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平编著《人文素养读本》序 我曾经说过:“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我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着的,就是先后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任教的马小平老师。近十多年,我有幸在全国范围结交了一批出色的中小学教师,马老师以其全球教育眼光,高瞻远瞩,思想深邃,而让我格外关注。因此,2004年,当我得知马老师身患癌症时,是极为震惊的。后来听说他在住院期间,编了一本中学生《人文素养读本》,出院后就在深圳中学开设专题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件事不仅让我大为感动,而且引发了我的思考:马老师为什么要拼将生命的最后一搏,投身于中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教育理想、理念和忧患? (一) 马老师在本书《写在前面的话》里,劈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这大概是在重病缠身时,更让他魂灵不安的问题。这一问,却让我,以及所有自称关心中学教育的人们羞愧难言:因为我们早已麻木,不去作这样的追问了。 马老师的回答,更是惊心动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缺乏知识与技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在我们的教育下,很有可能将出现有知识,有技术,但没有文化,没有人文关怀和素养的一代人。 我曾经从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的教育,反观为北大输送人才的重点中学教育,有一个让我出一身冷汗的发现: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特别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他们讲起“人文精神”也是头头是道,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炫耀的知识,而正如本书里的一篇文章所说,“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质”,必须让知识“渗透到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这些“高能人精”的灵魂,已经被“权欲”和“利欲”所浸透,知识(包括人文知识)都成为他们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现行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机制,是极容易,并且已经源源不断地将这样的懂得配合和表演的“尖子”选作接班人了。这是真正要危害社会,影响国家、民族的未来的。 问题的症结,正是在我们当下的教育。马老师在本书里,特地编选了爱因斯坦的《论教育》。这位世界科学大师尖锐地提出了教育是要培养“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还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的问题。他指出:“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业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些精神”;“青年人的过重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不同的教育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应当反对向青年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而要鼓励以“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和“乐趣”作为学习和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在我的感觉里,这里的每一点,都击中了当下中国中小学以至大学教育的要害,我们所推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知识灌输和能力训练,而完全忽视精神(思想,情感,道德,品格)的教育,不能铸造学生的意义世界的教育,如马老师所说,这样的教育“甚至成了一种怪兽,吞噬了学生的天真和童趣,导致了美好如人性的丧失;应对各种考试成了教学的主要目的,掌握各种教学技巧竟然也成了教学的重要内容。文化的血脉断了,人文精神的核质也没有了”,“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人文意义的真空,生活意义的丧失”,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基本状况”。 爱因斯坦对教育症候的判断又提醒我们,这样的意义真空,在教育目标上的失误,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病的恶果。马老师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谈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对物质、科学、技术的顶礼,对竞争的膜拜,导致不平等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以往上爬,成为“成功者”为目标的精英教育,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从而形成生态环境的危机,精神、道德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腐蚀与毁灭。前述中国中学生的人类文明的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 正是看到这一点,马老师感到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他为之忧心忡忡,寝食不安——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并且以很可怕的规模扩散着。如若现在不立即加以制止,人类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 “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过‘与灾难赛跑的教育’,即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一位教育家说,我们留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和对人类前途的双重责任感,怀着十分紧迫的危机感,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决定将生命的最后一息,贡献给中学生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和灾难赛跑的教育”工程,为它铺垫一砖一瓦。这是怎样的教育战略眼光;借用鲁迅的话说,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 (二)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进行中学生人文素养教育? 马老师编选了一本《人文素养读本》,并开设了相应的阅读指导课。 从抓学生的阅读开始:这不仅体现了“意义的创造,必须回归日常的教育生活实践”(我将它称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精神,更是马老师对中学教育本质与特点的自觉认识与把握。 马老师在书中选编了一篇《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作者秦光涛),强调学校教育的作用,就是通过文化的传承,进行意义的引导,使学生在意义的追寻中实现自己,完成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的精神蜕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教育中成长的本质。 中学生的成长的特点又在于,他们自身的意义世界尽管孕育着巨大的可能性,却并为成熟,他们还处于学习阶段,不可能接触广大的人生世界。这样,阅读,就成为他们和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连接的主要渠道。对中学生而言,每一个阅读的文本,都是一个他们所不熟悉,而又极有魅力的意义世界,经典的文本更是积淀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成果。