与《京萃周刊》创办及顾问，一年后杂志收刊，他则担任企业顾问，旅居北京。
《联合早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49
高信疆与我
痖弦
我在《联合报》副刊二十一年，编辑生活对我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好像还在延续着。
温哥华的子夜，当电话那头的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告诉我信疆去世的噩耗，我再也无法入眠，对着窗外的黑暗，眼泪一直不停地流。我心里说，信疆走了，为了台湾副刊事业跟我一起打拼的人走了，属于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结束了。
诗人艾略特说，庞德与他相较是“更好的工作者”，而在我们的队伍中，信疆也是一只领头雁。他和我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是不打不相识的挚友。提起那一阶段的副刊，人们每每把他与我并提，还说我们两人有所谓“瑜亮情结”，其实也不如外传那么严重，总之后人评说，总难免把我们两个绑在一起。如果信疆成立了，我也就成立了；勿宁说，那段故事是他和我合写的。
我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接编联副的，没多久，信疆重披战袍，再一次主持“人间”副刊。从此硝烟四起，龙战在野，我们两个难兄难弟就打将起来，打得天昏地暗，丢盔卸甲，不可开交，差点儿赔了我半条老命。不过尽管竞争“惨烈”，但是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玩恼过，动作大，是故作夸张，目的是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之所以从来没有翻脸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对文化和文学的想法，非常接近，期间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对立。
诗人余光中曾经笑说，痖弦和高信疆，每天早晨一定有一个人吃不下早饭。原因无他，这边还在组稿，怎么？对手已经整版推出了。长期对垒之下，使我养成随时保持警觉的习惯，内外文坛不管大事小事，都得密切注意，举凡思潮的转变，作家的动向，都要在掌握之中，像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更是要列入年度的重点工作，不容掉以轻心。
由于编辑工作大到无边无际，编辑室常常整夜灯火通明，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有时关于战况的讨论、得失，甚至带到自己家里的晚饭桌上。不过无论怎样竞争，我始终相信并经常温习孔老夫子在《论语》中说的那几句话：“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我深信，报纸重要，友谊也重要。
信疆和我，一直都是孔老夫子箴言的遵循者。只有一次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和信疆却差点吵了起来。我发言说，副刊选稿有其特定的诉求，最好根据广大读者的最大公约数来取舍稿件，而雅俗共赏是必要的。试举一例，如果詹姆斯•乔伊斯活在今天，把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长篇投向联副，我一定退稿，建议它改投《联合文学》，不是作品不好而是不适合。
想不到信疆站起来驳斥我的意见，他说他有不同看法，一件作品只要有文学价值，再难懂也应该由副刊来登载，《尤里西斯》也不例外。散会时我问信疆，你真的相信《尤里西斯》适合副刊读者吗？他笑着说，他是看到场子里有人打瞌睡，才故意制造争议的话题。虽然他这样解嘲，但我想他那天是真的有点生气了才发飙、对我呛声的。总的说来，我们竞争的那些年，基本上彼此都信守了那个原则：剑不要刺在对方的身上，但偶尔擦枪走火，亦属难免。
高信疆是诗人，他用高上秦笔名发表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高度。参与《龙族诗刊》时，他曾制作专辑，反思现代诗运动的得失，专辑中唐文标、关杰明的批判文章，引起诗坛很大的风波和争议，这说明信疆具有浓厚的社会运动家气质。主编“人间”后，他这种倾向更为显著，主要是他全力尝试改变传统文人副刊的体质，把文人副刊提升到报人副刊的层次。使副刊具有现代传播的新思维，譬如新闻性、现实性、时间感和速度感等，更以主动约稿、计划编辑等策略，扩大版面的容量，产生集中的效果。这是过去副刊所没有的。
人们还记得上一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人们尊称孙伏老。此公一袭唐装、宽袍大袖，仪态从容，在报馆是客卿、爷们，很少来办公，半个月才晃到报社一次，稿子一发就是二十天，然后到莫干山避暑去了，那日子过得真是月白风清，这是老式文人副刊老编的派头。
等到信疆一出，副刊编辑部的日子立刻变得月黑风高，选稿、组稿之外还要开座谈会、办学术会议，主持文艺营的训练，忙得没完没了，此时编辑的形象不像文人，倒像一个呼风唤雨的导演，一个满头大汗的节目主持人了。这种改变，都是信疆开的头，各报相继跟进，成为今日副刊的主调。
从文艺副刊发展到文化副刊，也是高信疆的尝试。在过去，副刊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的天下，学者很少到副刊上来。高信疆一反过去的传统，邀请很多学者豋场，特别为他们开辟专栏，营造一种文化评论的新气候，很多意见领袖因此诞生，众声喧哗，为广大的文化社会创造另一种沟通管道。
他的这种作法，跟我可谓“英雄之见略同”，联副的《塔里塔外》、《啄木鸟专栏》也是为教授们预备的，不过我希望教授们尽量避免长篇大论，所谓“长话短说、雅话俗说、冷话热说”等等。
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末期，而对副刊的限制较为宽松。这使得民间有许多的呼声无法登上新闻版(正刊)，只有借助副刊的版面，如此就微妙地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言路，大大增加了副刊的社会参与功能。
过去台湾各家副刊是清汤挂面，每天的编法都差不多，版面变化不大，也很少使用插画。“高式副刊”却一反过去的做法，特别重视美术设计，原则上主编不画版，而由优秀的美术编辑以最高的审美观点设计版面，并搭配生动精美的插画，作大篇幅的呈现。
这是一次革命性的改变。它对后来报纸的编风产生很大的影响。记得当时为“人间”画插图的，是一脸络腮胡的林崇汉，他的插图作品，一时无两，我很敬佩。“人间”副刊版面革新飙到最高的时候，举办“版面设计大展”，每天请一位名画家来社亲自设计版面，当然，不见得每一种尝试都是成功的，但副刊的面貌大大不同了。我是编杂志出身，一向也重视版面的美感，信疆创出的新路我十分赞同，乃请来长发披肩的王明嘉到《联合报》主持美术工作，棋逢对手，端的是好戏连台，大家看得过瘾。
“人间”和联副都是采用单项约稿和广向征稿并重的方式来扩充稿源。不过两家的作法不同，我约稿方式是勤于写信，总觉得用雁往鸿来的传递方法才比较正式，有礼貌，高信疆的方式是大量的打电话给对方，当时的越洋电话极为昂贵，他的电话特别长，可以跟约稿的对象在电话上聊天，时间长得使对方“叫饶”，直说，电话太贵了，稿子我一定写就是了。如此凌厉的电话攻势，当然感动了许多人、交到不少朋友，也因此得到不少稀罕的稿子，大家都为他的诚意所感动。
另外，他也常常对外访求人才，这些人他不一定认识，有时只读过他们一本书、一篇文章，就去登门拜访，延揽至报馆工作。这种方式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常说帮助、提拔人要来得早，邀孔明出山要是落在刘关张的后面，那就不稀罕了。
人才像花，一个好的编辑人，不能一味拼命采花而不去种花，信疆种花的眼光、耐性与功夫，特别是采用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当年他所培植出来的年轻人，很多都已成为今日文坛的中坚，而成为他一辈子的朋友，这些人跟台湾的文化(文学)建设，关系密不可分。而信疆功不可没。
