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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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晓红
1968年生于台北。1991年辅仁大学毕业后，留学并定居英国。2001年正式进入英国主流报纸《卫报》，报道劳工、移民、少数民族社区等问题。同时也为《声音》杂志（Voice）做专题报导，并担任英国《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的编辑。其父白秀雄先生过去担任过台北市副市长职务。
若有新闻从业者告诉我们，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说谎。美英侵略伊拉克时，那些“中立”的英国媒体，全都是主战的。我认为，新闻从业者必有社会立场，而一个好的新闻从业者必有社会责任感
“你不经历他们的生活，怎么能真正了解他们？”这是当被问及为什么决定以匿名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采访时，白晓红的回答。
将白晓红拉入我们视野中的，是她在本刊发表的《中国偷渡客泣血英伦》。为了这组报道，她匿名深入到中国偷渡客中，与他们共同工作和生活11天。在此之前，她曾花费三年左右的时间，进行了250多项访问（并经常短期与受访者居住），写成一本名为《隐形生产线》的书，以记录英国非法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现状。
我的大学4年，就是参与学运的4年
虽然出身于台湾国民党官员家庭，但白晓红似乎从小就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诸多不满。上初中时，她因反感学校军事化的制度而写文章到当地电台，结果差一点被学校退学。此后，为了顺利地从初中毕业，白晓红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上了高中没多久，她又“原形毕露”，成了学校有名的“问题学生”，经常因为拒绝向蒋介石铜像敬礼之类的事而被教官罚站。而且她还严重偏科，她喜欢的科目，比如英语，经常拿第一名，并代表学校参加语言竞赛，不喜欢的科目，却是碰也不碰。1987年，白晓红考入台湾辅仁大学，学习西班牙文学。相对于中学而言，大学有更加自由、开放的氛围，使白晓红终于有机会“明目张胆” 地以自己的行动表达她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我的大学4年，就是参与学运的4年。”
“1980年代中期，是当时台湾学生运动的初期，那时的学运多以校园的议题为主，如台大发起的学生主权运动。在辅大（辅仁大学），‘军事教育退出校园’、‘校园自治’一直是这个时期的诉求。到了1986年后，台湾学生运动已与本土社会运动(比如环保运动)结合在一起，它的诉求也就反映了整个台湾民间社会对执政者的要求。这个时期，学生运动更直接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要求民主化和‘国会’改造。记得在1987-1988年期间，几乎每周都有街头活动——多在政府行政部门前，或有象征性的地点，如中正纪念堂，我和同学们四处散发传单，在校门口召集学生参与。我是个活跃的参与和宣传者，但不是领导。
“令我最记忆犹新的一次学运，是1990年3月开始的‘野百合运动’。它是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开始的，各校学生聚集，占领‘中正庙’——学生这么称呼中正纪念堂——一个多月。那是台湾学生对老人政治和军人‘组阁’( 郝柏村被任命为‘行政院长’) 最激烈反抗的表现。参与的学生同时在学校里呼吁同学罢课，去占领中正纪念堂。我记得当时的广场气氛，似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是台湾学运发展的最高潮，它使学生成为全民的代言者，这可从每天到广场上送茶水的热情大众那里看出。国民党政府在这种无可抵挡的全民压力下，不得不允诺召开国事‘会议’，学运因此收场。‘国事会议’成为1990年代台湾‘宪政改革’的开始。”
在白晓红的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追求自由和对现实的反叛精神。国民党统治下的保守、压抑的台湾，显然与她的精神诉求格格不入，“台湾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 从小到大，你必须循着社会为你既定的模型塑造自己的未来，没有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没有他途可寻。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一直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总之，离开台湾，到国外寻找自己的空间，是我的愿望！”
1991年，白晓红大学毕业后来到英国。一开始她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学习文化批判理论。这期间，她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组织，并在两年多里定期参与他们的活动，这让她逐渐认识了英国社会。之后，她为台湾的出版社介绍新书，承担翻译及撰写导读的工作。2001年，她再次返回学校学习。这次，她选择了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系。同年，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下，她进入英国主流报纸《卫报》。
