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绍兴建城250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钱汝平
 2010年10月28日至30日,8由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文理学院、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越文化研究院）等承办的“中国古城文化与区域发展高峰论坛———纪念绍兴建城2500年学术研讨会”在绍兴召开，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首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永杰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大学、科研机构和城市规划一线的80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在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中，各位专家学者通过大会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的形式，透过绍兴古城2500年的文化脉络，围绕如何借助绍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把握古城文化与区域发展的科学结合点，如何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中实现文化创新和区域社会和谐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次研讨会收获颇丰，收到论文60余篇，既有对绍兴古城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有对绍兴城市发展的探讨，还有对绍兴经济、古城保护开发的思考，许多论文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有很强的针对性。 绍兴古城历史文化研究在大会主题发言中，陈桥驿认为，对于绍兴古城，201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因为越王句践是在公元前490年，也就是2500年前，从会稽山区出来，在离山麓不远的这片孤丘平原上建立这座都城的。今年正是这座古城建立的2500年。当时，在以汉人为主的平原地区，都城当然早已山现，但在被先进的汉人称为“南蛮 舌”的落后地区，建城立都的事是相当罕见的。所以在以后的整个华夏境域中，越人建立的这座城邑，无疑也是座历史上的古城，是越人和汉人都可以自豪的。陈先生还认为，对于建都立邑之事从事研究，不仅是一种历史，同时也是一门学问。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其中也有好几位热衷于研究绍兴的。这就说明，对于这座名城，其城邑的建立，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现在我们国境内的古城，多数都由早期的汉人建立，但绍兴却始建于越人。《汉书·高帝纪》：“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说明由朝廷颁令建城的事，要在绍兴建城以后很久才见于正史，足见在郡县制成为行政区划的基础后，还有不少县邑是没有城垣建筑的。所以，汉高祖在其建国的元年(公元前201年)，颁布了这条命令。但绍兴这个远离中原的地方，却与当时中原的其他许多地区—样，已经出现了这座古城。即此一端，就值得我们从事研究。 任桂全则从城市史的角度考察了古城绍兴的特殊性。他认为，绍兴是一座极为稳定的城市，是一个有着2500年悠久历史的区域行政中心，是一座经过25个世纪沉淀的文化圣城，城市历史愈悠久，机遇就愈多，继承和流传下来的文化内容，就更为丰富多彩。这就为城市文化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城市文化创新、积累、整合和传承的过程。处在这个过程中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历史城市，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智慧和创造，通过有形的建筑物或无形的文化式样，把它有机地连接起来，成为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愈丰富愈深刻，城市文化的积淀也愈深厚。绍兴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钱茂竹则分析了绍兴越都城建立的历史原因，他认为，这是越地社会本身发展的需要、北方各族各国发展的经验的推动和兴越争霸的基本要求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绍兴城区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成为越都城址的不二选择。越都城有大小两城，各有要求，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它是按照大国的要求和争霸的目标来建造的。建成后，果然很快使越国走上了欣欣向荣的道路。 封晓东考察了越国时期的经济状况，他认为，春秋后期越国的经济体系与西方城邦制经济有某些吻合点。独立的经济地域，完备的产业布局，发达的商业都城，通达的交通网络，构成了春秋末期越国城邦式经济体系的基石。并明确提出，春秋末期的越国，没有过城邦制的民主政治，却有过城邦式的经济体系。 而曹楚卿、章利刚、葛国庆等则从越国都城的变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越文化与绍兴城市精神的关系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越文化和绍兴历史上人才辈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会议讨论十分热烈。陈国灿认为，传统越文化孕育了古代绍兴城的发展道路，而绍兴城又凝聚了越文化的内含和特质。从纵向角度来看，绍兴城的发展演变过程，折射出古代绍兴地区社会演进的历史轨迹和不同时期越文化的基本形态。越国时代山阴城的修筑，既是越王勾践凝聚人心、励志图强的一个重要举措，又是历史上绍兴地区首次社会开发热潮兴起和开始走出原始状态的一个标志。六朝时期绍兴城的活跃，其背后是绍兴地区又一轮空前规模的开发热潮和南北文化的全面交融。宋代以降绍兴城市形态的转变，其实质是地域社会的深刻变革和越文化的再次调整并趋于定型。从横向角度来看，绍兴城的文明形态反映了古代绍兴地区的社会特征和文化个性。这当中，最为突出的是三个方面：一是“灵性”，即灵活求实，不固步自封，集中体现了地域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文化活动的运作方式。