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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先生》的制片人 鄧康延 |
先生 時代的背影
2012年07月13日13:59
一種稱謂，一部紀錄片，一種期許
“先生”二字，無論今日應用得如何廣泛，但在鄧康延這裡，它是“一種稱謂，一部紀錄片，一種期許”。由深圳市越眾影視公司出品的10集紀錄片《先生》，分別以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10位大師為傳主，穿越時空，再現先生們的人生歷練、思想倫理和個性修為。
再不紀錄人去景失
記者/劉春甫
鄧康延，曾任《鳳凰周刊》主編，現為紀錄片製作人
胡適，字適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台灣作家張大春為《先生》題字：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梅貽琦，字月涵，師承張伯苓，有學生沈從文、楊振寧、汪曾祺等，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
梁漱溟，國學大師，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
竺可楨，字藕舫，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3年
記者：拍這部片子，您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鄧康延：每一位先生都是個性分明、風骨卓然的，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陸或去了台灣的。每個人都足以輝映後世。他們有跨越中西的學養、端莊的人格，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是活生生的，有個性、有癖好、有擔當，在兵荒馬亂或是浮華喧囂中，保有民族文化的定力。他們的普通生活記下來都栩栩如生、熠熠生輝。這不是裝出來的，或被人做出來的，他們入世又出世，渾然天成。
記者：您從他們身上主要看到了一種什麼精神？
鄧康延：胡適的儒雅理性可能遭激進主義一派罵，梅貽琦點滴務實辦校又可能讓人小瞧，晏陽初的俯身鄉村平民教育可能會讓現今名校教授們不屑一顧。比如說梅貽琦後來辦新竹清華，不求大只求符合教育規律，先辦研究所，扎扎實實辦到現在，在世界的大學排名，遠超過規模、人力、國家投入都大得多的北京清華母校。紀錄片就是要擺事實，少講道理。
記者：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拍紀錄片其實是不賺錢的，您是如何一直堅持的呢？
鄧康延：我會告知公司新來員工，這不是個賺錢的行業，能維持拍片就是贏。紀錄片是時間的沉澱，時間越長越耗力耗錢，而其價值也在時間的推移中顯現。難，拍的人就少；拍的人少，就越發需要。一些人或事再不記錄，就可能人去景失、混沌一片了。此外，實際操作中，政策上的規條，內容上的不及電影電視劇的花哨輕鬆，播出上的平台稀少，播出收入低廉的收支失衡，都是紀錄片的困境。好在有深圳的文化基金補貼，一些企業友人贊助，我們再做點商業片勉強維持。業內友人看我們已做了上百集片子還能喘氣，已覺得像奇跡。
記者：《先生》之後接下來您準備拍什麼？
鄧康延：10集《先生》是說人，下一部10集《教育啟示錄》是說事，希望能對當下教育有所觸動。已啟動的10集《黃埔軍校》是我們與深圳廣電集團聯合出品、與台灣紀錄片前輩陳君天先生聯手製作的。還有12集《民間》，梳理本城的各類民間組織和機構，他們走在國內城市的前面，是公民社會的雛形，是社會變革的力量所在。民間力量當然應該有民間影視來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