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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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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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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2-12-2 03:57
标题:
诗人与他的时代
诗人与他的时代
——读阿冈本、策兰、曼德尔施塔姆……
王家新
近日,读到意大利思想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1942—)的《何谓同时代》(王立秋译)。阿冈本的诗学文集《诗歌的结束》以及他讨论诗歌“见证”的文章《奥斯维辛的残余》,我早就注意到了。在该文中,阿冈本提出的,也是一个今天的人们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同时代意味着什么?”
一口气读完之后,我抬起头来望向北京冬日的窗外。我不禁想起了早年旅居伦敦的那个冬天我所写下的一则题为《对话》的诗片断:
“你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
“问题是我只能这样,虽然我可能比任何人更属于这个时代”
“但是,这……”
——在初冬,窗玻璃蒙上了一层白霜。
这个诗片刻后来收入《另一种风景》发表后,曾被有人指责为“脱离时代”。在前些年的诗歌论争中,某诗人在言说自己“在场”,而别的诗人“生活在别处”时,也曾拿它来做证明。
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呼吸另外的空气”呢?不能呼吸到另外的空气,我们能否生活在这个时代?当然,我已无意于争辩;要争辩,也只能是同自己——正如以上这则诗片断所显示。
回到阿冈本这篇文章,他在提出他的问题后,首先引出的是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
这真是一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回答。而罗兰·巴特也是有出处的。1874年,年轻的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后,又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他之所以以此为书名,因为“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试图把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
在阿冈本看来,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恰恰是像尼采这样的“不合时宜”或看上去与时代“错位”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因为“时代”,也因为“凝视”这个词,阿冈本接着举出了曼德尔施塔姆1923年写下的一首诗《世纪》: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看进你的眼
并用他自己的血,弥合
两个世纪的脊骨?
这里的“弥合”,最好能译为“粘合”(“glue together”)。我相信许多中国诗人和读者都熟悉这样一个诗的开头,并为它的悲剧性音调所震撼。是的,从曼德尔施塔姆,到我们这个世纪,我们谁不曾感到了历史这头“野兽”凶猛的力量?我们本能地躲避着它。我们自幼就从大人讲的故事中记住了这样一条训诫:当一匹狼从后面跟上你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
可是,如果你不回头,你又如何能够与那野兽对视、并一直看进它的眼瞳中呢?
也许,这就是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后来的中国诗人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必须把自己的凝视紧紧锁定在其世纪野兽的双眼之上”,可是,他能做到吗?
在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中,我记住了这样一句:“在令人睁不开眼的红墙下”。
这就是说,真实有时是一种让人目盲的东西,甚至,是一种被卷到巨轮下才能体验到的东西。
纵然如此,她又必须走向前去。是的,必须。
我不知道一个意大利人是否真正体会到这里面的巨大冲动和困境。不过,他挑出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首诗,就足以说明他“呼吸”到了同样的东西。是的,我们都曾目睹过时代的疯狂的面容。
不过,我感兴趣的,还在于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另一种与时代发生关联的方式。的确,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你不同它发生关系,它还会找上门来呢),而是“怎样”与时代发生关系。在阿冈本看来,除了那种面对面的“凝视”,还有一种以“征引历史”来“回归当下”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当下的进入点必然以考古学的形式出现;然而,这种考古学不向历史的过去退却,而是向当下我们绝对无力经历的那个部分的回归。”
在这个意义上说,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能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以此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回归,“就好像作为当下的黑暗的那不可见的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向过去,结果,为此阴影所触及的过去,也就获得了回应现在之黑暗的能力。”
我知道阿冈本很关注策兰的诗歌。他的《奥斯维辛的残余》,主要讨论的就是策兰的诗歌和诗的“见证”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策兰的一首诗《波城,更晚》。这首诗,在我看来,正是一个以一种我们意料不到的方式“征引历史”从而把自己铭写在当下之中的例证:
波城,更晚
在你的眼角
里,异乡人
有阿尔比教派之影——
在
滑铁卢广场之后,
向着孤儿般的
椰韧鞋,向着
那同样被出卖的阿门,
我唱着你进入
永恒的
房舍入口:
而巴鲁赫,那永不
哭泣的人
或许已磨好了镜片
那所有围绕你的
玻璃棱角,
那不可理喻的,直视的
泪水。
策兰这首诗,写于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城(Pau)。但这座城市之于他,只是让他瞥见了“异乡人”眼里的投影——而那是一个起源于十一世纪法国阿尔比、后来被视为异端遭到教皇和法王残酷镇压的基督教教派的投影。在多少个世纪后,它又投在了一个异教徒的眼角里。
接下来依然同波城“不相关”,或者说“脱节”,因为诗人的目光投向了他的阿姆斯特丹之旅,他所经过的滑铁卢广场,他所向着的“孤儿般的椰韧鞋”,并最终投向了那位“永不哭泣者”巴魯赫——“巴魯赫”,荷兰犹太裔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后来为自己起的名字,在他24岁时,他被犹太教团以异端罪革出教门,后来移居到阿姆斯特丹,改名换姓,以磨制镜片为生,同时在艰难条件下从事哲学和科学研究。
一位坚持独立思想的思想者对镜片的磨制,不仅因为策兰这首诗而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隐喻,更重要的是,用阿冈本的术语讲,一首诗因此而找到了“当下的进入点”。“当下的搏动”开始在这首诗中跳动(并且是永久地跳动着!)——就在那围绕着的玻璃棱角的闪光中,在那“不可理喻的、直视的泪水”中!
