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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诗词中发现乡村社会史——诗词汇编《枞阳风雅》读后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9-28 21:14
标题: 在诗词中发现乡村社会史——诗词汇编《枞阳风雅》读后
在诗词中发现乡村社会史——诗词汇编《枞阳风雅》读后
王仲
　　【作者简介】王仲（1965—），男，博士，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商会及农村社会史。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就是说，一切文字记载，包括经、史、子、集的文字资料，从史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史料。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撰成《元白诗笺证稿》，达到了“以诗证史”的高妙境界。农史界王利华教授援引《全唐诗》为史料考证中古时期华北地区饮食资源的结构并由此推论华北地区的生态变迁。这一切都表明，诗词不光是盛世歌舞升平的点缀词藻，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民众心态的真实写照，是治史者足可征采的史料或史事。2008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字数达150余万的诗词集——《枞阳风雅》即是枞邑历代乡间知识分子所写的诗词荟萃。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来自草根阶层的诗词既是草根社会的写实，也有地方政治、乡村文化、乡村生活场景的实态写真。
　　明清至近代，枞阳在建制上属于桐城县。新中国成立初，枞阳从桐城析出，自成一县。但清代“桐城派”文章大家若论其出生地却尽在今属的枞阳境内。因此，在“桐城派”这样的区域文化氛围内，出现这样的诗词汇编就不足为奇了。这部《枞阳风雅》所收的诗词从种类来看有五言诗、七言诗、词、对联等；从诗篇朝代分布来看，明代以前34首、明代l437首、清代4137首、近代l079首、现代2341首，且所收录的诗作亦有甄选，都是卓然可取者；从诗词的作者来看，都是来自于民间知识分子，有传统的塾师、绅士、医师、中小学教师及其他失意知识分子；从诗词的属性来看，有写实的，有悼亡的，有明志的，不一而足。明清以前的诗词作者或寄籍于此，或生卒生平不详，我们且置之不论。仅就近代以来的3420首诗词来看，其作者生平经历都详实可考，他们的写实诗篇无不是当地的乡村社会生活的生动描述。通过这些诗词我们可发现民国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社会的全貌，其诗句既可人史料也可证史。
　　（一）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控制
　　《枞阳风雅》中有许多诗句反映了当时基层社会控制的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制度乃保甲制度，《风雅》中对当地保甲制度有描述和评论。《分保甲》：“分保甲，保甲分。荆公意非恶，终使民棼棼。法虽善，人无良。闲县长，甲长忙，区保合作纷嚷嚷。抽尽吾民筋与骨，可怜入地无洞窟”。（见该诗集第792页，下文凡引用书中的诗句均以此方式作注）上述诗句实态地道出了民国保甲制度运作及其腐败丛生。民国伊始，按照“总理遗教”实行“地方自治”，颁布了《县组织法》，县政府设县长一人，综理县政、监督所属职员，县下是区村闾邻。l932年之后，蒋介石为了“剿匪”需要，率先在鄂豫皖三省推行保甲制。根据《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县下设区，区下设保，保下设甲，甲下设户。区长职责：“区长立于县与保甲之间，一方面辅助县长执行任务，如县政府之支部，一方面就近监督指挥保甲长执行职务，以为县长之耳目手足。”[1]保长受区长监督，负责复查本保户口及统计报告事项；辅助军警搜捕匪犯等。甲长在保长监督下，清查甲内户口及编定门牌；抽选壮丁及役务训练分配；盘查奸宄；辅助军警及保长搜捕匪犯；办理互保连坐及监视未经结保之各户行动等等。在这样层层推压下，县长反而逍遥自在，区长左右推挡，造成区保扯皮现象的发生。具体的搜括、拉夫等苦差都落到保甲长身上。保甲长地位卑微，形象欠佳，乡村绅士不愿屈尊去做这种不合身份的差事，因而出任“保甲长”的多是那些游手好闲、能说会道的“无良”之人。保甲长既然是苦差，那么就要谋取私利作为补偿。他们的搜括所得，最终都要落到人民的身上。
