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当下学术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应该说早已展开。有反思批判愿望和能力的学者，发表了大量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文章，希望改变当下的学术体制以及由此滋生出来的严重后果。但是，这些身怀学术理想和有责任感的学人的声音，似乎刚刚发出就被浊浪排天的世俗声浪所湮灭，很少、甚至没有人愿意倾听这种声音。 早在2006年，邓正来先生出版了一本文集：《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在自序中邓正来说： 我认为，在特定的意义上讲，我们置身于其间的这个时代大体上是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集体性”和“宰制性”，换言之，乃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其生产出来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者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的。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发展的趋向，还很可能会把我们引领至一个“反智”的时代。我们必须决然地拒绝这样一种趋向，否则我们将失去由理性支撑的合法性。 这里，邓正来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知识规划”。“知识规划”的内结构是权力和制度。在权力的控制和制度的规约下，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已呼之欲出。这就像一个“全知视角”讲述的小说，一切均在讲述者的掌控之内，结局早已一目了然。“知识规划”首先是一个权力观念，这个语词结构的中心词是“规划”。具体地说，大到国家项目、教育部项目以及各省、市项目，小到学校、院系、学科，均有“规划”。“规划”大的有“课题指南”，申请项目必须在这个指南圈定的范围之内；小的有具体数字，院系及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考核指标。在“知识规划”的控制下，衍生了一系列与之匹配的工作、考核、评估、评价标准。在这个“知识规划”背景下从事知识生产的大学教授，就这样走上了这条学术的“通途”。但是，这条“通途”隐含了怎样的问题，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陶东风教授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的文章。文中说：“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填表只是“知识规划”的一部分，而且应该说陶东风教授还是幸运的，他毕竟拥有了“知识规划”中的部分份额。 更糟糕的是那些经常苦于应酬、奔波，为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基地、中心、项目、评奖、出书、发文章等以求一逞的“学者”们。这些名堂，是“知识规划”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获取这些名堂，那所大学就没有颜面、不值一提、抬不起头。由此，产生了与“知识规划”相应的学术评价体制。这个体制就是“学术GDP崇拜”，文章、著作、项目、获奖数量、级别等是评估学科的重要量化标准。这个标准与其说合理，毋宁说更适于各级管理者的“管理”——他们只需看一眼数字，就可以作出评价，可以指认学校、学科和教师是否完成了“任务”并作出相应的处置。“知识规划”和“学术GDP崇拜”，必然导致学术腐败。陶东风在他的文章中说： 许多国家级的刊物、高级别项目与奖励的主持者（包括管理人员与评审专家），自然成了许多高校及其研究人员拉拢收买的对象，他们的隐性收入相当可观（虽然无法具体统计）。这使得高级别的学术机构成为最容易产生腐败（学术与金钱的交换、学术与权力的交换等）的地方。而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在高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或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的教师，就立刻成为学校的宠儿，也成为各个学校争夺的“人才”，他们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学术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名利双收。他们尽管心里可能对于表格大战极为反感，但也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表格的统治，就像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对比—下80年代知识分子与学者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的情况，现在的学术精英们大多在忙于填表，忙于把自己的学术资本转化为金钱与权力，忙于买车买别墅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最为根本的是忙于拉近和增进自己与各种掌握“学术权力”的学术机构的关系，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前提条件。 这是“学术的权力寻租”。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一方面是这个学术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卑微地放下身段，以谋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方面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拥有一定学术权力的学者，在项目分配、评奖、学科评估中的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我也曾参与过学术评奖，目睹了有些学者，既参加了评奖，自己也是评委，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虽然是匿名评奖，但他们毫不遮掩地当众告诉其他评委哪篇文章或著作是自己的，让大家“关照”。这种贻笑大方的争隋他们真就做出来了。“知识规划”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利益圈子，有中央的圈子，有地方的圈子。每个省都有一个学术利益团体。我们看一个省的评奖，总是那么几个人得奖，给人的印象这几个人是这个省的“学术泰斗”，但是如果了解这些评奖的内幕就会发现，原来是他们在左右着评奖，他们通过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变成了“学术泰斗”，而不是通过学术成就、人格等在专业同行中自然形成的。学术的生产方式、评价体制与“潜规则”构成了不作宣告的互惠关系，如何走进和实现这个“潜规则”，是许多学者内心真实的焦虑，学术本身不再是问题，学界在这个意义上变得庸俗无比，尽管他们还在这条学术的“通途”上一路奔跑并兴致盎然。 