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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境遇中体验天籁地籁人籁 ——北京文艺台黄集伟先生的访谈
访谈背景：所有被邀请到“孤岛”上的朋友们均被告之，在“孤岛”上生活除衣食无忧而外，还可以带一本书和一首乐曲，在那里消磨时光，以等待营救者的出现……
一 孤岛——精神的理想憩园
问：所谓您现在身处的孤岛，其实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孤岛上，能否请您“假设”一下自己的心情？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关于“假设”的“假设”。人是需要各种假设的。否则，按部就班地生活，将使人变得非常慵懒。到了你们的孤岛上，我想在生存问题解决以后，很可能就是思想的饥渴——希望手中有书。我是读书、写书、教书，天天跟书打交道。光是有书还不行。它仅仅是阳刚的、理性思维的一个方面。我觉得还需要有一种很温馨的、情感化的东西——那就是音乐。
问：看来，您已进入到了“孤岛”情境之中——对于您这样的一位天天与书打交道的“书虫”来说，只让您带一本书，是不是太残酷了？
答：从我近万册的藏书中选出一本带到孤岛上去，的确颇费踌躇。可最后我想选择的是《中华思想宝库》——带这么厚（大16开，3000余页，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去孤岛，可能稍微沉重了些，可每次翻开它，我总觉得自己是在跟几千年中华文明荟萃的人物、思想的大师们一起对话。
问：能否请您讲一下这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呢？
答：这是一本文化方面的书。它里面有轻松的话题，也有严肃的话题，更有很深的哲理。这本书论述的内容非常多，论人、论修身、论道德、论世俗、论家庭、论文学、文艺、科技、人物等等，差不多有30多个专题，每一个专题都可以引出更多的东西。因为置身于“孤岛”，不可能将身边近万册书都带去，所以我选择这样一本书，它确实可以说是5000年文明的一座宝库，可以使人伴随着许多精彩的思想去生存，而这些思想又将触发我在孤岛上产生更新的思想。
问：不过，我想，您在“孤岛”上，就一点“恐惧”和“寂寞”的感觉都没有么？
答：恐惧和寂寞是一个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现代人喜欢热闹，追求快乐，可以理解。但恐惧是人类对未来及不可测的未知的一种担忧，它预示的往往是一种命运的深度。倘若我们对未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那样的生活我想是相当乏味的。因此，我想，在孤岛上，更重要的是对大自然的赞叹，是对自身命运的达观。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干下去。
二 自然——天地人的通感
问：看来我们的“孤岛”设计得还算仁慈，毕竟还允许您带一本书去。“孤岛”是我们为读书的朋友们设计出来的一个幻想中的“自然”，您对真正的“自然”有什么看法？
答：人在拥挤、嘈杂的现世或城市中生活，会感到一种世俗的幸福。而在自然之中，我们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崇高的东西。面对大自然，比如说面对晴空万里、残阳如血、大海、荒原……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崇高感。我觉得现代人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住得太久。他们很少看到天空，很少看到地平线，所以，恐怕也就很难领悟古人所谓的“天籁”、“地籁”。而这种声音对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
我对大自然的记忆是伴随着童年的经验。我在1969年13岁高小毕业时就“上山下乡”当“知识少年”。下到农村以后，生产队长让我放牛，我就成为一个“放牛娃”。最初，我对那么大的牛头觉得很恐怖。后来，我牵着牛到了河边，到了宽阔的草坪上，一片清清的水、青青的草，牛在安详地吃草，我躺在草坪上望着蓝天白云，那种幸福感真实而纯粹。我感到一种暖融融的东西浸润到心中，这时，我就萌发了学音乐的想法，我听了“天籁”（自然的声音）、“地籁”（大地的声音），还需要“人籁”（人的声音），所以我用一根竹子钻了几个孔，做成了一支笛子，就开始像牧童一样在牛背上吹奏了起来。从那时起，我觉得自然是可亲、可游、可卧、可玩的一个地方——存身其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天地万物的瑰丽、崇高和温馨。
问：那么说，童年的不幸，对于您反倒成为一种幸运？
答：也不完全。尽管说音乐伴随了我的童年，但那时孤身一人下到农村还是很孤苦的。我到现在还有点不太适应傍晚。每到傍晚时，蛙声四起，蚊虫飞扑人脸，看到天边的太阳一点一点掉下去，暮色越来越浓，我就感到一阵阵的寒意。毕竟那时还太小，身处异乡还是很思念亲人的。在农村虽然有很多很美的回忆，但是也有很多繁重而且超出我体力和智力的劳作和人事关系，因此，小时候读书时间不是很多，但这也激励我中学时代拼命努力地读书。
1977年我考上川大，这时我感觉自己更应该努力读书，但是由于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过多地从事了与学习不太相关的工作，学习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也不悔，因为这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观察能力和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而这些对一个人的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问：听了您的话，我想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尽管一些人为的不幸让您很孤苦，但大自然对您还是友好的？
