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困难的嫁接
语文的近现代化道路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最突出的问题便是要以分科的观念切割未分科的事实，其造成的痛苦是长久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我们有意无意地讨论现代“语文”的问题，我们总要批评其近代历史的渊源及其惨象而丝毫不感到中、西过快地“嫁接”所带来的不适与烦忧。相反，若这种感觉越深刻，则我们锤敲历史的力度就越强。一种落后与持久自责的心理，算来已占住中国人的心灵一百多年了。
时间不可谓不长，但问题深层未解的部分仍在：“全盘西化”“复古主义”与“中西合璧”其实都困难重重。这里不仅有对概念理解所产生的不同的关于解释学上的多义性，还有着对于文化解读的在民族心理、思维定势上不同的认同感。对于“语文”，或者“国文”“国语”“中文”“中国语言”“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等除了文字上的通辨外，很难有一个确切而标准的解释，这种持有不同解释的内在依据却在于我们每个个体解读中国文化同时还伴随着了解外域文明的多与少、深与浅的差异性。
文化深宰着思想。所谓“纯语文”，是语言学或言语事实类的东西，似乎与复杂的观念并不相干；而一旦接触它，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这样的事实：要进入一种语言或言语领域，比如英语，我们要学习它的语言词汇、习惯用法、民族心理所赋予的言辞风格与文学特征等，并且还要接受一些其强使我们理解的某种观念。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威尼斯商人》中对严肃法律的歪曲和对审判程序的摆弄并不能让人感受到法的公正与公开；相反地，竟是其中的营私舞弊、种族歧视及其压迫。学习一种语言，我们同样要认识其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内涵；而一旦抽去这些东西，语言便不值一提了。
这样看来，我们厌弃所谓的以经学为中心、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未开化”的语文教学体系，就很值得反思了。怀着深深地负罪感，我们开始挖掘传统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在语文的个性化上对于朗读、语感、汉语言音韵学与传统经典，已有了相当多的认同。
但仍深感困绕的是，语文究竟是什么？伦理？文学？人文？我们能直观地对“语文”与“数学”作出区分，却无法对语文自身作出准确的定性。其中的原因或许就是语文“统合”的历史究竟远远大于其近代意义上才出现的“分科”的事实。
回溯我们的历史，自近代以来，我们对“文”“文学”“文化”等概念都进行了深入地区别，并在近现代化的道路上，从传统的经典里找到了它的现代性定位。比如对“文学”，传统中它与哲学、史学、等密不可分。在比较西方的概念中，我们对“文学”定位出“主表情达意”的特性，于是深挖传统，又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其史料与构建文学史的线性及其逻辑方法。（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6期）但在五四及其后的文学创作中，“文学”问题的负载与发生的争论，又表明它仍与政治、伦理、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语文”的命运也是这样。近一些的，无论是书院改学堂之后，还是自解放前后到现在半个多世纪的语文教学实践，都表明语文并非纯语言学的问题。于是我们又回到“语文”问题的老路上，语文又成了包揽百家的“大杂烩”。
而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后也有了一个明确的表示。文学与政治分离，标志着政治捆绑文学的时代大体结束了。既然“文” 并非皆“以载道”，那么语文教学也不应该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声筒。语文就是有关“母语”教育的学科，其重要的含量就体现在语言、文字、文学、思维、伦理、古典到现代文明的精华等类属里。
非常奇怪的是，在语文“误尽苍生”的责难声里，有些人单纯归咎于语文违背“三老”思想的初衷，果真如此？其实，语文的历史与现状是其背后种种力量运作的结果。
二、定义的不准确
语文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实实在于有关“语文”定义的含糊性上。把语文定义为口语与书面语，不够切题，且大而化之；定义为语言文字，又不能体现形而上的东西；同样定义为语言文学，又过于形上而忽视了形下的部分。从技术、实用的角度把语文定义为一种交际工具，却不能体现其价值与文化的层面；而认为语文具有人文性，对初中与小学语文教学来说又未免太玄了。
事实上，定义方式有问题。我们总是习惯在“种属”关系上兜圈子，而对语文的所属以及与语文平行的学科差异缺少质的把握。“语文是一种交际工具”，也可以说“舞蹈是一种交际工具”，那么“语文”与“舞蹈”有何区别？而在定义中加上“必不可少”“人类最重要的”等限定语，因这些词语主观性太强，也不能说明问题。语文在大范围内似乎是一种约定关系，但其约定也因人而异，所以也不能用。倒是外延性定义比较适合于语文。前面说过，语文实际上是个大杂烩，有着不同类属、关系与形式的组合。它既有其原始形态，也有着由低向高、由简单向复杂的渐进式。比较折中的看法是，“文字/语言”与“文学/思想”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正如小、中、大学课文编排所显示的。
所谓语文的工具性，只是其特征之一。语文属于意识形态，与一般的工具不同。有的论者至今仍在坚持语文本质的其工具性，并指痴教学大纲与教科书淡化工具性的做法，仍在为其“科学性”作强行的辩护，（金应源《语文“姓”什么——认识与从事语文教学的逻辑起点》，《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3期）其实是不足取的。一旦语文失去其人文性，亦即失去其价值性的东西，很难想象，语文还有什么动力与活力可言。叶圣陶与夏丏尊在《国文百八课》中说：“‘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视了技术训练，……我们根据实际情形立论，偏重技术也是自然而然。”当然显示与众不同的效果是达到了，而其消极的后果却相当严重：过分地强调技术，割裂语文中的原生形态，使其变成了无数的“知识点”，并在后来的“标准化”机械运作中僵死了。正如有人锐眼所注，语文甚至成了数学的复制品——也搞题海大战，进行大量的题型训练。语文的“少慢费差”与这些导向应当有着直接的关系。
