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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西方记者曾这样问我：“《清明上河图》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非常闻名，请问它在艺术史上是什么地位，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喜欢它？” 这个问题怎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我沉思片刻，只好反问他：“《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公元十二世纪，就像是一架录像机，把一个城市的人物风景，从城里到城外都记录了下来，我们今天看了，就如同亲临其境。请问在世界各国各地，有没有同样近似的作品？” 记者立即严肃下来，在座的其它友人也沉默不语，都在搜肠刮肚地找寻同类作品，最后摇摇头，表示没有。 我接着说：“在中国历史上，《清明上河图》不是唯一的作品，但是有幸能保存到今天则是唯一的。它的表现形式和描写手法，是中国的特有和创造。而它历尽沧桑，与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著名人物都相联系，又是其它作品难与比肩的。您说它的价值如何？是否珍贵？” 记者频频点首，兴味更浓，希望我能给他们作一些具体的解释，于是我便说了下面一大段话： 《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北宋首都汴京的东南一角。汴京即今天的开封市，在河南省会郑州以东陇海铁路线上。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就把都城迁到这里，当时叫大梁。以后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都在这里建都。北宋承袭后周政权仍都在此。从梁建国开始到北宋末年，二百余年的经营，其繁华景象可想而知。后来金朝也在这里建都，元灭金后这里不再是都城，加之战乱频仍，黄河缺口，汴河失修，整个都城被漫漫的黄沙湮没，我们从何处去找寻昔日繁华呢，就让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去作一次九百余年前的汴京之游罢。 画面是从右至左而展开的。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汴京城外东南远郊农村。广漠的田野，河渠纵横。岸边老树杈枒，新芽未吐。薄雾轻笼，略显寒意，正是早春天气。有一队驮着木炭的小毛驴，沿着河渠迎面而来，走在前面的童子忙将毛驴向小桥方向驱赶，使我们仿佛听到踢踏的蹄声和赶驴的吆喝声，清脆而响亮，冲破寂静，顿时使整个原野活跃了起来。“淡薄春风却似秋”，“绿纹溪水趁桥弯”，这些宋人的诗句，多么像画中的景物！ 行过小桥，是一个路边歇脚店，门前搭着凉棚，摆放着椅凳，它是专为那些远道而来的商贩和苦力开设的。看来时候尚早，客人还没有到来，只有主人在屋后忙活着。店后一带短篱，连接着几家茅舍。茅檐低小，大门朝向谷场，大石碾滚闲置在那里，空寂无人。也许是农忙尚未到来。屋后老树成林，树梢上还有鸟窝，也不见鸟飞。可能是到远处觅食去了罢？总之画家不想要他们在这里吵闹屋子里人们的清梦。像这样的茅屋和景色，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江淮一带还能见到。 画家用这么多的笔墨来描写农村景色，诗情画意，除了先让我们轻松愉悦之外，更主要的是以前面的宁静，来衬托后面的喧闹，用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印象。此外也是写实，中国一向以农为本，城市要靠广大农村来给养，送炭的毛驴队伍，是画家着意安排的，就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卷后李东阳的题跋中曾说到这幅作品“高不满尺，长二丈有奇。”今实测结果是“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据此可知《清明上河图》损毁约70厘米左右。跋中又说：“山则巍然而高，隤然而卑，窪然而空”。可见画中原来画有山，这山也只能是画在前面，与田野村庄相连接。有人说汴京附近可没有山啊！这话不假。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件艺术品，画家虽然用的是写实手法，这也不妨碍他采用夸张的手法。杜甫《古柏行》中说：“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世界上哪有这么高的树呢？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同样需要用夸张手法。画家由乡画到城，要表现城乡之间的关系，何况所画的是一国之都呢？把和它连接的乡村画得更辽阔、更遥远些，不是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吗？北宋人柳永在他的《雨霖铃》词中说：“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摧发……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都门”在哪里？可以肯定是在汴京通往南方的汴河边的码头附近。词人可以从都门想象到遥远的南方，那么画家也可以用寓意象征的手法来这样描绘。 接下来是一片柳林。柳树的主干满身树瘿，有的还空了心，古老而苍劲，主干上发出的新枝，细长而茂密，连城一片葱绿。古人咏柳的诗多矣，大都是表现伤怀离别，唯独陆泳不同，他说：“春来无处不春风，偏在湖桥柳色中。看得浅黄成嫩绿，始知造物有全功。”这首诗颇与画中之意相同。画家画这片柳林，毫无伤感情绪，他主要是要表现一个季节的到来，万物生发，欣欣向荣。 