高信疆常常使我想到美国的巴顿将军，这位富有英雄主义色彩还带点豪迈浪漫气质的典型军人，强调战争只有三个原则，大胆、大胆，大胆！他作起战来勇猛顽强，亲自驾着坦克上阵拼搏，这很像高信疆办报的作风。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52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gbc002/page05.asp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53
高希均
    　　高希均，台湾著名出版人，同时也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新闻传播学家。生于1936年，江苏南京人。台湾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总裁。

　　1949年高希均随双亲赴台，1958年于台湾中兴大学硕士毕业。次年赴美读书，主修经济发展。1964年取得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博士，之后一直执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河城校区）经济系达34年之久。

　　获得的荣誉有：1971年当选为美国杰出教育家；1974年获威斯康辛大学杰出教授奖；1998年聘为威斯康辛大学荣誉教授；曾任台大商学研究所讲座教授；1999年聘为中央大学荣誉教授。2002年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特别贡献奖。目前为王阳明文教基金会董事、明德安和文教基金会董事、蒋氏工业慈善基金会（香港）董事、财团法人知识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基金会创办人、趋势网路软体基金会董事。

　　在出版事业方面，1981年高希均创办了《天下》杂志，1982年创办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又创办了《远见》杂志，任社长、发行人。2002年他又创办了《小天下》少儿读物，2004年创办《30》杂志。此外，2000年高希均还创办了财团法人知识经济管理研究院基金会。

　　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以“传播进步观念，丰富阅读世界”为愿景，自许成为在台湾及华文世界中，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文化事业机构。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目前包含天下文化出版公司、远见杂志、小天下出版公司、30杂志、天下远见读书俱乐部、93巷人文空间等。其中的天下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出版社，除了有财经企管和科普书作为市场的领导品牌外，还陆续开发了社会人文书系、心理励志书系、文学人生书系、健康生活书系等，目前已出版书籍逾千种。

　　此外，高希均还热衷于传播进步文化。教书、写书与研究成为他的学术世界，被孙震先生誉为“台湾经济观念普及化的大功臣”。多年来，高希均始终坚持以学者身份传播进步观念，先后出版20余本著作，并曾主编《美国人文及社会科学论文集》、《教育经济学论文集》等。

　　他推广观念的代表作有：《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做一个高附加价值的现代人》、《大格局》、《观念播种》、《读一流书、做一流人》等。学术研究的代表作有：《台商经济四十年》、《台湾突破——两岸经贸突破》、《台商经济》）、《台湾经验再定位》、《经济学的世界》。上述大部分著作均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由于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

　　1988年后，他的著作先后有六本在大陆出版：《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1989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1996年，北京三联书局）、《观念播种》（1998年，北京三联书局）、《构建一个干净社会》（1999年，上海三联书局）、《经济学的世界》（与林祖嘉合著）（2000年，北京三联书局）。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57
包益民

　　他是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创意设计师，台湾人。华人创意教父。
　　国际著名杂志《Wallpaper》在2008年评选他是为亚洲的创意产业经济带来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之一。 2009 年，他成为史上首位获邀担任戛纳广告设计展评审（Cannes Design Lions Festival）的华人。《Archive》杂志评选他为全球排名第7 与获奖最多的创意总监。他是获得美国两所一流设计学院─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及加州设计艺术中心学院（Art Center）设计学士学位与广告硕士学位的唯一华人。包益民目前居住于上海与北京。他活跃于品牌咨询、产品授权，并同时经营艺术、设计、房产、时尚精品、城市规划以及娱乐事业体。[1]
　　毕业自全球顶尖的设计学校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以及 Art Center 之后，包益民成为美国 Wieden & Kennedy 里唯一的华人，并为NIKE做了三年的广告，获颁 美国特殊人才绿卡。之后回到台湾，担任过台湾李奥贝纳以及智威汤逊的副创意总监，负责的客户包括SK-II、Reebok、Ford Motor、MTV、Hennessy以及Johnnie Walker。
　　包益民曾经服务过许多国际性客户包括Nike, MTV, Sony,Toshiba, Nissan, Citibank, Cartier等，其作品获得超过80个以上的世界大奖奖项肯定。2004年出版自传 “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 登上畅销自传类书籍排行榜。
　　包氏集团成立于1995年，创办人包益民与胡至宜经营包氏集团至今，业务范围横跨杂志/品牌/ 商品设计/服装/出版及经纪。2004年，包氏集团成功创办了每双周销售量达100,000本的设计生活杂志PPAPER，成为第一天上架就获利的杂志，且成为亚洲区设计类杂志的龙头老大。之后更成立PPGELERIE插画经纪公司负责全世界插画家于亚洲地区包含大中华地区的插画授权，同时期也成立了PPBOOK出版经营艺术设计书销售到全球。
　　另外，包氏设计公司(PPDESIGN)与设计人设计公司（PPTWO）的成立更承接了国内无数成功的商业设计案，从设计「周蕙精选」专辑封面插画、陶喆「乐之路」专辑设计案、「今天没回家」动画 MV、2004 宜兰童玩节视觉规划，制作迪斯尼卡通大师Gary Baseman到24小时不打烊的明日博物馆，为国际知名品牌植村秀制造公仔，包氏设计与设计人设计公司目前已成为国内最知名的设计公司。
　　其它包括自创ive&sean孕妇装品牌并首度经营PPAPER SHOP精品店。2006年，与Ive创办女性杂志AANGEL，打破市场对女性杂志只提供时尚信息的藩篱，提供亚洲女性更新的阅读杂志思惟，06年底，更与法国合作同步推出顶级精品杂志SHOP，成为台湾时尚圈最高级的出版品，同时将时尚圈不为人知却深具影响力的信息零时差的带到世界各地。于2007年6月出版台湾第一本以创意为思考的商业杂志 INTERNATIONAL CREATIVE BUSINESS。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58
人物：包益民 穷创意是可耻的！



　　包益民，台湾包氏国际公司创办人。曾任威顿与肯尼迪公司创意执行、智威汤逊公司创意总监、李奥贝纳公司创意总监。曾获Communication Arts Design Annual、时报广告金奖等近50项奖项。2001年获《ARCHIVE》杂志评选为世界排名第7位的美术指导。
　　包益民自传《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以裸照作封面。
　　杂志的成功不完全依靠价格，10元的大便要不要买？