体验式报导，是最直接最有力的
2004年3月，在英国传媒大举辩论外籍劳工之时，白晓红装扮成签证已过期、急着找工作的中国学生，深入到英国葛兰平肉类加工厂，深入体验英国非法移民的生活。“对我来说，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报道方式。从他们的视野来看他们的经验，是我一直想做到的。”
这组调查性报道在英国《卫报》刊出后，在英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激起了英国社会各界对外籍劳工，特别是无证劳工近似奴隶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并致使政府在数月后通过了《工头执照法》，将工头纳入国家注册管理体系。
“我最敬佩的新闻从业者，是像冈特·沃拉夫（德国调查新闻记者）这样的记者。冈特·沃拉夫用了2年时间，假扮成一名土耳其工人，匿名与外籍劳工共同生活、工作，亲身体验了德国社会底层外籍劳工悲惨的生活状况。他的报导‘Lowest of the Low’揭发了德国这个所谓先进国家里的种族隔离，以及政客和宗教领袖的虚伪，震惊了欧洲。此后，他的姓氏沃拉夫，就成了‘调查新闻学’的代名词（在瑞典文中，沃拉夫就是‘调查’之意）。‘以欺骗的手段，来揭发社会的欺骗，’冈特·沃拉夫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人物周刊：身为曾经的台北市副市长的女儿，能谈谈你父亲白秀雄先生吗？
白晓红：我以前常对我父亲说，幸好他不是政客，只能说是技术官僚。
人物周刊：你大学时代经常参加学生运动，你父亲对此是什么态度？
白晓红：他通常是保持着“既不鼓励，也不制止”的态度。由于他的工作，他无法主动地支持我的行动，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员，倒经常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和憎恶，这对我也起到了一些鼓励作用。那时，我经常对他说，“你为什么不退党呢？”他的回应总是一声叹息：“哎！”
人物周刊：你的父亲，你的家庭，对你的性格与你目前所从事的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白晓红：我父亲在我大学时代常看着我的“所作所为”，很自在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其实，他的这种态度给了我挺大的发展自由。我想出国念书，他完全支持。我父亲在社会工作领域，我母亲在教育领域，皆多有著作。我父母亲给我的最大影响是，我从小就看他们写的书，从小喜欢拿笔乱挥，喜欢用笔表达意见。我7岁就爱投稿，是台湾儿童爱看的《国语日报》的忠实读者。我父母亲从我小时候就鼓励我投稿，常给我加油。
人物周刊：美国有位学者提出，新闻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新闻从业者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并树立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你同意这一观点吗？
白晓红：非常赞同。我相信，若有新闻从业者告诉我们，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说谎。在美英侵略伊拉克时，那些“中立”的英国媒体，全都是主战的。我认为，新闻从业者必有社会立场，而一个好的新闻从业者必有社会责任感。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你的家庭？会想家吗？你在英国有自己的家庭吗？
白晓红：当然会想家啦！不过我和我父母亲和弟妹都很看得开。我们经常在伦敦或欧洲其他地方见面，一同旅游。其实我发觉，我和父母亲之间的距离越远，感情越好。或许是距离带来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对方的机会。过去曾有的一些矛盾，现在都变得不重要了。另外，我也逐渐把伦敦看作自己的家。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日子。我和约翰住在东伦敦，结婚多年。他从事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人物周刊：你对目前在《卫报》的工作满意吗？今后是定居英国，还是回归故里？
白晓红：我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正准备将《隐形生产线》改写成英文版。目前没有回台湾的打算，主要因为离开太久，人事已不熟悉，回去还需重新调适。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婚姻？
白晓红：婚姻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主要机构。很多中国女性完全是以它的功能性来看待它。对我而言，它只是一张纸，没有意义。结婚，是让父母高兴！
人物周刊：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做一个自我评价，你会说什么？
白晓红：不够实际，需要以经验来让自己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