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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流行音乐80年:千千阕歌(组图)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9-22 16:58
标题: 中国流行音乐80年:千千阕歌(组图)

路在自己脚下中国流行音乐80年:千千阕歌(组图)

2007年10月19日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发达的商业文化大背景下产生了走在世界前沿的中国流行音乐。那流传于灯红酒绿之所、风靡于大街小巷的“时代曲”，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曲曲弯弯、磕磕碰碰地重现在这片大地上，只是依附于“港台”的外衣之下。

世纪末的最后20年，两岸三地共同创造了华语原创音乐的繁荣景象，不管是“光辉岁月”的Beyond、“青春舞曲”的罗大佑、“北京一夜”的陈升，还是“一无所有”的崔健，都记录下了那些“闪亮的日子”，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音迹……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码下载的形式对唱片业带来冲击，“选秀”式的快餐音乐也使流行音乐陷入“唯商业论”的泥沼。有人怀旧，有人愤慨。80岁的中国流行音乐，路还在自己的脚下。

黎锦晖和中国流行歌曲

当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风飘进大陆，新一代年轻人以为流行歌曲来自港台。他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末，黎锦晖就开创了中国的爵士时代。“黎派音乐”造就了三四十年代老歌的花样年华和电影流行音乐的世纪辉煌。

黎锦晖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陌生的，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他却是中国流行乐坛最红的名字，几乎人人都听过他写的歌。

中国流行歌曲发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洋杂处的上海，一般来说，黎锦晖在1927年创作的《毛毛雨》(实际由黎明晖演唱、录制成唱片则在1929年)被视为中国本土诞生的第一首流行歌曲，距今已整整80年。

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黎锦晖这个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却被当作是“黄色歌曲鼻祖”，而《毛毛雨》也成了“黄色歌曲”的代表。直到黎锦晖1967年在又怕又冷又病的情形下去世，“黄色歌曲”的标记仍如影随形跟着他。还好，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对待这位“平民音乐家”，黎家人也可以自豪地喊出：“他就是中国流行歌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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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雨》的诞生

在创作流行歌曲之前，黎锦晖已经创作了多个儿童歌舞剧。他的音乐创作是从儿童歌曲开始的，那首至今广为流传的“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就是黎锦晖最早谱写的儿歌。应该说这是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影响的产物，那时黎锦晖在北大旁听，参加了北大音乐研究会。当时有人把《孔子歌》配上日本国歌的旋律，让全国小学生唱，李叔同等人搞的一些学堂乐歌，曲调也都来自外国，蔡元培曾鼓励黎锦晖创作新歌。

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是受到兄长、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影响，黎锦晖早年积极参加国语统一运动。为了推进国语运动，他编写小学国语课本，而“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的理念使他进入儿童歌曲创作的领域。1921年，黎锦晖创作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至1927年，他总共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表演歌曲。与此同时，他还主编创办了儿童文艺刊物《小朋友》，这是中国现当代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期刊，他的大部分儿童音乐作品，都首先在《小朋友》上发表，《小朋友》与他的儿童歌曲一样流传甚广，连边远农村的孩子们都会唱。

“20年代初，他担任国语专修科学校校长，组织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演出儿童歌舞，目的就是推广国语。”黎锦晖的小儿子黎泽荣介绍说。“这些歌曲影响非常大，以后的作家、国家领导人，很多小时候都唱过这些歌。比如陈毅同志在部队里，就对我们的一个亲属说：‘你伯父的这些儿童歌我们从小都会唱。’”

西风东渐，当时的上海已露商业文明的端倪，但是却没有本土的现代流行音乐，街坊流传的还是一些民间小调，包括《十八摸》、《打牙牌》等淫秽小调。这时黎锦晖试图通过完善原有的小调曲调，并填入白话新词，来丰富平民歌曲。

1927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新型的黎氏教学法使学员在短短三个月便可上台演出。“一开始很少人来报名，当时对歌舞表演有偏见，很多家长觉得这是培养‘戏子’的地方，所以只招了三十几个学生”，黎锦晖遗孀梁惠方说。“他请来了留洋回来的舞蹈教师、歌唱老师来教这些孩子们。那时最出名的就是他女儿黎明晖。”

黎锦晖办歌舞学校不收学费，还包食宿，把自己的稿费都拿了出来。后来办不下去了，一来是因为经济方面入不敷出，二来是因为北伐成功，他在学校挂出了青天白日旗，这在租界是不允许的。不得已他改办“美美女校”，后又成立了“中华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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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期间，他开始创作《毛毛雨》等几首成人流行歌曲，但还在团内流传，没有公开演出。随着“中华歌舞团”在南洋各地巡演，除了儿童歌舞剧、《总理纪念歌》外，黎明晖还演唱了《毛毛雨》、《落花流水》等6首“新型的爱情歌曲”。这些歌曲在国内印刷发行，两毛钱一个单行本，极为畅销。这是在都市歌舞升平的发达商业文化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流行歌曲，风靡于大街小巷，当时被称为“时代曲”。