　　我当初也考虑过做免费杂志，但那有个很大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读者在哪里？任何东西，只要是送的就不会被珍惜。
　　检测某个品牌好坏与否，有个方法：看别人愿不愿意把这个品牌穿在身上。
　　从开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想找些没钱的客户——从穷客户那里是赚不到钱的。
　　不怀孕的人总是比怀孕的人多。但假如所有怀孕的人，或其中一半的人穿我的衣服，那已经很不错了。小众市场也是可以投资的，关键在于你的影响力。
　　包益民，男，39岁，胖。有一妻一女。
　　2005年上半年，台湾年轻族群中流行两个话题：台客，《PPAPER》。前者的讨论反映出台湾年轻人对本土文化及乡土情怀的回归；后者的火爆则同时见证了他们对进军国际创意工业的期许。包益民是《PPAPER》的制造者。而早在《PPAPER》问世之前，包益民已经是台湾的话题人物。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包益民10岁那年到泰国生活过3个月，13岁又跟着父亲到巴拿马住了6年。包益民说自己的童年属于“自闭儿童”，不大合群，也不大善于与人交流。随后，包益民到美国读书，先后从罗得岛设计学院和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取得学位。1994年，在取得硕士学位前夕，包益民坐飞机到全美三大广告公司之一的“威顿与肯尼迪”(Wieden & Kennedy，简称W＆K)面试，没想到被当场留下，成为当时W＆K创作部唯一的亚洲人，负责NIKE的部分电视广告。包益民在W＆K工作3年，他说这3年让他真正体验到世界级的好手是怎么做事情的。“W&K最大的优点是永远鼓励你找全世界最好的人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想着找熟人，应该很客观地想世界上谁做这件事最好，你就去找他。”3年后，包益民被李奥贝纳广告公司高薪“挖”回台湾担任创意总监，随后又在另一间4A公司智威汤逊担任创意总监。
　　1998年9月，感觉在广告公司“走到头”的包益民决心自己创业。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胡至宜，在一个小公寓里，靠一张餐桌、一台电脑，创立了包氏国际。他们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收费6万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的NU SKIN产品目录。不到5年时间，包氏国际的员工发展到10人，而客户高达500个，业绩2.7亿新台币，业界称2003年其获利保守估计约3成，成为全台湾最赚钱的广告公司之一。包益民在台湾一直话题不断——
　　1.包益民收费特别高，在业界数一数二。据说洗发水包装设计费一般也就10万新台币，但包氏定价高达百万。
　　2.包益民总是与国际级大师合作。他曾带着SKⅡ的产品飞到纽约找著名摄影师Kenji Toma，3张产品照花去150万新台币；2001年，他找加拿大插画家Maurice Vellekoop为作风保守的女鞋AS设计出前卫的插画；2002年说服意大利插画家Jeffrey Fulvimari为“周蕙精选”设计唱片封面；2003，找来全球首位像素创作者Craig Robinson制作陶 《今天没回家》的MTV；2004年邀请迪斯尼卡通大师、三度获得艾美奖的Gary Baseman担任宜兰国际童玩节视觉设计。
　　3. 2001年，包益民获《ARCHIVE》杂志评选为世界排名第7位的美术指导。
　　4.去年，年纪轻轻的包益民以自传形式出了一本书《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封面竟然用的是自己的全裸照。
　　5.作为一家广告公司，包氏国际从不加班。晚上7点，大家准点下班。7点半给包益民打电话，他已经在家里陪太太和女儿了。
　　说到包益民的太太胡至宜，那也是个厉害角色。她是台湾著名的文案，不仅写广告，还写散文、出书；是包氏国际的总经理，《PPAPER》的总编辑。但她一点都不像职业妇女，她不喜欢应酬，不喜欢社交，大部分时间她都懒懒散散地，在家喝咖啡，和朋友聊天，只用很少的时间、精力就把工作完成了。包益民说：“我太太属于天才型的，老天给了她很好的天赋，她用最简单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这是她的特色。”
　　2003年，37岁的胡至宜怀孕。在知道自己怀孕的第一天，身为公司总经理的她就跟包益民说：“我不上班了。”胡至宜全心全意在家待产，却发现买不到心仪的孕妇装，她说市面上的孕妇装又贵又难看，久而久之会让女性会失去警戒及羞耻心，任凭身材随意发展。在与包益民商量后，胡至宜决定进军孕妇装市场。成衣市场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包氏国际无法拿出大笔资金，于是胡至宜从以100万新台币起家，创建ive&sean品牌。她在家画了20张服装草图，找打版师朋友试做，完成第一批成品。她舍弃传统经营手法，通过网络经销，结果一炮而红。
　　2004年底，包益民出人意表地与7-Eleven合作，推出平民化设计生活杂志《PPAPER》。这本用骑马钉装订的80页月刊杂志，每期由8个人用大概10天时间完成，定价49新台币，其价值在台湾市场相当于一包口香糖加两杯饮料。《PPAPER》每期介绍一个国际知名创意品牌或设计师，包括美国时尚大师Fabien Baron、日本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荷兰广告界另类天王KESSELSKRAMER等等。《PPAPER》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第一期售出35000多本，破了台湾设计书销售纪录；从第4期起一跃成为超级商场杂志类销售第三名，前两名分别是周刊类的《商业周刊》、《壹周刊》；如今销售量大约是每期8万本；根据商场POS系统所提供的消费者族群数据(结账时店员目测消费者年龄，在收款软件中键入其年龄层以及所购买的商品)，青壮年消费者是主要消费群(约占7成)，另外竟然有大约6%的消费者是小学生。
　　由于第一步的成功，包益民正积极筹备将《PPAPER》改作双周刊，并计划年底至明年初分别进军香港、上海，制作当地版。他透露说，内地版的售价目前预定10元。大有火拼本土杂志的势头。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7:59
城市画报：江湖传闻《PPAPER》做内容不惜成本，每每飞到国外完成采访，是这样吗？    包益民：真是不好意思，这是错误的。因为穷，我们的采访方法通常有两个：第一，通过网络；第二，请国外的特约编辑帮忙。不过因为做得成功，现在开始有人愿意请我们飞过去做采访，譬如Armani公司，他们愿意替我们出机票。我们不可能“不惜成本”，我们非常“惜成本。”
　　城市画报：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办这样一本杂志？
　　包益民：台湾最近在提创意产业，我觉得年轻人首先应该从了解外国典范开始，写小说怎么写成《哈利·波特》？做建筑怎么做到安藤忠雄？这是属于全民的功课。在台湾买国外杂志很贵，并且因为都是英文，不是所有人都容易阅读。而台湾本土杂志分类过细，譬如摄影杂志、平面设计杂志、音乐杂志……事实上创意是相通的，难道喜欢摄影的人就不看室内设计吗？杂志做得过于专业，买的人就少，广告商就不会青睐，结果只会越做越小众，最后垮掉。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鼓励创意的角色，做一本很国际化又很便宜的杂志。台湾有5万人就读于与设计相关的科系，另外有5万人从事创意相关产业，所以我的核心读者群是10万人；同时我希望把读者开拓到普通民众，这样目标销售量就是14万-16万。
　　城市画报：外界关于《PPAPER》的营销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49元新台币的定价。现在看来，它是成功的最大原因吗？
　　包益民：杂志的成功不完全依靠价格，10元的大便要不要买？杂志是靠广告赚钱的，只要定价和印刷成本不要差太多我就赔得起。我当初考虑过做免费杂志，但那有个很大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读者在哪里？任何东西，只要是送的就不会被珍惜。他可能用来包饭盒、垫凳子……所以我要读者用一点点的钱来买杂志，表示他属于我们的族群，表示我们可以有更近距离的沟通。
　　城市画报：另一个是与7-Eleven的合作。它是怎么发生的？
