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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2-25 02:15
标题: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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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刚刚来到中国的老外，会因地名The Bund而犯晕，因为中国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外滩”，遍及中国沿海和沿江地带。只要查一下中国城市化历史就会发现，以上海外滩为样板，在最近十年之内，先后出现了宁波老外滩、汉口小外滩，福州新外滩、厦门的国际外滩、广州南外滩、天津塘沽外滩，此外，还有南京外滩、青岛外滩、威海卫外滩，以及烟台外滩等等，形成庞大的外滩家族。
外滩的英文bund，似乎是个古怪的语词，它是堤岸、码头和江边道路的意思，却跟“滩涂”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外滩”译回英语，就只能变成beach或sands。这是因为，外滩是上海人自己的方言称谓，其它地区的“外滩”，都只是它的语言克隆物而已。但是，究其真正的历史，则没有任何一个近代殖民地码头，能比宁波老外滩拥有更久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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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俯瞰长江下游地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张开大嘴的兽头，上海位于它的上唇，而宁波位于下唇（慈溪位于隆起的舌面），杭州位于大嘴后端的咽喉部，太湖则很像一只硕大的眼睛，苏州和无锡分别是这眼上的瞳仁和睫毛。这些奇妙的对位关系，刻画了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经济结构。
借助这一兽头图式，宁波的战略价值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的政治轴线，北宋以前，由长安-洛阳（开封）和汉水构成，我称之为西轴线；而从北宋迁都开封起，该轴线向动平移，形成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东轴线。这一政治地理的重大转型，彻底改写了宁波及其老外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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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是宁波老外滩的灵魂。在创立河姆渡农耕文化之后，宁波因其显著的海岸地理特征，而逐步转向水运文明，并成为由内河到海洋的商业纽带。到了唐宋两代，尤其在南宋时期，宁波的贸易地位，变得异常重要起来。南宋首都临安遭遇北方的政治封锁，原有北上贸易通道（如运河）被彻底切断，其物资供应只能依赖海上贸易，鉴于杭州湾因沙坎和潮涌而不能用于航运，距离最近的明州府，就成为最重要的出海通道。宁波据此与广州和泉州并列为中国三大外贸港口。即便在清代初期闭关之际，宁波也能在日本、琉球、台湾及南洋各地之间，断续地维系着秘密的贸易通道，长达40年之久（1644-1684），直至施琅从郑克爽手里收复台湾为止。
从新江桥到轮船码头，被修复的老外滩的沿江堤岸，其长度只有600来米，零年代初期重新开发的商业建筑面积，也仅8万平方米左右，但因位于甬江、奉化江、余姚江三条河流的交叉点，它在旅游地理学上变得显赫起来，犹如通往宁波各景点的有力跳板。夜幕降临时分，游客可以从这里凭栏眺望对岸和身后的景观，捕捉旧时殖民地的浪漫气息。

早在1862年，老外滩就先后出现了14家轮船公司。虞洽卿、朱葆三和李云书等人，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从事各类外贸运输，推动老外滩进入历史鼎盛时期。在主要出口产品的清单上，有绿茶、丝绸、草帽和石料等等。只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20年，上海开埠，成为江南生丝和茶叶的主要口岸，由此取代了宁波港的原有功能。老外滩迅速衰败，退化为上海的辅港。宁波商帮也开始转向上海，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然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往返沪甬之间的千吨轮仍有20来艘，老外滩桅杆林立，人头攒动，汽笛声欢乐而凄厉，仿佛在经历各种形态的告别。
