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因为社会呼唤“教育家办学”，引发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概念之辩。一般认为，教育家者，是指那些献身于教育事业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人士，而教育学家则专指那些在教育科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上有专门研究，并作出独特贡献的学者；从对教育变革的作用而论，有人据此得出“教育家高于教育学家”的结论。实际上，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专家的出现是现代学科不断分化与建构的产物。自19世纪以来，无论在什么学科领域，科学、系统而专门化的知识不仅构成了每一学科的基础，也是该学科专业人员最终成长为专家的决定因素。简言之，不论是学科，还是学科专家，“学”都是衡量其中的最核心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一批含有现代学科规训印记的专家称号应运而生，如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也就是说，称为“某某学家”，实际上是现代学科发展和学科规训对专家的一种定义和命名。而“某某家”是现代学科规训制度产生以前的一个普通名词，它更多地是对在某一学科内作出杰出贡献的实践技艺人员的一种身份认可和成绩肯定。在现代学科规训制度之下，这样的称号有的还被保留下来，教育家就是其中不多称号之一，但它并不能说明其价值高于教育家。我国教育界之所以有对“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高下之论，实际上是对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门化及其独特性的认识不足。当然，教育领域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常常使教育科学无法回答这个领域的全部问题，这给那些富有教育情怀而矢志于教育事业的实践工作者最终卓然成家提供了充分创造的空间，然而，接受了现代教育科学理论规训的教育学者，他们在教育活动中，无论是在理论的建构，还是在实践探索上都有更为自觉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与探索路径。即使历史给他们提供的空间有限，他们仍然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作出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和学术贡献，不失一个现代教育学家的本色。孟宪承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现代教育学家的标本。最近，浙江大学周谷平、赵卫平等同志在此前编辑的《孟宪承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基础上重新收集、增补，整理编辑出版《孟宪承集》（共三卷，浙江大学出版社），共收录74篇论文、书信和7部著作，内容涉及教育哲学，中外教育史、民众教育等，共计130万字，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这样一位现代教育学家的思想轨迹、理论探索和精神肖像。
孟宪承（1899-1967），江苏常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1920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应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请，前往该校任教。1925年，“五卅”运动后，因不满教会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制，愤然率领师生创立光华大学，之后，孟宪承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29年起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除教学外，他还创立浙江民众实验学校，研究和推广民众教育。1942年，赴湖南担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6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孟宪承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长。1949年以后，孟宪承在短暂参与主持浙江大学校务后，被调往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一直到“文革”去世。
在现代教育学家行列中，孟宪承是一位受过系统的现代西方教育科学的训练，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理论素养的学者。孟宪承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它是按照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建立起来的一所大学，外语、文学和科学是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因此，孟宪承从该校英文专业毕业时，已经受到了良好的现代科学文化学术训练。之后，他在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获得硕士学位，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继续学习，接受了当时欧美最新的教育科学知识及理论的完整训练。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教育研究方法，成人教育……，这些构成现代教育专业化基础的学科课程，他不仅深入钻研，而且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20、30年代，他翻译了大量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著作，以及当时欧洲国家的最新教育理论成果，除了《现代教育学说》、杜威的《思维与教学》（与俞庆棠合译）、他的导师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与俞庆棠合译）等著作外，还有美国的《教育心理辩岐》、欧洲的《民众学校与农村》等著作。在1930年代，他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40年代他又自学苏联教育学，1950年代他率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同仁学习苏联教育学。在学习现代教育科学理论时，他的确做到了与时俱进，当然，他也并不完全盲从。实际上，他把建构我国现代教育学作为毕生的追求。