柳树林边，有两三家瓦舍居于分叉路口，一带土墙和编篱将其围绕。循墙有一小队伍从城里出来，有两位骑驴的人，衣着打扮像是富家翁或者是客商，仆人或肩或挑着行旅，似乎路途不近。瓦舍的另一面也有一支队伍，最先的三个人，前呼后喊，正在追赶着一匹奔马。其后有一乘轿子，轿上扦满枝条。再后有男士骑着马并仆人挑着担子跟随。瓦舍的对角有一家茅屋，柳荫下黄牛或卧或立，卸了架的石滚放在屋檐下。透过柳枝可以看到农田，从它所分割成的小块，知是菜地。有人正在从井里打水浇地，有人则挑着担子似是往地里送粪。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交界处，居民们以农为主，也兼作一点小生意。凡是熟悉中国城镇的人来说，看到这样景色感到是最自然最平凡不过了，然而就在这里，画家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首先是柳树，表明了季节；其次两支队伍，来来往往，通往四面八方，说明快要靠近城市了；再次是奔马，加点音响，有声有色；而更主要的，是那乘扦满枝条的轿子，说明这是个特殊的日子。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清明节……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童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餬、炊饼、黄胖（土偶）、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原来这是一支扫墓兼带春游回城的队伍。这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不用多费笔墨，只这一顶有着特殊装饰的轿子，就把题目点醒了。对于当时人来说，是一看就明白的事，多亏孟元老将这一风俗记录了下来，使我少了许多猜疑。 以上是描绘汴京市郊的画段。由远郊到近郊，由略带寒意的早春到春意盎然的清明，由静到动，由序幕到点题，使我们经历了许多，步步引人入胜，使我们不得不再往下看了。往后主要是画汴河。在我们进入汴河之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汴河是怎样一条河。 撰稿人：杨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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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河是一条人工河流，按《宋史·河渠志》载：“汴河自隋大业（605—618年）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至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汴河从汴京外城西水门入城，再入内城水门，横穿宫城前州桥、相国寺桥，出内城水门，然后向东南而出外城东水门。淳化二年（990年）六月，汴河在近城浚仪县的一段河堤缺了口，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去视察，步辇行走在泥淖中，宰相、枢密院使等大臣连忙劝阻回驾，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于是下令调步卒数千来堵塞，直至看到缺口被塞住，水势稳定后，他才回宫。由此可见，汴河不但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系带，可以说是赵家王朝的生命线。 进入汴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艘重载的大船已经靠岸，正在往码头上卸货。从船身还吃水很深来看，被卸下的货物只是很小一部分。货物是用麻袋装的，老板正坐在麻袋上指挥工人们码放。扛袋的工人很吃劲，需要两个人帮他卸下，看来装的是粮食。北宋时代，属于国家的粮食储备仓库，大都集中在东南城沿汴河一带。《东京梦华录》“外诸司”记载：“诸米麦等，自州东虹桥元丰仓、顺城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广盈、万盈、永丰、济远等仓。”这些仓库的粮食，都是通过汴河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粮食是一个物质需要，汴河又担负着运输粮食的重要任务，在图中我们第一眼就看到运粮船，这是毫不奇怪的。也可能是画家特意的安排，因为别的船只都遮盖着，只有在卸货过程中看它的包装形式才能了解是什么货物。 这个船码头正对着一条街道口。这是入城的第一条街，是沿着河岸走向的，可以叫“沿河街”或“沿河大道”，主要店铺是餐馆，以小吃为多。这很符合逻辑，因为它靠近码头，主要服务对象是刚入城的客人和一些苦力。如对街有一家小店，门前笼屉里摆着馒头，店主手持一个正在向挑夫兜揽生意。与之右邻的是一家小酒店。再过去的一家，铺面比较宽广，店前当路堆着纸盒类货物，路口竖着一块招牌，上书“王家纸马”。这是家专营纸人、纸马、纸扎楼阁和冥钱的铺子。按《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清明节……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成楼阁之状。”画家在这个出城的路口画上纸马铺，除了与前面扫墓的队伍遥相呼应之外，同时又再一次点醒题目是“清明节”。 接下是一个大码头，街道宽阔平整，两边店铺也较为讲究，经营的主要是餐饮业，店铺里已经坐了不少客人。码头边一连停靠了五艘大航船。有一艘还在卸货，从伙计们爬在船篷上聊天来看，货物已卸得差不多了。有的船主卸完货以后，则邀客人到沿河酒店去喝上二两。沿河酒店的雅座，都向着河面敞开窗户，客人一边喝酒，一边可欣赏风景。在这一组航船中有一艘装潢特别华丽，清一色的花格窗子，前后有两个门楼，船舷也比较宽。