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韵茶艺’雅趣多-----孝感市书法家协会岁末雅集笔会/策划：管季超 - 教师之友网

　　《茶录》碑帖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茶录》问世后，抄本，拓本很多。见诸记载的有:

　　“宋蔡襄书《茶录》帖并序……小楷。在沪见孙伯渊藏本，后有吴荣光跋，宋拓本，摹勒甚精，拓墨稍淡。此拓本现或藏上海博物馆”。(《善本碑帖录》)

　　“宋蔡襄《茶录》一卷。素笺乌丝栏本，楷书，今上下篇，前后俱有自序，款识云: 治平元年三司使给事中臣蔡襄谨记。引首有李东阳篆书‘君谟茶录’四大字，……后附文征明隶书《龙茶录考》，有文彭、久震孟二跋”。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也藏有一卷《楷书蔡襄茶录》，规格为高34.5厘米，长128厘米纸本，无款。

　　其他还有《绢本茶录》。《绢本茶录》原件已轶。在明代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的《茶录》刻本，就是按绢本茶录刻的，其中或见其端倪。

　　《精茶帖》也称《暑热帖》、《致公谨帖》，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帖亦入刻《三希堂法帖》其文曰:

　　“(蔡)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

　　宋皇祐二年(1050年)11月，蔡襄自福建仙游出发，应朝廷之召，赴任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之职。途经杭州，约逗留两个月后，于1051年初夏，继续北上汴京。临行之际，他给邂逅钱塘的好友冯京(当世)留了一封手札，这就是《思咏帖》。信札全文如下: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 “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信中所载“唐侯”，即唐询(彦猷)，为福建路转运使。“唐侯言: 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一句，据徐邦达先生考证认为:“是指有关茶的事情。唐氏曾官福建路转运使，福建是产茶的地方,可知那时唐氏正在任上。”(《古书画过眼要录》)所谓“有关茶的事情”,也就是当时的斗茶活动。

　　根据信中语气揣测，王白、游闰两人，均当为蔡襄、冯京和唐询所熟识。“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这条“战况”，由唐报蔡，再由蔡达冯，又说明他们都是斗茶圈子中人。通过这条消息，我们不难透视到宋人斗茶的激烈程度，斗茶已成“一春之盛事”，而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出现了不少的高手。蔡襄对此事的评语，虽只有“大可怪也”的寥寥四字，却形象地表现了王白作为一个常胜将军，而今失手于游闰，令一代茶艺权威惊呼“大可怪也”，并郑重其事地与好友通报，足以证明了斗茶一艺在宋代士大夫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思咏帖》尾后两行所书“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其中的“大饼”，当指当时的贡茶大龙团；青瓯，则当是浙江龙泉青瓷茶碗。在这一茶友间的礼尚往来中，我们还能感觉到，在茶具的使用上，除斗茶所必用的兔毫盏外，日常品茶，恐怕还是多取青瓷的。

　　《思咏帖》书体属草书，共十行，字字独立而笔意暗连，用笔虚灵生动，精妙雅妍。通篇虽不及“茶”、“茗”一字，但其中蕴含的风流倜傥的人物形象，及其游戏茗事的清韵，则真是呼之欲出，袅袅不绝。

　　纸本，行书
　　纵34.4厘米，横48.69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该帖亦称《新岁未获展庆帖》，是苏东坡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一通手札。共十九行，247字。《快雪堂法帖》、《三希堂法帖》摹刻，《墨缘汇观》著录，该贴用笔精良，章法上也多过人之处，正如岳珂所评: “如繁星丽天，照映千古”。据其内容来说，该帖不仅是苏轼书迹中的一件杰作，也是茶文化的一件珍贵资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宋四家”之一。

　　在谈该帖之前，让我们先看两首苏东坡的诗:

　　　　　次韵黄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饮时，煮之无问叶与骨。
　　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
　　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
　　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
　　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
　　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
　　予家江阳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

　　　　　次韵周种惠石铫
　　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
　　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
　　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
　　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

　　前一首诗，是讲茶磨生成是基于臼和碾，作为一种碎茶工具，它与石质的好坏有相当的关系，苏轼认为衡山之石磨要比巴蜀的好，但由于地处四川江阳(即今之彭山县东)难得此佳物，感到很遗憾。

