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对“８０后”的意义：前辈或敌人？ |
| 本站原创 刘 伟 |
| (2008-10-7) |
| 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现场之中，在“８０后”行将而立之年的时刻，是“８０后”从市场中返身自省，向经典文学殿堂努力迈进的时候了。 ○刘 伟（文学博士） 最近几年来，文学界一直处于一种代际失和的状态，“８０后”作家的每一次出场几乎都以冲突的形式发生。２００４年，评论家白烨声言，“８０后”进入了市场，但尚未进入文坛。这一判断如同一根芒刺，刺痛了“８０后”作家的神经，特别在韩寒那里，引发了剧烈的反弹。一时之间，网络上口水汤汤，响彻杀伐之声。如今，硝烟散尽，笔者愿意以另外一种视角拆解一下白烨的论断，并由此指出“８０后”的写作境遇及其文学出路。 在白烨的论断中，市场与文坛仿佛两个边界清晰没有交集的概念，进入市场与进入文坛完全是两码事。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分析，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当下中国的文坛？它与市场二者间的分殊究竟在哪里？只有厘清了这些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对“８０后”的文学境遇做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 毋庸讳言，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的时代，文坛所指称的文学活动场域绝不仅仅是一个由传统的作协、文学期刊及批评家们所维系的文学空间。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及网络资源都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认同空间。昔日的文学共同体正面临破解的局面，各类文学社群日益形成相互平行的文学轨道，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完成自我的生产、消费和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声言“８０后”进入市场没有进入文坛，就显得对当下的文坛缺少清醒的判断。论者显然是在维护一个行将瓦解的文学体制。２００５年，余华发表《兄弟》，昔日对其作品津津乐道的“文坛”出人意表地举起屠刀，对这部作品进行语言“凌迟”，从文学的角度展开猛烈的批判。然而，余华却对此不屑一顾，面对着“洛阳纸贵”的图书市场，他胸胆开张，笑傲江湖。这一事实无疑向我们表明，昔日“文坛”所维持的“共同体”如今已经开始瓦解重组，传统文学体制所维持的写作、批评群体已经变成一个文学部落，与其他群体一起构成了“文坛”的一部分，而不是独享“文坛”这一称谓。 这个结论可能会让许多“８０后”作家兴奋着迷，因为顺着这样的论述，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在市场上攻城拔寨的“８０后”已经进入“文坛”，实际上，这正是某些“８０后”作家心之所想。不然何以会跳到半空中对诸多前辈口吐狂言。在这里笔者要说，“８０后”作家如果都这样想，可就自断了前程。因为虽然昔日的文学共同体行将破解，但我们依然要看到，白烨所谓的“文坛”背后其实站着一段绵长的文学历史，他们依然采用认定经典的方式在考察和评判着时下的文学现场。从这个意义上讲，“８０后”作家千万不要因为在市场上的成功而封闭了自身的文学史视野。因为，尽管在共时的层面上，“８０后”可以拥有一个与传统文坛平行的文学秩序，但在历史的层面上，“８０后”依然要寻找自己与文学史对接的方式，因为只有具备了文学史意识，只有在叙事时有经典焦虑，“８０后”才可能书写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从而避免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在前不久的上海书展上，莫言的获奖系列长篇小说颇为抢眼，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文坛”的干将也要寻求图书市场份额，通过市场来找到自己的读者群；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传统“文坛”的认定可以赋予作家作品以巨大的象征资本，进而帮助他们在图书市场上斩获更为实际的经济利润。这对“８０后”作家无疑是一个启示，因为这昭示了两代作家不同的历史境遇。那些从传统“文坛”出世的前辈作家往往是先获得“文坛”嘉许，再转入市场运作，而“８０后”作家则在诞生开始就与市场相遇。可以说，市场就是“８０后”作家的摇篮，他们是在市场中出生和醒来的。现如今，“８０后”已近而立之年，还有多少青春与才情可供挥霍呢？还有多少玄幻与想象可供安身呢？在“８０后”的后青春时代，他们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经验需要处理。在市场上攻无不克之后，他们显然需要打进经典文学的殿堂。要实现如许目的，“８０后”就必须珍视前辈作家留下的文学遗产，并以此为自我参照，进而完成自身在文学史中的出生。此处仅以莫言为例，谈谈“８０后”应该师法前辈的地方。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莫言获奖长篇小说系列包括《红高粱家族》、《酒国》、《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他们分获冯牧文学奖、法国“Ｌａｕｒｅ Ｂａｔａｌｌｉｎ”外国文学奖、鼎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和《十月》优秀作品奖。在每部小说的扉页上，这些奖项及授奖辞均赫然在目。毫无疑问，这些象征莫言文学成就的奖项在这里变成了招摇的酒幌，它们眩目而又疯狂地制造着市场号召力。从这点上说，“８０后”或许没有什么气短心虚之处，因为他们的出版运作甚至不需要这样的招牌一样能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独孤求败。然而，我们需要予以关注的是这些奖项和授奖辞本身。可以看到，这些奖项横跨官方与民间，中国与世界，这无疑是一个作家文学成就的最好说明，无论市场如何不景气，文学史恐怕都要提上一笔。再看那些授奖辞，它们多出自专业批评家之手，他们的授奖理由几乎都有一个文学史参照。比如，他们大都会考虑到莫言在小说文体上的贡献。而这一点恰恰是“８０后”作家需要学习的。 我们看到莫言的这五部作品，每一部都有对视角的精心选择，每一部都有在文体上的探索和变换。《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我奶奶”，一下就打通了历史而今与现在；《酒国》中的丁钩儿和李一斗则联袂演绎了文体的狂欢；《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从民间的想象中找到具体的叙事智慧；《四十一炮》则用一个孩子的口吻重温了历史的荡气回肠。应该说，正是这些文体探索成就了今天的莫言，使他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莫言的许多探索事实上是在对前辈作家的学习中完成的。他就曾坦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战争描写曾经受到一批“红色经典”的影响。像《四十一炮》中“炮孩子”这样的叙述者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莫言正是把前辈作家已完成的叙事探索作为自己写作的起点，进而实现了创造性地转换与超越。再看今天的“８０后”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大部分的写作还缺少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小说的叙述方式还往往是一种经验的自然式展开。对前辈作家的关注和学习也非常有限，有些人甚至直言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在笔者看来，这是文学史意识淡漠的表现。 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现场之中，在“８０后”行将而立之年的时刻，是“８０后”从市场中返身自省，向经典文学殿堂努力迈进的时候了。只有将自己的写作和已有的文学传统对接起来，只有将莫言这样的作家不仅当作前辈去师法，还要当作敌人一样去战胜，越过他们业已建立起的文学标高的时候，“８０后”作家才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淘洗，不仅在“文坛”，同时也在文学史上找到自己栖身的位置。 “莫言获奖长篇小说系列”莫言著／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月出版 《红高粱家族》、《酒国》、《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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