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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十年:作为“神话”的王小波 黄平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23 15:59
标题: 十年:作为“神话”的王小波 黄平
十年:作为“神话”的王小波    黄平

    克制对王小波作品的喜爱,对笔者而言过于艰难——阅读王小波,伴随着大学、青春以及痛楚的长大成人;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自由不羁的戏谑、充沛淋漓的才情,是一代人生命深处的“精神家园”。然而,十年之际,最得体的纪念不应是无节制地赞颂,重重的涂抹使得王小波越来越像一个远离尘世的“神话”,像树上的男爵一样,轻飘飘地在繁密的“纯文学”的枝叶上徘徊,仿佛与大地上的喧哗与变动无关。

  王小波与“王小波热”,对于笔者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王小波杰出的作品,始终是中国文学最美的收获,过于迟钝的主流文坛真正理解并接受王小波,恐怕还需要几个“十年”;“王小波热”却更近似一场历史的密谋,有着诸多待解的疑点。十年之际,潜回历史的河道,勘测河床的周边,解读作为“神话”的王小波,或者直接地说,解读“王小波热”,或许是一种别样的纪念。

  自由与“自由主义”

  十年间,王小波被反复讲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那只神奇的种猪的特立独行,成为自由主义青年的行为手册。王小波戏谑飘洒的文风,大学与文坛之外的超脱、自由撰稿人这一被放大成“反体制”的暧昧身份,颇为吻合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期待。饶有趣味的是,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的怀念与追认中,王小波精致而复杂的文学文本被轻巧地推移到视野之外,镁光灯所照亮的,是一代“自由分子”的成长史。

  毋庸质疑,王小波在九七年去世后骤然流行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恰好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 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的公开言说。”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在王小波之前,一系列的文化英雄——顾准、陈寅恪——已然被隐秘的历史不断地塑造与生产。生动的形象和故事,和复杂含混的学理相比,更加具有蛊惑与召唤的魅力。

  不容回避的是,在“自由”成为一面轻盈的旗帜的同时,国企这一意义重大的社会主义遗产被重新讲述,面临着破产、重组、改造的命运,大风雪在幽暗的老工业基地缓缓降落。和一个阶层对“自由”的优雅赞叹相比,另一个阶层不安地议论着被取消的保障、福利以及青春往事的红色记忆:历史在剧烈地摩擦与交锋,新的意识形态呼唤着新的桂冠诗人。

  这一次,不是郭沫若,而是王小波。左翼诗人们在人格与作品的双重质疑下沉沉下落,自由的海风里飘扬起“黄金时代”的旗帜。有趣的是,在“自由主义”的声音被放大后,王小波的复杂被反向地缩小。罗素作为王小波素所推重的思想家之一,被凸显为王小波的精神导师。相反,福柯作为王小波重要的思想资源,却处在被压抑的境地。王小波确实常常引用罗素的名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罗素对“乌托邦”的预见也印证一代人并不久远的历史体验与想象。然而,王小波的复杂在于,如果说他摒弃了“乌托邦”,那么也是根本上的摒弃,而不是从一个向另一个的转移。王小波对“指导性”话语的怀疑,并不是自由主义意味上的特定指向,而是根本性的:“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颇为吊诡的是,王小波的这一面被“自由”所压抑,推崇“参差多态”的话语构成了新的的秩序。历史总是用话语的暴力对抗暴力的话语,在罅隙与裂缝中,“自由,不过是猎人和猎物间的距离。”

  性爱问题

  王小波对性爱的书写,构成了“王小波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王小波一直游离于文坛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传统之外,然而他的作品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被接受,却离不开这一传统所培养的阅读口味。

  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性”的关系,总是处在一种过分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性”被理解成对革命意志的动摇与亵渎;而另一方面“性”被欢呼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健全的人性”籍此从桎梏的状态中脱身而出。双重的误读使得性爱书写有足够的吸引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90年代以来热卖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和性爱相关。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很容易想起《废都》;在这十年的尾声,则是《上海宝贝》。从古老的西安与士大夫的遗老情怀开始,移向国际化的上海与美女作家的“尖叫”与“疯狂”。有趣的是,这两本畅销著作都先后以“颓废、淫秽”等原因被禁,被禁后又以各种渠道愈发畅销——性爱被红色图章刷上了一层诱人的“意识形态”招贴画。

