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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话语分析与社会研究方法论变革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0 12:32
标题: 话语分析与社会研究方法论变革
话语分析与社会研究方法论变革

王鹏/林聚任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摘　　要】近年来随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新的定性研究视角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传统的社会研究范式相比，话语分析研究者关注的是社会实在或社会世界的建构性特征及其实践意义，把行动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运用话语建构其社会世界的过程与机制当作研究对象，从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研究解释路径。

【关键词】话语/话语分析/社会研究/新转向

　　一、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明显忽视了话语问题，尤其忽视了话语的社会建构意义。涂尔干明确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学研究“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规则是：把社会事实当作事物”①。在实证主义指导下，社会研究的方法强调以能够被观察和检验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重视量化分析，旨在寻求对社会现象的因果规律解释。这种实证主义科学观否定研究中的主观意义的存在，不承认所谓的客观知识受社会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

　　20世纪70年代，建构主义以及各种反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它们对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建构主义者提倡新的多元的方法论或认识论，并试图解构传统的经验研究模式，主张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并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与社会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的建构物。他们认为一切社会事物与现象，包括知识以及制度规范都是人类建构的，并为我们共享。一些建构主义者甚至明确提出所谓的科学成果也是人为的产物或“人造事实”，从而否定了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事物的客观反映。

　　尽管建构主义具有不同的学科源流和学术主张，但其共同点在于，都试图颠覆传统的认识社会世界的方式和解释方式，倡导新的社会认识论与方法论。建构主义者大都主张知识的社会性、实践性、反思性、多元性等，认为人们对社会事物的认识，不是取决于经验有效性，而是取决于社会行动过程(沟通、磋商、话语等)。因此，建构主义从根本上有别于各种实在主义和实证主义，他们特别重视话语体系和社会建构的文化与历史因素。

　　话语是建构主义者最关切的议题之一，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话语建构主义”派别②。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于1952年首先使用了“话语分析”这个术语。后来话语分析从语言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他领域，人们逐步认识到，语言不只是反映世界事物与表达主观认识的媒介，而是构成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不可分割的主要因素。话语的意义是在历史和文化之中生产出来的，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改变。这意味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话语的含义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从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及话语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也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这一语言学转向可追溯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等一批语言哲学家。如索绪尔主张，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从而具有社会意义性。他指出，词所指称的各种概念(所指)是随历史变化而改变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去区分和思考世界。由此使人们对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不仅直接导致了符号学的产生，而且波及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但是，语言学的话语分析通常侧重于对语言文本本身的分析，语言学家的话语分析尽管也关注到了话语的社会性及其广泛应用性，但这种分析仍是以语言学为指向的。

　　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思维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米歇尔·福柯。福柯不再把话语视为简单的语言表达，而是用话语去说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语言使用的各种社会规则与实践。用他的话说，其“任务在于不把——不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总体来研究(把能指成分归结于内容或者表达)，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③。话语在福柯那里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学概念，他关注的是通过话语进行知识或意义的生产，因而话语具有了实践的意涵。

　　福柯把知识归为话语体系，把话语实践作为分析的重心。在福柯看来，话语分析就是对某些“陈述”的分析，旨在对话语“构成规则”(rules of formation)的规律进行解释，涉及话语客体、陈述方式、主体地位、概念形成、“策略”等要素。实际上就是对知识话语形成的当下条件和构成规则进行说明。福柯明确提出，像精神病学话语、临床医学话语、生物学话语等，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特定的话语实践而建构起来的特定的知识形态。例如，疯癫并非一种客观的存在，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曾经把疯癫建构成性质不同的对象；医疗诊断也不是医生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受制于一套现代医疗话语结构和规则的产物。

　　福柯这一话语分析的核心思想集中于两点：一是建构论的话语观。他主张，不论话语的陈述对象，还是话语的陈述主体，都是由人们通过特定的话语实践、按照特定的话语构成规则建构起来的；认为人的各种主体性特征，诸如阶级、性别、民族等都是在话语实践中获得并被改变和重建的。即话语以不同方式建构了各种社会实在及其关系。二是话语实践的相互性或称“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它跟其他话语的关系所界定的，并以复杂的方式依赖于其他话语”④。这实际上强调了话语实践的社会关联性。