　　后一首诗则富含理趣，是赞誉周氏送给他的“石铫”的许多优点。由诗中可知，这种壶状饮具为青黑色石料所成，隔热性能良好，大腹无足，很是稳固。

　　在苏东坡的眼里，茶具不仅是烹茶的器皿，也是一种艺术品。因而当他得知季常家有一副茶臼时，便赶快修书去借来，让工匠依样制造，以饱眼福。《新岁展庆帖》中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

　　“……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出。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

　　根据《次韵周种惠石铫》诗中“铜腥铁涩不宜泉”一句，可知茶具不宜用铜器等金属制作。《新岁展庆帖》里，东坡欲请铜匠铸茶臼，大概是因为建州茶臼的形状很好，而仿造以便欣赏的，当然，仿造的毕竟不如真的好，所以，苏东坡在信中又说，假使有人到福建去，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木质的来。

　　为了借一副茶臼，东坡在大年初二写了这封信，并派专人去取。如此在意，其癖好可见一斑。那么，建州木茶臼子到底妙在何处，是什么魅力让苏轼如此费心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少游)所写的《茶臼》一诗，它简直就是《新岁展庆帖》的注脚:

　　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
　　巧制合臼形，雅音伴。
　　虚室困亭午，松然明鼎窗。
　　呼奴碎圆月，搔首闻铮纵。
　　茶仙赖君得，睡魔资尔降。
　　所宜玉兔捣，不必力士扛。
　　愿偕黄金碾，自比白玉缸。
　　彼美制作妙，俗物难与双。

　　纸本
　　纵23.4厘米，横18.1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啜茶帖》，也称《致道源帖》，是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写给道源的一则便札，22字，纵分4行。《墨缘汇观》、《三希堂法帖》著录。其书用墨丰赡而骨力洞达,所谓“无意于嘉而嘉”于此可见一斑。

　　纸本，行书
　　纵27.6厘米，横45.2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北宋文人陈慥，字季常，与苏轼友善，两人书信来往甚频，《一夜帖》即为其中之一。《一夜帖》，又名《季常帖》、《致季常尺牍》。《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其文曰: “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榻，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

上海博物馆收藏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元年(1064)举进士。宋代著名书法家，“宋四家” 之一。

　　该作是其所书自作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八月书写。其诗曰:

　　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
　　碎身粉骨方余味，莫压声喧万壑雷。

　　风炉小鼎不须摧，鱼眼常随蟹眼来。
　　深注寒泉收第二，亦防枵腹爆干雷。

　　乳粥琼糜泛满杯，色香味触映根来。
　　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绳床过疾雷。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等。世居太原(今属山西)迁襄阳(今属湖北)，后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曾任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又因嗜古物如命，不拘小节，世有“米颠”之称。

　　《苕溪诗帖》是米芾的一件代表作。诗中记述了他受到朋友的热情款待，每天酒肴不断，一次，米芾身体不适，便以茶代酒，事后作了这首诗，诗曰:

　　半岁依修竹，三时看好花。
　　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
　　主席多同好，群峰伴不哗，
　　朝来还蠹简，便起故巢嗟。

　　米芾自书诗帖，诗曰: “楼阁明丹垩，杉松振老髯，僧迎方拥帚，茶细旋探檐。”

　　诗中描写的是: 在郁郁葱葱的松林之中，有一座寺院，僧人一见客人到来，便“拥帚”、置茗相迎接。“拥帚”亦称“拥慧”，扫地之意。古人迎候尊贵，惟恐尘埃触及客人，常拥帚以示敬意。“茶细旋探檐”，意为从屋檐上挂着的茶笼中取出细美的茶叶。“探檐”一词，生动地表现了寺院僧人以茶请客的同时，也记录了宋代茶叶贮存的特定方式。蔡襄的《茶录》中曾有“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的论述。米芾的诗，正可谓是这个论述的注脚。

　　赵令畤，字德麟，生年不详，卒于宋绍兴四年(1134)。绍兴初，官右朝请大夫，袭封安定郡王。著有《侯鲭录》等行世。《宋史》卷244有传曰:“令畤,字德麟，燕懿王玄孙也。早以才敏闻，元祐六年签书颖州公事，时苏轼为守，爱其才，因荐于朝……四年，薨，贫无以为殓……”

