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要面子是天下闻名的,当然这是指传统的中国人。其实不独中国人,外国人也是要面子的。—些西方学者“也曾殚精竭虑地探讨”[1]过面子的概念。所以面子不只是中国人独有的概念,甚至也不只是亚洲集体文化的产物,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概念。因为是文化概念,而文化本身是有差异的,因此对面子的理解自然也存在差异。东西方这两大文化体系对面子内涵的指涉以及面子在人们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也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面子曾经是“中国精神的纲领”[2]我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先生将面子、命运、恩典看成是统治中国的三大女神,而在这三者之中,面子的势力又最大,可见面子在中国人社会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所以要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人的面子。研究面子对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重要意义早在100 多年前就被一个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发现了。他以自己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历写出一本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书籍《中国人的性格》,在此书中他将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为20多种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保全面子”[3]。
他说:“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3]史密斯先生对中国人性格的描绘有褒有贬,连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最多也不过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3]。因此,对他的观点,我们不能盲从,但是他对中国人面子的上述见解却不失有真知灼见。我们也据此知道,中国人的面子最初是由西方人研究的。直到20世纪40 年代中国旅美人类学家胡先缙女士才以中国人的身份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本土面子概念。此后才出现了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比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Goffman(1955) 则由中国人讲的“面子”激发灵感,转而探讨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面子现象。美国人类学家Stover (1962) 则以外国人的身份探索美国华侨对面子的本土概念,他的研究所提出的“中国本土面子”概念突出了中西文化中最不同的部分。
近年来港台一些学者也对面子进行了一些跨文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但就目前的情形看,这些研究都比较分散,由于“面子”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歧义性,造成了研究者所选择的理论参照点差异巨大,因此难以形成比较一致的见解,更确切地说是缺少理论上的整合。笔者想就平日阅读有关资料所获一得之见表述于兹,以就教方家。
一、中国人面子心理的涵义与特征
截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研究者能给面子下一个公理性的或为科学家共同体普遍接受的定义。“脸”与“面子”就其最初的含义来看,脸指“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即人的面孔”。面子指“物体的表面”,二者虽然所指有所不同,但均指有形存在之物,因人的一张脸与物体的表面都是人用感官得到的,既看得见又摸得着。但是当中国人用“脸”或“面子”来解释和调节社会心理和行为时,其含义就引申为一种既有形又无形的社会心理存在。中国人的面子可以说既是一种有形的,又是一种无形的脸。对此,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制》一文中有非常形象的论述。他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其中的可洗可刮之脸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可丢、可赏、可争、可留之脸则是观念的、无形的。那么,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1.面子是根植于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
面子是一个普遍的文化概念,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面子。可以说讲面子,要面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面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面具,戴在身上就是如同人们穿上衣服一样才能显现出文明。动物是不讲什么面子的。当然人类讲面子讲得太过,就成了做戏,不管其实用价值如何,只是一味做给人看,那就成了弊病。总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很重视面子问题,但由于东西方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不同就导致了东西方人对面子有不同关注,面子在人们的心理生活中也具有不同价值。不仅如此,就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群体对面子问题也有不同关注和不同的价值。一个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或文化氛围中的个体或群体其心理建构中必然积淀着特定的文化。文化是其心理建构的原材料,也是其心理建构模板。生活在某一特定群体中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文化的塑造。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就是经过数千年的华夏文化塑造逐步形成的。每一个个体从出生伊始便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在先天图式的基础上吸收社会文化的过程。面子心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但因为个体所处文化背景不同,日后形成的面子观念自然也不同。
2.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与表现
面子是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与表现的。首先,面子必须通过交往对象才能获得。一个人是否有面子,不是由他自己的个体活动决定的,而是由交往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决定的。我们每个人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或丢失面子,或别人只能从我们这里获得或失去面子,但我们不能从自己身上获得或丢失面子。所以面子必须依赖互动和交往活动才能存在。比如说我向别人借钱,别人借给我了(当然必须在我知道别人有钱的情况下) 我觉得有面子,人家不借给我,我觉得丢了面子,反之亦然。总之,面子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一个人可能通过自己的地位、能力、才能、道德以及情感上的密切关系从交往对象那里获得或大或小的面子。交往对象是面子的施予者,只有当有施予的可能,我们才有获得面子的可能;对方施予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我们得到面子的大小。正因为如此,面子的存在就离不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活动是面子生存必不可少的空间。特别在人际交往中所建立的情感关系即所谓“人情”是面子生存的基本支柱。中华民族由于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千百年来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非常重视人情、面子在交往中的作用。人情、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制约人际交往。其次,面子只有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得以显示,得以测量和检验。一个人究竟有无面子,有多大的面子只有在特定的人际交往中从他人对你的态度和行为中才能显示出来,也只有通过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形成。众所周知,在一个群体中不同的人由于交往方式和交往程度的不同,其受到成员的尊敬程度以及与成员的密切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决定了一个人有无面子或面子的大小,所以离开了人际交往不仅面子无法存在,无法表现,也无法测量和检验。