　　福柯在权力谱系学中也运用了话语分析，强调话语是权力的体现。在《性史》中，福柯明确提出，其解释目的不是说明西方性压抑本身的问题，而是从话语角度说明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核心的问题是总体的‘论证事实’，亦即性得以‘用话语表述’的方式”⑤。

　　总之，在福柯看来，权力通过话语发挥作用，话语实践是权力运作或意识形态的体现，它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所以，福柯的话语分析并不同于以文本为取向的话语分析，其话语分析的对象是各种社会存在物，并对其加以批判分析。福柯的话语观实际上奠定了话语实践理论的基础，也成为后来出现的批评取向话语分析的先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一种就是微观研究转向。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关注微观的互动过程，倡导对微观社会行动意义的解释。

　　常人方法论是其中的代表学派之一。“常人方法论”这一术语由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提出，指的是对社会成员实践活动所用“方法”的研究。加芬克尔通过对日常会话的“破例实验”，从日常互动的微观层面对社会成员在建构和解释其社会世界意义时所使用的方法和步骤做了考察，发现社会成员的互动受某些“民间”规则或方法的支配。其中，加芬克尔特别强调行动的语境性，强调人们运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认为行动者所运用的最基本“民间技术”就是各种暗示、词汇等，人们在可理解的背景或语境下创造共同的现实感。

　　在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的基础上，萨克斯和谢格洛夫等人探讨了会话分析。虽然语言学家也关注到了会话分析，但正是这些社会学家明确提出，会话是一种鲜明的社会互动现象，因此它成为了分析微观互动现象的一种基本方法，即“会话分析是对被记录下的、自然发生的互动中谈话的研究”⑥。

　　此后会话分析又进一步从对日常生活中的谈话扩展到了对制度化领域谈话的分析。后者包括对各种制度化场景，如教室、法庭、新闻访谈、医生—病人之间及其他制度化互动形式的谈话分析。会话分析与话语分析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法，并且各有不同的分析侧重点，但是，它们之间又是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通常人们把会话分析看作隶属于话语分析，它们作为定性研究的新思维，都强调社会研究实践的建构性，倡导新的方法论观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相比于传统的社会科学分析方式，会话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注于话语／语言的使用，并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主题”⑦。

　　20世纪70年代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建构主义科学观主张，科学知识与其他一切知识一样，都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建构主义者认为，一切社会知识与社会实在都是社会建构之物。不过在建构主义者之间，关于知识建构的具体过程与实现机制问题，又存在不同的解释理路。其中，马尔凯等所倡导的话语分析法，对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问题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马尔凯和吉尔伯特在其研究中，遇到的主要方法论问题是“解释的扩展”。他们通过对以往常见的关于科学和科学家描述的分析得出：无论引证数据还是定性资料都不能用来对科学家的行动或信念的特征做出恰当说明。最终他们放弃了传统的描述和解释方法，转而关注参与者建构其观点时所使用的话语形式。他们把语境分为两种：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科学家在不同语境下使用不同的话语形式，从而为其行动提供解释，特别是科学家常使用一种非对称的模式说明“正确”和“错误”的观点。他们提出，科学家常用经验主义语库和应变性或权宜性语库这两类不同的解释语库或条目灵活地建构他们的话语。科学家在正式语境或研究文献中主要使用经验主义语库，在这类话语中，话语的风格是中性的。经验主义语库通常用于呈现公开发表的、认为正确的观点，其指导原则是“言说者把其行动和信念描述为一种中立的媒介，经验现象本身通过此媒介而得到显现”⑧。而在非正式的语境中，经验主义语库虽然也起作用，但应变性语库的作用突出了。这类语库明显具有社会性和个人性色彩，其功能主要用于说明错误观点。

　　由此马尔凯等人试图说明，科学话语是科学研究主体的一种言说。它具有语境依赖性、对象依赖性，科学家通过各种修辞策略来构建其科学世界。马尔凯主要从主体维度、文本维度、规范维度及史学维度这四个层面解析了科学话语与科学实践之间的关联性⑨。马尔凯等人强调，科学话语中存在着某些可觉察到的解释惯例，科学家在不同语境下借助不同的惯例或解释语库去建构他们的行动与信念。他们的这一研究对后来话语建构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话语分析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备受关注的前沿领域。

　　目前，话语分析的研究主题越来越广泛，涉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性别研究、传播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因此，受学科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话语分析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传统或派别，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三、话语分析的兴起对传统的社会研究提出了极大挑战，在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知识的构成属性、社会研究的主体性及目的性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此它成为了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之一。