追求真理、一心向学的学者品性，在这样的环境中早已退出了学者的公共意识。近年来，学术诉讼层出不穷，学术丑闻成为媒体吸引眼球的重要内容，从．个方面表达了当下学术体制的弊端和困局。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近些年来，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配置经济资源；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包括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强化权力；……压制正当的舆论监督。其背后的思路和逻辑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而其前景，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蹈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权力的覆辙。”孙立平对社会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表达了他深切的忧虑。在学界，这种权力重建的趋势与社会构成了同构关系，这同样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样的学术体制面前，一些真正的学者选择了另外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说是学术的“小路”。一种是争取做一个即便在“体制中的体制外”的学者，“在‘消费学术’、‘商业学术’、‘会展学术’和‘官本学术’颇为流行走俏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中，做一个严格遵循‘学术逻辑’或具有学术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他们即便在体制内，也不放弃对既有的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的反思与批判：“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神圣的性灵与崇高的价值，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人之生命中的任何一重生命进行关注，亦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型构人之生命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进行追问。当然，本文所侧重关注的并不是人之生命中的物理维度，而是它的精神维度，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在民族国家的日常生活中，与人之精神生命具有最紧密勾连的便是它所建构且同时被建构的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学术体制。换言之，对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学术体制的反思和批判，不仅是关乎每一个学生在其最宝贵的青春求学时光中能否达到求‘知’——当然是指‘达才成德’之做人的知——这一根本目的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学人的未来学术生命、中国学术的未来方向、甚至是中国之未来可能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不论是作为一名教师，还是作为一位学者，我都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断对这种经由规划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而影响人之精神生命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分析和反思，有责任时刻对这种对于每一个进行认真思考的人来讲都无法彻底摆脱的结构性背景予以盯视和批判。”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学术体制的规约无处不在，但仍有这样的学者孤寂地前行。 另一种学者在自己选择的研究领域和对象中，隐含了对当下学术体制的批判。他们在著述中对晚清、民国的学者教授的操守、情怀和治学精神充满了缅怀和敬仰。孙郁在《在民国》中，集中讲述了那一代人的“风骨与气度”。孙郁认为“民国文人的内心是很苦的，置身于一个苦闷、矛盾的时代，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只能在迟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进行。”对晚清或民国文人精神的缅怀，从_个方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向往和敬意。不同的是，当下的学者很少“苦闷”和“矛盾”，当然更无“迟疑”和“迷茫”。因为“知识规划”为他们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就看他们能在这一“规划”中占有多少份额、获取多少利益。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学界也再难产生诸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等学术大师，就像文学界再也难产生诸如鲁郭茅巴老曹那样伟大的作家一样。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随处可见的只是徒具“大师状”的人物而已。于是，这样的学术生活，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存在的价值。许纪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这是一个学者理想的学术态度和生活。如何同当下这条学术“通途”诀别而走向个人的学术“小路”？这是一个怎样的问题？抑或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愿望作出选择？我深感困惑茫然：我们就在这个体制中，既是既得利益者，又心有旁骛。我相信，这不止是我个人的感受，大概也是那些经常应酬、奔波，为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基地、中心、项目、评奖、出书、发文章等以求一逞的“学者”们共同的苦衷吧。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们的大学教授也曾有过大抵相似的被尊重，只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教授距我们实在太遥远了。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来源：《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摘自《新华文摘》2012年第1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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