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务印书馆的公民教科书为例 一 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罗马共和时代，到16世纪，公民教育在欧洲随国家思想而勃兴。[1]“由国家大规模的担承近代意义的公民训练的学校之设施”则始于19世纪。[2]从那时起，公民教育不仅成为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目标。 何谓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要达成什么目标？1924年，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 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之习惯。[3] 1927年，陈筑山概括了公民教育的三个目的： 一、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就文化程度而言，失学的成人与青年在三万万以上，在民智竞争的世界，面对教育普及的文明国家将何以立国？“故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实应今日国家的根本要求而立。” 二、中国人讲私情、谋私利、逞私见、好私斗，重私德，轻公德，“处今日公共生活很发达很复杂的社会，表现这样的社会性的弱点，非从根本上训练国民的公共精神、团体道德不可。故公民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实为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病症而立。” 三、“中国人民向来对于国事极为冷淡，缺乏政治的常识，国自国，民自民，两者似乎全不相关，今日已入于共和政治的途径，非培养民众的政治道德知识和技能，则民国何以能保持存在图谋发达？故公民教育的第三个目的，特为巩固中华民国的根本而立。”[4]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无论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还是留在国内的张元济、严复、蔡元培这些人，无论是办刊、办学，还是翻译、出版，他们的基本共识，都是要开启民智。开民智乃是为了造就一代新民，正是借助梁启超、严复的笔，“国民”、“权利”、“义务”、“平等”、“自由”、“自治”等词汇相继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通过普及最广的教科书将这些思想播洒在幼小者的心中，这是百年中国转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是公民教育在中国的萌芽期。 到民国早年，公民课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创办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终刊于1948年，三十年间先后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就有80来篇，或是翻译，或是学理研讨，或是操作设计。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 然而，在以往的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搅动时代风云的思潮，那些一言而为天下法、享有大名的思想家、知识分子身上，对涓涓细流、润物无声的公民教育，尤其那些没有什么高深见解、旨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断裂和遮蔽造成的。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晚清以来的修身到民国的公民教科书为例，结合《教育杂志》的讨论文章，观察20世纪前半叶公民教育在这块古老大陆走过的路程。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教育杂志》也曾是影响巨大的教育期刊，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大致上看清公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在萌芽、兴起、衰微的演变轨迹。 二 确切地说，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1912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但此时“公民”还是与“道德”捆绑在一起，没有取得自身独立的地位。严格地说，“公民道德教育”还不是普遍意义上“公民教育”，而只是新的“修身教育”，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 晚清新学初兴之时，承接长期传统儒家教育，因修身的需要而设立修身课，商务印书馆1904年编辑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就是一个典范，初小10册为张元济所编，高小4册为高梦旦所编，中学5册为蔡元培所编，都署名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三人校订。 1896年出生在贵州盘县的张道藩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读过蔡元培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这一本书和我以前所读旧书，以及我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我一生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5] 其实，蔡元培编的修身教科书已经依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在“国家”一章大谈“人之权利，本无差等”，“国家者，非一人之国家”，还专门有“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低，官员、医生、教师都要有职业道德。鼓励学生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等。这已经超出单纯的私德层面，更多的立足于公德，或者说开始强调公民修养，这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所没有的。 初小的修身教科书共10册，每册20课，200课中没涉及一个“君”字，300个故事没有涉及一个“忠”字，大体上提倡宽容、公平、进取、尚武、信实这些价值，其中有三课“守法”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第八册19、20课讲“国民”。高小的4册，都是采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的事实，并附了现代的伦理。可以说，这些修身课本已具有某些公民教育雏形，虽然还拖着一缕道德教育的影子。有些研究者简单断定那时的修身课只是臣民教育，也许是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些教科书。 民国的创立不仅是革命党人多年奔走、发难的结果，也与长期以来开启民智的努力分不开，可以说多方合力，最终水到渠成。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与过去的“修身”课已有了很大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已呼之欲出。由沈颐、包公毅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共6册，书前印有编辑大意： 自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今日之首宜注重者尤汲汲于民德之增进。盖国者，集人民而成，人人品行正、风俗美、道德知识日益进步，则国之强盛又奚待言。本编所述务取国民教育之本旨，为养成伟大国民之基。修身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故所取教材，不尚高远，期于道德上之普通常识，完全养成即为教育家应尽之责。 第一册有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等课，其中“自助”一课说：“西谚云：‘天助自助者’。……英国人民，最富自助之精神，人人具勤勉奋励之心，而国家亦食其福。专制国之所以腐败者，以人民受其压制，失自助之精神耳。今日国体共和，无复有恶政府之压制，凡吾国民，尤当知自助之必要也。” 第二册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课。这是《自由》一课：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第六册有宽容、博爱、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国民等课，《人权》一课说：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 《中华国民》： 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国势隆替，系于政治。政治良楛，系于风俗。风俗美恶，系于人民之德性。故人民对于国家，必修德淑性，以自尽其国民之分。 所谓修德淑性者，恭俭持躬，朴勤处事，入则孝弟，出则忠信，重人道，谋公益，遵奉国宪，惠爱群伦，平时则振起工商，促进文化，战时则踊跃赴难，发扬国威。 格言：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至于“尚武”在晚清就已提出，盛行于1906年日俄战争前后的军国民思想，即包含了某些公民教育的因素，并不是民国才开始出现的新概念，《新修身》第二册有“义勇果敢”，第五册有“尚勇”，第六册有“义勇”、“武勇”。 