　　(一)话语分析及其方法论上的优先性

　　传统的社会研究采用实在论的语言观和知识观，故其研究方法致力于反映和解释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并且倾向于把语言仅仅看作研究者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或者沟通的中介或工具。而话语分析则致力于通过话语来揭示社会研究或知识生产的方式，说明那些想当然的话语在这一过程中的建构作用。这将有助于揭示社会研究及知识的社会建构属性。因此话语分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方法论上应具有某种优先性。

　　关于话语分析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性问题，马尔凯等曾做过这样的说明：“我们认为，对科学话语的社会生产做系统研究，在发展关于科学的行动和信念的令人满意的社会学分析方面，是极为根本的一步。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行动者如何对其行动的解释进行社会建构，了解了行动者如何主要通过语言构成其行动的特征之后，我们才能对科学中的行动和信念的性质这类长久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话语分析所试图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科学家语言运用的分析。”⑩

　　因此，话语分析在方法论上区别于以往社会研究的根本点在于：它不是把话语／语言当作研究表征的工具，而是当作分析对象本身。在传统的社会研究中，我们忽视了研究对象的话语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没有关注到话语的建构力量。比如在社会学家原有的研究框架下，被访者的话语不过是被看作社会学家用以证明某一事实的原材料，分析者们假定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明白被访者提供的原始资料的真正含义，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对这些原材料进行筛选和解释。

　　与传统的研究思维不同，话语分析主张被分析者不是被动的回答者，相反他们应该被看作积极地对自身活动意义进行建构和再建构的行动者。当我们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人们的陈述细节时会发现，思考的对象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已然存在的实体，它是在话语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被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因此，话语分析不去假设被研究对象的陈述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而是分析他们为何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陈述，这些陈述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它们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我们看到，话语分析不同于传统研究的关键点在于：纠正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把社会研究看作一种涉及主客体诸因素的行动过程。马尔凯主张，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让被访者积极地加入到我们的分析中来，采用多种文本声音来重新呈现和展示社会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多样性。具体而言，话语分析者所集中关注的分析对象，是所有形式的言语互动和书面文本，而不仅仅是传统研究方法正式收集的所谓客观的资料。因此在研究中要特别关注分析参与者和研究者之间互动的陈述资料，要关注在一切语境下产生的话语实践。例如，话语分析法虽然也使用访谈，但是访谈对于话语分析学者和传统社会研究者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传统访谈的目标是要获得或者测量参与者回答的一致性。一致性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因为它被视为相应的一组行为或者观点的证据”(11)。而在话语分析学者看来，同一件事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描述，甚至同一个人有时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件事，这说明在访谈中存在着大量的变数。话语分析的方法不是假定某一个版本是正确的，而是分析不同的陈述是如何被参与者组织和建构，以及它们在不同语境下的结果。

　　所以，话语分析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话语在实践活动中是如何“运作”的?这意味着它不是简单地关于词语和语句之间句法关系的分析，也不是对语义内容的经验分析，而是对话语实践及其跟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做深入解析。这里应充分认识到话语的复杂性，从而对人们解释形式的某些复杂结构做出分析。如话语分析可用于对新闻话语的各层次结构、新闻的制作细节加以解释，以说明新闻话语对某些社会事物或现象的建构。因为“新闻中的现实或通过新闻所再现的现实本身就是根据政府或工会领导等新闻源所给出的定义之上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12)。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新闻话语中，有意无意地建构着社会现实。

　　(二)话语分析的基本假定

　　话语分析者所指的话语虽然笼统地说是各种形式的语言的运用，但是关于话语实际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运用。我们在这里不去具体讨论这些不同的解释，而是从社会研究方面去认识话语分析的某些基本假定，从而更深刻地了解这种研究的新思维。

　　乔纳森·波特一直致力于话语分析的探讨与运用，把“对话语的分析看作社会科学的一项中心任务”。他推进了“话语建构主义”研究，并把话语分析成功地运用于社会心理学，从而开辟了“话语心理学”新方向。波特概括了话语分析的三个基本原理，可代表目前学界关于话语分析的理论假定(13)：

　　第一，话语是行动取向的。话语分析把话语看作行动与实践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语言学问题，这就超越了单纯的文本分析。话语行动作为实践行动的一种，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尤其从微观互动层面来看，话语过程是一类社会互动现象。因此，话语分析应对这类行动的过程及其发生机理做出说明。