　　《赐茶帖》为行书五十七字九行信札。观其用笔结体，平实而不失灵性，颇有东坡风韵。其文辞精练，释录如下:

　　令畤顿首: 辱惠翰，伏承久雨起居佳胜。蒙饷梨粟，愧荷。比拜上恩赐茶，分一饼可奉尊堂。馀冀为时自爱。不宣。令畤顿首，仲仪兵曹宣教。八月廿七日。

　　赐茶一事为宋朝之制度，与贡茶一道，亦属君臣上下之礼。龙团凤饼，北苑春色，所谓“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宋梅尧《七宝茶》句),尽显皇恩浩荡。有宋一代，凡受茶之惠者，无不欢欣鼓舞，珍爱有加，或藏之秘箧，或分享友朋，或孝敬严慈，或品题自怡。宋人王元之有诗云:“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烹处岂期商岭水，碾时空想建溪春。香于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龙凤茶》)赵令畤缘于对佳友的“梨栗”之报，以茶为礼，将上赐之茶旋即奉献“仲仪”乃及父母，故知其交谊之深，亦更知上茶奉于高堂，实为宋人之孝道也! 然“馀冀为时自爱”一语，则将惜茶宝茶之情坦露无遗。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等。浙江吴兴人,出生于南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赵孟頫的书法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巨大。

　　唐寅(1470—1525)字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享年54岁,在去世的当年,写下了一长幅《行书手卷》(后人取此名)。手卷中包括他自写的诗《夜坐》、《晏起》、《晚酌》、《散步》等十一首。以及《漫兴十首》。

　　《夜坐》诗曰:“竹篝灯下纸窗前，伴手无聊展一编。茶罐汤鸣春蚓窍，乳炉香炙毒龙涎。细思寓世皆羁旅，坐尽寒更似老禅。筋力渐衰头渐白，江南风雪又残年。”

　　唐伯虎去世后，为明嘉靖二年癸木十二月二日(此为阴历。阳历应为1525年1月)。据《夜坐》诗最后两句“筋力渐衰头渐白,江南风雪又残年”，符合临终前数月情况。且写此手卷时，当年风雪已经降临，离去世之日不过一、二个月。唐伯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朝夕与茶为伴，影形不离。

　　《夜坐》诗中以别出心裁的比喻，把茶饮描写得贴切动人，该手迹及诗是他对茶与人生的一种回味。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初字文清)，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和文学家。

　　徐渭对茶文化作出的贡献也是杰出的，他不仅写了很多茶诗，还依陆羽之范，撰有《茶经》一卷，《文选楼藏书记》载: “《茶经》一卷, 《酒史》六卷,明徐渭著,刊本。是二书考经典故及名人的事。”可惜的是，徐渭的《茶经》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

　　与《茶经》同列于茶书目录的尚有《煎茶七类》。徐渭曾以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过该文的内容，此处主要介绍一下徐渭该文该书的有关情况。

　　徐渭一生坎坷，晚年狂放不羁，孤傲淡泊。他的艺术创作也反映子这一性格特征。在他的书画作品中,有关茶的并不多,而行书《煎茶七类》则是艺、文合璧，对茶文化和书法艺术研究均属一份宝贵的资料。

　　徐渭自称: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如此的评价，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是相当自信的。后来的人也称其“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评价也不可谓不高。徐渭的书法多作行、草书，除了师法晋唐名家外，主要是汲取了宋代米芾、黄庭坚及元代倪瓒之神韵，由此而表现出自己的艺术性格来，他的传世作品多为56岁以后所作。

　　行书《煎茶七类》刻帖的原石，现藏浙江上虞文化馆。此后为《天香楼藏帖》的一部分，共分五帧，每帧31×76厘米，横式。前有隶书题额“天香楼藏帖”五字，其下有白文“王望霖印”和朱文“济苍”两印。书迹最后有王望霖小楷尾跋:
　　此文长先生真迹。
　　曾祖益公所藏书法，奇逸超迈，纵横流利，无一点沉浊气，非凡笔也。望霖敬跋。

