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新中国走过了60年的历程。就新中国发展的根本标杆而言,主要是通过社会转型来体现。社会形态是解读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不同的社会形态构成了一面面不同的镜子。如果将情感文明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精神形态,那么,情感文明以及作为其实践行为的情感生活,就必然要以社会的种种“镜像结构”之映照乃至作用才可能凸显出来。镜像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文明现象,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再现。我们用一面面不同的镜子来观照中国情感文明60年的变迁,就会形成一幅幅不同的镜像。在社会转型的镜子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情感文明镜像尤为醒目。中国60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949到1978年;第二次则是从1978年一直延续至今。社会转型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也影响中国人精神状态的转变,其中包括情感状态的变化。以往的一些研究,基本上着眼于阐述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原因和意义以及取得的成就和社会效果。而对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给人性、人际心理以及人的精神诸方面带来的社会影响很少探讨,至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对人的情感结构、社会性格的形成以及社会情感风气所带来的变化更是绝少涉及。我们认为,要理清、把握中国社会60年来发展的脉络、趋势和转变的契机,不能不探究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心态律动、心路历程。惠京伽(Huizinga)在观察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时曾说:“必须牢记情感、眼泪和精神剧变这些因素,以便完全地想象出那时期的生活是多么动荡和激烈。”情感是非常感性的,然而也是非常深刻的社会记忆力量.这种社会记忆对社会历史和未来具有再生产的意义。中国政治家要治国安邦。必须要善于承接和调整中国人情的社会结构,认真考察中国人情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行为受人性的支配,而情感是人性的最本原力量。“性”字结构由“心”与“生”合成。“心”如同有机万物一样,蓬勃地“生长”。情非外铄,人心本有。”情”内在于”性”,就像“性”内在于“心”一样。人情,说到底,是人性的外在表现;人情的变化,反映着人性在善、恶取向上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古人形象地将性与情比作一株树的根和枝干,作为枝干的情是植根于性的,由根而生;虽则“部位不同,而本质则一”。具有人性力量的情感就会具有促成自然和社会的生机作用,使得自然和社会充满生气和活力。《周易详解》说:“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化天下,莫不皆有所感”,“情,天下万物之常理也。”《周易·成卦》亦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中国古人看来,“感”意味着天地相互交感、心灵相互和谐,绵延的自然与和平的社会就栖息在到处弥漫然而又是实实在在的情态之中。情态成为天地万物生长和人伦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感应链条,情态所向即见自然和社会的归属,通过观察情感。则可知万物人伦之文明发展走向。中国人情是中国文明的土壤,人情变迁是文明变迁的基础。60年来中国人及其社会发生了无数改变,无论怎样变,终须回归人性的本原,回归作为万物之常理的情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状况总归要用社会化文明进程来解释。在中国文明史的坐标上,不仅纵贯着中国客观社会发展变迁的道路,而且交错着情感性的、精神性的、人性的发展轨迹。因此,为了比较学理化地描述中国人情感变化的发展轨迹,我们采用“情感文明”这个含义丰富且富有变化的术语。
关于情感文明,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很少使用因而也未被明确界定的概念。不过好在诸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意义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已经在中国普通大众的心目中深入人心,那么对情感文明的说法多少有些类似推理的接受和理解。当然情感文明有着特定的含义和意义,在西方思想文库中已经存贮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交叉成果。本书专辟了章节对西方情感文明理论进行梳理和集成。关于中国情感文明和情感发展问题,在我国古代哲圣文人那里早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政治文化环境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情感文明并没有得到积极的探讨,在学界主流话语中没有相应的地位。情感文明的存在和变迁是普遍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之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当中国社会情感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吸取和激活西方和中国古代情感文明研究的成果,对中国现代社会情感文明变迁与发展作出本土化的探讨,从而通过积极有效的情感文明建设活动,用新的情感理念和情感实践方式促进中国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
情感依附于人,是存在于社会的主观现象,是一种主观的社会事实。情感文明作为情感的集合表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蕴,从灵魂的内涵推展到行为的方式变化,莫不具有情感文明的意味。对情感文明不能直观地笼统地加以描述,而必须视情感文明为变量,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社会生活以及人的活动中来考察,这种考察依据一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资源。美国著名的研究情感的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尔斯特指出,情感最重要的来源存在于历史、人类学、小说和哲学中,“可以说。只有在此类更加广阔的背景下,我们才能观察到自然状态的情感----它以其原始的驱动力蕴涵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本书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社会变迁的动态背景中,结合中国60年来能反映国人情感文明变化发展状况的社会事件、文献资料等客观事实或经验材料,来大致描述和解析中国人情感价值观念、情感行为的微妙而活性的变化以及对情感社会控制的变化过程。不过要完整无遗漏地描述中国人60年情感文明的发展历程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本书主要从以下四个视点(也是考察情感文明的四个基本维度)对中国人情感文明的变化进行描述和分析:一是情感的社会经济视点,这主要关注情感文明形成和表现的社会经济原因及其动力。社会经济的变化构成社会变迁的关键环节,是社会变迁河流中翻滚的主流。也自然是情感文明变迁的社会基础。受社会经济影响形成的这种“情感”,是对社会情感文明状况变化的客观物质务件的生动反映。同时,“经济情感”(即反映经济的情感或投入经济的情感)本身是考察“情感文明”的一个重要变量。二是情感的社会道德视点,这主要关注情感文明的人文道德素养。情感的道德发展状况往往通过公众的同情心、社会正义感和利他主义价值精神表现出来,“道德情感”反映了社会情感文明发展的善的方面及其水平。三是情感的社会审美视点,这主要关注以满足人本身的价值为最高境界的审美情感。审美活动赋予了情感以博爱、自由、崇高、优美等现代文明元素,美构成人性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审美情感的升华又成为改进和推动情感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四是情感的社会民主视点,这主要关注情感的社会控制状况和情感的平等状况。情感民主的舒展伸缩空间可以通过情感解放、情感自由、情感选择、情感权力等情感的活跃因子显示出来,“民主情感”反映了社会情感文明的开放程度。我们发现,上述从经济、道德、审美、民主这四个基本维度表现出来的中国情感文明的显著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由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经济震荡、政治权力博弈、文化观念波动往往会引起社会情感文明的关联变化。因此,我们对于新中国60年情感文明的发展轨迹的研究,主要以经济情感、道德情感、审美情感和民主情感这四方面的丰富内涵与形态之发展变化的四个视点为“横坐标”,而以两个重要时点的社会转型为“纵坐标”。两个重要时点分别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时刻,标志着百余年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最终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中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中国再次站到了历史的拐点上。