也可以说,就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的命运“发生”了!
这就是策兰的这首诗。它有一种策兰式的“奇特关联”,而又时时立足于自身的言辞之根;它不断跳跃,脱轨似的跳跃,同时它又在不断地“聚焦”——聚焦于那些独立思想的人在黑暗历史中所感到的孤独。它以这种独异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对时代言说的“有效性”。
既然策兰爱在诗中运用“插入语”,我们甚至可以说:策兰的诗,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插入语”!它来去无迹、猝不及防,而又准确无误地“介入了现实”。
正因为如此,策兰会不断地返回,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的回归”。
还是阿冈本说得好:“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通过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那些言说‘我的时代’的人事实上也在分割时间——他们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但确切地说,正是通过这种停顿,通过把当下插入线性时间惰性的同质性,同时代人才使不同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运作。如果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打破时代脊骨(或至少在其中发现断层线和断裂点)的,恰恰就是同时代人的话,那么,他也在此断裂中造成时代与世代的会场或遭遇”。
相形之下,那些在我们这里充斥的“时代”话语以及对于诗的要求是多么僵化和肤浅!那既是对时代的简化,更是一种对诗的贬损。
一个远在意大利的思者,就这样深刻地、同时是富有想象力地揭示了诗与思与时代的关系。这里,我们还要留意到阿冈本这段话中所运用的“停顿”一词,这恰好是策兰爱用的一个词(“我从两个杯子喝酒/并耕耘于/国王诗中的停顿” 《我从两个杯子喝酒》)。的确,他就是那位“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的诗人!他不仅“在划分和插入时间的同时,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置入与其他时间的联系”,他还要以牺牲者的泪与血,以一个诗人的语言炼金术,粘合起生命的破裂的脊骨!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他只是要在他的“停顿”中呼吸,或者用他自己话来说:为了“换气”。
还要去问“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吗?这又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帕斯捷尔纳克》,1990),在我的窗玻璃上,再次蒙上了白霜。
2010-12-21
又及:
策兰与时代的关系,我已在一些文章中有所触及,这里还要谈一下他的“记忆码”、“尖音符”、“自身存在的倾斜度”这几个关键词。1960年,策兰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该年10月22日,策兰在授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子午线》的获奖演说。这篇演说极其重要,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今艺术自身的时空定位。他这样对他的德语听众讲:
“也许,我们可以说,每首诗都标下了它自己的‘1月20日’?”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日期出发写作,并朝向这样的日期?还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起源?”
显然,这样来强调,就赋予了“1月20日”这个“日期”以某种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首先让台下的德国听众想到的,是策兰演讲中提到的毕希纳以歌德时代的诗人棱茨为原型的小说《棱茨》的开头:“1月20日这天,棱茨走在山中……让他苦恼的是,他不能用头倒立着走路”。策兰由此发挥说:“女士们,先生们,无论谁以他的头倒立着走,就会看到天空是在他下面的一个深渊”。
“以他的头倒立着走”,对一个诗人来说会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是,策兰真正想表达的还不止这些。他一再提到“1月20日”这一天,正如沃夫冈·埃默里希在其《策兰传》(梁晶晶译,倾向出版社)的导言中所说“这里有试探的意思”,看看台下的这些德国听众,是否还会联想到德国黑暗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日子,那就是1942年1月20日——正是在这一天,纳粹头子在柏林附近万湖边开会(史称“Wannsee Conference”),提出并通过了对欧洲各国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因此可以说,1942年1月20日这一天,决定了欧洲犹太人的命运。策兰父母就是在1942年6月27日晚上被从家中带往位于乌克兰的德国集中营并惨死在那里的。
在《子午线》演说中,策兰当然没有明说这一点,正像“奥斯维辛”这个词从未出现在他的诗中一样。这还需要明说吗?不必,因为到了1960年,他的《死亡赋格》和他本人的生平在德国几乎已家喻户晓,更重要的是,他的“每首诗”,现在看来,“都标下了它自己的‘1月20日’”!