1929年初，因经营不善，“中华歌舞团”在雅加达就地解散，黎锦晖、黎明晖父女流落南洋。为筹归国旅费，黎锦晖答应上海出版商，创作100首“家庭爱情歌曲”，以稿费来充路费。他就在新加坡绞尽脑汁写作这些流行歌曲，包括《桃花江》、《特别快车》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黎锦晖也一跃成为“流行歌曲”之王，一时洛阳纸贵。当时上海的百代、胜利、丽歌等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

在他之后，黎锦光、陈歌辛、陈蝶衣等一批词曲作家奏响了上海流行歌曲的时代之音，形成了中国流行歌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前繁荣。

几度“明月社”

除了是中国流行歌曲鼻祖之外，黎锦晖还是尝试商业化歌舞团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黎锦晖还在北京时，就成立了第一个以“明月”命名的乐队组织——“明月音乐会”。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活动，但“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的愿望和决心却从那时就开始了。

对于“明月”歌舞团体，黎锦晖是屡败屡办，孜孜以求。在“中华歌舞团”南洋解散之后，黎锦晖回到上海，重办“明月歌剧社”即明月社。1930年，明月社北上，在清华大学等北平各高校巡演，取得重大成功。随后明月社在华北、东北地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公演，黎派音乐真正红遍大江南北。在大连演出时，曾有日本东京戏剧界人士邀请他们去日本演出，但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黎锦晖婉言谢绝。

东北演出结束后，明月社再度陷入经营困境，负债累累。黎锦晖与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经理签约，为之灌录100张唱片，包括儿童歌舞剧和家庭爱情歌曲。此一百与之前的一百首歌，形成了“黎派”音乐的基础和核心。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9-22 17:00
为根本解决经营问题，专心创作，黎锦晖与联华影业公司合作，改明月社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流行音乐与畅销电影挂起钩来，明月社的很多明星也成了电影明星，比如黎明晖、黎丽丽、王人美等。黎锦晖的这个无奈之举，反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影歌双栖明星培养基地。1932年，联华影业停办歌舞班，黎锦晖再次打出“明月”旗号。这届明月社因时局变化和内部不和谐声音而迅速瓦解。1935年，黎锦晖还组织过第三届明月社，虽以新歌剧《桃花太子》28场演出博得头彩，却仍以负债关门为最后的结局。

学者孙继南认为，“黎锦晖是中国现代文化演出商业化的首创者。可惜他缺乏从商经验与意识，在商业性的演出中只想到演出效果及演员个人利益，忽略团体积累；他办学、组团，无条件地培养人才，却任其来去自由；甚至往后有人劝他与演员订立合同，他也以‘我不是商人’为由不予采纳。长此以往，虽然从明月社‘飞’出众多的‘金凤凰’，而在另一方面却注定了他个人在歌舞事业上屡遭失败的必然结局。”(《黎锦晖与黎派音乐》)

黎锦晖和中国流行歌曲“黎家班”确实培养了一大批著名歌星、影星。明月社成就了中国最早的歌舞“四大天王”黎丽丽、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后来1934年上海《大晚报》举办中国首届歌星大赛，前三名——白虹、周璇、汪曼杰——全部来自“黎家班”，可谓“歌台尽是黎天下”。

梁惠方说黎锦晖好为人起名，周璇、王人美、王人艺、黎丽丽等的艺名都是他给起的。“周璇原名周小红，1931年联华歌舞班招考演员，原明月社的钢琴师介绍贫穷的邻居周小红来参加，那时她才12岁，人瘦瘦小小，又黑，一点不起眼。黎锦晖觉得她是标准的江南妹子，音域虽然不宽，但嗓音很柔美，就把她收下了，跟着王人美学唱歌。后来她演唱《民族之光》时受到观众喝彩，黎锦晖高兴地对她说：小红，特别是那句‘与敌人周旋在沙场之上’唱得好。于是就让她改名周旋，后又给‘旋’字加了个‘玉’字旁，成了‘璇’。”