　　包益民：我考虑过和诚品书店合作。在书店里放设计类杂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效果。7-Eleven的好处在于：人流量很大；东西不贵；人们不会期待在那里找到很好的设计杂志……以上种种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效又有趣的途径。定价不高是希望大家尝试，而鼓励尝试的最有效方法是找个最容易触及的管道。“诚品”比较而言还是偏“文化”了一些——出租车司机不会去“诚品”，但他们会去7-Eleven。
　　城市画报：你怎么说服7-Eleven接受你这套理论的？
　　包益民：有一点点困难啊，开始他们拒绝了。因为和7-Eleven的合作是提成制的，你想：定价49元新台币，那要卖多少本杂志才有赚头啊？他们觉得这样很划不来。我继续和他们的高层谈，有个情况是这样的：台湾的7-Eleven跟内地的7-Eleven可能不完全一样。台湾的7-Eleven已经是一个很完善的便利商店体系，他们希望接下来自己形象不要停留在“有冷气的杂货店”阶段，而是有所突破，跟设计、文化有更多的关联，因为有这种吻合性，后来他愿意给我机会试试看。机会很难得，也很现实，如果第一个月业绩不好，我们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还好……
　　城市画报：现在的结果是不是让双方都觉得好得出乎意外？
　　包益民：绝对。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应该是跟社会集体口味有关系。)对。假如杂志是两年前出来，它不可能会这么火。这和民间对创意产业的鼓吹有直接的关系。另外和杂志的风格也有关系。市场上大部分杂志都是资讯杂志，告诉别人哪里有什么现在流行什么，那都是讯息罢了。我不是办资讯杂志，我希望我的杂志能传递知识，表达强烈的观点：应该怎么看一个没有绿化的城市，怎么看一杯茶，怎么看白色的家具……
　　检测某个品牌好坏与否，有个方法：看别人愿不愿意把这个品牌穿在身上。那些很烂的品牌，你肯定不愿意在身上露出来嘛。我曾经尝试用《PPAPER》做帽子之类，反映还不错。　《PPAPER》用很正面的态度做创意生活，于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延伸的精神。这就和其它许多杂志区别开来了。
　　城市画报：台湾鼓吹创意产业的风气有什么历史渊源吗？
　　包益民：台湾是从农工业起家的，后来发展电子加工，半导体产业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内地的劳工成本要比台湾低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迟早要搬到内地去。接下来，台湾怎么办？只有创造品牌，发挥创作力。
　　城市画报：很多城市都提出要做创意之都，台湾可以怎么做？
　　包益民：能否成为“创意之都”，从根本上讲是看政府是否在政策上鼓励创意产业的发展。以荷兰为例，他们的银行以非常低的利息贷款给从事创意的人群。又譬如税收，政府有否足够优厚的条件给予创作者？台湾的半导体业是不需要付所得税的，如果这一条件拓宽到创意行业，自然吸引很多资源流向这个产业。
　　城市画报：人家说，当卖菜阿姨都在讨论股票时，就该抛空离场了。现在创意的话题如此火热，你会觉得其中有潜在危机吗？
　　包益民：不会啦。每个人到了中午就说吃饭，难道吃饭也有危机吗？差别只在于有的人是凑热闹的，有的人是真正做事的。台湾排行前100位富翁没有一个是做设计出身的，国外就不见得了。内地时尚杂志排在最前面几页的广告，像CHANNEL、GUCCI……你知道他们的摄影师的日薪是多少吗？接近100万人民币！为什么别人做设计就可以赚大钱，我们要苦哈哈地过着穷日子？
　　城市画报：你不穷啊，你收费也是出了名的高。
　　包益民：不穷是因为我决定自己必须有钱。有钱的定义是以有限的时间赚最多的钱，而不能说“老子跟你拼了，不吃不睡看谁做得多！”从开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想找些没钱的客户——从穷客户那里是赚不到钱的。并且，我希望客户非常尊重我的时间。
　　我有个律师，我找他聊聊天听听意见，一个小时要付150美元。因为贵，我听得非常仔细。所以，你给客户好东西，一定要收非常高的费用，这样他才会觉得是值得的。很多人以为用很便宜的价钱把好东西卖出去，别人会很高兴。不是这样子的！创意假如不值钱，生活就会痛苦，就需要做更多的东西。我们公司做1个案子的价钱，相当于其它公司做10个，为此他们需要投入10倍于我们的时间，需要不停加班。生活不能这样。
　　城市画报：你挺多产的，既做广告，又做杂志，还做孕妇装。
　　包益民：做杂志是因为我想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做孕妇装是因为太太怀孕的时候，觉得市场上的孕妇装太丑又太贵，所以决定自己做。世界上很多的发明都来源于设计者本人的需求，你有这个需求那可能会有许多人有。
　　城市画报：你当初怎么评估开发孕妇装的成功率？一般人会认为那是个很小众的市场。
　　包益民：我这样考虑的，假如我问你，在台湾，哪怕是整个中国，孕妇装第一品牌是哪个？相信你说不出来。这样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机会。当然，不怀孕的人总是比怀孕的人多。但假如所有怀孕的人，或其中一半的人穿我的衣服，那已经很不错了。小众市场也是可以投资的，关键在于你的影响力。至于操作，这要参考公司的资金情况。我们一直通过网络销售，因为可周转的钱少，那是比较稳妥的方式。不过从明年起我们会比较积极地寻找资金，开门市店。人要有理想，但不能因为“理想”就给自己一个借口去失败。
　　城市画报：你还出了一本书，在内地买不着，不过据说很惊艳。
　　包益民：是啊！台湾卖得不错呢，已经3版了。我用自己的裸照做封面，我很胖，我觉得这样人家才会注意这本书。(谁想出来的？)我太太。出版商给我们最后校样时，用的是回收纸。纸背面印的是欧洲历史，有一大堆欧洲裸女的照片。太太说，哎，如果用这个裸体当封面还蛮好笑的。我就当真了，跑去拍了张裸体做封面。我虽然胖，但皮肤还蛮好的。但我爸一看气死了，我赶紧说那是太太的主意。
　　城市画报：当初在美国闯出名堂就跑回台湾，现在又说要去上海发展，为什么？
　　包益民：做创意的人总是叛逆的，你给我再好的东西都不会满足。我在台湾已经做了10年，又腻了，所以要去上海。上海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要认识东方，不会来台湾，今天即便我在台湾和上海做同样的事情，得到的关注度都不一样。台湾创作人价格提不上去，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台湾太小，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要放眼内地。内地会有人投资300万拍广告，而他通常有两个选择：一，找国外的；二，找内地或台湾、香港的。后者语言相通，他会觉得方便。但人家也不是傻子，随便拿着300万送给你花，前提是你的品质要和国外一样的好。将来中国的创意阶级将会变得相当伟大，时间花得少，钱赚得多，而且是品位的象征。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8:00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Esnuy-HnkI/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8:03
张照堂(1943年11月17日－)，出生于台北县板桥镇。摄影家，并从事纪录片制作。
　　1958年就读成功高中参加摄影社，认识长他六岁的摄影家郑桑溪学习摄影。1965年第一次举办“郑桑溪／张照堂，现代摄影双人展”。1961年入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就读，开始吸收现代文学、哲学与艺术思潮，以摄影作品表现迷惘、抑郁画面。
　　曾任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媒体中心主任、音像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电视公司摄影/编导，公共电视台筹备委员会编导/制作，超级电视台制作/监制及独立制作编导/制作。现为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


观念　　摄影，要能体现光影、散发真情、独具见地、牵引想像 ....