另外,值得探讨的是“日期”,策兰用的德语词是“Daten”,“Daten”是“Datum”的复数形式,既指日期、日子,又指数据、资料、信息的存储。这样,策兰所说的“Daten”,就具有了历史的、个人的密码性质。德里达在其长篇演讲《“示播列”——为了保罗·策兰》中虽然没有具体提及“万湖会议”,但他同样是在二十世纪苦难历史和时间记忆这个背景下来不断追问、“揭封”“1月20日”这个“暗语”的。他引用了策兰《大提琴进入》中的诗句“每一样事物比它自己/更少,/每一样事物更多”,承认“我们为这样的暗语疯了”。不过,他同时指出策兰的“日期”正是“灰烬的日期”:在策兰的诗中,“灰烬在等待着我们”。
对于策兰所说的这个“Daten”,埃默里希在其策兰传中称为“资讯码”,而我更倾向于法国哲学家拉巴尔特在其论述策兰的专著《作为经验的诗》中所提出的“记忆码”(“Remembering Dates”)。我想“记忆码”这种读解更切合于策兰的本意。对策兰的“Daten”,当然可以有更丰富的解读,但它却有其特定的或者说核心的内涵,那就是决定了一个德语犹太诗人命运的历史事件和记忆。可以说,从象征的意义上,正是从那一天起,对策兰来说,“牛奶”完全变黑了!
的确,棱茨式的“1月20日”和万湖边的“1月20日”的重叠,构成了策兰一生写作的基础和起源。他就受雇于这样的记忆——一种永远无法化解的记忆。这成为他的“情结”,成为他内在的、永远的绞疼。这就是策兰为什么会在演说中这样说他的写作“从这样的日期出发,并朝向这样的日期”,“我从‘1月20日’、从我自己的‘1月20日’开始写作了。/我与……我自己相遇”。
那么,在我们这里,是不是“对这样的日期(也)有很清醒的关切?”在我们的写作中,是不是也一直隐现着这样的“记忆码”?我们能绕过我们自己的历史吗?是不是从那一天起,这样的“记忆码”就构成了我们永久的未来?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自觉的诗人,策兰在《子午线》演说中还提出了 “尖音符”、“自身存在的倾斜度”这类与他的“记忆码”有关的说法。他的这篇演说辞,不断指向德国人对历史的遗忘,也不断伴随着对艺术自身的重新审视和批判。正因为历史的记忆和良知的目睹,他要使自己的写作与那些所谓“美文学”或“绝对诗”区别开来,他这样宣称:在“历史的沉音符”与“文学的长音符——延长号——属于永恒”之间,“我标上——我别无选择——,我标上尖音符”。
至此,虽然用的是音乐术语,但策兰已把一切说得很清楚了。这一切,正如作家库切在论述策兰诗歌的《在丧失之中》所说:“他不超越他的时代,他不想超越那个时代,只是为他们最害怕的放电充当避雷针”。
当然,要做到这一切,不仅需要一种罕见的勇气和良知,还需要一种耐力,一种艰辛的、深入的写作。策兰对诗歌在现时代的困境和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子午线》演说中他这样说:
“诗歌在一个边缘上把握着它的立身之地。为了忍受住,它不住地召唤,把它自己从‘已然不再’拽回到‘还在这里’(Still-here)”。
“已然不再”与“还在这里”——请想想这其间的巨大难度与张力!因此,策兰在演说中会接着这样说:“诗歌的这个‘还在这里’,只有从那些坚持从自身存在的倾斜度、从自身生物的倾斜度下言说的诗人的作品中才能发现”。
事实证明,策兰一生的写作,都处在“他自身存在的倾斜度下”。他正是以这样“潜行”的、逆风的姿态与他的命运守在一起,“从这样的日期出发,并朝向这样的日期”。
还需要再多说些什么吗?这里,是策兰1970年出版的诗集《光之逼迫》中的一首诗《橙街1号》,请读——
锡长进我的手掌里,
我不知道
该怎么办:
我无意于模型,
它也无意于我——
如果现在
奥西埃茨基最后喝水的
杯子被发现,
我要让锡
向它学习,
而朝圣之杖的
主人
通过沉默,忍受着时间。
每个了解德国二十世纪上半期黑暗历史的人都知道奥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1888—1938)是谁,纵然这看上去又像是一个“密码”。
2010-12-31,大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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