　　保甲长不仅要完成摊派任务，还要负责抓壮丁。民国三十七年国民党颁布《戡乱期间征兵要则》，明确规定“都市无恒业或无确实身份之流离壮丁强制送服兵役”，使抓丁合法化。《捉壮丁》诗写道：“捉壮丁，壮丁捉。捉去搪枪弹，血肉恣乌啄。我闻古昔亦征兵，教训既娴作干城。不闻不教捉作战，民命毋乃鹅毛轻？官家只知壮丁应抗敌，哪知捕捉时，黑幕重重烟幂苈。无钱即捉有钱放，我不敢言泪隐滴。”（第792页）由区、乡公所派警员，会同保甲长，挨家捕捉，如同抓捕罪犯一样。抓到的壮丁，带回区、乡公所关押。这期间有的壮丁可拿钱赎回。捉放壮丁皆由保甲长视得利多少而定。
　　对于保甲制度，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文件作了肯定：“值兹非常时期，民众应有严密组织，以资运用，地方应有自己力量，以助国防，均有赖于保甲制度之健全”。而人民则称保甲制度：“保甲，保甲，人人批锁又带伽；保长去拿锁，县长去拿把（印柄）。”（第792页）
　　（二）乡村文化的儒学浸润
　　枞阳是个农业县，传统的科举制度对地方文化的影响非常大，“穷不丢书”的传统深入人心，形成当地浓郁的耕读文化。绅士之家都以倾心向儒作为自己的心志。《风雅》中收有许多言志的对联。有绅士家的“中堂”对联：“积德百年元气厚，读书三代雅人多”；有绅士的《书室联二幅》：“耕读如盘根古柏，权钱似过眼云烟”；“遗产可无三日米，传家应有一箱书”。还有父母墓门联：“不求风水好，唯望子孙贤”；书室联：“处世必须谦虚谨慎，为人应该正大光明”。再看《轻罗小扇扑流萤》：“小小轻罗扇，纷纷腐草萤，扑来千万点，照读十三经”。（第777页）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上述的诗和联表明儒学对当地文化有很深影响。
　　儒家文化对当地社会协调作用亦是明显的。如，枞阳东部地境，是三县交界处，东北横亘大山与无为县相邻，东面隔着长江与铜陵相望，故被称为“东乡拐角”。此地地处偏僻，山高皇帝远，是国家权力的空白处，桐城县令难得坐轿光顾一次。境内有周、章、彭、王、邓、谢、吴七大姓杂处共存。然而，在这看似复杂的区域，地方社会却井然有序。东乡的社会如何稳定，其中的奥妙即在于地方绅士的协调功能。绅士以儒学为道德接受之源，以自身的道德感化民众，达到礼乐昌明。我们可从当地绅士的诗联中看出儒学在地方社会的和合作用。东乡周氏族长周觉初给居室撰写的对联：“读军书畏兵，读律书畏刑，读儒书兵刑不畏；耕禹田忧水，耕汤田忧旱，耕心田水旱无忧。”（第813页）从这个对联可看出当地绅士很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惟其如此，才能以德化俗，风行草偃，使地方社会民风淳朴，盗贼绝迹。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众之间就没有矛盾。当地乡民之间的矛盾都由绅士、耆老调解，尽量避免经官诉讼。且看这幅“息讼联”：“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幸胜人，终累己；要酌理，要准情，要度时势，做这官，不清、不勤、不慎，易作孽，难欺天。”（第986页）绅士、耆老调解矛盾多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对当事人进行说教、启发，直至双方“感泣而去”，言归于好。在道德说教的同时，再辅以地方的宗族法规，儒家文化的大传统与地方文化的小传统此时完美结合起来。
　　（三）乡村社会生活场景
　　枞阳濒临长江，境内水网密布，水患频仍。因为人多田少，农业生产必须与水争地，筑圩是与水争田的重要手段。但如果梅雨连绵，圩堤溃破，那么圩中的禾苗就化为乌有，这样的惨景让人刻骨铭心。《风雅》中有很多诗句反映了旧时灾荒惨景：《破圩》：“历年车不满，今岁更无收。尝恐罹汤旱，讵知履宋忧。高楼埋泽底，矮屋上山头。鱼犯三农稼，波摇万里秋。尽心难执政，救死窜他州。骨肉当分手，何堪涕泗流。”（第987页）《1948年水灾村民多数房倒有感》“涝汛交加值暮秋，难临无计觅方舟。雷惊雨惧人同怒，卵破巢倾鸟亦愁。骨肉流离悲失所，亲邻逃散哭穷途。漫伤遍野哀鸿泣，别有逍遥醉不休。”（第1020页）