二是“柔性”，即巧于应对，善于适应，集中体现了地域社会的水乡性格和文化活动的行为特征。三是“刚性”，即刚正坚毅、不断创新，集中体现了地域社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活动的价值取向。 钱明则从地域性的角度剖析了绍兴人的人格特征，他认为，由于较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自古以来绍兴文化就处于一个相对隔绝又互动交融的人文生态环境里，使之形成了既同于内陆省份的敢闯敢干、吃苦耐劳、诚信踏实的农业文明之性格，又同于沿海省份的勇于冒险、富有想象、不安于现状的海洋文明之性格。绍兴文化可以说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或者说是山的文化与水的文化的有机组合。这种绝妙组合，无疑得益于亘古以来浙江大地上平原与山区、沿海与内陆两种文化的不断碰撞与融合。 梅良勇则从当代性角度分析绍兴城市精神对当代城市建设的启示意义。他认为，在当今经济时代，许多城市发展都着眼于经济发展，重视经济实力的提高，花费很大的代价招商引资，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并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能实现它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有的城市虽然经济发展得不错，但是付出了环境破坏等非常惨重的代价；有的城市不但经济没有发展好，还失去了原来的文化特色。绍兴的城市发展也几经沉浮。如今，经过绍兴人的不懈探索，他们找到了适合绍兴古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保护与发展了绍兴城市文化，又发展了城市经济。在全国许多文化古城渐成“鸡肋”之时，绍兴城市的发展壮大，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绍兴城市文化的发展关键是绍兴人思想观念的转变，认识到文化不是发展的附庸，而是最终的制胜力量。围绕绍兴丰富的文化遗产，绍兴人正确地处理了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得二者同时发展壮大。 乐承耀则从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绍兴城市精神的基本特点，他认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是绍兴城市精神的历史渊源，并对绍兴城市精神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讲求实效的文化传统，孕育了绍兴人的务实性格；励志图强的文化传统，孕育了绍兴人的自强创业特征；博纳兼容的文化传统，培育了绍兴人的开放意识；崇文重教的价值观念，塑造了绍兴人重视教育、培育人才意识。 王嘉良则从远传统和近传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近传统对近现代浙东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揭示越文化的“近传统”意义，讨论越文化精神与中国近现代文化进程的关系，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越文化的“近传统”生成，其起点应始自南宋。由南宋发端，中经明清，浙东这一块根基厚实而又敏于新变的文化土壤，造就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发展局面。比如梁启超就认为，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已处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地位，并事实上给予处于急剧震荡中的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以强大的思想、精神“原动力”。由是观之，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产生深刻影响的越文化的“近传统”意义与价值，不在其“远传统”之下，是不待论证的。而王洪岳在研究绍兴名人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后认为，绍兴近代涌现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这极大地影响和再造了绍兴在浙江乃至整个江南文化中的地位。古代绍兴就是造就名人的福地，越国首都的建立更是为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各种条件。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北方部族南迁（南北朝时期和南宋时期），他们和南方固有文化的结合，最终使浙东学派形成，这使偏居江南一带的浙江包括绍兴的文化突飞猛进地发展繁荣起来。这些都为近代以来绍兴文化名人大量涌现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地理学。可以说，绍兴近代文化名人使绍兴这座文化名城散发出了新的光彩。 关于古城保护和建设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古城的开发建设一定要和保护联系起来。刘玉芝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总结了绍兴古城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她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步迈向现代化，城市的生态环境也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保护与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考量着一座城市管理者的智慧。绍兴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重点开发开放的城市，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资源，合理利用了历史文化遗产，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有效保护了古城的个性与特色，改善了城市环境，使古城焕发了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城市发展与保护和谐发展的道路。 