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舱内有餐桌之类的家具，知道这是一艘大客船，不但有舒适的客舱，而且还可以在船上用餐。船主可能上岸去了，留下四个伙计在忙活着收拾，等待着客人们到来。 在这一组船只外面，是一艘正在行进的大船。有五个人在岸上拉纤，船上可以看到有十一个人物。这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大船，因为它的船窗板中间与两头是不同的。前后舱的窗门是向里支开的，中间舱则向外支开。看来其货物除了装在底舱之外，中间的上层舱也堆放货物，所以这艘船载重量也很大。正由于货多船重，又行进在船舶密集的河道上，所以船主和船工们都很紧张。右舷上的三个船工，正轮流用篙将船往外推移，以免与停泊的船只碰撞，站在左舷和船头上的两个船工，手中紧握篙杆，准备随时使用，而船老大则在船头指挥，似在大声叫喊，提醒前面船上人注意。另外有三个是搭船的客人，第一个站在蓬顶的前部，在身后有一张小桌，放着杯盘之属，可能是他正喝着酒，看到前面有些紧张，便站起身来帮着叫喊；第二个在船尾敞棚里，背着双手，踱着方步，心情像是很急迫，也许他还嫌船走得慢哩；第三个在尾舱内露出大半个身子，快要到岸了，他是想出来看看。在船的前舱内，一个妇女带着小孩趴在窗口往外看，应当是船主的家眷，全船最没事的就是他们俩了。十一个人，各不重复，松紧张驰，各尽其态。画家对生活的熟悉和观察入微，我们不能不佩服。 这条船是在逆水而上，使我们知道是在汴河的西南岸。近岸边有一只小艇，船夫正在往外掏水。一艘大船刚从它身边驶过，大橹拨动的漩涡，一个一个向它袭来，使小艇的船身仿佛在晃动。大船是一艘有着双橹的载重船，船尾八个船工在使劲地摇着大橹。船头也有八个船工，只是被一棵大柳树把他们和船身遮挡住了，别以为画家在这里偷懒，省去画船上的各种细节的工夫，他是要让我们的眼睛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后面还有更热闹的场面等着呢！ 撰稿人：杨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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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桥，这是全画的中心，也是全画中人物画得最密集、最热烈也是最精彩的一段。别急着看人，还是先让我们把这座桥和周围的环境了解一下，再慢慢欣赏人物的活动吧。 这是一座木结构的桥梁，桥面宽敞，桥身弧形，直接连接两岸，中间没有桥墩、桥柱。桥髹以红漆，远远望去，宛如彩虹。桥面设有护栏，以保护行人安全，两端立四根风信竿，为航行者指示风向。桥下两岸用石砌成，巨石之间连以铁细腰（俗称银锭），并设有人行道和上下台阶及护栏，这是专为纤夫而设计的。桥的架设，虽然用了铁码，但没有榫铆。这样一座桥梁，无论从力学结构，还是外观和使用，都十分完美，即使置之于今天众多的现代化桥梁之中，也毫无逊色，可是人们想不到的是，其设计者，竟是一个不知名姓的“牢城废卒”！据宋人王闢之《渑水燕谈录》记载：“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累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年，桥不复坏。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累坏，率常损官舟，害人命，乃命法青州作飞舟，至今沿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名虹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则记载：汴京“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可见这种“飞桥”在汴京和汴河上，具有典型代表性，在《清明上河图》里作为重点来描写，正是抓住了这一有特色的景观。 飞桥没有桥柱，不直接受激流冲击，所以坚固耐用，五十年都不坏。但是由于是木质材料，却经不住水浸虫蚀，如果不经常保养维修，是不能保存永远的。自北宋灭亡后，连年战争，南北交通断绝，汴河缺乏疏浚，逐渐为黄沙所填塞，桥梁也因废弃而倒塌，飞桥的建造也因此失传了。明、清时代有不少《清明上河图》的仿本，但仿作者没有一人是见过真本的，凭藉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和眼见的风物来描绘，因不知道汴河上有飞桥，故这座有特色的木结构飞桥，都画成常见的石拱桥。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判断谁真谁伪。“飞桥”的建造和构想，应当说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重要创造和发明，因实物久已不存，如果不是《清明上河图》如录像般的记载，这项成果也就会被时间所淹没，那是很遗憾的。 虹桥横跨汴河的南北两岸，两头都连接着街道，尤其是南岸，房屋店铺比较稠密。下桥以后向西沿河岸走，很快就可见到一座高大的城门。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这座桥在汴京的地理位置。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汴京、汴水桥梁的分布与形制特征的记载，它的正名应当叫“上土桥”，是接近内城最近的一座飞桥，所以这里的店铺才这么稠密；又因为是水陆交通的交汇点，才会出现这么热闹的场面。 我们先看水路，前面已经交待过，许多载重货船一艘紧接一艘沿汴河溯流而上，其中一艘正待穿过桥洞。由于这里河面较狭窄，水流湍急，桥梁又低，给行船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因此船工们都一齐忙碌紧张起来。