此刻，越过破败的浮动码头，游客还能依稀辨认出昔日的繁华踪迹。但那些饱经风雨的大船，终究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视线。只有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保留下来，经过全面修缮和重建，成为我们缅怀往事的线索。它由数条风格各异的街道交织而成。在这里散步，能够观察到那些罗马风格的瓶式立柱、西班牙式的拱型门窗、哥特式的教堂尖顶、地中海的白色阳台、教堂式的彩色雕花玻璃窗、以及上海风格的青砖石库门，也能看到沿江铺就的硬木栈道和白砂石小路、英式铸铁路灯、以及那些眼神闪烁的游客……所有这些殖民地的拼贴景色，复活在21世纪零年代的黎明，照亮了宁波中产阶级时尚消费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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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并非那些著名商人的老宅，而是站立在桃花渡边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它的钟楼高达30米，为当时甬江北岸的最高建筑。它是法国传教士苏主教的精神产业，四周原本还拱卫着主教公署、本堂区和部分裙房。在平阔江面的映衬下，钟楼的穹顶、立柱和门窗一起向天空耸立，显示出伟岸奇崛的高度，它不仅要向人暗示神的存在，也要表述西方征服中国的信念。这座教堂建於1872年，也即清历同治十一年，就在这年，中国首批留学生启程赴美留学，帝国裱糊匠曾国藩溘然长逝，大清朝廷走进了风雨飘摇的黄昏。
而宁波却获得了二度崛起的契机。1844年元旦起，在鸦片战争中告败的清帝国，被迫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宁波正式开埠，英国人决定在此设立领馆。在西方地图上，首次出现了这个叫做宁波的太平洋西岸城市。而在此前，直到清朝中期为止，西方人的世界地图上，只标有三座中国城市——长安、景德镇和北京。
据说首任英国领事罗伯聃乘坐火轮，在战舰的护卫下，越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耗费两个多月，从英伦本土抵达老外滩，开始了其在远东的殖民官生涯。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很想在翻译方面试一下身手，于是就在到任的当年，译出了《红楼梦》第六章，发表于英国《故事》杂志。这是《红楼梦》的最早译本，由此启动了这本中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接龙。
但他的继任夏复礼却没有这样的文学雅兴，除了忙于外交事务，他的唯一爱好，就是跟宁波人陈鱼门一起，练习搓麻将的手艺，从中寻找东方式赌博的乐趣。不仅如此，在卸任回国后，他把这种陈鱼门发明的麻将带到英国，让欧洲人第一次见识了中国博具的真容。借助宁波通道，红楼梦与麻将，中国文化的两极，得到了完备的国际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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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老外滩的缘分，源于2004年老外滩落成之际。当时，我应邀参加“外滩和它倡导的生活”论坛，在古雅的中式茶楼里，跟几位学者和建筑师一起，阔论老外滩以及中国生活样式的变迁。就在当天夜里，我又出席了《时代周报》举办的周年诞辰晚会。杯晃交错之间，巧遇澳洲时的学生——1999年度悉尼华人小姐王萌萌，以及她的女伴、世界华人小姐叶璇。她们的出现，触发了我对海外“流浪年代”的感伤记忆。颁奖仪式的抽奖环节里，我还意外赢得了“最高奖”——一件价值3800元的女式白金首饰。所有在场的嘉宾都大笑起来。主持人胡一虎戏言，一个最不应该得奖的人，拿走了今天的大奖。
也许，正是这种古怪的不协调性，书写着老外滩的混搭风格。数年后的2011年初夏，我再度重返老外滩，跟几位朋友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聚会，品尝由邵先生提供的雪山普洱茶，穿越在东部河岸与西藏高原之间。我们坐在19世纪南欧风格的

老旧椅子上，眼望窗外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倾听低回婉转的古琴声，谈论关于茶和艺术的话题。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错位。东方和西方、现代和近代、沿海都市与藏地高原，这些彼此对立的碎片组合起来，形成柔和的后现代语境。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群落——无论上海外滩、新天地，还是南京秦淮河和成都宽巷子，能像宁波老外滩这样，如此多样而紧凑地表达出多元主义的魅力。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在三江口的河岸上喝茶，静观被灯火照亮的河流，从面前无言地流过，仿佛听见了它的低语和脉动。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起始，越过我们的视野，三江就这样一直流向东海，带走历史的尘土，成为太平洋的一部分，并最终融入世界的阔大风景。这是老外滩的命运，它向我们说出了人类进化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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