　　对我来说，它是一段行脚的纹迹，一些腹语的表白
　　一场失忆的追逐，一帖自疗的解药 .......　
　　但终极而言，摄影既要反映他者，更需超越自我
　　Max Ernst 谈到创作时说的一句话 ：
　　"我像瞎子走路，一边走一边找到"　
　　正是用三只眼睛工作的人
　　一个巴掌的提示　
　　要尝试在游移中摸索向前 ， 以时间换取空间
　　随时等候即兴与意外
　　或即或离，直觉地出击，并留白
　　就是这样，在摄影的路上
　　一边走一边迷失，一边找到
　　就是这样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8:04
证严法师，俗名景云，1937年出生于台中，因父亲早逝、母亲多病，悟人生之无常而出家。1966年，在花莲山上清修的证严法师，偶然在地上看到“一滩血”，得知一个难产的山地妇人因交不起保证金而被医院拒于门外，遂发下宏愿，要建造一所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医院。当时，要建一所医院起码需要8亿新台币，对一个清修的比丘尼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然而她后来不仅在花莲建成了第一所慈济医院，还把慈济志业扩展到全球。四十多年以来，证严法师筹集了逾百亿新台币的善款，在慈济功德会的帮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贫民、病人、灾民不计其数。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8:07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1-GCdgSTxA/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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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6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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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7 10:01
许知远：一个异议者的觉醒作者:许知远  2012-08-16
　　
　　一
　　对江春南来说，正式加盟一份党外杂志仍需要特别的勇气。这是1979年的夏天，创办者康宁祥希望这本杂志能延续四年前被停刊的《台湾政论》。
　　这一年江春南33岁。他出生在台中的山间，亲族几乎全是作山与种田的纯朴农人。一直到入读台中一中，他是个再典型不过的山里小孩，很小就要辛苦地讨生活，他要帮大人摘李子、挖生姜和芋头、卖水果的日子，在昏黄的油灯下帮忙分类，而在采笋的季节，则要在凌晨两点从竹林中挖笋回来清洗，在长辈们押车赶早市时，他和其他小孩子要在车后拉绳子，帮忙煞车。不过，山中的生活也会激起特别的诗意，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跑来去，在山谷中的溪床上漫无目的闲走，他记得满山的白雪式的李花，在晴朗的冬日，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远山上的积雪……
　　台中一中开启了他的新人生。这所中学开始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样的名字，他们是夹在清王朝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投身教育是为了“唤醒台湾人民意识及文化觉醒”，尽管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妥协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课堂上，日本压在汉文上，而三民主义随即又压在“皇民化”之上。
　　六十年代的台湾仍沉浸在一种紧张、抑郁与感伤中，那些外省人沉浸在失去故乡的流亡之痛中，而本省人则被二二八之后的白色恐怖窒息，必须忘却自己的过往，他们是故乡的流亡者。而少年人则被束缚在另一层压力中，除去严密的校园监控，还有可怕的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与补习班，都令人窒息。所幸，青春的生命力总可以在暗淡中发现色彩，而沉默也会激发出特别的敏感与抗争，文学常成了抒怀的出口。李敖这样的反叛者常激起最热情的崇拜，当他们读到这样句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的新棒子”，是不可能不心潮澎湃的。
　　江春南记得在中学里，他曾和一位叫林怀民的同学比赛作文。他这位消瘦而炽热的同学在小说《蝉》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少年聚在一起，嘻闹、谈论文学、憧憬未来的少年形象，他们一字不落的背诵痖弦的歌句：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及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之认识之必要……
　　那是个浪漫、反叛的年纪，李敖与痖弦混合一起。按照江春南自己的回忆，他是文学少年与小太保的混合体，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的惹事，乃至留级。最终，他还是幸运地进入东海大学。这所大学以灰瓦红墙的唐风建筑、路思义教堂、绵密的相思林著称，它们似乎也把纷扰的社会隔离在外。
　　这是他的另一个自我寻找的时刻。在江春南日后的回忆里，东海大学洋溢着电影《杨朵》(Yentl)式的精神，年轻人在此“追求知识、爱情和真理”。他把时间都仍进了运动场与图书馆，想“练就最好的体能，参加奥运会，读完图书馆的书，通晓七种语言，旅行全世界”。
　　也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影响一生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被镜头浪漫化的劳伦斯似乎代表了他们渴望的一切：冒险、博学、意志坚定、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还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
　　纵情于文学、哲学，想成为奥林匹克冠军，要追踪劳伦斯的冒险足迹，响应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他的庞杂雄心既出于青春的贪婪，也证明那是个多么“去政治化”的年代。台湾太逼仄、又太压抑了，青年人无法改变既有的世界，那就沉浸在逃离中，逃进抽象观念与别人的生活，逃往世界各个角落。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也开始使用“司马文武”这个笔名，这其中也暗含了少年人自我期许——“司马”是流行武侠小说的常见姓名，而在这个缥缈的世界里，他要文武双全。
　　二
　　“我参加各式的国是演讲，每晚倾听同学高谈阔论，”他在日后写道，当时他正在政治大学读研究所，而“各种政治消息逐渐使我这个满脑子西洋政治理论的科班生，开始关心时事”。
　　和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江春南的政治启蒙直到1971年前后在到来。在这一年的前四个月，在美国读书的台湾学生发起了“保卫钓鱼台”的运动。 1970年的9月，日本外务省宣布拥有一直富有争议性的钓鱼台列岛的主权，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有利于日本的声名。或许是多年来的民族主义教育的后果，也可能是海外的生活突显了身份意识，这些留学海外的台湾学生在不同的城市发起了示威游行。而到了4月，这股风潮传回了岛内，台湾的大学生开始校内游行、举办座谈会、上书政府、前往日美大使馆前抗议。接下来则是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先后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署，最终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