聂耳和批判之声

红男绿女、莺歌燕舞，一边是风靡和赞美，一边却是批评和禁演。

伴随着黎派音乐的成长，批评之声没有断过。一方面来自国民党教育部门，反对黎锦晖用淫秽小调重新填词，《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也因“黄色”几度遭禁；另一方面的反对意见来自留洋回国的“学院派”，包括萧友梅、贺绿汀、刘雪庵等人。有意思的是，虽然理论上“深恶痛绝”，但实践上他们自己也深受黎派“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影响而创作了《天涯歌女》、《四季歌》和《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流行歌曲，为三四十年代自上海刮起的流行音乐风推波助澜。

按照黎家人的猜测，黎锦晖越红越遭批的原因很有可能是黎锦晖名声过大而遭忌，那时候上海就是黎家班的天下，曾有出版社以“非黎锦晖作不印”为由拒绝出版其他词曲家的作品。黎锦晖自己就常在家里念叨：猪养壮了，该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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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方说，对于“黄色歌曲”的说法，黎锦晖是不以为然的。他觉得《妹妹我爱你》一开始是由小孩演唱的，是抱着娃娃对着娃娃唱的。而《桃花江》是流落南洋时写的，他说当时“每天傍晚我看到男男女女拿着吉他，在椰林里面唱歌跳舞，非常迷人，就想起家乡湖南的桃花江”。

当然，所有的批评都没有来自内部的批评那么振聋发聩。这里不得不提音乐家聂耳和黎锦晖之间的纠葛。聂耳也是联华歌舞班的学员，黎锦晖可以说是他的老师。“聂耳报考联华歌舞班时只有19岁，还不识五线谱，黎锦晖觉得他耳朵好，有天赋，就把他留下了，让他跟着王人艺学小提琴。聂耳要求跟黎锦晖学作曲，他是云南人，当时国语说不标准，黎锦晖说：‘要学作曲，先正音律’，建议他先学注音字母。聂耳很刻苦，做了很多注音字母的卡片放口袋里，每天都背，没几天就背熟了。他很有心，经常午后、晚上到黎锦晖家里，谈天谈音乐。”聂耳在黎家班共一年多时间，黎锦晖对他音乐基础和音乐风格的影响是勿容忽视的。一些专家认为，聂耳后来写的歌曲，包括国歌，都有黎派音乐的影子。

聂耳后来成为明月社的领导小组成员，1932年，外忧内患，国难当头，他化名“黑天使”公开发表文章批评黎锦晖和明月社歌舞——并非真刀实枪，“显了十几年的软功夫”。聂耳的反戈一击引起轩然大波，明月社内有人著文解释和责问，但黎锦晖并未正面回应。这件事当时以聂耳退出明月社而告终，但后来却对黎锦晖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使黎派音乐形成了被批判被排斥的基调，被左翼一直沿用到解放以后。

“传统中国文化历来就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其实，历史上亡人国者不是女人，更不是音乐。而是君主的所作所为。”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李锦秀撰文指出，“年轻的聂耳写文章反对黎的软性爱情歌曲。而黎以自己的独立自由的社会观、人生观、艺术观正常对待聂耳的对立。当时黎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把歌舞团办下去，团里的人怎样活下来。聂耳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难。市场，经济，艺术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由个人主观意志而转移。”

人们往往光看到、记得黎锦晖的爱情歌曲，其实他创作的歌曲种类很多，也有励志歌曲、爱国救亡歌曲。“九一八”发生后的一个月内，黎锦晖就在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上发表了《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和《向前进攻》3首救亡歌曲，后集成《爱国歌曲十首》由中华书局出版。联华歌舞班，也曾在1931年10月举办过声势浩大的“爱国歌舞表演”。当然节目内容还是未脱当时“娱乐不忘救国”的上海文艺界实际。他还编写过一本《俭德歌曲》，宣传勤俭的品德。

黎锦晖在1925年创作的《总理纪念歌》(纪念孙中山)是流传最为广泛的，“那时电台，早晨把这首歌作为开始曲，晚上播音完毕，又把它作为结束曲。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把它编入中小学音乐教材，至今在台湾，每当纪念孙中山时，还播放这首曲子，改名为《国父纪念歌》。”梁惠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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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香港拍摄了黎锦晖的同名歌曲电影《桃花江》，《葡萄仙子》和《特别快车》，在歌舞片《龙翔凤舞》中选用黎的歌曲《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使黎派音乐继续在香港流行。

其后，国语流行歌曲又唱到台湾，在《综艺》主持“流行歌曲黄金岁月”的张小燕开场白：从黎锦晖起，台湾流行歌曲有50年的历史。紫薇、蔡琴、邓丽君的出道，以及刘家昌一代的流行歌曲都是黎派音乐的传承。

当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风飘进大陆，新一代年轻人以为流行歌曲来自港台。他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末，黎锦晖就开创了中国的爵士时代。“黎派音乐”造就了三四十年代老歌的花样年华和电影流行音乐的世纪辉煌。

