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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画画的诗人芒克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0-22 12:38
标题: 画画的诗人芒克
画画的诗人芒克

发布时间：2010-11-25
| 时代周报 | 106期 |

芒克和他的画，这些年来，诗人芒克就靠着这些画生活。 / 本报记者郭杨摄

本报记者喻盈发自北京
在北京宋庄，连黑车司机都认识芒克。他们管他叫：芒爷。
司机未必知道芒克的身份、事迹，更不大可能读过他的诗，但他们啧啧对记者感叹：哟，瞧人家那么大的腕儿，一点儿架子没有，太会做人了！
芒克说，他愿意一起呆着的朋友，都是豪爽、侠义、江湖的，“要我跟一帮学者、知识分子坐一块儿瞎掰乎，我都烦死了。这种会议我一般拒绝参加，即使去了也一句话不说。”如今，诗人芒克周围，环绕的大多是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画家、设计师，或者80后的小朋友，“跟写作的人玩得少”，连曾经一起创办《今天》的老朋友北岛、多多们，也鲜有联络了。
住在宋庄的芒克，身份是“画家”，虽然他自己不承认，“画画就是门手艺，完全是为了解决生计，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我画的东西是什么艺术品”。但如果描述他在这里的生活，确实是早晨起来拿刮刀涂抹颜料，晚上和画家艺术家厮混喝酒。他认了个经营画廊的年轻小伙当干儿子，11月6-26日，就在这家画廊，芒克举办了个人画展“另一种诗”。紧跟潮流的，他的画被挂上了淘宝店铺，12幅限量的版画作品，每幅标价8000元。如果是油画原作，“经纪人每幅给我两万块，他卖出去起码三万吧”。

芒克的油画作品。
“失踪”的诗人
白发翩翩的芒克，名字与朦胧诗派、北岛、《今天》紧紧相连。1950年他生于北京，父亲是国家计委的干部。“文革”开始时，芒克刚刚初二，他的学校生涯也从此结束。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次年开始写诗，后来和根子、多多一起被看做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北岛在《七十年代·断章》里回忆1973年他去白洋淀看望芒克：“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1973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23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在那个年代，芒克留下了不少传说。他曾经一天步行80里，到内蒙看望萍水相逢的知青，只因为他们在大同火车站相遇时自己身无分文，这位陌生的朋友给了他一手提袋食物。“这哥们儿太仗义了，我得去看看他！”当半夜他在荒原上的村庄出现时，插队的知青们惟有目瞪口呆。原野中的流浪、扒火车在路上的青春，是芒克早期诗歌意象的源泉，难怪多多说：“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是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
可以说直到现在，60岁的芒克仍在“流浪”，漂浮于江湖。“要说我的简历，非常简单。1976年从白洋淀回北京，到年底，给我分配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在北京造纸一厂，那算是正式的国家工人，干到1978年下半年，我跟北岛办《今天》杂志，基本就没再去过工厂了。从1978年底《今天》出版到1980年被停刊，将近两年，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杂志上。前脚停刊，后脚我就接到厂里寄到编辑部的一封信，盖着大红印，我因为矿工几百天被开除公职。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正式的工作。到现在，我去以前居住地的办事处找档案，人家都说：没这人啊！后来在‘失踪人员’里面找到了我，所有我的档案就是我被开除公职的通知书。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退休金，这个社会好像跟我没多大关系似的。”芒克哈哈大笑。
他做过临时工，在母亲工作的阜新医院，看大门。那是1982-1983年。朋友阿城看不过，一挥手：“看大门干嘛呀，走，我们开公司！”这是一段著名的故事与笑话，迄今被文艺圈津津乐道。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萌动，阿城、芒克、栗宪庭三人共组公司，名曰“东方造型艺术中心”，今天的著名作家、诗人、艺评家当年一起跑城串县揽生意，想做城市雕塑、搞“最早的现代前卫艺术公司”，结果半年后公司倒闭。
阿城在《威尼斯日记》里有一段生动的描绘，回忆他与芒克去秦皇岛谈生意的情景：“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诗人兴奋得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了。”而芒克对时代周报记者谈及这一段也是妙趣横生：“你别看阿城现在是滴酒不沾，以前他的酒量大得惊人，还从来不醉。我们到河北联系做艺术陶器，县里的头儿招待我们，喝酒不是拿酒杯，拿白瓷缸子。阿城不吱声一瓶白酒就灌缸子里了，我也没见他吃什么菜，一缸子酒就灌下去了。给那帮人吓着了：这什么人啊！怎么那么能喝！他戴个大眼镜，又瘦，活像酒里泡的一根大人参！后来他跟我说他不能再喝了，再喝他眼珠子就该飞出去了。”