　　在外交上，台湾或许面临的是一连串的溃败，但它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情绪。那种无力的、疏离的、急于逃离的气氛似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情的、介入的、命运共同体式的情感。外交危机化作了改革的热情，政府、知识分子、社会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共同宣称要“革新保台”。长期被压抑的政治热情突然爆发出来，一个青年，只要他稍具理想主义情怀，都会被席卷其中。
　　这股激昂情绪，不仅宣告一个新时代到来，也在表明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都出生于二战后，不管是外来者还是本省人，他们都未经历过战争，没有之前的历史纠缠，他们都在安定的、日渐富庶的环境中成长，由于反对共产党的需求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管国民党政府多么专制，仍要在理论上强调“自由”与“民主”价值，他们也都是这些理念的信奉者，都严重感到理念与现实间差距。
　　江春南属于这觉醒的一代人，但也很快发现，这期望也化作新的幻灭。他没有成为劳伦斯式的冒险家，也没有投身于文学创作，他成了一名记者，负责政治与外交事务。之后七年，他先后在《中国时报》与《自立晚报》工作。在台湾的新闻界，这两份报纸以自由、开放作风著称。尤其是《中国时报》，自从1950创办以来，一直在台湾新闻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与《自由中国》的雷震一样，它的创办人余纪忠是“书生报国”的又一例证。
　　他们都在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成长，同时被强烈的民族情怀与知识分子的忧患、启蒙精神影响，也是坚定的反共者。当他们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又把在中国未竞的抱负，移植到这岛上，都像是不合时宜的巨人。雷震要谈论如何建立一个“自由中国”，而余纪忠则要通过一份报纸“反映时代变迁、针砭社会弊病、策应中国未来”。他们的策略与个人风格不同。雷震走向了公开的挑战，他不仅要在言论上批评，还试图缔造反对党，最终入狱。余纪忠更谨慎、个人特质更为复杂，他有老报人的历史情怀，有制度缔造者的气魄，他大胆起用青年人，建立成学院式的编辑部，他具有企业家的敏感。1968年，《中国时报》率先采用彩版印刷，成为台湾、乃至亚洲第一份彩色报纸，它再准确不过的表现了余纪忠的企业家精神，报纸不仅提供信息、表达思想、关乎言论自由，也要满足时代对感受、品位的需求。而台湾故事中不仅有专制与自由，还有一个经济成长、社会变迁的新故事。
　　不过，他也安于一个“清流”的位置，他批评政府，却不会质疑它的合法性，小心翼翼地在政治权力与新闻原则之间寻找平衡。余纪忠的个人身份也象征了台湾这套党国统治的复杂性。他是国民党内富有影响力的中常委，主导着台湾重要的言论阵地，还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特殊性令他的报纸获取更多的消息，也得到某种垄断的优势，但是，他又从未获得过足够的安全感。当他的理想情怀上升时，他鼓励记者冲破言论边界，但当来自上方的压力过大时，他又立刻回撤。
　　江春南努力成为一个好记者，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他了解很多信息、有很多意见与感受，却发现它们常刊登不了。不仅如此，被监视与审查的忧虑也无处不在，像很多现代专制国家一样，安插线人、鼓励告密是国民党台湾的常见现象。有时，连作为国民党中常委的余纪忠都难逃这种恐惧。
　　江春南记得，有一次他奉余纪忠之命，去调查美台关系的新动向，却随之被情治人员约谈，声称这是泄漏国家机密，一直暗示他能供出他的幕后人。调查不了了之，这也令他更清晰的感受到整个政治系统的可怖与可悲，一个如余纪忠这样在党内身居高位、并对它保持信念的人，都会对这个系统如此的恐惧。
　　既然主流媒体无法表达声音，江春南则开始向非主流倾斜。他熟识逐渐壮大的党外力量，他与康宁祥成为了朋友，也偶尔为《台湾政论》撰写稿件。
　　而到了1979年，他决定正式加入这股新潮流，这也出于一个朴素的信念：“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反对党、没有议会、没有司法独立的社会，就不会有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记者。”
　　一段人生新历程也就此展开。对于一个台中山间小孩，这样卷入政治真是个奇妙而意外的过程。从出生起，他就被教育要远离政治，他记得当家人“偶尔谈起政治时，态度都是恐惧或讽刺的”，而“选举买票和作票，几乎被视为当然，没有人会奇怪的”。恐惧也与家族的经验有关，他的一个堂伯在“二二八事件”后被关押了27年。政治还与特权与诱惑紧密相关，他记得山溪旁有一座私人的小吊桥，通向对面的别墅属于一位省议员。周末时，省议员的轿车回来，会卷起一片风沙。而山里孩子们也会聚在吊桥旁，围观“莺莺燕燕的女人走上小吊桥的风姿”。
　　如今，童年的恐惧与猎奇，变成了一种志趣与责任。他和相互鼓励、也相互争吵的同志，他们想改变政治的面貌……（待续）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17 23:43
龙应台赴北大演讲内幕（附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29日，从南昌到北京的路上，龙应台还担心此次演讲能否如期进行。南方周末打来电话，她还问“是不是演讲取消了？”就在演讲中，龙应台也说“下飞机之前，我都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直到演讲结束后，她还在说“竟然演讲成功了？”。相关阅读：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见本文三页。
　　8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龙应台正在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讲，台下1000多名观众不时传来阵阵掌声。这是龙应台在北京的首次公开演讲，直到登上讲台，她还对着台下的观众说：“这是北大吗？龙应台竟然真的到北京演讲了？”
　　直到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与互动在阵阵掌声中结束，龙应台依然有些不相信：“竟然演讲成功了？”陪同龙应台的一位相关人士在与其聊天中，清晰到感受到她的这种兴奋。
　　提前一年的沟通
　　龙应台的演讲，比南方周末预期的晚了一年。早在去年，南方周末首届“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便欲邀请龙应台，那一年，她那本讲国共内战离乱史的书出版。
　　相关人员告诉凤凰网，当时的龙应台有着诸多顾虑：首先，“中国梦”这样的主题不得不让她有所顾虑；第二，她从来不上电视，对电视有抵触情绪，但南方周末的活动现场有电视录像；第三，她从来不接受奖项，不接受致敬。因此，龙应台拒绝了南方周末“2009中国梦践行者”活动的邀请。
　　接下来的一年，南方周末仍在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与龙应台就“中国梦”进行频繁的沟通交流，也包括多次面对面的沟通。最终，龙应台答应了，但她的顾虑并未打消，“不接受电视，不接受奖项，怎么这次跑到北京全部‘破戒’了？而且还是中国梦践行者这样的主题？也许会被人认为是到北京输诚？”她曾私下向一位人士吐露了自己的顾虑，但最后她答应了，南方周末希望她做的事情也都一一做了下来，并对一位接待他的人开玩笑说，“来了就交给你们了”，没有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
　　7月22日，南方周末网站主页上发出通告：2010年8月1日下午15：00-17：30，易中天、龙应台将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围绕“激荡中国-梦的解析”发表主题演讲。龙应台将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消息被广泛传播，不少人开始注册抢票。
　　26日-28日 婺源 探亲中惊喜连连
　　在龙应台此次演讲之前，有几天她的私人行程。7月26日，龙应台从台北直飞江西南昌，这条航线在去年9月3日正式开通，省去了在香港转机的麻烦。之所以选择飞到南昌，是因为要从这里去赶往位于江西上饶市的婺源县，而龙应台母亲家族的人在数十年的迁徙流转后，如今很多在这里扎根。
　　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老家在浙江淳安，现在的千岛湖。她母亲记忆中的故乡一直在千岛湖，走遍千山万水，任何地方的水都不及她故乡的水清澈。然而。后来由于修水库，应美君村子里的人几经辗转移民到附近的婺源县，婺源县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原属安徽省。就这样，在半个多世纪的迁移中，应美君家族的人们竟连省籍都换了几次。