答：可以这么说。我回城也是偶然的。当时我十四岁，有一次骑在牛背上去放牛，忽然发现牛非常不舒服（后来才知道牛是怀着小牛了），然后，牛就在山坡上跑起来，把我摔下了山崖。那是第一次体验了死亡。所以刚才您那个话题，到一个孤岛上的孤独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其实我很小就体会到了。那一次我记得是早晨九点多钟摔下山崖，到了傍晚，我感到一个湿乎乎、热乎乎的东西在舔我的脸，睁眼一看，是我放的那头牛（我后来相信动物是通人性的）。它哞哞地叫着，舔着我，好像很歉意把我摔下去，并让我拉着它的尾巴，慢慢地一步步走出山崖，居然走了两华里路。因伤返城后，我对动物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它们不是没有任何意识或情感的，相反是能够与人相交流的。那一次若没有牛的牵引，我也许就在山崖下被冻坏了。
三 跨度——学术之路
问：我想您的这种经历是现代都市青年所不能体验的。而且我相信，对自然的看法也要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从一个13岁还在上山下乡的少年到北大教授，这里面很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我们今天的话题也不妨跳跃一点，请您再结合您选择的这本书谈谈您对人生和生活的见解和看法。
答：我想谈谈学术之路。其实我是在年龄比较大之后才开始求学。研究生毕业，我30岁多一点，起步比较晚．可我求学期间读书很认真。我想尽可能提高自己两种读书能力：一种是读古文的能力；一种是读西方原著的能力。这二者运用得好可以对中国和西方了解更深。在研究生期间我翻译了一本书《文艺现象学》，它使我两年多的时间过得非常充实，而且奠定了我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研究生时研究的是文艺现象学，毕业后教书研究的是解释学，然后进入到解构、最后进入后现代主义的研究。1988年，我完成了第一部专著《艺术本体论》的写作，我是根据自身生命的体验，通过读社会与人生这本书，将自己对艺术对人生的一种新的看法融到笔端。我认为首先应该建立一种本体论的根基。从我自己做学问来说，大学时代主要热衷于研究“国学”，那么为什么在研究生时期又转向了西方，以后更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这其间的跨度是很大的。我自己在做学问时，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初的学术大师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而且他们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底子都非常厚。相反，进入50年代以后，大概是向苏联学习，学科分类非常精细。比如说在文学领域，研究古典文学和研究现代文学完全不搭界，尽管都叫文学史。这种过细的分科，造成每一个行当只出专家，而很难出通才和大师。我常这样告诫自己，要反省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要尽可能打通古今中西，单精通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
我在大学期间补中学，研究生期间和毕业留校后对西方现代做了研究，对西方20世纪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那么，1993年以后，我又开始从事中国20世纪的研究。因为我觉得中国20世纪的众多学者，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中国文学思想史都很值得研究。
1994年酷暑，我终于在一摞厚厚的校样前病倒了，三天不吃不喝，发着高烧，到了最后被送进医院时已高烧40度。在那生命沉浮的一个星期，可以说每时每刻的经历都非常艰难。医生面对我久烧不退时也已束手无策，说是绝症的有之，说是败血病的有之，说是肺炎的有之。当我在医院躺到第8天的时候，我临房的熊伟先生在那天晚上因心脏衰竭而去逝。第二天，我也因药物无效高烧到41度而发了病危通知。因身边无一亲人，最后，只得由系主任签署。
那一个晚上，也许是我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医生在我已经幻听的耳边说：“就看今天晚上你是否能挺过去了。”我感觉到，意识一点点地在眼前消失，光线在眼前渐渐昏暗，疼痛也仿佛脱离皮囊般地慢慢淡化，辗转呻吟了很长时间的肉体轻轻安静下来，一切都变得宁静安详。我似乎慢慢进入了一个乳白色管道，在其中轻轻在飘飏，最后一切归于乳白。在高烧到41度时，大脑已非常危险，脑细胞致死使生命真正到了存亡的临界点。
凌晨五点，浑身大汗淋漓的我忽然清醒过来，感觉到意识在一点点恢复，生命的意志从脚底一节节地向上升腾，眼睛在慢慢地开启一个新世界的窗户。终于，我分明听见了清脆的鸟叫声，我感受到生命重新回归的那种大快乐，并为此而感动莫名。天渐渐亮了，我第一次感觉到空气是这么清新，树叶是这么翠绿，晨曦是如此充满魅力和生机。当护士来查房时，也抑制不住高兴地说：“你还活着！”是的，我还活着。这就够了！
经历了两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我还活着，仅此一点，我就觉得生命是可贵的、值得留恋的，因为它会在生命的此岸和彼岸间的边缘状态中载着我前行。经历此次大难以后，我更真实地感觉到一种宁静安详之气、一种深沉博大的仁爱之心在胸中升起。同时，更珍惜生命的每一时刻。因为我切肤地感到，生命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寻常日子就会悄悄地从你面前消失，它从不先发预告而来去匆匆，总是让你吃惊于你对生命的漠视。因此，一切痴心地想活过百年的人都应该明白，生命是不可能预知的，它就在过程之中。