　　《天香楼藏贴》是清喜庆元年至九年(1796 -1804)上虞王望霖撰集，仁和范圣传镌刻，共八卷，前五卷为明代人书作，后三卷为清代人书作，共计刻书130余种。人评“此帖选择精审，俱以真迹上石,摹勒亦能逼真,是汇帖中之可观者。”

　　《煎茶七类》带有较明显的米芾笔意，笔画挺劲而腴润，布局潇洒而不失严谨，与他的另外一些作品相对照此书多存雅致之气。

　　徐渭行书《煎茶七类》全文如下

　　煎茶七类。

　　一、人品。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领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辈、鱼虾麋鹿之俦。
　　二、品泉。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并贵汲多，又贵旋汲，汲多水活，味倍清新，汲久贮陈，味减鲜冽。
　　三、烹点。烹用活火，候汤眼鳞鳞起，沫浡鼓泛，投茗器中，初入汤少许，候汤茗相浃却复满注。顷间，云脚渐开，浮花浮面，味奏全功矣。盖古茶用碾屑团饼，味则易出，今叶茶是尚，骤则味亏，过熟则味昏底滞。
　　四、尝茶。先涤漱，既乃徐啜，甘津潮舌，孤清自萦，设杂以他果，香、味俱夺。
　　五、茶宜。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行呤,清谭把卷。
　　六、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也。
　　七、茶勋。除烦雪滞，涤醒破疾，谭渴书倦，此际策勋，不减凌烟。

　　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伙甚疾，余忙书，稍改定之。时壬辰秋仲，青藤道士徐渭书于石帆山下朱氏三宜园。

　　汪士慎是杨州八怪中与茶的交情最深的一位。

　　汪士慎(1686-1759)，安徽歙县人，名慎，或阿慎，字仅诚,近人，号巢林、甘泉山人等等。由于他排行第六，并嗜茶如癖，他的朋友金农常称之为“汪六”或“茶仙”。

　　不幸的是，汪士慎在54岁时，即乾隆四年(1739)从浙江游历归来后，患疾已久的左眼很快地失明了。

　　汪巢林67岁时，他的另一只眼睛也渐渐失去了光明，这时，就连最起码的那种自挑荠菜、瓦盂煨芋和自烧松子自煎茶的清贫生计也难以维持下去。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汪巢林与世长辞，终年74岁。

　　汪巢林的隶书以汉碑为宗，《幼孚斋中试泾县茶》条幅，可谓是其隶书中的一件精品。值得一提的是，条幅上所押白文“左盲生”一印，说明此书作于他左眼失明以后。这首七言长诗，通篇气韵生动，笔致动静相宜，方圆合度，结构精到，茂密而不失空灵，整饬而暗相呼应。该诗是汪士慎在管希宁(号幼孚)的斋室中品试泾县茶时所作。诗曰:

　　不知泾邑山之涯，
　　春风茁此香灵芽。
　　两茎细叶雀舌卷，
　　蒸焙工夫应不浅。
　　宣州诸茶此绝伦，
　　芳馨那逊龙山春。
　　一瓯瑟瑟散轻蕊，
　　品题谁比玉川子。
　　共向幽窗吸白云，
　　令人六腑皆芳芬。
　　长空霭霭西林晚，
　　疏雨湿烟客忘返。

　　管希宁是汪巢林的诗友、书友和画友，也是茶友。其字平原，号幼孚斋，别号全牛山人，经常与同好友游春探梅品茶，相互以诗赠答。有时“牵襟挈伴陟高冈”，眺望“白云似水归山急，黄叶垂风扑帽狂”的深秋景象，尽情享受那种“占得清欢在林壑，还携茗具到禅房”的欢乐；有时静斋对饮；也有时携惠泉水赶到汪宅去烹茶。这幅诗书恰是描绘了并非一时的兴到之笔，而是两人日常交游中的一个精彩片断。

　　金农《玉川子嗜茶》

　　金农(1687—1763)，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寿门，号冬心，别号很多。金农的书法，善用秃笔重墨，有蕴含金石方正朴拙的气派，风神独运，气韵生动，人称之为“漆书”。浙江的博物馆藏一幅隶书中堂，从中可见冬心先生对茶的见解:

