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人替我们种吃的东西︵︽复兴社会教科书︾第二册︶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民国伊始，教育总长蔡元培曾指出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的不同之处，强调“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表达了教育革新的愿望。但在大多数老百姓看来，“民国”无非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继续上演着袁世凯、张勋等人复辟的闹剧，外加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更加剧了人们的这种看法。当时，教育界的主流思想是倡导国民道德教育与共和精神的养成。民国成立后各学科新编的教科书中，也或多或少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然而，就当时来看，尚缺少一门真正倡导共和精神、培养健全国民的独立课程。 社会科的诞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在原有基础上的长足发展。工业建设领域急需大量受过一定职业教育与训练的劳动者以及各种管理人才、专业人才。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课程设置显然无法满足这种要求。这一时期，大量留美学生纷纷归国，在教育界渐居领导地位。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等相继来华讲学，加速了美国教育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此时的美国，已经在中学阶段设立社会科课程。美国教育家提倡的“教育实验”“儿童本位”“教育即社会”等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如火如荼，促进了民主、科学的普及。不少人鲜明地指出：“现行学制中缺乏共和国民之精神”“修身科不适用于法治国家”，培养健全国民的呼声越来越高。 经过民国初期不断的探索和尝试，“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在1919年成为中华民国教育的新宗旨。1922年底，北洋政府公布了新学制。教育界经过半年努力，于次年6月刊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根据新学制，清末以来注重道德教育的小学修身科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门崭新的课程——社会科。 回到20世纪20年代，不难发现，社会科的出现与其说是美国教育思潮对民国教育改革的直接影响，不如说是国内教育人士对传统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反思，它承载了国人对具有共和精神的健全国民的诉求。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初级四年社会课程纲要》起草人丁晓先看来，“旧时的修身科，注重在个人的道德修养，着眼在个人方面，目的在修养成功一个矩步规行的循良佳子弟；虽也可算在人格修养上用工夫，但因其含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意味，只是人格上片面的修养。即使达到了期望的目的，也未必即可适合共和国民的资格”。 从1912年11月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对修身科的目标和内容规定可以看出，“修身要旨在涵养儿童之德性，导以实践。初等小学校宜就孝悌、亲爱、信实、义勇、恭敬、勤俭、清洁诸德，择其切近易行者授之；渐及于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气，养成爱群爱国之精神。” 而社会科的教学，则是从了解社会、观察社会、尽力社会及国民素养方面，实现三大教育目标，使儿童“知社会的过去，现在的情状，和社会与人生的关系。培养儿童观察社会的兴趣，和尽力社会的精神。养成社会生活的种种必要习惯。”简言之，就是要使儿童“能够适应社会，能够维持社会，能够改造社会”。在当时的人们眼中，“社会的发达，全靠社会里各个人的健全，就是各个人都有生活于社会的种种徳智。儿童是社会里的一个人，是将来社会的主人翁，就不能不使他熟悉这个社会——现在的，过去的，近的，远的——而学习生活于社会的种种徳智”。因此，通过小学社会科的教学，期望儿童至少能够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即知道本地的大概情形；本国的大概情形；衣食住的进化与卫生大概；中华民国建国史的大概；一年间的重要纪念日和节日的大概；个人对于家庭，学校，地方，国家的关系和服务的责任。与早前经过数次改进的修身科相比，即使这个最低限度的社会科教学标准，也有着相当大的突破：它摒弃了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私德的单一性，主张将道德教育渗透到社会活动和社会环境中。儿童通过社会科的学习，能够成长为一个视野开阔、具有公民素养的合格国民。 先编教授书再编教科书的编纂革新 社会科课程的设置，为久已沉闷的民国教育注入了鲜活的动力。它也意味着与之相关的社会教科书即将登上历史舞台。新学制颁布后不久，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两个中国近代最有名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先声夺人，于1923年2月同时出版了我国最早的小学社会教科书——《新学制社会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和《新小学教科书社会课本》（中华书局）。