有的在放倒桅杆，有的在用力撑篙，有的则用篙顶住桥梁，有的在呼喊前面的行船注意，有的在桥顶上往下抛着绳索，船篷上则有人接应，就连在船舱里的妇女也趴住窗往外看。船工们的紧张呼喊，引来了周围许多看热闹的人群，跟着叫喊者有之，指手划脚出主意者有之，急得伸手而帮不上忙者有之，总之所有围观的人们都在关心着这艘航船的安全，桥上桥下，人声水声，连成一片，使我们观画者也心情紧张起来。 这艘船是否能安全通过桥洞呢，画家已预示着我们：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它前面的一艘大船也同样地经过了这样的险境，立在船头的六位船夫，除两人在拨动着橹外，其余的人都显得很轻松，有的在与桥上的人搭话，有的则还在关心着后面的船。画家的这一安排，即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又别具匠心，毫不露斧凿痕。在这一逸一劳的两艘船中，我们既看到了劳动者在与困难作斗争中，那种通力合作、众志成城的奋斗精神，同时又看到了他们在战胜艰险后的轻松和愉悦。能把一种劳动描绘得这样有声有色，体察入微，在古今画家中，的确是少见的。此外，这两艘船，一待入，一已过，使画面不因为桥而有所割断，就像中国写意画中“笔断意不断”那样，造成一种川流不息的动感，使观者毫无察觉地就进入到了画中，而离开画面时，却忘怀不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也许就是《清明上河图》之所以引人入胜、百看不厌的奥秘所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桥面。从画面上清晰可数地看到，这座桥的横断面差不多是由二十根巨木紧密排列而架设起来的，如果我们以每根巨木40厘米直径计算，这座桥面至少也有8米宽。即使置之于现代，也是一座不小的桥。因此不少的小“个体户”商贩便在桥的两侧搭起了竹棚，支起了遮阳伞，摆上了地摊。卖小吃的、卖刀剪工具的、卖日用杂货的，有的在谈生意，还有的在争抢客人。桥面再宽，一经被商贩们占用，也会变得狭窄起来。桥的两侧护栏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只有中心地带才是过往行人的通道，有骑马乘轿的，有推车赶驴的，有肩挑背负的，南来北往，络绎不绝。在人声嘈杂、拥挤不堪中，有一乘轿子正往北行要通过桥顶，迎面却来了一个骑马的客人，眼看就要碰撞上了，各自仆夫为保护其主，都在以手示意对方靠边行走，两旁的行人见势也都在让道。又恰好这时一个持竹杖的盲人似欲横过桥面，一头被轰赶的毛驴正朝他冲来，急得那个赶驴的小伙摊开双手、大声吆喝。就在一小块地方，画家画了大约有百余人物，乍一看，熙熙攘攘，只见人头攒动；但一定神，却是疏密有致，井然有序；仔细一寻，更是各不相同。各种矛盾细节，似乎有说不尽的小故事、令人每见一次，都有所新发现，即所谓“常见常新”。非大手笔，何能如此？！ 撰稿人：杨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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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桥上下来是一条大街。两边把口的是一家脚店。在酒楼中，脚店次于正店。但这一家脚店占的地理位置好，因此生意不错，故气象也非凡。其大门口用栩木杆扎起了一个高大的楼阁式的架子，这叫“綵楼欢门”，是酒楼的特有标志。欢门的中部还用红、蓝两色布围了起来，有的木杆还用红漆油饰，上面高悬着一面酒旗，上书“新酒”二字。檐下两侧则挂着“天之”、“美禄”两块牌子。按《汉书·食货志》上说：“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故此店老板将此摘录下来作为幌子，以招徕顾客。欢门下部有围栏。栅栏内似乎放着一个落地灯，白地上写着“十千”、“脚店”，表示本店的酒特别好。脚店大门的门楣上写着“□□雅酒”。进门以后是大堂，之后有一栋双层的楼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客人们正在饮酒，还可以看楼梯口，伙计们正在上菜。脚店门前十分热闹。栅栏外栓着一匹马，不知是楼上哪位客人的，马夫则在栅栏内坐在地上休息。此外还停放着一辆串车。串车是一种独轮车，与现代的鸡公车不同的是，它的前后都有驾车的把手，一人在前拉，一人在后推，另外还有毛驴帮套。刚下桥正在街心行走的一辆串车，可以看到其操作动态。在这辆停靠的串车旁有三个人，两人正从店内往车上装载货物，另一人则在点数。从所画货物的形状看，似是一串串铜钱。一串是一千个，称为一贯，图中是五贯一扎。从运钱这一细节来看，这一家脚店的生意还不错，而且还是一个太平盛世，只是不知道是往哪里送。 脚店的对角也是一座两层楼的店铺，虽然看不到牌子，但透过二楼的窗户看到摆有桌椅，可能是一家旅店。大门口支有遮阳伞，上面悬着书有“饮子”的幌子。“饮子”是凉茶一类饮料，是用中草药煎熬出来的，专供过往行人消暑解渴的。路边有两个苦力正在购买，可见这种饮料是很平常的。 过了这家脚店，汴河在这里拐了一个急弯，这既符合汴水在汴京的流经方向，但拐弯不会这么急，这是画家有意这么安排的，好使我们观赏者尽快地到城里去看看。把汴河作一个交待，是从脚店楼上看到的汴河远景。在宽阔河面的转弯处，停靠着多艘船只，有客船，也有货船，有人通过跳板正在上船，从船身吃水很深来看，似是已装满了货物要启航开往南方去了。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北宋人柳永的词句：“留恋处，兰舟摧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你看在脚店楼上，有几个人凭栏饮酒，也许是朋友们相聚话别哩！但可以肯定的是，柳永的词意一定是这一带地方的风景，只有汴河才能与“楚天”相联系。在河心中还有两艘正在行进的载重船只，一艘前后各有六个船夫齐心协力地摇着橹，另一艘则由纤夫在岸上牵拉，两船一前一后缓缓向前行进，把我们的视线引向远方。 