教材的编写，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专业、社会及教师的组合。现在教材的粗略化仍问题多多；好在新教材已初步摆脱了原教材中知识与技术的阴影，而显示出重视在传承中以经典与一流作品作为支撑教材主体的价值导向，应当说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强化工具意识，必然淡化价值意识。语文对现实与潜在问题的警示能力，真正说来是很差的。语文社会用语不规范的现象相当严重。各种媒体、出版物的错别字特别多，用词不当现象，用词随意现象也相当严重。有学者认为，语言文字使用欠佳和混乱的状况，从某种角度上说文化大革命及其后遗留的恶果。有学者还认为是时下人们重科技轻语文，重外语、热衷上网“创造”语言的结果。（苏培成、董琨、王宁《要重视对语言文字规范的使用》，《新华文摘》2001期）
当然强调人文性，乃是还语文以自然本色，但也不必走极端而排斥题中应有之“技术性”。然而谈到技术性，是否就只能谈其“工具性”？“工具性”的定义源于列宁的“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乃特定时期的产物，已不适于现代教学的需要了。
三、理论的弱视
语文的诸多问题，其实又都是教学理论水平不高的表示。对于理论指导，过去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然要坚持指导，但关键是如何指导）而我们似乎是缺乏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真正涵义的把握力，因而往往借助于它对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的看法来指导语文教学，结果一切文字、文学现象都教条化了。前些年，谈语文动辄“文道”统合，就是这种捆绑解读与实用主义的图解，其结果使语文教学的教育学、心理学专业基础完全荒废。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都小心尊奉着来自列宁主义故乡的教育经验模式。除此之外都不值一提。
于是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少有学习的热情与主动，甚至在某一时候良好的传统臭不可闻，光辉灿烂的文明几乎断了传承。教育理论受到漠视，而学习与掌握它似乎只是教师的个体行为。师范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理论课的开设与研究，而有关教育理论课程（课本）也只是概论式，缺少必要的学术引导。
有文章说，教育学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作为一门课程（公共课）没人重视；而令人糟糕的是，一向标榜的教育学根本不成其为科学。更令人痛心的是，教育学陶醉于自己的科学假象，不仅延误了真正的科学教育学的成长，也妨碍了其他类型教育理论的建设。（赵蒙成《教育学的迷惘》，《读书》2001年5期）只是在近些年，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及其应用才有了较大的改观。
文革后，语文界出现不少改革的动向，但大多数只是热中于教学方法等技术层面的变动，如“××步”教学法，“×论”教学应用等，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的“大语文”，其实是大言欺人之举。其理论前提、价值论是什么？那些在西方文论或中国古哲那里寻章摘句，是根本不能谈及体系的构建的。“大语文”所需要的哲学基础与教育思想是现在的师资所无法承担的。因此谈到构建，还需要作相当多的物质与精神的积累与准备。
四、经验主义的狭隘
实践中经验主义的狭隘集中的体现是所谓的“一桶水”浇注“一碗水”。教育过程缺少必要的条件、环境与互动关系而变成了极其简单的递渡；完全不重视所谓的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与因材施教等教学的原则与方法。只要教师在专业水平上高出学生一点，似乎便可以胜任所谓的教学工作了。这是对教师职业的极大误解。它完全不解这种职业还是国家教育的目的与实现、社会信托的要求与希望、民族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传承的体现者。现实中，我们的教育已经出现了许多次品，在那里，教育失去目标，而只剩下近视甚至是自戕性的做法。
狭隘经验主义的典型表现，还在于把教育变成工厂里的生产行为。其口号是：“我们需要埋头苦干的教书匠，而不是什么教育家！”在这座“工厂”里，整年为着学校下达的任务，不断机械地重复着，教师成了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并且，随着各行各业为了生存而呈现出竞争的加剧，教师便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为现在的生存寻找空间，并为日后的发展预备坚实的“基础”，许多教师被“引导”成近乎自虐或他虐性地表现出工作与习性的偏执。其严重的负面是，教师由此可以任意地决定着学生的命运及其发展潜在，正如考试、预选与选拔赛所表现的那样。教师完全忽视甚至漠视教育的真正目的之所在，从而使教育失去本来的意义。这就是厉害冲突的加剧，狭隘功利主义的强化，与价值论的丧失的体现。
市场竞争，尤其是考试，其实在应试教育大战中已触目惊心。中学教育要围绕着考试转，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其中的原因有：一是做作为检测手段的考试反客为主，因为它乃升学、就业、改变命运的关键环节。二是考试及其说明违背教学大纲的规定，任意圈画，作出“新”导，致使“教”与“考”严重脱节，依照经济实用的原则，必导致“考什么教什么”的反常现象。柳斌说：“考试已异化为一种僵化的框框，一种绳索，一种‘管、卡、压’的工具。”（沈文涛、聂德琴《〈考试说明〉导向何方》，《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2期）这是应当深刻反省的。
当然应当看到，国家这两年来在考试上的重大改革，以及某些高校招生的新举措，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仍是不够的。犹如市场行为需要规范与引导，教育中的非正常的升学压力与竞争导致的学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竞争，实践证明都是错误与悲剧。
教育应当远离甚至设法规避这种功利而世俗的所谓竞争行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一个安静的后院，这个后院就是她的学校。在这里，教育应当显示其从容、自由的品性。温享英雄俊杰的美梦，锤炼学生的意志品质，张扬他们的聪明才智……又实实在在是多么的重要！这是坚持教育理想与信念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
语文教学也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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