　　1995年，龙应台带着母亲的记忆回到大陆寻找故乡和亲人，那一次他们去了浙江的千岛湖去寻亲人。如今，她的母亲已年过九旬，重度失忆，此次龙应台回大陆顺带替母亲看看亲人，帮着母亲还愿。
　　未到婺源时，龙应台说她到过这里，1995年她和母亲去婺源寻找过亲人。见到表弟（龙应台舅舅的儿子）时，才发现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原来她搞错了：那一次他们本该来这里，但去了千岛湖。表弟告诉她，“你本该来的是这里。”上一次的怅然这一次变成惊喜！
　　表弟给她翻出两封保存完好的信：1977年从台湾寄往大陆的信。一封是龙应台母亲应美君的亲笔信，而龙应台的母亲本来是很少写信的；另一封是龙应台自己写的第一封寻亲信。30年前的信，保存完好，忽然呈现在龙应台面前，恍惚、惊喜、激动？
　　还有惊喜！表弟拿出一个小木箱给龙应台，这是她母亲应美君10岁时放置私人物品的小木箱，上面还留着她母亲的笔迹：“不是本人忽（应为勿）开”，“勿”字还写成了“忽”。24岁时的应美君何曾想再也回不来？然半个世纪后，这样一个小木箱子竟然转到了女儿的手上。最初写着“应美君收”，再后来上面多了外婆的名字，再后来是舅舅的名字。几十年战争动乱、辗转流离，龙应台的外婆一直带着，临终前交给了她的舅舅，舅舅交给表弟。如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轮回后，终于要回到原来的主人手中。
　　1977的两封信，半个多世纪前的小木箱……随行的人透露，在惊喜之余，龙应台哭了。她说将这些带回去给母亲，兴许她能忆起什么。
　　而2004年，当龙应台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看到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时，龙应台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29日-31日 北京 “闭关”备讲稿
　　结束婺源的探亲之行，龙应台在7月29日上午飞到北京，那几日的北京正闷热。下了飞机，龙应台直接被接到位于鼓楼外大街的歌华开元酒店。在与南方周末的人见面时，龙应台还不忘分享婺源之行的“大乌龙”和一连串美好的意外。
　　据说，从南昌到北京的路上，龙应台还担心此次演讲能否如期进行。南方周末打来电话，她还会问“是不是演讲取消了？”就在演讲中，龙应台也说“下飞机之前，我都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尽管没有成文的演讲稿，但此时，龙应台已经有了自己的构思。她让助理提前一天赶到北京，并去北京大学看音频、幻灯等设备。
　　到了北京，当确认演讲将如期进行后，而此时易中天先生已经完成演讲稿。龙应台亦很重视此次演讲，她在演讲中也称“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因此，演讲开始前的三天，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酒店，写演讲稿、制作ppt。
　　据一位相关人士向凤凰网透露，这期间，在南方周末的邀请下，龙应台借两次就餐时间会见了几位朋友，而两次的时间加起来也就2个多小时。“见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如李胜平、雷颐、马立诚、章立凡、张抗抗等等”，以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
　　在北京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搜索图片还是让她费了一番功夫。在演讲中，龙应台还特别提到这个小插曲，“每次要找一个资料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网页已经被（禁止）’”，台下聆听者心领神会，笑声一片。最后，一些资料和图片又通过台湾的朋友帮忙才最后完成。
　　演讲前的一个小插曲
　　在龙应台“闭关”备课的这段时间，也就是7月29日，忽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动：原定15：00-17：30之间、并有延展时间的演讲突然被告知需在16：30之前结束。南方周末在当晚紧急发出多条短信通知时间有变：原定8月1日下午15：00-17：30的演讲，改为14：00-16：30，地点不变。
　　龙应台，南方周末，北京大学。这三者的组合，本身足够吸引人。而龙应台的首次北京公开演讲能在北大举行，亦让一些关注者联想到百年北大背后的精神：兼容并包。
　　据了解，南方周末按照流程，提前将此次演讲活动告知了相关部门，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而地点的选择，南方周末最早选择的是国家大剧院，后来由于国家大剧院档期与活动冲突，北大成为优先考虑。北大校方得知后，表示支持和欢迎。“北大是很支持的，有容乃大。包括省台办、国台办，都很宽容，很开明。”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辑陈明洋告诉凤凰网。
　　至于演讲时间的临时更改，南方周末会务组的人了解到的消息是，当晚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临时加映两场《唐山大地震》的放映，时间有冲突，所以要求16：30结束，以调整舞台，方便后面的电影放映。
　　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的运营则由一家公司承包，外面单位申请在此举办活动，需有一定的流程。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行政部一位工作人员向凤凰网介绍：首先，外面单位需要提前两个月递交租借场地申请，需出示单位介绍信，并告知活动内容、嘉宾等信息；接到申请后，按照惯例需要经过审核，审核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则是：是否与学校的氛围相违背，“比如你要请到的嘉宾在社会上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然后你们一宣传在北大做的什么什么，当然不可以了。”这位工作人员向凤凰网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标准，而审核权在北京大学。这位工作人员还透露，重大活动需要向北大宣传部提前打呈批，“像南方周末这次活动是比较大的，嘉宾也比较重要，就是专门打了呈批。”
　　一个小小的插曲并没有阻挡观众的热情，南方周末通知报名的观众要在当天12：00-13：30之间，持确认邮件复印件及7月29日发出的变更短信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领取门票。当天下午13：30左右，笔者赶到大讲堂时，见到有人还在设法求票，也有几位学生因没存短信而未能领到票。
　　百年纪念讲堂那位工作人员告诉凤凰网，大讲堂实际能容纳近2200人；而据南方周末称，当天到场聆听的观众约有1400人。演讲结束后，有些人感叹：好多同学因为没有票没能现场聆听。
　　8月1日 北大 龙应台的“中国梦”
　　易中天先生的演讲结束后，龙应台登上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一身简单洁净的白色衣裤，两手插在口袋，缓缓道出“这是北大吗？龙应台竟然真的到北京演讲了……”台下掌声想起，龙应台真的在北大演讲了！
　……
　　意犹未尽中，演讲如期结束！龙应台、易中天向到场的观众鞠躬，掌声再次响起……
　　龙应台演讲之后
　　龙应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后台，还沉浸在刚才的演讲兴致中，满面笑容地提笔为追来的读者签名。据相关人士透露，演讲结束后，龙应台对此次演讲显得非常兴奋，“在大陆、在北京、在北大，又是那样一个主题，她觉得自己讲得很开，我口讲我心。她甚至有些不相信，演讲竟然成功了？她对大陆有自己的顾虑，虽然时间有调整，也不那么充分，但是完整地进行了，主要的意思也都讲了。她原先对大陆的某些顾虑，实际上她认为有些多余了。这也说明她心里有担忧，但并没有出现。”
　　据透露，尽管龙应台在开始的演讲中有一点煞有介事，包括她提到的希望下一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也许是她表现的姿态，能看出她对大陆在表达尺度上有一些看法。但我想这种看法会有所调整，知道这边会有一定程度地、相当程度的言说空间，与她此前听到的，可能会有些差别。”