永远的邓丽君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不过我是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好——我今天虽然是个歌星，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把我所有的感情，所有的feeling，都用我的歌声表达出来了。内心的感受，不管是欢乐也好，寂寞也好，痛苦也好，我只是用歌声来表达的。”邓丽君如是说。

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尚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自己赴京绘制英文版《红楼梦》插图时的一件趣事：正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束缚着他的创作思路时，忽然来了一群老朋友，手里提着一个“黑匣子”，并与之共同欣赏起了一首首与当时外部环境极不相符的“靡靡之音”。“怎么样？好听吗？”面对朋友的询问，木讷的戴敦邦心有余悸地回答：“唉！好听是好听，就是听不懂。”“哥们哎！别假装正经啦！这是邓丽君，唱的是国语......”

正是这位“邓丽君”，逐渐冲破了这批经历“文革”的人们思想的围城。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9-22 17:02

也正是这个时候，邓丽君的歌声飘过了台湾海峡，在百废待兴的大陆迅速流行开来，吹皱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一只三洋盒式录音机成了当年青年男女最向往的“财富”；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如同当今的盗版片那样四处翻刻着，传播着，一发不可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众多酷似今天的“追星族”所喜爱的“明星卡”一般的卡片，唯一不同的是，印制粗劣的卡片上除了有着邓丽君永远不变的甜美笑容与温柔眼神外，还印着她那一首首脍炙人口作品的歌词：《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小城故事》......

远在海峡对岸的邓丽君也许并不知道在这片曾经只有红色革命歌曲和八个样板戏的土地上，她的歌正如同暗流一般汹涌地传播于大街小巷。此时，27岁刚获得台湾最高荣誉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的她正忙于筹备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唱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香港地区、东南亚、美国……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与歌声。

邓丽君是成功的。1953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一个军人家庭的她，从小就展现了独特的歌唱天赋。13岁那年，邓丽君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以一曲《采红菱》夺得冠军。第二年她就从中学休学，加盟宇宙唱片公司，当年9月推出第一张唱片，正式踏入歌坛。1981年，她的5张大碟在香港同时获得白金唱片奖，彻底征服香港歌坛。

1983年，邓丽君来到全球流行歌手的梦想之地——拉斯维加斯“恺撒皇宫”，并成为首位在此签约演唱的华人歌星。1984年，在亚洲流行乐的中心，也是众多华人歌手的败北之地——日本，邓丽君居然势如破竹，其专辑《偿还》甚至在日本唱片流行榜上停留了将近1年，彻底刷新了日本乐坛历史纪录。次年，她又以单曲《爱人》连续14周蝉联日本广播“点唱流行榜”冠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入选日本红白歌合战，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可以说，邓丽君是迄今为止华语歌坛最为成功、知名度最高的歌手。她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其独特的演唱天赋和完美技艺。邓丽君嗓音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甚至可以在没有鼻音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音色轻柔舒缓令人着迷。此外，邓丽君歌曲的歌词也很有中国味道，堪称雅俗共赏，加之她极为清晰的中文咬字，便愈加显得旋律优美，琅琅上口，永远给人一种甜甜的、纯纯的感觉，透着一种浅斟低唱的美妙境界。