正是通过阅读,特别是经典的阅读,才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小学教育的根本,就是为学生创造在阅读中寻求生命意义的环境,氛围,让学生“生活在书籍的世界”里(这是马老师最喜欢引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言),阅读应该成为处于学习阶段中的青年学生的主要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本《人文素养读本》里,马老师给学生打开了无数道宽阔的大门,通向一个又一个思想的高地,在那里,追寻人生的意义;讨论公民如何诞生,怎样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探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追究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思考如何唤醒沉睡的心灵,怎样诗意地栖居大地,让思想伴随我们生命到永远;研究怎样拯救因生态破坏而沦落的每个人的故乡,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又如何用“有温度的词汇”来表达我们自己-----。每一次阅读与讨论,都是生命的高峰体验,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力量获得健康的引导和高强度的激发:所激发的是一种自信,对于人,对于人类文明,更是对自身的自信,以及一种渴望,这就是马老师说的,使自己成为主宰者,最广泛地吸取知识、文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最大限度地充实、发展自己,并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最终建立起来的,是孕满生命意义的人的主体性。这是真正的精神与灵魂的洗礼;根据自己阅读本书的经验,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中学生们听了马老师的讲解,读了《人文素养读本》,必定是目光炯炯,精神焕发,思绪绵绵,神态自如,心灵自由而开放! (三) 这同时也就回答了人们可能产生的疑问:中学生能够接受这样严肃、厚重的读本吗? 这涉及如何认识青少年,特别是当代中国中学生的问题。 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教育对象——这些成长中的中学生们,有真正的理解,正确的估价了吗?我们对中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等智力的潜能,以及他们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严重估计不足的。喜欢思考“大”的问题,包括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这其实是青少年思维的一个特点,他们总是想大事,立大志,说大话,自有一种大气度。他们内心充满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满怀“没有不可探讨的问题”的自信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这都是人们所说的“少年意气”,是应该竭力保护和引导,而绝不能视而不见,多方扼杀。马老师的《人文素养读本》正是建立在充分估计中学生的创造潜力的基础上的,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被压抑的创造力的一次解放。 我们还很少注意和研究当代中学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的精神需求。这一代人诞生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在享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由之带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产生的精神困惑;在一些更为敏感的孩子的心里,就自然会引发精神的饥渴感,对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的不满,从而隐隐产生突破现有生活的内在要求。很少有哪一代像这一代年轻人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精神重负: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应试的压力;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要面对就业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下成长的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精神解放的渴求,恐怕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难以体会的。马老师的读本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对当代中学生的精神欲求的敏锐把握,他也就因此和他的选文一起,走进了孩子的精神世界。 这是可以用他的学生的反应作证的。我注意到,本书特地选用了他的学生黄素珍的一篇文章;而我每次读黄素珍给马老师的信,总要引起莫名的感动:“您让我聆听到了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您的每个智慧的话语,都**我思考。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您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再次重检和重建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您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门还是关着的;而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努力去扣响每一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 是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人文素养读本》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无数的前人,当代人,以及马老师自己的生命的血肉铸成的,它满溢着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请也将你的生命投掷其中。然后,所有的人,作者,编者,读者一起,尽享生命的欢乐和自由!(2011年7月28日) |
丁东专栏之90年代:夏中义和《大学人文读本》 |
这套读本,为大学生架设了一个思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感受人类文明脉搏的跳动,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一代青年学子之间进行精神沟通的桥梁。 我认识夏中义,是上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当时,我和《社会科学论坛》的主编赵虹、副主编韩方玉一起到上海组稿。在上海大学当教授的表弟袁进帮我组织了一次聚会。袁进和夏中义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老同学,他邀请了夏中义,使我们在饭桌上第一次相识。夏中义上世纪80年代就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崭露头角。因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被压制了十年。直到1998年才被评为副教授,两年后又升为教授。但他那一篇引起大风波的文章很有才气,给我印象很深。不久,他出版了一本题为《九谒先哲书》的文集,送我一读。此书采用书信体,通过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王瑶等九位与清华大学有渊源关系的人文学者个案,探讨他们在二十世纪政治漩涡中的命运。书中讨论的九位教授,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但他们的人生志趣又各不相同。有的是长于政治活动,而被甩出政坛,当了学者;有的是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志趣,轮番施展,各有成就;有的长于学术,不擅政务,偏偏弃学为官;有的是纯粹的学人,面对政治压力,不免表现出无奈与尴尬。作者是以学术为本位,反思了九位先哲为学为人的所得所失。我觉得颇能发人深思,于是写了一篇书评。 不久,夏中义就和广西师大出版社谈了一项协议,编写《大学人文读本》。他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我表示乐于参加。 这件事的缘起说来话长。上世纪末关于反思语文教育的讨论中,钱理群和一群朋友动手编了一套《新语文读本》中学卷,由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在教育界反响强烈,十分畅销。于是同在广西的另一家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便向钱理群提出想再搞《大学语文读本》。当时钱理群处境不好,不便出面,于是向出版社推荐夏中义,他也是《新语文读本》的参加者之一。广西师大出版社与夏中义洽谈之后,老夏提出,要编就编《大学人文读本》。双方一拍即合,签了合同。2001年7月上旬,我到苏州和夏中义、李新宇、刘锋杰,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明节,一起商谈这套书的结构。夏中义提出,全书分三卷,第一卷人与自我,第二卷人与国家,第三卷人与世界。每卷十章左右,卷与卷之间,章与章之间,形成一个内在的逻辑。大家赞同这种编排方式,共同讨论,确定了大约三十个主题,然后围绕主题选文。