　　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刘松年画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长须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候七碗之入口，而谓妙于画者矣。茶未易烹也，予尝见《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高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呜呼，安得如玉川子者与之谈斯事哉! 稽留山民金农。

　　金农的爱茶之心从作品中流露无遗，大约是看到刘松年所画的《卢仝煮茶图》有感而发(金农曾临摹过一幅宋人《玉川先生煎茶图》，不知是否刘氏之作)。从金农所描述的廖廖数语中,破屋数间，玉川子静坐候汤的形象生动地浮现了出来。金农笔锋一转，又谈起烹茶之道来，“茶未易烹也”，的确是一句内行人的话，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曾论到:“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我们从金农作品中可知，他不仅研读过《茶经》和《水品》(明徐献忠著)而且还向烹茶专家学习过此道。因而，对看似容易的烹茶自有深刻的体会，决非附庸风雅，故作清高之词。正因如此，金农对当时一些“烹茶”之道，一眼就能看穿其实质:“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

　　冬心先生在作品中的一声长叹“呜呼”，深感要找到一位像卢仝那样精通此道的人来切磋茶艺，何其难也。其意似乎已经在“烹茶”之外了。

　　金农爱茶，其书法中所涉及到茶的虽不如郑板桥等人那么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金农在59岁时还写过《述茶》一轴，内容为:“采英于山，著经于羽，荈烈芳，涤清神宇。”他还书写过苏东坡的茶诗:“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服食耳，一饱万想灭。颇笑玉川子，饥弄三百月，岂如山中人，睡起山花发。一瓯谁与同，门外无来辙。”

　　郑燮《湓江江口是奴家》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板桥是他的号。在“扬州八怪”中，郑板桥的影响很大，与茶有关的诗书画及传闻轶事也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板桥之画，以水墨兰竹居多，其书法，初学黄山谷，并合以隶书，自创一格，后又不时将篆隶行楷熔为一炉，自称“六分半书”，后人又以“乱石铺街”来形容他书法作品的章法特征。人评“郑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中又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 马宗霍《书林藻鉴》引《松轩随笔》)。

　　郑板桥喜将“茶饮”与书画并论，他在《题靳秋田素画》中如是说:“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没没墨墨，绝不知乐在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这暇，闭柴扉，扣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为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板桥书作中有关茶的内容甚多，兹录数件于下。

　　　　其一(行书横披):
　　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
　　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

　　　　其二(行书对联):
　　墨兰数枝宣德纸,苦茗一杯成化窑。

　　　　其三(行书条幅):
　　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
　　道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

　　“角茶轩”，篆书横披，1905年书，大概是应友人之请所书的。这三字，是典型的吴(昌硕)氏风格，其笔法、气势源自于石鼓文。其落款很长，以行草书之，其中对“角茶”的典故、“茶”字的字形作了记述:“礼堂孝谦藏金石甚富，用宋赵德父夫妇角茶趣事以名山居。……茶字不见许书，唐人于茶山诗刻石，茶字五见皆作荼。……”

　　所谓“角茶趣事”，是指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字德父、德甫)和他的妻子，婉约派词李清照以茶作酬，切磋学问，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依然相濡以沫，精研学术的故事:

　　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赵、李族寒素贫俭。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礼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茶具与茶器(图)