在那个物质匮乏情感封闭的年代，这种婉转的浅轻之唱悄然慰藉了无数渴望滋润的人心。当时，国内到处充斥的是政治宣言式的歌词，加之高亢激昂的歌声，让人怎么听都觉得相隔甚远。而邓丽君此时的出现，可谓恰到好处。她的歌声甜美圆润，轻声细语，似在耳边呢喃，“七分甜、三分泪”的音质特征绝佳地展现了女子娇柔细腻的情感。她的外形也十分符合传统中国女性婉约温柔的特质，清澈的眼睛、乌黑的长发，传递出浓郁的古典美，与其歌曲相得益彰。同时，她的歌曲曲调简单纯粹，几乎每个听过的人都会哼唱，并且一唱就会，易于流行。对于年轻人，这是一种他们没有听过的完全不同于既定认知的流行歌曲，对于上一辈人，邓丽君演唱了很多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让他们有“久别重逢”之感。所以，她的歌就如此毫无征兆地又如此自然地流行起来，并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然而，邓丽君的歌曲真正从地下走到公开化却有着漫长的过程。她的歌曲一度被认为传递着颓废、没落、情爱等不良情绪，具有“资产阶级情调”，会腐化广大青年的思想，因而被斥之为“靡靡之音”，大加禁止。甚至还出现了将邓丽君的磁带与裸体扑克牌等进行统一查收的行为。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9-22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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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9-22 17:05
流行音乐难流行——透视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 http://fun.china.com　 2006-09-14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４日电（记者邬焕庆、胡锦武、万一）１９８６年，流行音乐的记忆如此刻录：
４月至５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首次分唱法进行比赛，并历史性地把通俗唱法列入其中；５月９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百名歌星齐唱《让世界充满爱》，崔健演唱了他的新作《一无所有》，歌曲结束时，被震撼的观众起立鼓掌……    因为首次被“正名”，因为首次集体有意识亮相，因为《一无所有》的点燃，这一年，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及摇滚乐的“元年”，中国流行音乐开始了流行。
  然而，２０年后，中国流行音乐已经远离音乐的单纯和原创性记载、思索、传诵、流转，在一个本该值得纪念的年份，却面临“无处流行”的尴尬。
原创的衰竭
“无处流行”，是因为原创的衰竭。    如果说１９８６年是流行音乐兴起的一年，那么１９８７年就是走向繁荣的一年：《血染的风采》《思念》《绿叶对根的情意》《信天游》《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等，全是本土味浓厚的原创歌曲，它们一唱即红并迅速流行。
   但是，在经历了内地音乐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井喷式的创作高峰后，１９９０年后的流行乐坛却忽然陷入“原创荒”，除了李海鹰还算丰产，拿出了《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较受欢迎的原创歌曲外，其他人的作品似乎突然和流行“绝缘”，尤其是在１９９７年春节晚会的《相约９８》之后，每年流行的原创歌曲凋零到只有寥寥几首，如《好汉歌》《祝你平安》《暗香》等。
“如今流行乐坛的最大问题，就是被大家喜爱而传唱的好歌太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两只蝴蝶》这样的歌在怪异流行也就不奇怪了。”流行文化研究者左保华说，“在失去了原创的健康血液，流行音乐不死气沉沉才是不正常的，这也就导致了港台歌曲的再次全面占领流行市场以及翻唱风的泛滥，２０年前的光辉岁月反而更衬托出如今的暗淡。”
对此，台湾乐坛资深创作人李宗盛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歌手很多，好歌却太少，希望音乐人能够回归音乐本身，也就是核心意义上的创作。他说，“创作人应该是流行音乐的灵魂，而现在乐坛很多公司却只知道搞造星运动，而忽略了创作”。
歌者的颓丧
  “无处流行”，还缘于歌者的颓丧。
２０年前的北京工人体育馆，百名歌星虽然衣着暗淡甚至土气，但人们从他们身上感觉到的是一种音乐的简单，人们更没有从崔健一高一低的裤腿上看到“颓丧”或者“堕落”，反而觉得那是别样的可爱。一切，都是因为歌者纯真地为音乐而奔放，用真嗓子为大家歌唱，唱着新鲜的、有内容的好歌。
  在那个年代，流行歌手还没有自大到“５０万元唱一首歌”，也没有自恋到用“假唱”来蒙蔽听众，他们实实在在地练歌、真唱，他们用积极和真实推动着流行。    “１９９６年爆出的毛阿敏偷税事件是个分水岭。”左保华说，“这个事件第一次大幅度动摇了人们对内地流行歌手的信心。而这之后，一些受人们欢迎的歌手五花八门的丑闻，使流行歌手几乎成为‘铜臭’‘颓废’的代名词”。
而单纯从音乐的角度，内地歌手也在颓丧。资深音乐人金兆钧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认为歌手的整体素质在退化，“２０年前，像那英、毛阿敏等歌手都是拼实力的，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过于注重包装的录音歌手猛增，很多录音歌手、偶像歌手唱不好现场，走调的情况时有发生，综合素质有所欠缺。”
有人说中国流行乐坛从音乐本身上看距离世界越来越远，但是在一些绯闻、丑闻上却已完全和“世界接轨”，假唱、抄袭、评奖交易更是在国际乐坛“独领风骚”。
  “２００５年也有场百名歌星纪念演唱会，但怎么看都是一场拼盘商演而已。人还是原来的一些人，但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气魄和力量感，更别说推出来像《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好歌了。”左保华说，“歌者如此，何谈流行？”
市场的萎缩
  “无处流行”，造成流行歌曲市场的萎缩。
２０年前，中国流行音乐因为歌曲的原创、歌手的认真而随后带来了一片市场的繁荣。
１９８７年，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磁带形式出版，红遍全国，一时间一带难求。
  １９８９年，孙国庆唱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歌《篱笆墙的影子》，被录制成磁带在全国发行，其发行量多达两千万盒之多，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带之最。
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６年，或“走穴”或正式的内地明星歌手大小演唱会平均每年达到近百场，覆盖全国，场面火暴。
１９９６年，中国流行音乐十年成就演唱会，一张门票被炒到当时令人震惊的８００元，几乎爆棚……    但２０年后，除了海外的一些著名歌手还能偶尔引起轰动和追捧外，内地歌手的现场演出还有多少人去听？还有几个人有兴趣办当年那样的演唱会？音乐人许晓峰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去年全国现场演出收入仅有１亿元左右。这说明，中国流行音乐成了一个仅靠唱片公司一条腿走路的‘瘸子’。”
有评论者指出，２０年的日子虽然不算长，但就中国流行音乐来说，该走的路、该过的坎都一个不落地经历过了。盗版、非法网络下载、商业秩序混乱以及版权不明问题让中国流行音乐一步步跌入谷底，从唱片公司到歌手到整个市场都疲软下来，大家都在苦熬，都在苦苦思索对策。
更有人对当前网络歌曲的风靡提出了担忧，认为这暴露出中国流行音乐体质薄弱的现状：在发达的欧美音乐界，网络歌曲没有形成潮流，就是因为音乐创作与生产都有着比较科学完善的规则体系，不成熟和稚气的音乐很难找到市场，而这却正是中国网络歌曲的最大特点。
而过去的２００５年似乎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转折点，不过这个转折点最突出的表现却似乎和人们传统概念的流行音乐无关：以手机彩铃为代表的数字音乐在流行音乐产业中迅速崛起，几乎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同时把无线增值市场看成了未来流行音乐最大的一个赢利点。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装作这肩上已没有长脑袋，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这是崔健新歌《从头再来》的歌词。但是，中国流行音乐，在没有走出原创衰竭、歌者颓丧和市场萎缩之前，该如何从头再来？（完）
新华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9-22 17:07

