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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 本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即一九零二年六月十七日，以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行满一万号，其去三十年初度，余二十五日，同人谨于今日征文中外，以志纪念，而为之辞，辞曰：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创办人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发刊以来，直言谈论，倾动一时。入民国后，英君渐老，社务中衰。民国六七年曾经整理，营业再振，复因顿挫，至十四年冬而休刊。现在服务本社同人之接办，为民国十五年九月一日。 英君创办，承庚子八国联军奇祸之后，同人续刊，则当国民革命运动勃发之时，此三十年来，中国受内忧外患猛烈之压迫。旧秩序已崩溃，新改革未成功，国民苦痛烦闷挣扎奋斗之状，实表现于社会一切方面。本报诞生成长于此时代背景之下，而前后同人复同为亲身经历甲午庚子以来之痛史者，今当纪念本报一万号之日，而回首此三十年之中国，诚感慨万端，不能自已者也！以清末壬寅前后与今日较，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已经重大之变迁。盖由帝制以至共和，由宪政以至党治，由筹备立宪以至国民革命，就中国论， 为开创五千年来未有之新局，就世界言，亦足包括其数世纪进化之阶段。然民国以来，其实质未变，或愈变而愈烈者，则民生愈困苦，吏治愈贪污，教育实业，俱少进境。民国十数年所增加者，徒为若干军阀买办与无数游民盗匪。盖有清末之伪立宪，而后起辛亥义师，复因北洋之伪共和，而后有国民革命。此虽近代史上之两个时期，而实一大问题之继续演进，而迄今未臻完全解决者。是以三十年本社前后同人之苦痛烦闷，同时即为四万万同胞共同的苦痛烦闷，今犹有待于挣扎奋斗者也。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至甲午后而大兴，至庚子后而极盛。然清末南北著名报纸，民国后多受压迫而夭折，新型报纸处高压之下，亦鲜能发展。报狱叠兴，殉者无数。其规模宏阔之报，或庇外力以营业，或藉缄默以图全，近十余年，除革命机关报之非商业性质者外，求如清末报纸之慨然论天下事者，反不多见。现在同人等之投身报界也，早者始于辛亥之役，其晚者亦多逾十年以上，浪迹南北，株守徒劳。故于十五年天津反动政府最高潮之时，更毅然接办本报，再为铅刀之试，期挽狂澜之倒。岁月忽忽，又数年矣，而所谓言论报国者如何？际兹纪念，悲愧交并矣！此同人今日愿诉诸全国读者诸君者一也。 虽然，亦有可略告慰于国民者，自英君敛之创刊，以至同人接办，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同人接办之日，深感于中国独立的言论之亟待养成，故进一步决定以征资独立经营，不为一般之募股，负责同人并相约不兼任政治上任何有酬之职务。当续刊之第一日，尝以四事昭告国人：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以上四端，为在当时环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励之最小限，今者检查过去，幸未背创办人之精神，得勉尽同人公开之誓约。 虽然，其志是矣，其效则微。现代任何事业，无不受社会连带原则之支配，当本报续刊之日，正南北大战之时，天津在旧式军阀政治之下，全国处空前革命巨潮之中，试回首此数年间，从张褚督直，至北伐成功，从晋阎卫戍，至中央讨伐，从国共混淆，至清党剿匪，从张雨亭开府北京，至东三省拥护统一；其变化之剧烈，动如南北之极端。本社同人微论智力上应接不暇，即事实上亦障碍丛起，虽依时立言，勉效清议，然亦有时不能言所欲言，或竟不免言所不欲言，其牢持断舵以与惊涛骇浪战者，惟赖其无成见，无背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自甘为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之一点精神，或足以邀天下之共谅而已。且因战事屡兴，营业损失，金价昂贵，打击尤重，而华北商业之萧条，广告发行，皆受严重影响，营业既不能充分发展，兼纸面之整理，新闻之充实，皆不能如计划以行。同人虽薄具经验，志切改良，而限于环境及能力，实未能贯彻其理想于万一！今当发行第一万号之日，纵自省志趣未衰，而无奈成绩太少。念各界之同情，感万分之悚愧！此同人今日愿诉诸全国读者诸君者又一也。 惟念中国自国民革命运动勃发以来，精神上实有显著之进步，而世界经济潮流，复迫令中国必须工业化，科学化。以政治言，必须民主化，及社会主义化，在近世中国，代表此时代潮流而率先奋斗者，首推孙中山先生，故经三十年之混争，而中国统一于其三民主义原则的指导之下，此时代的必然之事实，非无因而至者也。中国将来政制之演进，与政治人物之浮沉，诚不可预知，而有可绝对断言者，曰：一定前进，其前进之目标，必达到全民乐利进步，与国家自由平等。而为达此目标之计，国民必须更聪明，更勇敢，更廉洁，更富于智识，更有牺牲小己服务大群之决心，而更须先之以教育及宣传。故在此新时代中，报纸任务更趋于重大，而其经营方法，乃更趋于复杂及繁密。本报过去，少所成就，同人学识，尤浅陋无状，诚不足以负唤起舆论之重责。惟追念中国近代之苦痛，感于时势之所需，深愿贡献此一略有基础之小事业于全国国民之前，自今日始，更愿听全国国民之指导督责，而期其援助与合作。盖同人始终抱一理想焉，以为舆论之养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依此舆论而行之政治及社会事业，始能不误轻重缓急，不入迷途。国家果有此等舆论，始可永免内乱，可不受障碍而迈进。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即同人自念，其所有者，惟若干经验与常识耳。建国大业，何知何能，是惟有公开于全国国民，请求其充分指导，督责，援助，合作，敢望全国之政治家教育家各种科学之专门家，及各种产业之事业家，凡所欲言，可在本报言之，其互辩者，在本报辩之。凡在法律所许之范围以内，同人决忠实介绍，听国民为最后之批判，期以五年十年，中国将能形成真正之舆论。抑中国地广民众，交通未开，中国人不惟少知世界，且少知中国。而中国现状，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人口为乡农，在今日工业幼稚之时，农为国本，而乡间状况，都会不详，是以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民生疾苦而宣扬之，此固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倘以为本报言论有谬误，或同人之志趣有疑点，以及对于报纸一般内容之不满意，凡所批评，竭诚接受，随时改进，惟力是视。此同人今日愿诉诸读者诸君者又一也。 本报于十五年续刊第一日，曾曰：“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智识，以裨益国家，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而其最后之结论曰：吾人惟本其良知所昭示，忍耐步趋，以求卒达于光明自由之路。”今当纪念一万号之日，同人敢誓约于国民者仍如此，同人今日敬谢赐文题辞之国民政府各省市政府各局诸先生，学术文艺界诸先生，及应征批评之一般读者诸先生，而各友邦政府当局及学界报界诸先生赐文本报，以致亲善之意于中国国民者，非特同人之光荣，宜为公众所同谢。本报过去既赖政府国民各方面之拥护，得以渐臻发达，今后更愿挟全国读者之同情与援助，谨随国民之后，努力解除国家人民之苦痛烦闷，挣扎奋斗，一扫近世以来之内忧外患，以求光明自由的新中国之成功。 原载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 张季鸾（1888～1941）：民国著名报人，政论家。1908年进入报坛，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1926年接办天津《大公报》，担任主笔，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1941年去世后同时获得了国共两党的高度赞誉，在中国新闻史上也享有高度声望和评价。摘自《张季鸾集》 张季鸾 著 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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