3.面子具有情境性和可变性
面子具有明显的情境性和可变性。它要随着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首先,时代不同面子有所不同。在封建时代一个已婚妇女丈夫死后再嫁,会被整个家族看成是丢面子的事,而现在却不为然了。孔夫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旧中国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尤其没有男孩子在人前就抬不起头来,觉得是件丢脸的事,可是现在许多夫妇婚后订契约不要孩子已成为常事,所谓“丁克”家庭即是。再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都以跳迪斯科以及经商赚钱为伤风败俗之事,丢面子之事,现在这种观念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这是时代变化的缘故。其次,个体在不同情境中其面子大小也是不同的。我们以《战国策》中记载的苏秦为例。苏秦是战国时的一个“策士”(用现在话说就是专门讲谋略学的人) ,第一次游说到秦国,由于其“药不对症的言论”虽十上书而未被秦惠王采纳,狼狈不堪地回到家时,一点面子也没有:“妻不下纟壬,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因受此刺激乃发奋读书“, 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再度出山游说诸侯国。这次他跑到弱小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主张联合阵线抗秦,一举获得成功。他本人身佩六国相印,当起了六个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此时的苏秦地位变了,面子自然也就跟着增加。一次他要到楚国去,经过故乡洛阳,此时家里人对他的态度和行为也发生了360度的变化:“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3]同样是一个人处于不同情境中其面子的差距竟然如此巨大。个体所处不同情境还包括:一个人在此一群体中面子很大,如处于熟人群体或亲密关系的群体中面子较大;在彼一群体中面子较小,甚至没有面子,如处于陌生群体中就很少面子。第三,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还包括“在场效应”。中国有句俗话,“人在人情在”,即是说属于某一群体的个人具体生活在该群体中时面子大,虽然属于该群体,但个人没有在场的情况下面子就小。也就是说面子的大小随个人在场不在场的情境而变化。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特别是面子的“在场效应”是中国人面子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面子的情境性和变化性,美籍著名学者成中英教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脸,但在不同的场合及位置上都拥有多个面。脸与面的关系正如儒家所说的‘实’可衍生多个‘名’”[1]。成氏的见解真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4.面子是一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
面子说穿了就是一个尊严与自尊的问题,一个人没有尊严和自尊那就无所谓面子。自尊是里,面子是外,自尊是背后动机,面子是外部彰显。面子是个人从他人获得的社会尊严,或经他人允许和认可的公众形象。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给面子”、“争面子”、“丢面子”、“爱面子”、“伤面子”、“丢脸”、“无脸面见人”、“打肿脸充胖子”、“打掉了门牙和血吞”、“打断了胳膊往袖子里掖”等等,都是自尊与尊严的表现。自尊与尊严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只是在传统中国人那里得到畸形发展。传统中国人,以农耕生活为主,生活在十分封闭的环境中,很少与外面的世界接触,所以一旦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人们往往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以此满足自尊的需要。所以传统中国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似乎更加迫切、更加强烈地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在中国越是要面子的人其自尊心也就越强。所以在一个人极力维护自己的“面子”时,实际上他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当一个人伤害了别人的“面子”时,实质上他是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当一个人被骂为“不要脸”时,实质上是认为他不要自尊了。面子与自尊、尊严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5.面子是一个人的自我心像
面子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但面子又是一种主观的体验,是一种自我的心像。同样一件事情在一般人看来是很丢脸的事情,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很有面子的,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 看见王胡在墙根的日光下赤着膊捉虱子,非但不觉得有失体面,反而脱下衣服与王胡比赛,当发现自己捉到的虱子没有王胡多时,他感到很失望,认为自己“大失体统”,居然找岔与王胡动起武来。鲁迅先生还在一篇《说“面子”》的杂文中讲过自我心像:“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们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2]鲁迅接着评论道:“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 ⋯⋯”[3]我们知道,“不要脸”和“有面子的”该有多么大的差距啊,然而这小瘪三却把“不要脸”的事看成是自己争了面子,在我们看来,真是不可思议。鲁迅讲的是一则笑话,但却是社会存在的一种面子类型。所以我们说面子是对来自他人印象的主观感受、主观判断、主观评价。在这里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是客观的,而对这些态度和行为的体验、感受、评价却是主观的。当然这种体验、感受、评价与个体的知识经验、信念、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有很大的关系。
6.面子是重道义轻功利伦理情趣的表征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儒、释、道相融合的文化,但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共同特征都是追求理想人格,儒家所追求的人生是做“君子”,做“贤人”,做“圣人”;道家所追求的是做“真人”,做“至人”,佛家所追求的是彼岸世界的快乐。这三种理想人格的共同特征就是远离功利,距离功利越远人格的层次越高尚。当然真正能够成为圣贤的人只是极少数人,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君子。而君子的一个重要的人格特征是讲求“道义”。从先秦时期孔子的“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到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再到宋代思想家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无不以“道义”为重。这种重“道义”轻“功利”的伦理情趣使中国人表现在人格塑造上更多关注精神自我完善与自我满足。对“善”的追求和对“名声”的维护,使中国人重气节、讲操行的品德特别突出。在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声为心理满足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宁可身败也不愿名裂。这只要看一看中国历史上许多宁愿含冤赴死也要保持名节所谓忠臣就可一目了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感到最羞耻的事情之一就是“见利忘义”。名节问题是一个人一生最为重要的问题。一个人一旦失去名节,即使获再大利益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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