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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回台湾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13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被记大过，就必须开除，13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通过。这事通常是由训导单位决定，到会议上只是做最后的确认，不会有太大的争议。
第一年参加这样的会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1977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就读，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她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公，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勒令学生退学。
我觉得应该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才比较开放。”
听了，吓我一跳，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不管是这个案例还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化的影响，许多事情变成了“想当然。”即使后来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反省。
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的反省才是道德反省。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跑，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间，选择了服毒。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投票，他必须遵守这样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的结局，才是道德。非如今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別人骂：“不道德”。得到的结果，反而是道德滑坡！
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所有的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悲伤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便把这事写在《世说新语》。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虚伪的表演。
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做假，就会演化出各种形态的演出，而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社会将怎样的道德面貌？— —作者 蒋勋 《孤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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