　　演讲中，龙应台开了一句玩笑：如果不按时结束演讲，北大将断水断电。事后龙应台就此事专门给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辑陈明洋发了一条短信，向北大致歉，短信如下：“说北大‘断水断电’，虽意为笑谈，但对北大实有不公；若可能，盼代表达歉意。”
　　8月2日一早，龙应台匆匆告别北京，飞回台湾。至此，龙应台整整一周的大陆之行结束。而这次大陆演讲的影响还在延宕。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龙应台北大演讲的内容一点点被网友整理、发布、传阅；8月5日，南方周末以一个整版刊登演讲内容。

　　文明的力量
　　——从乡愁到美丽岛
　　龙应台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
　　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  《********去》：
　　反攻　反攻　********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50年代进入60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200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 “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2000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14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 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2000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12月10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
　　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13亿人如何对待2300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 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1985年我写《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8月，我迁居欧洲。 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2-5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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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3-12 15:16
原文地址：写作是一种救赎        管家琪作者：管家琪
     不管是两岸三地的语文老师，还是东南亚的华文老师，为了提升孩子们的作文能力，都很喜欢规定孩子们每天写一篇日记；对於这样的作法，我一直是非常非常反对的。
   日记的读者应该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如果在写日记的时候就知道写完以後是要交上去给老师批改的，孩子们怎麽可能放开了写？怎麽可能真心实意的写？而真心实意不是应该是一篇好文章的必要条件吗？事实上所有所谓的写作技巧，都应该是为了真情实感而服务的啊；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老师而写，这基本上就违背了作文的精神，也不容易培养孩子们对於作文的兴趣。
   如果真的有小朋友放开了写，老师要如何批改也是一个问题。记得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社会新闻，有一位母亲状告学校和老师，说她的孩子在日记上写了一些消极的想法，甚至还流露了轻生的念头，结果老师竟然打了很高的分数，这位母亲很气愤，质问老师难道是要鼓励孩子去跳楼？老师的解释是，因为这篇日记整体读下来非常流畅，也没有错字，所以才给了很好的成绩。是啊，这个名叫「日记」的作业，到底要如何批改呢？是希望孩子们跟老师谈心吗？如果是这样，词能达意就好，思路零乱一点应该也无妨，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是正式意义的作文，在文字表达上就不能太过马虎；所以，要用什麽样的角度和立场来批改日记，实在让人满困扰的。
   我觉得，我们当然应该鼓励孩子们写日记，但实在不必把日记当成是一项作业。让孩子们练习文字表达的方式很多，就把日记这个本该属於孩子们的专属空间还给他们吧。事实上，我认为把写日记的意义仅仅只定位成「对练习作文有帮助」，是窄化了写日记的意义。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分析当年「随身听」为什麽能在日本那麽流行，就是因为这个把两项看起来很普通的既有产品----收音机和耳机----结合起来以後，无意中竟创造出崭新的意义，刚好满足了消费者普遍的心理需求，那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属於自己的空间。特别是在拥挤的地铁中，只要你戴上耳机，听着收音机，不管你是在听流行歌曲，或是在听英语教学，都可以让自己立刻从人群中抽身出来，遁入一个自己喜欢的世界；也就是说，即使你明明是身不由己地困在人群之中，但是在精神上你又可以保持独处。
   而在居住环境方面，虽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有条件提供每个成员一个属於自己的空间，但是，只要你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就是我们最好的私人空间。在这个应该是完全属於你自己的空间里，你可以尽情的抒发种种感受，记录下许多难以复制的心路历程。藉着写日记，你还可以抚平很多冲动，并学着安慰自己，陪伴自己，还要经常给自己打气。等到有一天，翻阅以前的日记，看看上面所记载的事，由於已经时过境迁，自然会比较客观，比较清楚，进而很可能会有一番新的看法，然後你就会突然发觉，自己长大了。
真的，如果能够有写日记的习惯，对一个孩子能够身心健康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等他将来长大，他不一定要当作家，但是写作会成为他的救赎，帮助他保持生活的平衡。
   我还特别想呼于一下家长，千万不要去偷看小孩的日记！我曾经听一个妈妈说，她非常鼓励女儿写日记，而且是不用交给老师批改的日记；说到这里，我还来不及表示赞许呢，没想到她竟然接着说，这样每天女儿上学以後她就可以偷看！因为她想从中了解自己的女儿。哎，我听了真的很为她担心，因为万一哪一天女儿发现妈妈居然天天偷看自己的日记，不气死才怪，而且以後恐怕再也不会写了。再说，做妈妈的偷看女儿的日记很可能也会自寻烦恼，因为在记录心情故事的时候，一旦形诸文字，总是容易夸张一点，更何况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是在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呢，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自己写一写、发泄发泄就好了，就没事了，可是大人如果看到了，很可能会小题大作，甚至如果看到孩子写了一些抱怨父母的话，还会满心的不痛快，这真的是何必呢！
   我一直很鼓励两个孩子涂涂写写，他们的日记本可以就放在床头，我保证不会去看。一方面我不敢看，我猜孩子多半都会抱怨家长的，我不想庸人自扰，就让他们保有自己的想法吧，就算孩子们有一点不愿意告诉家长的秘密，只要不是作奸犯科，也是可以理解的，做家长的实在犯不着想全盘掌控你的孩子；其次，我自己以前整天藏日记实在很累，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自由，而我既然保证了不会去看，我就必须做到。家长要做出承诺的时候都应该很严肃，特别是在这种侵犯隐私的重大问题上，如果你失信，孩子就不会再信任你。他可能表面上还是很尊重你，但以後是绝不会再愿意跟你推心置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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