流行音乐难流行透视中国流行音乐现状

http://www.dahe.cn 2006-09-15

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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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流行音乐的记忆如此刻录：　　４月，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历史性地把通俗唱法列入其中；５月，在北京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百名歌星齐唱《让世界充满爱》，崔健演唱了他的新作《一无所有》，歌曲结束时，被震撼的观众起立鼓掌……
　　这一年，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及摇滚乐的“元年”，中国流行音乐开始了流行。
　　然而，２０年后，中国流行音乐已经远离音乐的单纯和原创性记载、思索、传诵、流转，在一个本该值得纪念的年份，却面临“无处流行”的尴尬。
　　原创的衰竭
　　“无处流行”，是因为原创的衰竭。
　　１９８７年是流行音乐走向繁荣的一年：《血染的风采》《思念》《绿叶对根的情意》《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等，全是本土味浓厚的原创歌曲，它们一唱即红并迅速流行。
　　但是，在经历了内地音乐人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井喷式的创作高峰后，１９９０年后的流行乐坛却忽然陷入“原创荒”，除了李海鹰还算丰产，拿出了《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较受欢迎的原创歌曲外，其他人的作品似乎突然和流行“绝缘”，每年流行的原创歌曲凋零到只有寥寥几首。
　　“如今流行乐坛的最大问题，就是被大家喜爱而传唱的好歌太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两只蝴蝶》这样的歌在怪异流行也就不奇怪了。”流行文化研究者左保华说。
　　对此，台湾乐坛资深创作人李宗盛直言不讳地指出：“创作人应该是流行音乐的灵魂，而现在乐坛很多公司却只知道搞造星运动，而忽略了创作”。
　　歌者的颓丧
　　“无处流行”，还缘于歌者的颓丧。
　　２０年前，流行音乐的一切都是因为歌者纯真地为音乐而奔放，用真嗓子为大家歌唱，唱着新鲜的、有内容的好歌。他们实实在在地练歌、真唱，他们用积极和真实推动着流行。
　　“１９９６年爆出的毛阿敏偷税事件是个分水岭。”左保华说，“这个事件第一次大幅度动摇了人们对内地流行歌手的信心。而这之后，一些受人们欢迎的歌手五花八门的丑闻，使流行歌手几乎成为‘铜臭’‘颓废’的代名词”。
　　有人说中国流行乐坛从音乐本身上看距离世界越来越远，但是在一些绯闻、丑闻上却已完全和“世界接轨”，假唱、抄袭、评奖交易更是在国际乐坛“独领风骚”。
　　“２００５年也有场百名歌星纪念演唱会，但怎么看都是一场拼盘商演而已。人还是原来的一些人，但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气魄和力量感，更别说推出来像《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好歌了。”左保华说，“歌者如此，何谈流行？”
　　市场的萎缩
　　“无处流行”，造成流行歌曲市场的萎缩。
　　２０年前，中国流行音乐因为歌曲的原创、歌手的认真而随后带来了一片市场的繁荣。
　　但２０年后，除了海外的一些著名歌手还能偶尔引起轰动和追捧外，内地歌手的现场演出还有多少人去听？还有几个人有兴趣办当年那样的演唱会？
　　有评论者指出，２０年的日子虽然不算长，但就中国流行音乐来说，该走的路、该过的坎都一个不落地经历过了。盗版、非法网络下载、商业秩序混乱以及版权不明问题让中国流行音乐一步步跌入谷底，从唱片公司到歌手到整个市场都疲软下来，大家都在苦熬，都在苦苦思索对策。
　　而过去的２００５年似乎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转折点，不过这个转折点最突出的表现却似乎和人们传统概念的流行音乐无关：以手机彩铃为代表的数字音乐在流行音乐产业中迅速崛起，几乎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同时把无线增值市场看成了未来流行音乐最大的一个赢利点。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装作这肩上已没有长脑袋，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这是崔健新歌《从头再来》的歌词。但是，中国流行音乐，在没有走出原创衰竭、歌者颓丧和市场萎缩之前，该如何从头再来？⑥２
　　□邬焕庆胡锦武万一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9-22 17:09
流行音乐20年关键词