　　第二，话语是情境性的。话语分析把话语看作情境性的，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会话分析方面来看话语是应景性的，即谈话和文本嵌入在互动序列之中。应景性或语境形成了一系列行动的条件，但并非语境决定论。二是从修辞学方面来看话语是情境性的，即人们对其行动的说明受情境的影响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在话语分析中，语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分析因素。

　　第三，话语是建构性的。话语分析关注两个层面的话语建构：(1)话语是通过词语、习语和各种修辞方式建构起来的；(2)话语建构和形成关于世界的看法。因此，话语建构具有两个含义：话语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波特等指出，同一现象可以用若干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而在解释中会存在相当大的可变性；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类可变性问题；语言使用中的建构性和灵活性应该成为研究的核心主题(14)。因此，话语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信息媒介，它具有强大的建构力。话语分析可以剖析社会诸事物的构成：社会规范、惯例、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制度等。总之，话语本身应该成为社会研究的对象，通过分析话语，可揭示社会世界得以建构的过程和机制。

　　(三)话语分析与表征危机

　　社会研究的宗旨在于获得对社会的认识，形成关于社会的某些基本意象。这个过程是通过表征完成的。一种观点认为，研究者可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合理的方式“准确呈现”外部世界的真实面貌，从而获得真理性或本质性知识。

　　然而，这种表征观目前受到了很大质疑，在社会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等各个学科中都凸显了“表征危机”。社会研究不再被看作一种“再现”过程，而是被看作“制造知识”的建构过程，其结果就是由研究者“干预”下的各种“书写物”。由此建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反表征”的观点，他们认为所谓的表征并不等同于“再现”概念，而是“意义”的生产过程，是人们借助于语言／符号建构的产物。由是观之，表征就成为一种通过语言／符号进行“意指”的社会实践过程。用著名学者霍尔的话说：“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像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15)

　　由此我们看到，语言或话语在表征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话语是进行知识或意义的生产或建构的主要途径。福柯曾指出，只有话语才生产意义，认为话语之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这实际上也是话语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研究或表征是一种意义的生产过程，并突出了研究过程中主体的存在及作用，从而克服了传统的社会研究对知识生产中主体性的忽视。波特和韦斯雷尔强调，在访谈中研究者的问题应该与被访者的回答一样成为分析的主题。他们提出，研究者的问题应被视为积极的、建构性的，而非中性的。所有的分析文本都受制于这样的建构过程。

　　因此，一些话语分析研究者试图摆脱传统的社会研究表达方式，寻求新的分析形式，目的就是要将分析者的文本所具有的普遍的建构性揭示出来。在这方面，马尔凯等人做了大胆的尝试，他们倡导运用新的社会学表述方式，即所谓的“新文体形式”。马尔凯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对话、戏剧、拟人、模仿、甚至虚构等形式，其目的就是要努力创造一种新式的分析话语。马尔凯认为，这些新文体形式可展现分析者为自己的研究所提供的各种版本，可以更加全面地表现参与者与分析者的文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尽管目前学术界关于话语分析的地位及其发展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定性分析的一种新思维为我们深入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注释：

　　①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38, p. 14.

　　②J. Potter & A. Hepburn, “Discursive Constructionism”, In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Edited by J. A. Holstein & J. F. Gubriu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8, pp. 275—293.

　　③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3页。

　　④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p. 55.

　　⑤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⑥Ian Hutchby & Robin Wooffitt, Conversation Analysis: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8, p. 14.

　　⑦Robin Wooffitt,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5, p. 78.

　　⑧G. N. Gilbert & M. Mulkay, Opening Pandora's Box: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cientists'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6.

　　⑨王彦雨、林聚任：《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6期。

　　⑩M. Mulkay, J. Potter and S. Yearley, “Why an Analysis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is Needed”, In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Edited by K. Knorr—Cetina & M. Mulkay, Beverley Hills and London: Sage, 1983, pp. 195&196.

　　(11)乔纳森·波特、马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肖文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12)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3)J. Potter, “Discursive Analysis”, In Handbook of Data Analysis, Edited by M. Hardy & A. Brym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 607—610.

　　(14)J. Potter & M. Wetherell,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 and Behavio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7, p. 35.

　　(15)斯图尔特·霍尔：《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页。

　

【作者简介】王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林聚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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