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中国式的经验理性优越一些，还是希腊式的理论理性优越一些，这里没有必要予以分辨。总体来说，各有短长。中国式的经验理性，其特点是从个别到个别，从特殊到特殊，从具体到具体，因而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做”(how to do，策略)，主要的方法是象征和类比的修辞。希腊式的理论理性，其特点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具体到抽象，因而主要的问题是“是什么”(what to be，定义)，主要的方法是演绎和归纳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的经验理性是前现代的，而希腊式的理论理性则是现代的。但是，按照当代语言哲学观点来考察，中国式的经验理性具有语境依赖和语用原则的特点。中国人历来不注重言辞错误不错误，而注重言辞恰当不恰当，奥斯汀所谓“不恰当言辞错误”（23）正好是中国人通常关注的问题。莫里斯在指号学理论中区分了“语形学(或叫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认为“句法学研究指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指号与指号所表达的语言外的客体或事态的关系”，“最后，语用学研究指号与指号使用者(即人类)的关系”（24）。与希腊人注重语形学和语义学的研究相比较，中国人注重语用学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希腊式的理论理性具有某种现代意义，那么中国式的经验理性也就具有某种后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