流行音乐20年关键词共同提高 2003年，我在赵传的北京演唱会上跟着数万人引吭高歌，热泪盈眶，追忆我们卑微而伟大的青春。在我的老家，迟志强的巡回演唱如火如荼地进行。有人说这是一个怀旧的时代，而最好的手段就是音乐，如果说六零一代是诗歌的一代，那么七零一代就是歌唱的一代，每一个成长的里程上只需要用一首特别的歌来标记就可以了。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参加县里的歌手大奖赛，用现场乐队伴奏演唱《菁菁校园》，获得三等奖，奖金十五元，98年我和这首歌的作者谭健常一起共事工作，八十年代末，我辗转各个班级，吉他弹唱齐秦。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合唱团唱男低音，私底下听摇滚乐。参加了数次歌手大奖赛，演唱曲目是《我和我追逐的梦》、《Another Day In Paradise》、《一世情缘》。第一首自己写的歌叫《雨季电话亭》，第一次在电视上演唱自己的歌是《让我像个孩子》，第一首被收录在唱片中是给一个日本歌手雅文填的词《没有女主角的电影》，出的第一张个人唱片是《拉链门事件》。我们这一代人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梦想：玄衣披发，踏歌独行。儿歌去年回老家的时候，我爸翻出了一盘古旧的磁带，里面有我6，7岁的处女演唱作品，声音稚嫩、冲劲十足，很有摇滚少年的风范，曲目有《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是公社小司机》、《小闹钟》、《我们从小就听党的话》、《生日歌》（英文版）等等，当时脍炙人口的还有《一分钱》、《我爱北京天安门》、《少先队歌》、《学习雷锋好榜样》，抒情的有《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歌唱二小放牛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有一首特有哲理的可能叫《脚印》：“朋友们想想看，道路该怎样走，洁白如雪的大地上，该怎样留下，留下脚印一串串。”一开始，死活没搞懂，后来才知道说的是人生的脚印。当时唱的歌都是学校音乐课上教的，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是个很好看的姑娘，每次上课之前，我们这些小子都奋勇争先抢着去抬脚踏风琴，以博得老师的好感。歌谣俗名顺口溜，主要源自民间，方式是说唱，因为不是学院派，所以内容上难免粗俗，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风土人情、节气、习俗、政治军事、家长里短、讽刺社会等等，“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吵着闹着要媳妇儿”这个就反映了封建童养媳的残余，看见一男一女逛马路，我们会跟在后面唱“一男一女笑嘻嘻，我马上拿起了照相机，七里卡拉没照好，照成了公鸡和母鸡。”还有一些是功能性的，比如叫花子唱的《莲花落》，因为好玩还互相传学过，后来被我爸骂了一顿，才不练了。过年的时候，小孩组织龙灯队，挨家串门，其实也是去要钱，一边舞一边还要念：“龙灯归屋，打开爆竹，爆竹打得响，挣个万万两……”这套歌谣特别长，大都是吉利话，如果主家很小气，不给钱，还有一套骂人用的。做游戏的时候也需要用到歌谣，比如跳猴皮筋就要唱《马兰花》，还有一个游戏用的歌谣很绝“一米一米三，三三三，三面红旗，解放台湾。”这个作者一定是个高手。西游记是我们最爱的一段：唐僧骑马噔噔噔，后面跟了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了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了个沙和尚…… 这一伟大的民间艺术形式后来被一直发展发扬，逐渐自成一派，而且现实批判色彩逐渐加强，成为民意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高科技时代，被手机短信发扬光大，成为高科企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伪儿歌当时有一些无聊人士，恶意篡改歌词，因其风趣、下流、贴近老百姓，在坊间流传得很广，比如一首上学歌被改成：“我要去学校，背着炸药包，一拉线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不见了。”最不堪的是改的那首《红色娘子军歌》：“向前走，向前走，走到大门口，摔了一跤，爬起来，摸摸头，头上两个包，越想越难过，就想去跳河，跳不得跳不得，家里孩子多，还有一个小老婆。” 正统歌曲在流行歌曲出现之前，学院派的一般是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演唱的歌曲，民间的称为群众歌曲，当时的创作是很严肃的事儿，主题大都是歌唱祖国、歌唱党、歌唱美好的新生活，基调蓬勃向上，很大一部分叫革命歌曲，有团结就是力量、洪湖水浪打浪、工农兵联合起来、歌唱祖国、我的祖国、南泥湾、珊瑚颂、游击队歌、十送红军、松花江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解放区的天、保卫黄河、八月桂花遍地开、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后来上大学军训的时候，还强化过一次。