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科研面面观 | |
| 记者：今年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建25周年，虽然作为所长您到任只一年多，但仅从南京师大算起，您专事教育研究也已十几年了。能否谈谈对改革开以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看法？ 朱小蔓：这25年是中国教育科研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时期。研究范围覆盖了教育的各个领域，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教育科学已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研究与国内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与国际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水平相比，在观念、体制、方法、技术、管理和学术氛围等方面，在对教育理论发展的贡献和教育实践的指导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差距。 记者：有专家认为，我国的教育科研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与教育快速发展的形势相比，仍很不适应。您认同这个评价吗？ 朱小蔓：我不敢说这个评价十分准确，但不适应的情况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确实到了足以引起高度重视的程度。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朱小蔓：首先是教育的变化实在太快。我认为教育在这二十几年的变化恐怕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各种新形态、新思想、新模式层出不穷。学校教育从培养少数人的子弟变成全民教育；从阶段性教育变成终身教育，时间、空间大大延伸；教育的地位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过去抓教育并不是政府工作的主要职能，但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教育常常成为政府重大决策的内容；几次科技革命以后，知识爆炸也使教育面临着新的难题；教育的大众化使介入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文化水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增强，对国外教育的了解，都使他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批评也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尖锐。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构成了对我国教育研究的新压力，而我们的研究队伍在应对压力方面却还缺乏准备。 记者：您在一些场合多次谈到教育研究的严肃性。为什么您这么重视这个问题？ 朱小蔓：受不正之风的影响，这几年教育研究领域浮躁和功利的倾向明显影响了教育科学的健康发展。比如，有的人争取项目往往不是为了研究问题，而是为了评职称，为了学校申报示范校、重点校等等。这些愿望本身或许无可厚非，但如果实现它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名利，而不是为了提高教育水平，就会出现争取项目很积极，拿到项目以后却不那么认真做，虎头蛇尾。甚至有的人把过去研究过的课题拼凑打包，换了题目又申请立项，造成低水平重复。 记者：您在谈到“教育研究的文化性”这个问题时认为：“教育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具体情景和独创性。所以一定不能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消融了它的以道德为精髓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差异。我们现在过多地追求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对待教育研究，这是不适当的。”请具体阐述一下“不适当”的含意以及这种偏差会在实践中带来哪些问题？ 朱小蔓：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教育观念、教育经验大量涌入，我们教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将其本土化，把他们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经验融入中国的情景中。教育现代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目标，陶行知、陈鹤琴、晏阳初、黄炎培都是探索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他们的实验和理论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各种教育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我们引进国外现代教育理论和经验时，绝不能忽视甚至否定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的研究和传承。我们不是完全不能借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但教育科学和他们毕竟不同，自然科学（包括有的人文、社会科学）要求在复杂纷繁的现象中找到一个比较共性的原理，而教育由于民族性、地域性、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的不同，其生长的基础和资源等等就会千差万别，如果我们不回到教育，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就容易以笼统的、僵硬的结论使研究失去适切性。这样的研究成果往往脱离实际，不能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的要求。 记者：在首届教育科学论坛上，不少专家认为：当前教育科研的选题存在着缺乏针对性的问题，有些课题不是问题而是主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朱小蔓：我非常赞同他们的看法。教育研究的视角、选题，都应该有较大的调整，一定要回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寻找课题。比如，现在的孩子主要是读图而不是读字成长的一代，这个问题在香港已经成为教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而我们的研究却很少；实行教育税费改革，取消乡镇教育机构，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鉴于中国国情，目前也出现了很多过程中的问题。诸如此类急需解决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到生活中去寻找。当然，教育科学的选题，既要应对社会现实问题，也要有人去研究基础理论。前不久到俄罗斯访问，看到他们的教育科学研究选题，特别重视对人的基础性研究，并且将所有的教育研究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研究之上。 记者：现在全国每个省甚至市县都成立了专门的教育科研机构，一方面让人感到教育科研的繁荣，但另一方面教育科研的体制和定位甚至名称有点乱。各级各类的教育研究机构在研究内容方面是否也应该有所分工？ 朱小蔓：这是目前正在探索的问题。中国的教育科研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应该是怎样一种建制？各具怎样的功能？多少人数、如何运作？我们曾调研过19个国家，国家教育科研机构规模最大的是俄罗斯，但体制和机制比较灵活的却是其他一些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能完全向他们学。 但教育研究内容和方式的分工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各地各级教研机构的选题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韦钰博士在东南大学做脑科学研究，进而研究人的学习，她带领的那个群体干得很好。我跟她讲：你的研究很重要，我们做不了。因为她用脑成像技术看人脑在学习时是什么图像，我们不懂那种技术。但是在具体教师的教学情景中，在特定的课堂里，孩子究竟是怎么学习？却需要教师和第一线的教研人员去研究。这就是根据不同的优势和特长，在教育科研领域进行不同分工与合作。大学的教科所和中小学的教研室、中央教科所与地方教育科研机构各有优势，应该根据自己服务对象的不同需要和自身研究的实力及优势，确定研究选题和方法。 记者：中央教科所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国家队，作为所长，您将怎样领导这支队伍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朱小蔓：中央教科所前不久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完成了内部机构设置的调整，确定了除进一步增强基础研究外，重点加强对教育决策的研究和对教育改革创新实践的研究。今后我们要踏踏实实地注重内涵的发展。此外，我们要抓好几个自己的品牌：首先是抓好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工作，“全规办”是组织协调全国教育科研力量的纽带；中央教科所主办的《教育研究》要继续保持在教育杂志中的重要位置；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学术品位已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认同，出版了一大批学术精品书，今后还要做得更好；我们的培训中心将把“科研型骨干教师”的培养和关注中小学校长的发展作为新的事业生长点；前不久我们在苏州举办的首届全国教育科学论坛，主要内容是反思和提高教育科研的质量，正视教育科研中的问题，今后还将举办下去。最后，是我们的专家品牌。中央教科所必须有一批学术、人品都过硬并在全国影响越来越大的专家。这是我们要下大气力解决的。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7日第B1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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