另外我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西方20世纪的确是大师辈出，思想的潮流超过任何一个时期，流派纷呈，此起彼伏。而中国20世纪受西方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学术思想上是被西方拖着走的。我研究了西方20世纪以后，转过头来研究中国20世纪，也许会得到一些方便。
问：我还想请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这个情感社会滑向利益社会的环境之中，精神失路或失语是否是一个普遍的存在？
答：因为我研究过一段后现代主义，而大众生活、大众传媒、科技发展和人们的消费观念其实都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今天更开放、更多元、更宽松，心境也更平和，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这些无疑是很好的。但是人类并不完全是以新为好的。科技发展或许可以认为，当一种更新的科技出现时，原来的技术就过时了。但人文科学却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上只要出现过的，对人类产生过巨大的贡献和滋养作用的思想，就可以永远地存在下去。人文思想不是淘汰式的，而是积淀式的，不断地积累，才使中国3000年优秀的文明像一坛老酒一样，余味无穷。反过来说，将这3000年文明一刀切，统统倒掉而重新酿一壶酒，那“酒”的味道就差远了。不过，如果只是喝这一坛老酒，也不尽人意，需要我们不断地加入新酒，甚至也可以引入国外的酒，这样多种酒一同品尝，我想是不是更觉得美妙无比呢？
四 音乐——知识与情趣的和谐
问：很高兴您用酒这样一个比喻来谈论这个很抽象的问题。除去读书、写书、编书、教书，不知道音乐在您这样的纯书斋化的生活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带什么音乐去孤岛上呢？
答：中国二胡名曲《二泉映月》——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就演奏二胡，而且因为这首曲子把人生的甜酸苦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它不像带有儒家色彩的二胡曲《江河水》：一位失去丈夫的妇女在江边哭泣，一种呼天抢地的声音。而阿炳是一个道士，所以，他的音乐中更少了一种尖锐的、抗争的、激情的、嚎叫的声音，而是多了一些温和的、平静的、淡然的、悠远的、苦闷的，甚至是欲说还休的东西。它很对我自己的心思。
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练二胡，拉的第一支曲子是《良宵》，第二支是《病中吟》，以后还练了许多支曲子，但我现在拉得最投入的是《二泉映月》。我每年中秋节时，都要到北京大学未名湖边，在湖水荡漾、天地同辉的氛围中轻轻演奏二胡，而且很多时候都让我很感动。我感到生命的弦被拨响了。音乐在我生命之中是很重的，可以说我写的大部分书，构思、写作都是伴随着激光唱片的，尤其是在修改文章时更离不开音乐。音乐是有魂的。我最欣赏的就是中国的二胡和古琴，因为它带给我一种情愫，带给我一种历史感。同时我也十分欣赏西方的钢琴和大提琴，当然，交响乐和管弦乐也是我十分喜爱的。
问：我认为，您作为一位年青的学者，从知识构成和生活情趣上，与老一代学者是有差异的，您能否谈一下您对生活的一些看法。
答：这可是个很大的命题。20世纪中国学者大致可以分成四到五代，五四一代是没有异议的，就是指鲁迅、胡适那一批学者，他们非常积极地引进西方文明；然后是40年代一批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处境非常艰难；然后是50年代一批学者；70年代一批学者。到我们80年代、90年代一批学者可以说是第五代了。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争取把每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继承过来。但是我们肯定有一些不同于前者的东西。像20年代一批学者，国学底子深厚，打通中西是没问题的，因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是学术的根基、眼光、胸襟；到了50年代、70年代的学者，他们有许多人生的苦难的体验，他们的命运比我们更艰难。现在那些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也许体会不是很深，但只要看看当时宗白华、钱钟书先生他们做学问，很多是完全没有原著，只能凭记忆去抄卡片，做脚注，就可以了解当时做学问的艰难。
今天，我们可以查询电脑，可以直接看原版书，可以到图书馆借我们需要的著作，可以到书店买我们需要的书。书很多，但是时间不够了。人过得很浮躁，有很多事需要处理，那么如何静下心来好好做自己的学问，我认为这需要悟性。我想努力使自己的悟性高一点，力求做得好一点。无疑，“音乐”的陶冶作用是很关键的。当我第一次用手触动琴键，按照贝多芬的指法轻轻弹出《致爱丽丝》的时候，我感动莫名。
问：您是自己学呢？还是有老师教？
答：我先是请教过老师，后跟周广仁教授《钢琴演奏基础训练》录相带练习。随着程度转深，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钢琴的深沉、博大和它特有的唯美主义情调。不妨说，作为一个现代人，现代文化人，除了才胆学识，还要重视艺术修养。琴棋书画，尽可能都涉猎到，至少要学会欣赏，学会倾听；其次是触及一两种乐器或者笔墨丹青，最好能达到较高水准，那样就能抒发自己的情感，进入新的人生境界。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有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拿到手，进宝山却空手而回，那么，到他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肯定会后悔。