翻开《孟宪承集》，不难发现，在同时代教育学者中间，他是少有对教育学的诸多学科都有较深涉略又有开创性的研究的学者之一。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大学教育和民众教育。自1920年代开始，他先后在我国较早地撰写了上述相关学科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如《教育社会学》（东南大学讲义，1923年）、《新中华教育史》（新国民图书社1932年）、《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1935年该书被列为师范学校教科书）、《西洋古代教育》（1933年），《大学教育》（1934年），《中国教育史纲要》（1955年）。孟宪承不是空头的理论家，在现代教育学理论的指引下，他对教育实践工作充满现实关怀。早在1930年，他就在杭州创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亲任校长。1932年他开始主持江苏省北夏实验区的民众教育实验，大力推广民众教育。由于他对欧美成人教育的深入研究，这使得他在宣传和推广民众教育时具有较强的自觉意识和科学规划精神，在当时独树一帜。
现代教育学家的安身立命并不完全在于构建一种高深的理论，相反，向学生传染教育科学专业知识、专业态度和专业精神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孟宪承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教授时，面对不少专业兴趣不大，只因为课程易学而纷纷转入教育系学习的英语、数学、化学系学生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他说：“教育是易学难成的。你们要转进来，得看你们的情况，我一般是不欢迎的。但是，要出去的呢，欢送！因为你对这个没有兴趣了，那我欢送。”短短几句话，的确发人深省。孟宪承对教育学科及教育学者养成之难的认识十分清楚。“易学难成”，是他对教育专业养成特点的精辟概括。
1933年，孟宪承在江苏扬州中学一次应邀演讲中曾经说，他极不适应那种面对数百人的大场面的学术演讲，因为，平时自己每次面对的只是几十个学生，而演讲前，又总是“先把稿子预备好了，然后才敢讲，假使不这样，深恐使听众减少兴趣使人家失望。”这句话既真实地反映了他对自己专业生活及专业精神的理解与概括，也颇能反映他作为一个现代教育学家的本色。在他看来，专业研究是专业教学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教师存在的价值在课堂，在学生。教师在备课时必须“殚精研究，锐意发明”。在所有受业于他的学生记忆之中，孟宪承都是一个备课、上课一丝不苟有充分准备，讲解极有条理的严谨的师者形象：每次上课前十分钟，他首先在黑板上用秀丽的英文书写下讲解提纲，“接着就启讲，按抄下的英文疏通关键词并作注解，按讲题思路侃侃道来，中间穿插着一些自问自答，看到有人在悄悄作答时，他表示首肯或作补充修正，形成一种心心相印的情景。”（张定璋：《高山仰止 春风华雨—纪念孟师仙逝40周年，温读他在湘讲授笔记片断以共享》）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乃师的课：“既有理论，又有形象生动，资料丰富，语言精练，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学生都把听他的课当作一种精神享受。的确，他把上好课与做研究、做学问视作一体。他上课的学术性，他的远见卓识来自于他对课程内容与研究对象的刻苦探索和深入钻研。孟宪承先生的孙子在回忆他的祖父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早起备课的一个情景。“他清晨即起工作，结果祖母四点起床，在书房生火。书房很冷，平时他很少用，书房四壁是书，大写字台上往往搁着祖母晾晒的黄豆。”（孟蔚彦：《我的祖父孟宪承》）正因为如此，这次《孟宪承集》的编辑，除了收录孟宪承正式发表的论文以外，还收录了不少他上课的讲义，弥足珍贵。实际上，这些讲义后来有不少都公开出版了，有的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如1933年出版的《教育概论》，一直印行到1940年代，1948年经修改后，又以《教育通论》名称被推荐在全国使用。
“学者殚精研究，锐意发明，既穷毕生之力于其所学，也要能够得人而传其所学”。孟宪承认为，一位真正的教育学者，除了在学术上锐意发明外，替往圣继绝学，培养学生传人，也是其重要使命与职责。作为现代教育学家，他长期担任教育学术机构及行政领导，他的这一意识及见地远远超越了同侪。概括地说，孟宪承一方面像当时一般学者一样怀揣教育救国的梦，将精力和目光投向推广普及教育，提高民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他又更加重视教育科学研究与探索本身的价值，重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用现在的话说，他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孟宪承在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民众教育、大学教育，教育史等众多学科都有独特的开拓性研究，这其中，他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的培养就是一个典型。实际上，早在浙江大学任教时，他就有意识地注重学术后来人的栽培与提拔。他早年撰写的大学教科书《教育概论》在印行十多年后，他让其学生陈学恂参与修改，最后以两人合作的形式并以《教育通论》名称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推荐为当时师范学校教科用书。通过与学生的合作研究，加意培养后学，这是孟宪承作为现代教育学家一种重要的教育方法。陈学恂后来一直追随他研究中国教育史，1950年代二人再度合作完成了教育系专业教材《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一书的编写（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最终自成一家。在教育史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举办是另一个例子。1956年，由于苏联教育专家的撤销，原来研究生班星散各地，孟宪承先生毅然决定举办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并亲自选拔招生，培养教育史专门人才。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他不仅亲自给研究生上课，而且精心指导研究生查阅资料、学习和研究，对研究生既极为关爱，又要求十分严格。”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史这支研究队伍在学界独树一帜，拥有比较雄厚的研究力量，与他当初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与战略决策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