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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时代
邓德森
几十年前书籍也奇缺，想找一本自己喜爱的图书挺难。正因为难，就弥足珍贵，一本好书辗转流传，读成“油渣”了还爱不释手，甚至一字字抄写的也不少见。进入新时期，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出版业蓬勃发展，著书立说兴旺；特别是印刷科技革命，激光照排取代了铅字排版，铜板印刷逐渐普及以后，出书空前“繁荣”，装帧越来越漂亮，只要走进大“书城”，看到那一层层一架架精美绝伦的出版物立即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先是感到震惊，震惊之后是惶恐，惶恐之后是茫然，茫然之后是压抑，压抑之后便无所措手足，感觉即便是以前所谓“饱读诗书”的大儒们也会自认渺小无地自容了！
这么多书读什么？似乎书越多越没法读了，人们面对书山书海茫然无措，幸好“读图时代”到来。
在南方时，经常看到那么大个子的高中生拿着日本、韩国卡通书看得津津有味，青少年更倾心于一些简单易懂的幼稚读物。朱德庸的《涩女郎》和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风靡一时，《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你今天不快乐吗》等以图画和照片为主的图书大行其道，《小王子》更是出现过在某些公司的办公室人手一册阅读的壮观景象，开始感到很奇怪，后来才渐渐明白。
书籍太多太滥，缺乏正确指引，读者无法选择，是走进“读图时代”的一个客观原因，主要原因还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和观念的变化。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生活压力增大，娱乐时间减少，加之视觉媒体对现代人的影响，大众已经习惯了电视画面的直观、动态的“读图”；这种心理也带到了书面阅读中，形象生动的图画，阅读起来快捷轻松不费力气，艰涩的书籍渐渐被许多人淘汰。
这种“幼稚化阅读”，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快节奏生活速食时代人们的阅读需求。“读图”已经不是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而是他们放松神经、缓解压力的消遣。
“读图时代”引发了专家学者们的各种议论，且摘引几句——
周宪说，“读图时代”的到来，形成了当代文化的图像优势，由此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文学原有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赖大仁指出，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是“阅读”的危机。当读者变成了观众，阅读变成了观看，审美变成了消费，这样，真正的文学也就终结了。
高建平认为，“图像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之时，真实的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回到真实的世界，这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金惠敏谈到，图像时代没有文学，更没有文论，文论与图像相遇只能使它化为碎片。这样的碎片或许就是图像时代的文论文体。
吴子林却认为，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丰富着人们日新月异的精神生活。面对视觉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冲击，我们没有必要哀叹现代以至后现代条件下文学性的消逝。（以上论点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读图时代”文学的困境及其机遇》2006.4）
大众阅读的现状是，除了升学求职应考，又有多少人还会有挑灯夜读、酣畅淋漓、不能罢手的阅读体验？西方学者提出，当今的幼稚化阅读和读图时代会导致“词语钝化”，“欲以图画形式‘表现普遍思想’的企图，只能产生各种怪诞的寓言形式。”正因为提高人的思想修养品位格调的真正“非功利阅读”日益减少，所以现实生活中“怪诞的寓言”层出不穷。
更为严重的还不止于此。当日本、韩国的动画片、卡通书大肆占领中国的屏幕和图书市场时，我们对此仍然懵懵懂懂。承载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小人书”早已绝迹，日本人对图像学的规律，尤其是动漫等高科技视觉产品的规律，认识得却很透彻。他们已经明白，图像产品的威力比原子弹大，拿它对付别国，不需要亡国，就可以灭种。比如，他们可以通过游戏，故意把关公设计成可以用钱收买的，把《西游记》篡改得不伦不类，诸如此类，改写中国的文化基因，让中国文化串种。日本外相在《文化外交的新构想》演讲中明确提出，日本应大力开展“动漫外交”，他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抓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年轻人的心，这是我们外务省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引自