1912年6月初版，1917年6月已出到218版的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八册有“守法律”、“服兵役”、“纳税”、“教育”、“选举”、“平等”、“自由”、“好国民”、“尊重名誉”等课文，其中第十一课是《选举》： 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 国会之外，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以议一地方之事。 议员代议政治，关系甚巨，故选举议员者，及被选举为议员者，皆宜慎重从事也。 第十六课是《平等》： 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 ……故一国之民，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为军人，或为农工商贾，各就其性质所宜，任择一业，以自尽其天职。初无贵贱之分也。 第十七课《自由》解释，“所谓自由者，即天赋之人权是耳。凡人之身体财产名誉信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营业家宅书信等，苟非依法律，皆不得干涉其自由。此人民固有之权利也。”并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 第十八课《好国民》： 集众民而成国，一国之兴衰治乱，视其国民之品行能力。故修身善行为爱国之本务。 对己则修德、力学……对社会，则敬老慈幼、救贫济困……对国则纳税守法，卫国爱众。如此诚为好国民也。 这些内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自由、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包括选举等等，都涵盖于其中了。 在“新修身教科书”之外，那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承担着某些公民教育的责任。1912年4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在《编辑大意》第一条就提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第五条，“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国耻等，俱择要编入。”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也标揭编辑这套书的用意是：“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第四册有一篇课文《民主国》： “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由人民公举贤能，治理国家大事，谓之民主国。” 第八册53课是《法律》，“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故国民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不可不谨守之也。” 另有《司法》、《行政》、《选举权》等课，第56课《待外国人之道》说，“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编辑大意》比初小更为具体：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 连国民的参政能力都纳入编辑目标之中，这比“新修身”还要进了一步。难怪1912年6月初版的这个版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国体与政体》：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以如此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初入高小的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立宪的区别，这是政治常识的启蒙，一种典型的公民教育。 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 法儒孟德斯鸠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盖人民各以己意投票选举，以议一国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选定议员若官吏，则委以治理之权，而服从其下，故曰人人皆治于人。 昔者各国政体，多为君主专制。一国政权，恒握于少数人之手。又无法律裁制之。故及其弊也，万机丛脞而不能理，刑戮残酷而不能止。此尊重自由之民族，所不甘久蛰伏者也。反其道以行之，而共和政体成立矣。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第二课《民国成立始末》叙述民国诞生的历史，另有介绍华盛顿、卢梭等异国领袖和思想家的课文。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海内外，印刷版次就超过2560次，包括新修身在内的教科书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有各种原因，恐怕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到1915年下半年，袁氏称帝前夕，共和国教科书已不能使用，11月26日张元济写给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信中说：“敝处先将‘共和’书更名‘普通’，以为过渡时代之用，已送部复核[照审查图书规程令]”。 虽然做为过渡用的“普通”教科书删去了共和国教科书中“平等”、“自由”等内容，但此前四、五年间，共和观念、公民常识已抵达全国学龄儿童的心中，影响之深远，超过了那些议论高深的道德文章。 三 孙中山痛感国人如一盘散沙，连开会、动议、附议、表决都不会，亲手编写了《会议通则》（以后改名《民权初步》），191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在自序中说，“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也就是要教人学习做公民。如果论影响，孙中山的《民权初步》还抵不上那些公民教科书。就在这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一册，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教育部于1916年10月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有《修身要旨》，提出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分五章、十五节，对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1919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有人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于国家实非浅鲜。”办法分两种：（一）宜编订公民教本，专为中小学校教授公民科之资料；（二）宜编订公民常识表解，专为通俗演讲之资料。议案获得通过，联合会函请各省区教育会，搜集公民常识资料，分门编订。[6] 1921年出版的新法教科书专为改制后的小学高年级使用，杨贤江编、王云五、朱经农校的《新法公民教科书》2册与计志中编的《新法修身教科书》并行。1922年12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也就是这次学制改革，正式取消了“修身”，初小改为“社会”，高小起改为“公民”。1924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波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可称为公民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教科书也不例外。 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标准起草委员会编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于公民科规定很细致： （1）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包括家庭及其组织、学校生活、同业组合、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个人的习惯、维持社会组织的原则。 （2）宪政原则，包括国家的性质、政治组织、代议制度、政府组织、人民权利义务、法律、公共治安。 （3）中华民国的组织，包括中华民国的起源、民国政府的组织、地方政府的组织、国宪与省宪。 （4）经济问题，包括生产原则、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消费和财政。 （5）社会问题，包括教育、职业、卫生、劳动问题、禁烟禁酒问题。 （6）国际关系，包括对外关系、国防、外交、国际关系的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国际组织。[7] “新学制教科书”由1924年5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从内容到名称，修身课完成了到公民课的全面转型，公民教育的地位正式确立，“修身”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修身科所强调的“德性”培养，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8] |
来源: 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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