离开汴河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由于这里靠近码头，店铺仍然以饭馆为主，从敞开的店门，可以看到已有不少客人入座。在众多餐馆中，画家特别突出描绘了一家大车修理店，门口堆积了许多木料，一个工人双手持着榔头，正在修整车轮。是啊，街道行走着这么多的不同车辆，没有这一项服务性行业怎么行呀！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一停一走两辆大棕盖车就十分抢眼。这种车有如今天的平板车，只是在平板上加了栏杆支架，并用棕榈毛做上顶盖，车尾有门及帘，据《东京梦华录》上说，这是专供“宅眷坐车子”。从图中看，那辆走在大街中的棕盖，车后门内一个妇女低着头撩起门帘正往外看哩。车前一牛驾辕，一牛拉套，两个车夫在照顾。车后有三个人跟随，两个是仆从，一个头顶托盘，另一个肩挑盒子，大概是食品，这样的挑担形状，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一支回城队伍中也有。第三个人戴着帽子，骑着骏马，那一定是车中妇女的丈夫。这一组人物也许是从郊外回城吧，看那拉套的黄牛和车夫，头都转向左边呢。 在对角一家餐馆前有一乘轿子，一个妇女站在轿边，也许是在和轿内人隔帘说话，也可能是正待上轿。轿的前面有一马一驴，一人正在上驴，一人在旁十分关心地看着，另有两个仆夫在帮助递东西。看样子他们是要出城远行。在城市中人来人往是常见之景，前面已有数处都在描绘这样的情节。但是有如张择端这样，不但安排得有条不紊，而且描绘得如此体察入微，变化无穷，好像生活本应当如此，意匠深藏，不露斧凿痕迹，在古今画史中，难有人可与之相匹。 继续往前走，在一株老柳树的遮掩下，有一个用竹席搭起来的小棚子，在一条绳子上挂着三块布条，上面写着“神课”、“看命”、“决疑”。看相算命是一个古老的行业，直至今日都还存在，据称北宋时代的汴京城，相馆命摊有上万家。在这一家小摊前面，已有顾客上门，摊主正在为他“侃山”呢！相摊之后有一个大院落，大红门上有乳钉，张贴着布告，土围墙上扦着竹钎，看来像是一个衙署。大门口外或坐或卧有一群人，他们的枪矛、旗帜、伞等物都倚靠在围墙上，看来像是士兵，但一个个都显得十分疲乏，仿佛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才来到这里，在等待着发落。再往后有一所寺庙，山门紧闭，而哼、哈二将却看得十分清楚，另外还有一个僧人正从旁门走入寺内。北宋是所谓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时代，当时的汴京寺院所在不少，著名的有大相国寺、开宝寺、太平兴国寺等。 从“虹桥”到城门这一段是交通要道，两边的店铺主要是餐饮业和相关的服务行业，画家所画的主体是往来不绝的人群及其交通工具。但是偌大的一个城市，特别又是首善之都的汴京，它的生活层面是丰富多样的，画家顺手画出寺院、卦摊和与士兵有关的衙署，使观赏者在有意和无意中，触摸到这一方面的人们生活，可以说是忙中偷闲、神来之笔，显得非常自然。 撰稿人：杨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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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中的城门楼非常高大而有气势，为单檐庑殿顶，檐下三层斗拱。所有的木结构部分，都被油漆成红色，显得华丽而气派。城楼有斜坡马道，可以骑马而上。城楼室内陈设着一面大鼓，内侧有人凭栏俯视街景。城楼有竖匾，露出一个“门”字。画家真会卖关子，要是把城门的全名都写出来，就省后人许多事了，通过城门名我们就可知道所画的是汴京城的什么地方了，可是他偏偏不告诉我们，这里就不能不来一番小小的考证了。 连接城门楼两侧的城墙是土筑的，城墙上长满了老树，从其老态龙钟的形态来看，非一年两年所能长成。城墙是战争的防守军事建筑，作为国都帝居之所的汴京城墙哪能让其如此荒废呢？熟知汴京的人都知道，当时汴京有内外两层城墙。汴京作为都城自五代以来人口渐渐增多，后来扩展才有了外城的建筑。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都（汴京）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濠曰护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新城（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根据这一描写与图中的城楼与城墙比较，显然画的不是外城而应该是内城。内城因有外城，在军事防守上已作用不大了，所以便失去修理整治，才会任其低矮和杂木丛生。再根据画的城门与汴河及虹桥的关系来考虑。在内城东城墙汴河南岸，只有一座城门叫“东角子门”。离此最近的一座汴河大桥叫“上土桥”、再往下叫“下土桥”。这两座桥的形制与图中所画的“虹桥”一样，被当时人简称为“上桥”、“下桥”。在《清明上河图》卷后有“亡金诸遗老”之一的王磵题诗说：“两桥无日绝江舡”，并自注“东门二桥，俗谓之上桥、下桥。”他所说的“东门”即“东角子门”。可见《清明上河图》画的就是这里。但是“东角子门”这个名称听起来只是表明它的位置在东南城墙拐角处，就像北京东便门、西便门一样，只是为交通方便，不会有那么豪华的气派。不过内城东墙的曹门、宋门也是因交通之故而取的门名，曹门通曹州（今山东曹县），宋门则是通宋州（今河南商丘），然而这两座城门楼可是豪华壮丽。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考虑，不能因名称的原因，就说它不是画的东角子门，因为这座城门是从水路进内城的唯一城门，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进这座城门之后，“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十分疲乏的像士兵模样的人，也可能是从南方来这里报到，也可能是《东京梦华录》中所说的“防城库”。