姜奇平：enet硅谷动力）中国已非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强大起来的时候，精明的日本人深知用武力征服中国人几乎不可能，但是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读图”也是让他国亡国灭种的法宝啊！日本人比我们看得远，我们该不该有所警觉，并加以深思呢？
著书时代
邓德森
如今已进入“著书时代”，著作家比改革开放初期的经理还多。记得那时流传过一个笑话，说是阳台上的花钵掉下来，只要有三个人从此地路过，肯定会砸到一个“经理”；现如今如果再掉下一支花来，碰到的恐怕就是“著作家”了。
余秋雨在“秋雨时分”中对北大学生说，他应邀到某些地方讲学，常常有当地官员给他送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论著都有，相同的是一概装帧精美非凡，超过了世界名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中国著作家灿如群星印刷术飞速发展出版业繁荣兴旺的景象。
古语有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自古以来，“著书立说”，一直被视为不朽的神圣事业。早些年当学生们弄懂“著作等身”这个成语的意思时，还只知道鲁迅郭沫若可当此名。那时说谁写了“一本书”，众人立即会崇拜得五体投地。丁玲就曾鼓吹过“一本书主义”，如今的著作家许多都不止“一本书”了，“著作等身”者多如牛毛，崇拜者反倒叫不出一个大名了。
自然每位著作家都是出书有名的，书写历史，总结经验，记载政绩，留传佳作，就是下海经商成了大款的人也一本本出书以圆“作家梦”。散布在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更是不惜攒积辛苦钱买书号出专著。这些大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能为社会留下文化遗产，丰富历史资源，实现自身价值。出版自由了，这是时代发展文明进步的好事。
但是著书热后面也派生了一些怪现象。见得最多的大概要数中小学教辅资料书的大量出版发行。全社会特别是家长对升学的追求，给这类出版物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学生配套练习大量产生，其中一些质量高的辅导练习还是有价值的，批量生产可以减轻编写印制的辛苦，受到教师的欢迎。但不少的教辅资料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有些原先自命清高的人有了声望有了地位，就吸取前人“剪刀加浆糊”的经验，采用“鼠标加键盘”的高科技手段，炮制出一批批习题集、指导书；还有一些所谓“作文指导”，大多是将“一考生”们写的“优秀作文”搜集成册，编者写一篇“序言”，署上自己的大名，不必付给真正的作者“一考生”一分钱，稿费悉数装进自己腰包，然后调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条条渠道，或强制摊派，或借助书贩们的巧妙营销，学生人手数册，承受经济、作业两副重担，苦不堪言。
出版业也有在利益驱动之下，给钱就印，不问质量，出版过多过滥的问题。余秋雨面对大量的盗版书一筹莫展，不用版税的中外名著堆积如山，权势者的应景之作不断涌现，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字垃圾充斥市场，致使神圣的“著书立说”声誉扫地，更为有害的是给青少年阅读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这样的“出书”除了“繁荣”造纸业印刷业废品收购业以外还有什么价值呢？
因特网的发明给民间著作家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著述平台，使一些有真知灼见而无钱出版的著述得以问世。不少好作品就是先在网上发表，产生影响后才整理出书的。比较起来，网上著述的最大好处是节约资源，发表时间快捷，没有门户之见，审查较易过关，这给广大民间写作爱好者提供了用武之地。某市有一位在政法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大学生，有写作天赋，一直想写点东西，在位时工作太忙，退休之后，他向孙女学会了使用电脑，开始网上写作，最初的目的只是写给远方的亲友看，先后在中国博客网、新浪网以“曾班长”、“舒心天空”为网名发表了400多篇30多万字作品。文章以纪实文学笔法，叙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反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曲折成长的全过程。文笔平实流畅，语言质朴纯正，感情真挚浓郁，得到许多网友的赞许，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吴姓子孙读后还跟了许多帖子。他说，利用博客沟通信息交流感情，又快捷又经济，比什么通讯手段都好。这样的“著书立说”是最值得称道的，如果某一天这位老同志把回忆录印出来，其价值比某些追名逐利的“著作”不知高多少倍。
不以营利为目的，把网络当作写作园地，我想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浪费，“著书时代”写作也会更加纯正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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