选文的作者大致有三类,一是外国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二是已经去世的中国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三是目前正活跃着的中国作家、学者,比重大约各占三分之一。通过这种安排,达到经典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平衡。每章后面都有编委写的旁白。叫旁白而不叫导读,是想表明编委和大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切磋讨论的关系,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不是以既定的结论约束读者的思考。老夏让我主持第三卷。8月初,又在银川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同仁还有谢泳、邵建、王彬彬、富华,加上夏中义的博士生张缊艳,一共九人。 我以前也编过一些书。但都是先有选好的文章,再用适当的方式编排起来。但这次编书不同,理念分卷,主词立章,先有主题,再找相关的文字。文字又要有思想性,又要有可读性。内容要互相呼应,还不能重复,篇幅又不能太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个编委都有这种感觉。这个编委会,都是夏中义请来的朋友。夏中义的专业是文学,主攻方向是文艺理论。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专业不是文艺理论,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有我和谢泳不在大学教书。但我和谢泳熟悉的领域,也偏重于中国现代文史方面。从专业的配置来说,这些人的知识结构肯定是不完整的。好在李新宇、邵建、王彬彬等编委都是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兴趣并不限于所从事的专业,而是对文、史、哲、经、政都有所涉猎,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思想界的脉搏。这样,编选的主题即使涉及当代思想的各个领域,也能抵挡一阵。但是,在选文过程中,还是发生了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八十年代的文艺理论界,多从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汲取新知,而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更主张回归常识,而不喜欢玄学的思辨。其中王彬彬更是性情中人,锋芒不肯稍减。对于那些不能直接切入现实,行文晦涩的文章,断然不肯赞同。在几次编委会上,大家唇枪舌剑,直言不讳,争得不亦乐乎。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终于编成这套三卷集的《大学人文读本》。 这套读本,为大学生架设了一个思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感受人类文明脉搏的跳动,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一代青年学子之间进行精神沟通的桥梁。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思考了什么问题?总结了什么经验教训?从国外引进了哪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又从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我们想在这套书中得到相对集中的体现,使它成为一道丰盛的精神套餐,奉献给年轻的朋友。 在2002年夏天,《大学人文读本》一投放市场,就赢得好评。前两次印刷,市场都出现脱销。出版社虽然前期投入了几十万元,但很快收回成本,开始赢利。到目前为止,读本已经重印了七次。全国有三四十家大学开设了大学人文课程,颇受欢迎。一门新的课程,从此进入了中国的高等院校。 |
人文大学:愈来愈近的帆影——《大学人文读本》 |
席云舒 |
人类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必须在科学与人文这两条轨道上运行,而承载人类精神的那趟列车,就是现代的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机构能够像大学那样传承人类的精神和文明。而大学如果失去科学和人文当中的任何一条轨道,它都难以驶入现代社会。然而,我们的一些大学已经在科学这条单轨线上缓慢行驶了近百年了。在那里,“科学”被压成了干巴巴的“学科”,不少学生变成了失去人文理想和人文关怀的、甚至失去了独立思想能力的机器。几年前,大学内外的学者们曾就重塑人文精神问题展开过轰轰烈烈的讨论,但还没来得及讨论出什么结果来,就匆匆地偃旗息鼓了,而讨论本身留给我们的,除了热闹,剩下的似乎只有失望。 然而,由著名学者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包括《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让我们看到了那次讨论之后人文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人文大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几乎是从现代知识分子走上时代舞台伊始,人文大学就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之一。蔡元培先生——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缔造者——就曾说过:“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显然,蔡先生所说的作为“养成人格之事业”的大学教育,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大学”传统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简言之,前者所奉行的是人文教育,而后者所奉行的则是儒家道统“内圣外王”。 人文和科学,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宗教神学的两个核心概念。人文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中世纪“神”的价值的颠覆,人文即意味着要让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取代以“神”为中心的文化。科学则是在人成为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事物的奥秘,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人文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没有人文,科学则必将被对“神”的盲目崇拜所取代;科学是人文的保障,没有科学,人们就不能走出神学的阴霾,人的自我价值也就不能得到最终确认。人文使人成人,科学使人智慧。在中国,我们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神学,但却深受有与宗教神学地位相当的封建道统和学统的影响。尽管我们批判封建道统不一定非要用欧洲人的武器,但人类对人之为人的底线的认识及对世界图景的理想却非欧洲人所独有。科学和人文并非只是批判的武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最终体现。 夏中义先生主编的这套《大学人文读本》,选编了二百余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选文包括演讲、诗文、信函、碑铭、日记、随笔、格言、遗嘱等文体,作者则包括了20世纪人类文化星空的世界巨人、1840年以来为国家民族独立而鞠躬尽瘁的仁人志士、1916~1919年间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而疾呼的五四先驱、晚近20年来为当代社会各领域的建设而不懈奋斗的精英,学科则涉猎了文、史、哲、经济、政治、伦理、心理、教育等。编者将选文分“人生”、“青春”、“婚恋”、“角色”等20多个主题词,从“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维度进行构架,由此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的精神反思,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思索,引导大学生最终形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及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坐标。读本虽然涉猎领域广泛,但所有选文都在主题词的构架下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无处不体现出编者的苦心和匠心。 如今,透过这套《大学人文读本》,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人文大学这支已经冒出了海平线的帆影。 《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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