按其“东都外城”条说： “（外）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禦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 内城墙虽失修理而变矮小，但是护城河濠仍然完整保留，两岸的杨柳在春日阳光下欣欣向荣，因而是城内难得的一处休闲之所。那时城内的园林不是皇室的，就是达官贵人的，一般居民是享受不到的，这就难怪在这座城楼外的平桥两侧，挤满了看风景的人们。 城门口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人来人往十分密集，就在这密集的人群中，我们的画家把他的目光，特别关注到百万之众中的弱势群体之上，那就是残疾人和乞丐。在城门口的当路中间，有一个老人匍匐在地，他正在向过往行人乞讨。而过往行人呢，都在躲着他走，没有一个人肯掏出钱来施舍。画家还特别描绘了一个骑马的官人，他已走过了行乞者，只是回过头来看了看，而毫无停下来给点小钱的意思。另外在平桥的栏杆边，有两个乞儿正伸着手向看风景的人乞讨。其中两个人任凭小乞儿怎么哀求，只装没听见。另外两个也许怕乞儿破坏他们看风景的雅兴，似伸出手给一个较大的乞儿一文钱，打发他快走。作者通过这几个乞丐表现出人生百态，人物虽然很小，但通过形态语言，把人的内心世界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在整个《清明上河图》中，城门楼是一座最大的建筑物。它与虹桥不同，桥连接两岸交通，人物在桥面上活动，在视觉上它不会把画割裂；城楼则是庞然大物，其本身的目的是分割出城里与城外，这样很容易把人物活动分裂开来。画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构思上进行了巧妙的设计。他除了把城楼刻划地很精细，将树木向两边扩展，为了使观赏者的眼睛不游离出画面外，还特别安排了一支骆驼队伍正在走出城门，其首驼已探出了多半个身子快要出城，而尾驼仍留在城内。这种手法就像写意画一样，“意到笔不到”，“笔断意不断”。画家实际上只画了两匹半骆驼，而在观赏者脑海里，却是一支很壮大的骆驼队伍，并不因为城楼的遮掩而产生割断，而是人涌如潮，川流不息。 撰稿人：杨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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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入城以后又确实给人气象非凡的另一种感受。紧挨着的店铺，高大而装饰豪华，人物与货物的密集与堆积，与城外的疏朗、闲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在街北紧贴城墙的第一家，面阔三间。中间有一人坐在案前，旁边一人站立在向他说些什么。而门前堆积着一包又一包的货物，一人手持一板状物，另两人似是货主或运输者，对面者手护货物，背面者手点货物，都在和持板者说话。他们是在干什么呢，在作交易买卖吗？但是这家门面并不大，并没有柜台等设置，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税物所。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也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第二家内有三个人，手持弓箭，有的还在把弓拉开，但这似乎不是卖弓箭的铺子，因为在他们前面摆着一个个打着几道箍的大木桶，这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其挨着酒楼，可能是酒桶罢。 和虹桥南岸的一家脚店酒楼相比，显然这家叫“孙羊店”的“正店”要气派得多。一是门面装饰华丽，綵楼欢门不但大，而且缀满了绣球、花枝，还有像是鹅类家禽饰物的图像。底下有栅栏，三个地灯上写着“香醪”、“正店”，另一个因被柱子和人挡着，可视部分是一个“孙”字。欢门上斜挑的酒旗上写着“孙羊店”，大概是孙姓人家开的店；二是顾客盈门，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坐满了客人，桌上菜肴丰富。大门口还有新来的客人正往里走，可见生意火爆；三是店后空地上码放着五层覆扣的大瓦缸，可见这家酒店是允许自酿酒的，大瓦缸应为储酒器或酿酒工具，由此可想见店后是个酿酒作坊。《东京梦华录》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其中最有名的叫“白礬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张择端画的这一家“孙羊店”，应是七十二家之一吧。这些京中酒楼除了商贾和中下层官吏之外，也同时接待宫中的达官贵人。宋人刘子翚曾有诗曰：“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礬楼。”张择端将孙羊店不但描绘得精细，而且摆在突出的位置，可以说是抓住东京当日繁华奢丽的闪亮点，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 在孙羊店的门前，有辆驴车在装卸货物，有肩挑的小贩在兜揽生意，有卖点心食品的摊贩在接待顾客……煞是热闹。这一条街的南面店铺因背对观者，使我们看不到其门市的状况。但是画家把南街店铺压得稍低一些，是为了突出街上行人和一些平常不被注意的生意。如一进城的城墙根，有一个十分简陋的支架，一位理发师在那里设摊，正给一个顾客修面，十分生动传神。在他们的对面，有一个人正在向摊主购买什么，另一个头顶砧板，手提支架，在寻找地点准备设摊。从砧板上食物的形状和白布盖看，可能是切糕或其它糕点之属。这些生活场景，直到现在我们还能见到，看起来有一种亲切之感。 沿着孙羊店往西是一个十字路口，这里的热闹程度与城外的十字路口大不一样，一是四角店铺所经营的货物要高等些，另是从街上的行人衣着打扮来看也要高一层次。 