  性首先被意识形态化,之后被市场化。在暧昧的气氛里,读者养成了一种尴尬的口味,任何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首先必须以性爱的方式获得表达。传统中国的狎玩与疲惫、老宅子的压抑与阴冷、单身居室里的自慰与放纵,一幕幕性爱奇观被搬演与描摹。在肉欲弥漫的世纪末,王小波包含大量性爱内容的作品渐次出版。

  可以想象,这又是一次隐秘的阉割。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是,王小波的作品在某色情网站里被郑重推荐。和色情狂的误读与市井的庸俗想象相比,王小波笔下的性,呈现着多样图景,福柯意味上的微缩的权力景观,路易斯•卡罗式的天真与浪漫,一直奇妙地纠结在一起,诚如笔者所喜欢的一个句子,“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想收集弥漫在王小波作品中不可归类的雾气,炼制成书商与读者共同亢奋的文学春药,在这个混乱的年代,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成功。

  “纯文学”

  王小波所“师承”的文学传统曾经被赞誉为“一条波澜壮阔的暗河”。作为同样以白话文写作的汉语作家,他确实和我们熟知的现代文学传统有极大的差异。如同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写到的,“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根本上说,王小波所推崇的文学是“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他推重的作品是《情人》、《我们的祖先》、《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欣赏的文论是《被背叛的遗嘱》、《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喜爱的作家则是卡尔维诺、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迪伦马特、尤瑟纳尔、图尼埃尔、伯尔等。一个最为概括的说法是,王小波属于“纯文学”。

  王小波的出现,确实慰藉了一直潜在的“纯文学”期待。出于建国以来过于政治化的文学传统的不满与反动,对“现代主义”的、“纯”的文学作品的期待一直在文学界骚动不安、持续至今,从朦胧诗的大讨论开始,制造着80年代以来一个个论争与事件。这一期待的消化能力是巨大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仅仅是王小波,他所推重的卡尔维诺、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等的作品,也先后在大陆的图书市场上热卖。与之相对,则是“去政治化”,红色经典和苏联文学的地位在静悄悄地下降。具体到现代文学的“市场”上,像瞬息万变的股票行情,茅盾和郭沫若在下跌,郭沫若甚至跌停;鲁迅过于复杂和坚硬,但是也很少受到追捧;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是被热捧的“新贵”,尤其是张爱玲,一次次疯狂的涨停明白地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文学风尚。

  然而,如果不把政治简单理解成某些政党或特定的意识形态,那么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学既然谈论的是“关于人类个人和社会性质的更广更深刻的信念,权力和性的问题,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对目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它一定是“政治”的,“纯”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有趣的是,在世纪末汉语文学的百年沧桑之后,被想象“纯文学”的王小波,又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类同于世纪初鲁迅的“铁屋子”一样的“囚笼”意象:从“黄金时代”的“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到“白银时代”的“既然生活是这样的索然无趣,就要有办法把它熬过去”;回望最辉煌的文化记忆——“盛唐”所代表的“青铜时代”会怎样?“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而未来样子是这样的,“黑铁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从外面看起来是浅灰色的,但它名副其实,因为它里面非常的黑。”技术飞速进步,历史往复循环,“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恰如卓识的论者所分析的,“在他的未来画面里,历史进步的线形叙述,不过是一个玩笑,一个谎言。”

  结语:

  笔者并不想被误会成对王小波的批评,王小波热和王小波无关。看到自己钟爱的作家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只要不是出于过于草率的误会,总是一种美好的感觉。然而,王小波的作品总是受到不同的对待,按照历史的口味与用途而不断功利性的分割。对笔者而言,这一切应该颠倒过来,“王小波”不是某种“功能”,而是完整、丰富、神秘的存在。可惜的是,宛如真实发生的买椟还珠,王小波巨大的文学遗产被视而不见,仅仅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的符码——就像一个接头暗号,王小波被化约成一个姿态,安慰历史的焦渴。十年之际,王小波以其卓越的作品留给我们的汉语文学的弥诺斯迷宫,依然孤独地等待着好奇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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