芒克的油画作品。
逼出来的画家
芒克从来没有加入作协。也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与津贴。
上世纪90年代，他有很多时间在国外度过，各种各样的诗歌节、朗诵会、驻地创作邀请，应接不暇。他说在国外，邀请诗人朗诵就像现在的演员演出，一般都会给出场费，他也就靠这些费用维持生计。他享受四处走动的生活，或者用他的原话：“就是这样的命。”但那十年，他几乎没有了创作的心境。
2000年，他尝试重新捡回写作，出版诗集《今天是哪一天》，“我自己并不太满意”。此后，他一直在继续写，可是他想，现在还不是“露”出来的时候。
之后，芒克经历离婚、净身出户与再婚，经济状况更显拮据。50后的芒克与80后的新婚妻子潘无依租住10平方米的房子，频繁搬家，孩子又即将出生。朋友艾丹（艾未未的弟弟）看不过去，给他想办法：“艾丹问我：你会画画吗？我说不会。他说你试试，只管画，其余什么都别操心。”艾丹买来画架画布颜料，芒克一番涂抹，没想到艾丹一看：“行！”
2004年，芒克画出第一批12幅画，办了个小展览，每幅标价一万元出售，全部卖空。就用这笔钱，他在管庄买了一套房子，首付十万，妻子与刚降临人世的儿子，终于有了安身之处。“幸好那时候房子便宜。”芒克心里清楚，那次展览卖出的画，其实都是朋友照顾，“直接给钱接济你，怕你不好意思。”艾未未就买走几幅。
现在，卖画成了芒克惟一的收入来源。“绘画起码还跟商品比较接近。诗离商品更远。” 其实对他而言，“画一幅画付出的劳动量比写一本诗集差多了。一本诗集最薄也得两千行吧，我们写得快也得吭哧一年，一幅画几天时间就能画出来。当然有的人画得很细，耗时长一些。有人跟我说‘你应该画点细的’，我说得得得，我画得再细，用半年画一幅画，我相信它的价值跟我现在的画差不了多少。”
栗宪庭参加了芒克新画展的开幕式，他说：“我对芒克这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肯定不是因为他是著名诗人，因为我不懂现代诗，看得也少。交往也不是太密切，有时候一年还不一定见到一次。我特别特别喜欢芒克的一点，就是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装丫的’，我见过不少有名的人，很多都‘劲儿劲儿’的，芒克啥时候都不‘劲儿’，啥时候见他，都是一股强烈的少年般青春和真挚扑面而来，平实又热情，多情又豁达，好像从来都不犯愁，或者犯愁也不是要死要活的那种，即使喝醉了也不反常态。”
这种不“装”的品性，尤其在芒克对待画画这件事上显露无遗。他坦承自己的不专业，也绝不自认画家、艺术家，“我就按我的方法画，有的人觉得挂在家里感觉很好，那就买。”
芒克的画色彩灿烂单纯，笔触浓烈干涩，有人说在其中仿佛看到了他早年诗歌的意象，而他自己的解释直白得吓人：“我喜欢特灿烂的东西。作为商品来讲，挂在家里也好看啊。”

芒克的油画作品。
北岛、阿城都很倔，我挺随和
时代周报：曾有人描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朗诵会上见到的你，说你无论衣裤鞋袜一律都是名牌，显得鹤立鸡群。还说：芒克是几个诗人中少有的能将“波西米亚与穷人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结合得很舒服”气质的人。
芒克：其实那时我穿的就是现在年轻人都穿的耐克、阿迪达斯，现在都普遍得不得了。我特别不愿意穿那种特别正规的名牌的东西，什么意大利皮鞋、什么西装，我都反感穿，都是休闲。那时大家没见过，就都说名牌。他们有人形容我，说穿着白皮鞋，弄得我跟假留洋似的。其实我从来没穿过，我最反感就是白皮鞋。运动鞋阿迪达斯可不就是有点白色吗。
时代周报：当年你和北岛一起办《今天》，但似乎后来你们的轨迹也很不相同。你觉得你们的性格有什么差异吗？有人觉得北岛是使命感很强的人，反对一种意义，但其实也树立起另一种意义。你和他们一样吗？
芒克：我从来没考虑过意义、价值这些东西，也没想推翻什么，因为本来就没觉得那些东西是应该接受的。我们这些人还是受西方影响大一些。我写诗，就是有兴趣，现在也是这样，看看头脑里还有什么智慧。至于价值、地位之类的东西，我很看轻。谁有权利说你在文学史上有什么地位？没兴趣。
办《今天》那时候，年轻，也没有太多想法。因为我们都写诗，我1972年认识他，我们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那时候真有老大哥的样子，比较讲义气，你要是有难处他真帮你。1978年他自己印了一本诗集，还帮助我找到很多过去丢了的诗，也帮我印了一本，这样关系就比较牢固了。办杂志想法很简单，大家都写作，没有地方发表，也想豁出一把，争取出版言论的自由。当时我们想可能办完一期就都给抓起来了。结果居然两年时间让你去办这杂志。那两年我们真享受了出版写作言论的自由，没想到后来一扫而光。
我的朋友，北岛、阿城都很倔。我脾气暴，但比较随和。他们脾气不暴，很少跟人发火，但拧，表面上很温和，其实一点不温和。
时代周报：你今年将满60岁，儿子姜尚才6岁。你平时都怎么跟他相处？我看他整天跟着你，如果孩子淘气，你会管他吗？
芒克：淘气是天性，管他干嘛。我只在他不注意安全、不讲道理的时候对他严厉。但这个孩子总的来说挺乖的。我小时候就被管教得太严厉了，我父亲是老知识分子，我最怕跟他呆在一起。小孩都有自尊心，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说话方式我最反感。
为什么我后来跟我父亲有点隔阂？他有时候说你的话，你这辈子好像都接受不了，他认为你就是个废物，一辈子不会有任何出息。他是有怨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被整，外面不敢怎么样，回来发火。而且他是学理科的，希望我们按部就班上学，还是搞理科，没想到“文革”一来，我们学也不能上了，他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
时代周报：后来跟父亲的关系有没有缓解？
芒克：惟一缓解的是父亲病重的时候，那时我每天夜里守着他。1990年日本出了日文版的《芒克诗选》，递给我一本，精装的，我父亲精通日文，他以前从来不看我写的任何东西，有一天我看他在家翻我的日文诗集，我觉得有点感动。但他不看中文的，只看日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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