东北拐角处，紧靠着孙羊店的是一家肉铺，檐下挂一条幌子，上书“……斤六十口”。店内有一人在操刀，大概是伙计，另一人则坐在门首板凳上，身体肥胖，应是老板。这个人的样子使我们想起《水浒传》里的“镇南关郑屠夫”。在这家门口围着一大堆人，在听一个大胡子在讲说什么，可能是在说书。北宋以来，娱乐业非常兴盛。有杂剧、唱曲、杂耍、傀儡（木偶）、舞蹈、讲史、小说等等，而且有许多名角，相当于今天的“明星”。宋代传奇白话小说的流行，完全在这里感受得到。从这家肉铺转过去，是一家医院，招牌上写着“杨大夫□□□”，“杨家应症□□”，说明是一杨姓医生开的店。门口有人牵着小孩来看病。再远处是一家绸缎铺，横招牌写“王家罗明匹帛铺”，竖牌上书“□□罗锦匹帛铺”。街的对角是家香铺，招牌上写着“刘家上色沉檀栋香”。在它的南面拐角处，是一个大摊点，货柜上堆满了一盒一盒的东西，围满了选购者。究竟是什么货？从货柜上打开的小漆盒来看，似乎是糕点之属，就像今天兜售的中秋月饼一样。 十字街东南角的店铺，可以看到两块招牌。其一为“李家输卖上……”，可惜下半部被遮挡住了，不知其经营什么。有一个有“上”字，那一定是“上色”或“上等”，表示他的货物是最好的。另一块写着“久住王员外家”，是一家旅店。“久住”，含有“老店”、“老字号”之义，是宣传“诚信”、“可靠”以招揽顾客。这家旅店也不小，有着两层楼，透过窗户可看见里面已住了人，他独占一间房，墙上还挂着书法艺术品，是不是进京赶考的士人呢？旅店门口兼买“香饮子”，而一辆双驴拉套的平板大车正从门口经过，大车上装着两只大木桶，它的行进方向好像是朝着孙羊店去的。孙羊店一侧也有同样的大木桶，后院又有酿酒的大瓦缸，那么这辆车就是去运酒的，而那三个玩弓的大汉，就是专门的搬运工人。那么大的一桶酒，至少也有百八十斤。 十字街的西南角，面西的一家门口挑出一个“解”字招牌，专家们研究是一家当铺。它的北面有一个竹棚，有许多人围坐着在听一个老人说书，好像在与对角孙羊店的说书唱对台戏。不过当时说书的内容很多，有讲史的，有说佛经的，有讲公案的，还有讲志怪的，各有专长。 十字街头的行人，除了小贩、挑夫、推车赶驴的之外，还有一些身着长袍、头戴幞头的士大夫阶层人物。有的骑着马护送家眷，轿中的妇女也忍不住掀开轿帘看看街市的热闹。而最引人注目的有一个僧人和两个士子模样的人走在十字路口的最中心，身后还跟着书童。当时三教合流，高僧与士大夫们有很好的关系，和尚们也作诗，用诗来阐发佛义；士子们则爱谈禅，成为一种时尚。有名的僧人佛印与苏轼、苏辙兄弟经常在一起颂诗谈禅为乐，成为文坛佳话，传颂四方。这里画的也是一个和尚和两个士人，使观者很自然地联想起苏氏兄弟和佛印来。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行脚僧人，他身上背着一个竹篓，内装经书和手杖。竹篓的手把向后弯曲，扣着一顶竹笠，背上后可以遮阳避雨。这一身装扮，很像是按照敦煌壁画里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张择端不可能看到敦煌壁画，那只能说明从唐代到北宋，行脚僧的装束没有多大改变。从这个和尚的装束 ，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从一个窗口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境界。说明当时的汴京，不只是四方商贾、士人云集的地方，也是四方高僧的集中地。北宋时代，汴京的寺院也很有名气，往往由皇帝直接下诏将地方上的高僧请来当住持。所画的和尚虽然只有三名，但却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事实。 从十字街口往西去的街道，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眼水井。有三个挑夫在那里取水，一个左手提绳，右手正把吊桶往井中扣，另一个则在摆动绳索擓水。他们两人都把扁担挂在柳树枝杈上，第三个则刚到，正在放下水桶。三个人三个不同的姿势和动作，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啊！这么大的一个京城，有上百万的人口，饮水和用水不是一个大问题吗？当时的水井所取的都是地表层渗透水，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水井用短墙围了起来，井台用砖砌，没有安装辘轳，说明不太深。汴京靠近黄河，浅层土壤含沙量大，地下渗透水是丰富的，但是一遇干旱年，黄河缺水，水井也容易枯竭。所以宋代为了保障宫廷和官府的用水，对水井的开凿是控制的，因而近在天子脚下，遇到旱灾却有渴死人的现象。后来才允许再多挖一些民用水井。所以水井是一种民用公共设施，一眼井要管一片地方。张择端忙里偷闲，在这个地方画上一眼水井，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到当时城市人的生活。 紧靠水井是又一家医院，门面上招牌写着“赵太丞家”。这一家医院与“杨家应症”不同，一是它可能带有专科，因为在室内前来看病的是两位妇女并抱着婴儿，可能专门是看妇科和儿科的病院；另外是看病与卖药兼营，不但卖按配方的抓药，而且还卖成药。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门面里有柜台。柜台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了字，可能就是药单罢。另外有一长方形物，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珠算盘，可惜画得太小，不能明确它就是，否则我们可把珠算的发明与应用推早到北宋时代。还有门外竖着的几块大广告牌，可以看得清全文的只有一块，上面写着“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这就是成药。前面我们看那么豪华的“正店”和“脚店”顾客盈门，可见当时喝酒的风气，受酒伤的人也一定不少。这牌子竖在路口，固然为了做生意，但在画中，则是要我们回顾一下所走过的路。 赵太丞家的隔壁是一所深宅大院。