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启雯
谢寿光，笔名谢曙光。1956年10月生于福建武平，1982年1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曾供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并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社会学卷责任编辑。1997年9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98年10月任社长兼总编辑，2004年起任社长。
1987年设立的“韬奋出版奖”，目的是鼓励广大出版工作者继承和发扬邹韬奋同志热爱祖国的精神，使新闻出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日前，国家把第十届“韬奋出版奖”——这个行业的最高荣誉授予了被人们誉为中国“皮书之父”的谢寿光。一时间引发了不小的“动静”。
谢寿光从事编辑出版工作27年来，策划编辑了3000多种图书，责编书稿约5000万字，撰写论著数十篇（部）100多万字；与相关专家共同主持“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988—1998）、“中国百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2003—2009）、“中国百村调查”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期间，由他提出并实施的创业发展战略目标，充分发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和学术资源优势，实施了学术产品的系列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策略，使社效益指标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确实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近日，本报记者就出版界以及读者关心的一些热门话题，专访了谢寿光。
社会进步离不开出版人
记者：有人说，“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人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只能当编辑”，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谢寿光：记得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的母校——厦门大学集美礼堂举办了一场演讲，当时被邀请来的嘉宾是刘心武等三位作家。面对台下无数双仰慕的目光，刘心武激动地对大家说：“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人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只能当编辑。”这句话为他赢来了满场的掌声，却让台下的我深感“刺激”，难道做编辑真的只是没出息的人才选择的工作吗？我自己视为偶像的狄德罗不就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吗？我当时颇不服气。
其实，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背后，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事情，其操盘手基本上都离不开我们出版人、我们的编辑、我们的记者。因此我觉得“三流人才只能当编辑”——第一不符合事实，第二是我不能接受的。
记者：您在出版社工作近30年，您认为出版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谢寿光：我们对科学家、对政治人物、对军事家们做的事情，很容易肯定，而对于从事出版，特别是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人，他（她）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在我们国家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识不是很充分。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项思想解放运动，每一篇重要理论文章、每一个重要学术见解的发表，几乎都离不开出版人。所以说，社会进步发展离不开出版人。
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于攻读博士学位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的编辑生涯是从以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和其他工具书为主的国家级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开始的，于是外界有人认为，您人生的“转折”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密不可分。能谈一谈这段工作经历对您有哪些影响吗？
谢寿光：《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从1978年开始，由总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先后组织两万余名专家学者，历时15载才编纂完成的。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十分关心，学术界对这部作品也期盼甚殷，出版社上下自然是不敢懈怠，对编辑质量的要求颇高。当时出版社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担任责任编辑，50年代的大学生担任普通编辑，60年代的大学生担任助理编辑，而像我这样刚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就只能给老编辑们打打下手、做做编务了。不过这样的规定很快就被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激情“冲破”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快速成长的业务能力终于得到了社领导的肯定，开始陆陆续续接手全书的编辑工作。我自然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遇，抵御住了出国等常人难以抵御的诱惑，在黄卷青灯中把自己的青春岁月交付给枯燥的图书编辑工作。终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之时，我的名字印在了该书“哲学卷”和“社会学卷”的责任编辑栏里。
相比而言，我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感情似乎更深一些。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由于历史的原因又有一段令人心碎的“空白期”，使得我在着手编辑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无论是找专家还是订条目，这些基础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从头做起，我不得不对这个学科进行了一次全面“爬搜”梳理，对社会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和钻研。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等于攻读了一次博士学位。正是参与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那几年，我的编辑管理运营能力日臻成熟，并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永远值得纪念的“峥嵘岁月”。
“皮书”推动图书功能转化
记者：近年来，有人把您誉为中国“皮书之父”，更有人把您的名字和“皮书”紧紧联系在一起，但大多数读者对何谓“皮书”、“皮书”如何分类一直比较模糊，您能谈一谈“皮书”以及目前的“皮书”出版情况吗？
谢寿光：“皮书”最早以白皮书的形式出现在18、19世纪的英国，按颜色分为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其中白皮书一般特指政府文告。而“皮书”在中国作为一种出版形态，最早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黄皮书、绿皮书综合演化而来的。像蓝皮书通常代表的是学者的观点或者研究团队（比如金融危机与农村劳动力就业课题组）的学术观点；绿皮书是针对所观察研究的对象，带有可持续的意思，与农业、旅游、环境等有关；黄皮书主要同世界经济、国际问题研究有关，所以我们现在把国际系列绝大部分以黄皮书来标示；红皮书是关于危机警示的研究报告。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原创性。
另外，随着“皮书”在国际、国内影响的日益增大，它作为资讯类图书的重要一支，将不断推动图书功能从阅读向查阅、使用方向的转化。
记者：那你们一开始是怎样策划出版“皮书”的？其发展的“前世今生”是什么？“皮书”在今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继续“独领风骚”？
谢寿光：1997年，我走马上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副社长，当时我们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可谓默默无名，年出书不过百种，销售码洋不过一千万元。怎样带领出版社摆脱学术出版的清高与拘谨，同时如何打造出既有品位又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学术畅销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待解难题。
我们出版社“皮书工程”的开篇之作为《经济蓝皮书》，它是一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撰写的对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年度分析报告，每年都需要国家给予出版补贴，影响仅限于政府部门和学术圈内。随着中国的改革进入到关键期，普通人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关注程度大大增强，《经济蓝皮书》的撰写者都是国内的一流专家，他们的看法及观点反映了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最高水平的理解与认识，权威而且实用，理应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经过反复论证，出版社决定不要国家补贴，从1997年开始正式接手运作“皮书”出版。我们成立了“皮书工作室”，制定出操作手册，规定了“皮书”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从联系课题组、接收书稿到编辑加工、印制营销都有人专门负责。
在“皮书”编辑过程中，我们出版社除了要求执笔人对社会某一领域进行宏观的分析和预测外，还要注重对影响人们生活的具体敏感问题进行讨论，尽量满足人们对具有现实意义资讯的需求。
目前，我们的“皮书”成员已经扩大到100种，占社里整个出书品种的五分之一、销售码洋的四分之一、利润的三分之一。“皮书”不仅是我们社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品牌之一。每年都有一大批读者翘首企盼“皮书”的出版，他们希望能够从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中了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进展情况。
可以说，“皮书”为政府决策、学者研究、商务发展提供了系统、专业的资讯服务和高价值的决策、研究参考。我们也希望通过“皮书”这一出版形态的创新与“皮书系列”的出版，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