另一部分是民歌改编的，至今还依然很有生命力，甚至大家都是通过民歌认识了一个民族，这可能是最早的形象广告吧，现在的人反倒不看重这个手段了，曲目很多，不用列举了。最早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刚出来的时候，很被媒体批判过一阵，并引发了通俗唱法是不是靡靡之音的争论，第一次用这个概念的是苏小明的《军港的夜》，后来李谷一唱了一首《乡恋》还被人当成了学院派的叛徒，虽然上层斗争很凶，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很快就接受了它。一时涌现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泉水叮咚》、《大海啊，故乡》、《雁南飞》、《天山情》、《我爱美》、《牧羊曲》、《妈妈的吻》、《鼓浪屿之歌》、《天涯海角》、《太阳岛上》……李谷一、苏小明、程琳、朱逢博、成方圆、沈小岑等成为“第一代流行歌星”。其实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乐坛已经出现了流行的苗头，类似《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爱你，塞北的雪》、《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等基本上和流行歌曲没什么太大区别。影视歌曲影视对流行歌曲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可选择的余地小，基本是演一部电影就红一首歌，比较著名的有《妹妹找哥泪花流》（小花）、《我的祖国》（上甘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冰山上的来客）、《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铁道游击队）、《九九艳阳天》、《洪湖水浪打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生》、《驼铃》（戴手铐的旅客）、《阿诗玛》、《刘三姐》、《知音》、《红星照我去战斗》（闪闪的红星）、《少林少林》（少林寺）…… 后来电影基本被电视剧拿下了，尤其是港台、日本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剧歌曲有得天独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比电影歌曲还红，现在那些歌曲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大家都会了大着舌头唱几首粤语歌，日语比较困难，有聪明人用中文标注出来：我塔西瓦，萨米纳塔…… 靡靡之音和流氓歌曲早在二三十年代，中国上海有一个流行歌曲的黄金时代，当时基本上是和国际水准齐平的，解放后这一传统被划定为靡靡之音，从此流行歌曲只在港台地区繁衍生息，八十年代初通过一些非常渠道又回到了大陆。无数中国人拿着板砖录音机偷偷摸摸地听着不知翻录过多少遍的磁带，那个甜美的女声来自邓丽君，据说她的歌是反攻大陆的秘密武器，明明知道不能听，却欲罢不能。很多年以后，邓丽君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偶像，她培养了一代人的审美观。张帝也是最早进入大陆的台湾歌手，他的现场即兴问答歌自成一派，风趣机智，有特有的市井趣味，想当然成为老百姓的最爱。主流媒体批评他低级趣味，并上纲上线为流氓歌曲，其中著名的《毛毛歌》就是现形。2003年，我有幸观摩了张帝第一次在北京开的个人演唱会，张帝已经六十多了，但依然神采奕奕、思维敏捷。校园歌曲为港台流行歌曲树立正面形象的校园歌曲，我爸一个同事不许他儿子听流行歌，除了一首《童年》，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老师说过千金难买寸光阴。其实这首歌里的厌学、早恋、反叛等“糟粕”一样不少，实在不适合用来教育社会主义新一代。这首歌最早是成方圆翻唱的，最敏感的那段早恋的被删掉了。《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三月里的小雨》、《橄榄树》、《垄上行》是当时的代表作品，刘文正、叶佳修、齐豫也随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当时在台湾把这股潮流称为民歌运动，是流行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它奠定了后来台湾歌坛的基石。而校园歌曲只是我们人为从中分出来的、比较适合国情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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