当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春天的大门,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60年,按照上述两个转折点分为两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1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简单地说,大致为两个30年。现在可以按照上述高度概括的视点与时点构成的坐标,对于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的情感文明化进程,做一番高度概括或日简化的考察与比较。正如这两个30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差别一样。这两个时期的情感文明发展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头一个30年是以政治为中心、以国家为主体的时代,中国民众既有从旧中国的阶级压迫中获得情感解放的喜悦;也有陷入社会政治控制误区的痛苦;既形成了团结统一的集体主义革命情感,也存在有无视甚至抹杀个人情感自由的社会整合过度倾向;既激荡着敢想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也滥觞着庸俗不堪的非理性、盲目屈从的委琐与颓唐;既流行着勤俭节约、爱国爱家的道德情感风气,也弥漫着吝啬、患得患失的社会病态行为;既热衰于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人际情感关系,也滋生有相互防范、相互斗争的畸形人格特征。新中国“甲子”的后30年,社会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时代,政治革命场域被市场经济场域及其后来的网络文化场域所取代,这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国情感文明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情感文明的变迁发生着以下一些关键性的变化:其一,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方式由关注物质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转向关注多层次多欲望的情感体验;其二,中国社会对情感的控制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控制转向多元化的开放性调控;其三,中国人情感理念发生转型,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情感生活开放理念取代以社会、家庭为中心的情感约束理念。在这三种主要的变化取向中,实质上反映着我国情感文明的经济取向、道德取向、审美取向和民主取向方面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情感文明的上述变化是仅就主要趋向而言的,我们要看到两个30年之间的情感风气、情感气质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我们追溯两个时期的情感链条史,在第一个时期情感文明发展的好的方面或是负性方面到了第二个时期仍然有所表现。不过,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新时期的情感文明现象有了突生的性质,两者之间不存在直线性递进的关系,而是转折性的发展和变化。在新时期,中国人情感文明的发展总体上是进步的,在改革开放的土壤上生长出一些在过去没有的新的情感现象和情感特征.例如,传统上对民众情感的激励主要靠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不现实的理想,现在注重通过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使民众情感真正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和树立乐观的精神;传统上对情感的控制主要靠政治高压手段和舆论压制,而现在主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法律控制是宽严相济的,道德约束也是通过教育自律为主。另外。在对情感的是非好坏的评价上也带有相对性,减少了强规范的硬约束,例如提倡要大公无私,但这只是一种价值要求。对重视个人利益的私情,不再采取在上面贴标签的做法,而是要看这种私情是否损害了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否则就承认其正当性与合情合理性。因此,中国情感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既是连续性的,也是间断性的,情感文明的变化发展是一个不断被生产、被建构的过程。另外,情感文明在发展历史过程中新生成的特征和功能并不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情感由社会控制向个体的自我控制发展是情感文明的一个新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感约束已被情感开放所完全取代。事实上,情感的约束因素和开放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尤其在我国这样的外生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尤为明显。因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没有经过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民族素养尚未威熟,个人控制情感的能力素质较低。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可以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及其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来调控社会情感,解决或缓解情感社会问题。社会的这些调控行为可以使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情感失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尤其在我国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民众情商能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情感的社会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的情感相当多面,社会也会根据国情需要来通过各种手段调控情感。社会调控情感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维持秩序的需要,只是手段和形式会发生变化而已。个体对情感的自我约束不过是情感的社会控制规范内化为个体的情感行为规范的结果。社会情感文明的平衡和进步正是建立在情感的社会控制与情感的个人自律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
情感文明是社会变迁中的主观精神状态,那么它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的关系如何呢?A.巴洛齐齐曾概括了西方战后关于心理发展研究的三大学术取向(文化--个性学派、主流心理学、实用主义),这些研究中,有些研究将心理因素看做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的前提条件(自变量),有些把心理因素看做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伴生现象或干扰因素,有些把心理因素看做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过程的后果(应变量)。上述研究取向虽然不同,但都强调了心理因素与社会经济、政治变迁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把三种取向综合起来,恰恰说明两者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受上述观点启发,我们在研究情感文明与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关系时,为了避免陷入情感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对立的谬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成为我们研究的方法论。弗洛姆将心理因素视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影响力量,认为如果忽视了它的作用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在塑造人的过程的同时,人也在持续不断地创造社会。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是围绕人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展开的。他认为要考察社会变迁过程,必须先剖析人的社会心理动态过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心理基础,这一心理基础就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又是现代人所处的特殊困境所造成的。我们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也就是既要看到社会对情感的建构作用,也要看到情感因素对社会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两方面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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