前厅竹帘高高卷起，可以看到室内高大的屏风，屏前正中放一把大围椅，这气势就不是普通百姓住的。大门也不一般，檐下有斗拱。门柜门板都用红漆油饰，门板上有辅首。门槛很高，可以拆卸，打开时可以将门槛卸下，关着时则可以安上，从石质门墩上所刻出的凹槽，就可以看出它的结构。门的一侧有围墙，用石灰粉刷。墙外有护栏，可知围墙下有沟渠。有人正在走入大门，但是在向右拐，因为在这有一堵砖砌的墙屏，也是白灰粉刷，墙屏前有石案。这一设置是为了使过路行人不能直接看到院内。门口外有三名门卫看守。在这所院子里虽然没有看到人物，但可以想象不是普通百姓居住的，应该是某个京官的府第。在京城，除了皇室宫殿居室之外，宰相及其它文武百官都有府第，都散居于城内各条街巷。这一点张择端一定是注意到了。画一所官僚府第只是点缀风景。但是从这所宅院一侧紧邻着商店，又是在偏城东南一隅的街道，当然不太会是有权势的大官僚，但也非下层府吏，应当属中、上层官员。 在这所宅院的门口，张择端安排了一小细节，看似平常却大有用意，令人深思，即一个人在问路。这个人右手提着食盒，肩上背着一个大包袱，一看他的这身打扮，就知道是个外地人，或者是乡下人，或许他是到汴京来投亲访友的。在这繁华热闹、纵横交错的街市中迷失了方向。看到这家门卫比较悠闲，肯定是当地人，就上前去打听。门卫们倒是很热心，一边告诉他，一边用手指着方向。问路人便扭转头看着他要去寻找的地方。可是当我们也顺着他转头的方向望去时，只见两侧街树相合，朦胧一片，画卷却在这里突然而止。 我想这个细节安排是张择端弄的狡狯。因为一路来我们游览东京，都看得很过瘾，正想继续往下看时，却嘎然而止了。从问路人那里，我们可以想象，前面的街市还要繁华热闹，路线也还要复杂，究竟是个什么样，只有观赏者自己去想象了。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是想看的东西，越不让你看，就越叫你放不下，越是去想它。所以《清明上河图》叫你过目难忘，留下一点遗憾和不满足，才具有更大的魅力。 有许多人怀疑《清明上河图》不完整，是被人从中割去了很长一段。于是从明、清时代起，就有许多仿本接着往下画，一直画到出西城，画到西城外的金明池，完整则是完整了，可是什么都看完了，还有什么想头？ 撰稿人：杨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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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上的《红楼梦》备受中外学者欣赏与研究，向来有“红学”这样的专门学科。中国绘画史上的《清明上河图》媲美《红楼梦》，以历代的传、仿本及近世学术专著份量，自可成为“清明学”。如今，将此图界定为“风俗画”，更象征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绘画分类之重要性。本论文研究“清明学”成立时所牵涉到的相关议题。 风俗画一词在西方自有源流，最为人知者如17世纪荷兰画派之风俗画(genre painting)。在中国，以社会生活习俗为题材的人物画最晚在汉代即已出现，如辽阳、望都等地墓室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发现。 文字记载上，早在唐代“风俗”一词即已用于形容画之内容，如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韩滉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宣和画谱》着录韩滉的《田家风俗图》，其它类似风俗画者有《田家移居图》、《村社图》、《丰稔图》、《村社醉归图》、《村童戏蚁》、《集社斗牛图》等，皆与农居习俗有关。至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描绘市肆与城市生活类型之风俗画应运而生。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是学者所乐道之主题。 北京故宫所藏之《清明上河图》当是此历史背景下之产物。但中国传统绘画分科中，并无所谓“风俗画”一科。以《宣和画谱》为例，北宋末皇室分科标准的十门以“道释”“人物”居首，其余七门中仅“番族”在选材上或可反映风俗。就此而言，“风俗画”之自立一门，盖导源于二因素：社会主义艺术美学注视市井农乡题材；借西方风俗画概念以广中国画研究的视野。 《清明上河图》自20世纪50年代再度现身后，中外学术界与一般大众对其熟悉程度远超过其它任何中国古画。近年来，在跨领域研究风潮催促下，其它学科门类的学者亦共襄盛举。我们对《清明上河图》的认识越来越深，然而，附带引起的林林总总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且莫衷一是--大则有“真伪辨”（众多传本中哪一本为真）、“汴京之辨”（开封说与非开封说）、“清明辨”（清明为时序、节气与清明盛世说）、“成画时间辨”（仁宗、徽宗、南宋与金说）；小则有画中“春秋辩”、“东京部位辨（所绘实际位置）”、“饮子、饺子辨”和“动机辨（附带有成画时间的问题）”等等。这些虽为20世纪炒红的议题，潜在的因素是关于画之可靠文献阙如，导致历来评家各以管窥，引经据典，所得结果之差异，显示出目前美术史自身及跨领域研究间的鸿沟，衍成瞎子摸象，各执真理的现象。 20及21世纪学界所面临与提出的问题，早于古代的题跋与评论中已提出，现代学者加以演绎，而有今之“清明学”。本文将藉此讨论会对这些现象一一解析，期盼吾辈能在解决《清明上河图》问题时，同时了解立论所在及可求与不可求的解答。 注①：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歌舞、狩猎之景，应可视为表现生活风俗之先例。 （作者现任美国康乃尔大学艺术史系） 撰稿人：潘安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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