对新课程新教科书，其编纂者无比自豪地向世人宣告：“这书在我国可说是空前未有，和国语自然研究等，同为小学校急需要的教科用书。”从课时看，当时社会科占初级小学总课时的20%，仅次于国语，比算术还高。 如果说社会教科书的出现，有如一缕清风，唤醒了人们心中对培养健全国民的渴求。那么，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两套社会教科书不约而同倡导了“先编教授书，再编教科书”的编纂方式，赋予这门新生课程前所未有的革新与创见。 在《新学制社会教科书》初版的编辑大要中，特别指出：“本书材料的组织排列，取活动和联络的主义，详载教授书中。小学校社会科教学时使用本书，必须参看社会教授书。”一个“必须”，道出了教授书的重要性。事实也正是如此。《新学制社会教授书》的编纂者认为，“教学社会科，教科书不是主要的东西，是教学中一种辅助的工具，借来做谈话，讲故事，说明作法等事项的帮助”。也就是说，在这门课程中，教科书不过是儿童开展社会研究的一个载体，无需过分强调。相反，教授书承载了更多对社会科的理解和认识。若进一步探究这课发现，就教科书的编纂而言，以往的那种先行编订教科书，再按教科书编成教授书的方法颇为因循守旧，不适宜于编辑社会科教科用书。原因何在？“社会科的教学，当以经验获得为主要事项，纸片上的知识，不过是供应观察做事等过程中的需要，或辅助他的不足。所以先按观察做事的机会，详演各种方法各种过程，编为教授书；再据观察方法做事过程而提供需要参考阅读的资料，编成教科书。”寥寥数语，教授书与教科书的关系一目了然。 《新小学教科书社会课本教授书》甫一开篇也谈到：“本书是一种创作，绝不能够依循旧法，把课本中的一部分的知识，详演各种教学方法。”接着，阐明具体作法是“按照观察、调查等各种机会，演出教学方法，先编订教授书；再根据观察方法等，选择必要阅读、参考的图画、文字，编成课本。”只有这样的编辑方式，“才能活动而不致于呆板”。对此，编纂者自认为是“编辑界的一大革新！” 说到这里，不得不承认，社会科教科书与教授书的编纂方式，实为一种革新。它是社会科在共和制度建立仅十年有余的中国大地上立足时，教育家们鼎力革新的尝试与努力。这种革新，更可以说是一种颠覆——对旧有编辑方式和教学方法的颠覆，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也极少有人敢于做这样的尝试。唯有那个西潮东渐的时代，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人，能够以非凡的勇气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架构出全新的编纂方式。它意味着，当我们试图去了解、学习并研究民国小学社会教科书丰富的时代特征与教育内涵时，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将目光停留在那一本本薄薄的教科书上。教科书的背后，是一册册凝聚了编纂者无数思想与灵感的厚重教授书，默默无闻却极为重要。它们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读透了它们，才能真正打开民国小学社会教科书的探索之门。 昙花一现社会科 民国小学社会科从1923年出现到1949年中断，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课程标准随着时局、政局的变化而跌宕起伏，几经修订。历次修订，社会科涵盖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都有所调整。1923年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总说明》规定，社会科设置在小学初级阶段（1-4年级），由公民、卫生、历史、地理四科合并或混合而成。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教学上的便利。高小阶段修身科则改为公民，历史、地理、卫生仍为分科状态。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社会》将小学阶段的社会科统一起来；此时还出现了初小社会、自然两科“可”合并为常识的提法；高小历史、地理、公民三科合并为社会。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社会》正式公布，此后历经三次修订。在此期间，高小阶段的社会科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也都进行了调整。分分合合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使得社会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综合课程的烙印，但在实际教学中，却又流于分科形态的教学。这一点，至今仍影响着我国社会科课程内容的选择。当然，就教育目标而言，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科，都始终肩负着公民教育的重任。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曾寄托了民国教育家共和追求与革新理想的小学社会教科书、教授书，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再次轻抚它们，编纂者艰辛的探索、执着的努力犹在眼前。还好，它们都在。那一张张惟妙惟肖的图画、一页页凝练简约的文字，带我们穿越时光隧道，与前人对话。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思想、感受到他们的追求。这些教科书与教授书，虽无前人，亦难见后来者，但我们总会透过它们，看到了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希望。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综合文科编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