问：看来您不但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和发烧友，那么我们不妨网开一面，允许您再带一张CD唱片到孤岛上去。
答：那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贝多芬的钢琴曲《月光》。每次听这首曲子时，它都带给我一种力量。曲子的前面带有怅惘感，那是一种淡淡的哀伤与怅然，随着波状音的起伏，可以感到在万籁俱静中那颗创痛灵魂的自白。第二段上，它给人一种力量，而且音程往上走，一洗伤感的怆然感，而是一种向命运挑战的坚定。整个音乐代表了典型的贝多芬风格。每当这支曲子响起时，我都是全身心沉醉地倾听。您允许我多带一首曲子，我当然很高兴，这样就可以中西合璧，既有中国的月光——《二泉映月》，又有西方的月光——贝多芬（图73 贝多芬像）的《月光》陪伴我，生命将是充实而素朴的。
问：王教授，我们再重新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您要带的这本书——可以吗？
答：好，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华思想的一个历程，而不仅仅是某一段，我也曾想带某一个人的书，比如说带《老子》，它可能是某一家、某一派、某一个人，而这本书不一样，它众体兼容，众体皆备，各个方面无不涉及，经学、史学、子学、集部，都在其中，我们在看这本书时，虽然它不是全集，不是全书，但它选择了其中的精华，通过这些精华，我们可以把握5000年文明的命脉。
我觉得，读史、读哲学可以明心，读文学可以增加自身的生命体验，而体验的深度和心明眼亮的程度代表了一个人生活的质量。
问：谈到生活质量，我想现在都市的年轻人恐怕更瞩目于MTV、卡拉OK等带有泡沫性质的流行文化，能请您谈谈对流行文化的看法吗？
答：在我看来，流行文化，既然是流行，它就是短暂的，但是，无穷多的东西新陈代谢，那么它又是延续而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的。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是需要宽容，因为有些新东西质量不是很高，有些可能不成熟，但它是在新的环境下产生的新的东西，我们可以比较宽容地看待它。包括重金属摇滚、包括MTV，有时我也看，拍得还是很美的。但是，要警惕一点，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要警惕流行文化取消个性，取消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价值选择，而把所有的人都整合在传媒上。当你看了一部片子，它告诉你满街流行红裙子，于是所有的人都去穿红带绿，前一段流行向日葵装饰，于是街上随处可见，自己的独特性没有了，独特的判断、独特的思想，甚至个性的标志取消了。在西方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很厉害的，他们认为大众传媒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整合在传媒这一架机器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终端、一个机器上的部件、一个接受器。中心发出一个命令，所有的机器都同时执行，这样个性就消隐了。因为人之所以活着，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不能取代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能取代我。那么，个体的独特性、唯一性和价值判断就应该体现在自己身上，并成为自己的文化符码。
相反，跟着传媒走，跟着广告走，跟着报刊杂志所宣扬的时尚走，恰好是取消了自己的个性。我自己的体会是，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的装束都是很朴素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稍注意看就能发现，他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件服装，拿这样一本书，选择这个角度阅读，都有一种特有的青春之美。我也曾看到过一些流行的东西，但其中做作的成分、模式化的成分、程式化的成分比较多，而这恰好淹没了一个人的灵魂的东西，那就是活生生的活力和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选择。所以，一方面传媒是不可挡的，它有它的合法性，我们应当认同它，宽容它。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守自己的个性，可以说，生命中体现心灵的个性就是美。
问：很感谢您对流行文化的分析，我想人们读书或听音乐都应该遵循这两点。好了，也许，“营救者”就快出现了——再给你一点时间，身处“孤岛”，您对您现在正生活在大都市的学生和你的亲朋好友有什么话要说么？
答：我要说的是，我被抛弃在了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可只要有书和音乐，我就跟大家的文化有一条生命线相连。尽管隔着大海，可我们面对着同样的星空。我会从星光中看见你们，想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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