何汉生则认为采取何种措施协调好古城开发建设和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在政府决策过程中要首先定位的问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找到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古城保护，保护古城的同时又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子。 吴迪也认为，古城所在城市和地区所拥有的丰厚历史文化，它既是已逝的先人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又是21世纪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最宝贵的资源。唯有积极做好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工作，才能创造当代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布局。 王富更则从21世纪绍兴城市发展规划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绍兴21世纪城市发展战略主要是对土地、水等资源的科学利用，各项设施的合理布局，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城市总体规划功能要定位正确，用地要布局合理，设施要配套齐全，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俞绳方也从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绍兴在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中提出“显山露水”和“让城市重新回到水边”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绍兴本来就是座河道稠密，尺度小巧，空间灵活疏朗，风格朴实，城市与水密切相融相拥的城市。绍兴城市规划构建起了以水巷为主的街河走廊，实现了不同文化生态群落之间通达开朗的空间联系，把原先被现代化马路和楼群割裂成孤立分散的历史街区和文化区域连成了一体，这种以整体性理念为指导，追求城市整体文化价值和可持续性发展，以实现全城保护目的的规划决策无疑也是十分科学和明智的。 各个历史时期中的绍兴如戈春源通过山阴古城与吴大城的比较，认为山阴古城的建立受到了吴大城建筑设计的影响，但范蠡根据政治经济态势，在具体设计时又有所创新。两城最大的共同点是水系发达，城址稳定性强，直至今天，仍能开发利用。 而艾冲则考察了隋唐越州都督府的建立及其演变的过程，他认为，越州都督府是当时浙江地区的中心城市。 张剑光则考察了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在唐代，作为浙东观察使的治所，越州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比周围各州更高的政治地位，而且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更胜其他城市一筹，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特色，它已成为东南沿海的商业都会，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富商。 徐吉军则从城市规模、都市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角度探讨了南宋时期绍兴城市的发展。龚剑锋则通过南宋学者吕祖谦的一部游记散文《入越录》考察了当时绍兴城市的自然风貌和社会风貌，他认为，南宋一代，除了首都临安以外，绍兴仍然是与金陵并称的全国两大城市之一。 戴鞍钢则探讨了晚清时期绍兴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他认为，自1843年上海开埠并崛起为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后，包括绍兴在内的周边城市，很快与其建立起了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由此推进了各自的经济发展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另外，裘士雄探讨了近现代西方传教士对绍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欧阳云梓剖析了民国时期绍兴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刘训华则研究了绍兴府学堂与二十世纪初绍兴城市教育文化之间的关系，都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结束语会议研讨显示出多维度、多方位和多元性融合的趋向。如杨宏烈探讨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风貌特征的传承和创新，陈望衡则从风水格局的角度分析了绍兴人才辈出的原因，令人耳目一新。而孟文镛则在考察绍兴城的结构特点后认为，绍兴古城的建筑充分考虑了河道流向，进行了正确的规划设计，其形制之别致、水系之发达、功能之完善，堪称是古代城市规划理论实践的经典。邱志荣则从绍兴水利与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设新水城的看法，他认为在建设新水城的过程中，既要传承文脉，又要体现现代城市景观内容要求，建设新水城文化精品。随着绍兴城市发展，新的现代化的水文化精品会更多展示在绍兴水城之中。邹志方则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考证了卧龙山的来龙去脉。尹波则从陆游的诗文出发，考察了成都与绍兴的异同，认为陆游使得绍兴和成都紧密相连，视角独特，论证严密，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好评。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中国和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中逐步走出的当前时刻，举办中国古城文化与区域发展高峰论坛这样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以重温绍兴2500年的城市史和永不衰竭的精神活力，总结和提炼绍兴城市精神，在更高水平上推动绍兴的城乡协调发展，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一步思考区域经济发展之路，为当代中国的新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献计献策，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