　　在这样的水灾面前，传统的农民只有救助于超自然的神力。他们宁愿贫苦，也要省出一定的钱财修造诸神庙宇。在生产之前要祈禳；水、旱灾害发生时要求神；丰收了要酬神，同时也让自己娱乐一阵，放松一年紧张劳累的筋骨，所以，枞阳境内庙宇极多。如，东乡的“大王庙”即带有禳除水灾的愿望。据“大王庙记”中说，清代周姓木商在肆虐的洪水中捞得两块木制胡、汉二大王神像，回乡供奉，有求必应，自是“大王庙”前香火极盛。[2]枞阳境内娱神、酬神的地方戏以“目莲戏”最为著名。据县志记载，酬神许愿的“目莲戏”非常古老，为文人创作，虽然杂有迷信色彩，但主旨是劝善惩恶宣扬孝道。剧中情节有的是神话，有的取材于生活。演戏须建戏台，当时目莲剧戏台搭建得十分高大，台柱必饰以长联，于是撰写戏台对联成为文士们面向社会抒发心志、施展才艺的绝好场所。如《酬神戏联》“借凌云笔，绘出汉族衣冠，都是华夏奇观，效当日威严角色；学陆地仙，代布天公雷雨，共被汪洋厚泽，与大家酬谢神恩。”（第846页）又《项铺新圩保堤丰收演目莲酬神联》：“波臣得志狠而凶，东冲西突，北略南侵，当前潮后浪之时，独能砥柱中流，地灵耶？人杰耶？挽其欲倒狂澜，即是民生保障；傅祖有家华且丽，珠帘卷雨，画栋飞云，似矜荣夸富如斯，已见夫妻一局，念经也！拜佛也！任尔尽情点缀，无非台阁文章。”（第857页）戏联有的是根据剧情而撰写的，有的是对神的调侃。《枞阳风雅》中收集了很多戏联，内容丰富多彩，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
　　（四）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与生活
　　《风雅》中还有许多诗句反映了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状况。这些诗的作者都是生活其间的乡村知识分子，亲灸了“大跃进”时期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些形象化的语言是我们在档案资料中难以看到的。如，《建圩田》：“拨茅峰峻欲摩天，白荡湖滨万顷田。绘上宏图天作纸，成城众志海能填”。《抗旱》“银锄起处落山坡，百分‘愚公’捉旱魔。更遣铁龙行雨力，江流从此灌天河。”（第1040页）《积肥山歌二段》“鸡叫头遍满天星，积肥号角胜雷鸣。男女老少如潮涌，争先恐后去动工。去动工，赶到长州把肥寻”。“太阳起山红彤彤，肩挑河泥笑盈盈。你追我赶比干劲，多积肥料多收成。多收成，幸福生活乐无穷。”（第1042页）
　　但集体化生产，农民为集体劳作往往不尽心尽力。《大跃进时顺口溜》：“田种圆了，地种小了；季数多了，产量少了”。（第921页）反映了部分农民不负责任，犁田不肯翻边角，地边越留越宽。《观割稻》：“昨夜写标语，一夜到天明，今晨为开会，匆匆去县城。稻刚金黄色，遍地是人群。右手镰刀捉，左手红旗擎。田中来割稻，歌声飘溶溶。……行至田边看，稻还一半青。稗子约一半，夹杂生其中。……夹青便收割，跃进抢头功。人多力量大，干劲是无穷。……夜来难入梦，问号腹内生。疑团终不解，是非难分明。姑记今日事，待与后人评。”（第909页）诗中流露出知识分子对“大跃进”的疑惑。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化生产，效率低下，结果产量减低，人民生活贫困。《补寒衣》“……诃妻深夜起挑灯，辛苦为儿联百结。缝补一针又一针，振振有声如诉说。儿父自恨种田迟，初把犁锄临事拙。劳务太弱食口多，岁岁超支借不得。去岁超支五十元，今年超支过一百。超支究竟何时了，搔首长吁问天阙。噫嘻我也亦何如，困苦暂时骨任折。伟大英明共产党，定会澄清颁政策。大庇天下臭老九，何愁儿女衣暂缺。缝补一针又一针，补罢寒衣东方白。抚养儿女任劬劳，忘却浑身冰如铁。”（第981页）这里出现了“超支”的这个特定年代的词语。当时以生产队为结算单位，实行工分制，年终结算。家庭所分粮食超过工分值，就要向集体交纳相应的钱款。[3]
　　以上是我们简要以诗集中的句子展现民国以来的乡村社会生活风貌，像这样反映乡村社会史的诗句在《风雅》中随处可见。当前史学研究的趋势正由昔日典章制度的考辨向研究下层社会转移，底层乡村社会生活是社会史研究的热门，并由此逆推社会制度的变迁。除了基本民间文献如谱谍、文书之外，乡间知识分子的诗词、日记亦是研究乡村社会史者所应关注的。
注释：
[1]闻均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l935年，第549页。
[2]关于“大王庙”的资料，是笔者田野调查所得。
[3]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　上海　200237）

来源：《中国农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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