罗文华

　　清乾隆仿哥釉贯耳尊估价：600000元

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代茶罗子

　　中国古代茶具，泛指采茶、制茶、贮茶、烹茶、饮茶等使用的各种工具；而现在的茶具，则专指与饮茶直接相关的器具。现在的“茶具”，相当于古代茶具中的饮茶器具，而当时的饮茶器具叫做“茶器”。
　　西汉王褒的《童（僮）约》是中国最早谈及饮茶使用器具的史料，其中谈到“烹荼尽具”，是要家童（僮）烹茶之前洗净器具。但是这些器具不一定就是茶具，很可能包括食具。即使是茶具，也不都是饮茶器具，至少还应包括烹茶器具。
　　到了唐代，饮茶之风极盛，茶具普遍使用，“茶具”、“茶器”两词在当时的诗文里随处可见，如陆龟蒙《零陵总记》说“客至不限匝数，竞日执持茶器”，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说“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皮日休《褚家林亭诗》说“萧疏桂影移茶具”，但茶具的概念仍不同于现在。在陆龟蒙著名的《奉和袭美茶具十咏》中，“茶具”包括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十个方面，几乎涵盖了茶叶制造和品饮的全部内容。
　　在唐代陆羽所著中国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中，“茶具”指采茶、蒸茶、成型、干燥、封藏和记数的工具，而“茶器”则指生火、煮茶、烤茶、碾茶、量茶、盛水、取水、滤水、分茶、盛盐、取盐、饮茶、盛贮、清洁和陈列的用具。可见唐代的“茶具”与现在的茶具基本上没有关系，而唐代的“茶器”中的一部分相当于现在的茶具。
　　唐代对“茶具”、“茶器”的称呼一直沿袭到北宋，蔡襄在写《茶录》时仍然称饮茶器具为“茶器”。到了南宋，审安老人写《茶具图赞》时，才将以往被称作“茶器”的饮茶器具改称“茶具”，并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的茶具，从远古到唐宋时期，是产生和完备的过程；从唐宋时期到现在，则基本上是在逐渐精简，即从采茶、制茶、贮茶、烹茶、饮茶等器具皆备，发展为以饮茶器具为主。茶具的这个发展规律与数千年来中国饮茶方式的几次演变，即煎饮法——羹饮法——冲饮法——泡饮法，密切相关。
　　煎饮法是最早的饮茶方法。原始社会，人们发现茶树的叶子无毒能食的时候，便采食茶叶。这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去享受茶叶的色、香、味，所以还不能算饮茶。而当人们发现茶不仅能祛热解渴，而且能振奋精神、医治多种疾病时，茶开始从食粮中分离出来。煎茶汁治病，是饮茶的第一个阶段。羹饮法是饮茶的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至两汉，茶从药物转变为饮料。当时的饮用方法，正像郭璞在《尔雅》注中所说的那样，茶“可煮作羹饮”，也就是说，煮茶时，还要加粟米及调味的作料，煮做粥状。到唐代，还多用这种饮用方法。在煎饮法和羹饮法这两个阶段中，农业文明色彩浓郁，中国茶文化尚未形成，采茶用具比较重要，煮茶、饮茶的器具则多与食具混用。由于茶具处于产生和缓慢发展阶段，所以茶具文化处于朦胧阶段。
　　冲饮法是饮茶的第三个阶段。研碎冲饮法大致出现于三国时期，唐代开始流行，宋代兴盛。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得很明确，当时采下的茶叶，要先制成饼，饮时再加以炙烤，捣成末，冲沸水。这与今天饮砖茶的方法基本一样。但这时以汤冲制的茶，仍要加葱、姜、橘子之类拌和，可以看出从羹饮法向冲饮法过渡的痕迹。到唐代，陆羽反对在茶中加入其他调料，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只是在煎茶时要加盐，但要求“不夺茶味”。纯用茶叶冲泡，被唐人称为“清茗”。到宋代，便以饮冲泡的清茗为主，羹饮法除边远之地外已很少见到。从唐人时兴的“煎茶法”到宋人时兴的“点茶法”，也可看出研碎冲饮法逐步确立的过程。成熟的冲饮法涉及采茶、制茶、贮茶、烹茶、饮茶等复杂程序，茶具自然繁多，而且分工很具体，使用很讲究。至此，茶文化和茶具文化已经形成，并达到了一个高峰。
　　泡饮法是饮茶的第四个阶段，可叫做全叶冲泡法。此法专采春天茶树的嫩芽，经过烘焙之后，制成散茶，饮用时用全叶冲泡。散茶品质极佳，饮之宜人。炒青绿茶自唐代已有，至明代，制茶方法以制散茶为主，饮用方法也基本上以全叶冲泡为主。这与今天流行的饮茶方法是一样的。泡饮法强调饮茶过程本身的功能，以往冲饮法时的茶具自然省去了很多。泡饮法逐渐流行的过程，是中国茶文化和茶具文化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
　　历史地看，从远古到唐宋时期茶具的产生和逐渐完备，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唐宋时期茶具的繁复，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反映；唐宋以后茶具的逐渐精简，则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方式越来越便捷、饮茶行为越来越普遍、人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的结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