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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风云际会下的书生:中国近现代二十七位学人列传》---《教师之友网》网辑专帖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2 14:06
标题: 《风云际会下的书生:中国近现代二十七位学人列传》---《教师之友网》网辑专帖
吴相湘所写传记，皆有所本，因此可信；文笔通俗，因此可读。
　　二十七位民国时期“文化人”的传记，虽不能说就是“民国全部文化的历史”，毕竟使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探窥民国文化之一斑，感受大动荡年代“文化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雷颐
　　吴相湘先生足史学大家，他编纂的近现代中国史料任专业领域素来享有盛誉。《民国万人传》是了解那个时代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其中关于学者的部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辑为《风云际会下的书生——中国近现代二十七位学人列传》）最为精彩，是学者案头必备之书。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谢泳
　　本书是民国时期中国的二十七位“文化人”的传记，我们可以从中探窥民国文化之一斑，感受大动荡年代“文化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追寻他们的心路历程，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些人有：容闳、严复、辜鸿铭、蔡元培、孟森、胡子靖、杨度、张伯苓、连横、章士钊、余嘉锡等。

内容简介
　　《风云际会下的书生:中国近现代二十七位学人列传》是民国时期中国的二十七位“文化人”的传记，我们可以从中探窥民国文化之一斑，感受大动荡年代“文化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追寻他拉的心路历程，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些人有：容闳、严复、辜鸿铭、蔡元培、孟森、胡子靖、杨度、张伯苓、连横、章士钊、余嘉锡等。

作者简介
　　吴相湘（1912-2007），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湖南省常德人，1912年1月出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多次随军在前线参战，到敌后了解情况，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他阅读日本军部及外交档案，掌握了中日战争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他在20世纪70年代，编着出版的两巨册《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最早记录了中国军民长期抗战的历史，也是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编纂、兰州大学副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台北市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曾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邀请，主持《中国革命同盟会史实研究计划》，并参加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民国时期人名典》的撰述工作。他治学严谨，著述认真，广征博采史料，力求客观翔实。特别长于直接搜集引用中外第一手资料，参考稽证，提出自己的创见。他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出版了大批专着、专论。他根据故宫档案编着的《晚清宫廷实纪》、《清宫秘谈》，揭露数百年来紫禁城中隐踪秘事，很有史事价值。他引用英国、日本外交档案写成《孙逸仙先生传》，披露了大量国内书刊从未涉及的史料。他撰着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先驱》、《民国政治人物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开民国史研究之人物研究的先河。他研究历史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主编出版了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他发表的大量史学论文，已辑成《近代史事论丛》、《历史与人物》等书刊出版发行。台北三民书局出版了其长篇自传《三生有幸》。他的论文和著作也发行于祖国大陆，成为中国史学界研究民国史、民国人物的参考书。2007年9月21日，吴相湘先生在美国伊力诺州自由市逝世，享年95岁。

媒体评论
　　吴相湘所写传记，皆有所本，因此可信；文笔通俗，因此可读。
　　二十七位民国时期“文化人”的传记，虽不能说就是“民国全部文化的历史”，毕竟使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探窥民国文化之一斑，感受大动荡年代“文化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
　　吴相湘先生足史学大家，他编纂的近现代中国史料任专业领域素来享有盛誉。《民国万人传》是了解那个时代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其中关于学者的部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辑为《风云际会下的书生——中国近现代二十七位学人列传》）最为精彩，是学者案头必备之书。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

目录
推荐序
容闳
严复
辜鸿铭
蔡元培
孟森
胡子靖
杨度
张伯苓
连横
章士钊
余嘉锡
蒋梦麟
丁文江
张季鸾
王云五
胡适
姚从吾
董作宾
钱穆
蒋廷黻
沈宗瀚
傅斯年
罗家伦
李济
成舍我
张其昀
萧一山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2 14:07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汉族，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姓名：	容闳
别名：	纯甫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828年11月17日（戊子年）
逝世日期：	1912年4月21日（壬子年）
毕业院校：	耶鲁大学

人物简介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

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社会活动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洪秀全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坚辞不受。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有详尽的描述。
同治二年（1863年），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
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
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年—1881年）。光绪元年(1875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
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21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

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个人荣誉及著作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位于纽约华埠的公立容闳小学便是为纪念容闳而命名。

容闳回忆录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是跟中国人的留学西方分不开的。
他曾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公使。1898年他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上海租界。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遭清政府通缉，出逃香港，再度赴美，1910年他曾邀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持革命。
一个自始至终热爱祖国的人，却不得不“远托异国”，埋骨海角天涯，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的时代的不幸。
这部书总结作者六十多年的经历，在“西学东渐”史，尤其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公认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留学生的人生必读书，是一部值得永恒推荐与永久珍藏的好书。
本书译者的文笔典雅简洁，字里行间能看出一个从温和的改良主义派，如何彻底转变为支持和参与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者的思想转变历程。本书堪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

作者：容闳
ISBN：978-7-5060-5150-7
定价：19.80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8月重磅推出
页数：126页
尺寸：16开 170*228
本书是容闳1901年用英文写成的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中文版本，由恽铁樵，徐凤石译成中文，名为《我在中国与美国的生活》。作者讲述了自己初蒙教育，学成归国后，从事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受阻；寄妄于太平天国能够重建一个“新政”失败；入曾国藩幕，派往美国购买机器，建成江南制造局；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宜；出任留美学生监督时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公使；参与“戊戌变法”的经历，一一细数。[1]
自　序
第一章　幼稚时代
第二章　小学时代
第三章　初游美国
第四章　中学时代
第五章　大学时代
第六章　学成归国
第七章　入世谋生
第八章　经商之阅历
第九章　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
第十章　太平军中之访察
第十一章　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
第十二章　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
第十三章　与曾文正之谈话
第十四章　购办机器
第十五章　第二次归国
第十六章　予之教育计划
第十七章　经理留学事务所
第十八章　秘鲁华工之调查
第十九章　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与悼亡
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归国
第二十二章　戊戌政变
代　跋
容闳年表

留学先驱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未满19岁的中国广东青年，在广州

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入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于是年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

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花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留学生涯1847年容闳在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不少美国朋友赞
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洋务运动之幼童留学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
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万里以外的新大陆。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的时候，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快活。到达东部城市哈特福特后，一系列困难就接踵而来，幼童们兴奋的心情顷刻挥之而去。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幼童们到美国，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他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美国学生也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幼童们初来美国时那种生活上的困惑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使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常常病倒，有三位积劳成疾，客死美国。比起在国内求学来，这些幼童的负担要重得多。除了繁重的功课外，他们还要接受中文教育。到1880年，多数幼童已经中学毕业，个别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学，还有一些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增加。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

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特别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为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了。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划船队，曾多次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队。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材。为此，他恳请清政府批准，斥资4万3千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作为选派和管理留学生的办公用房。1875年楼房竣工后，容闳等人就搬入此楼办公，同时还有一些专供住宿的宿舍和学习汉语的教室，幼童们可以定时来这里上中文课。这大大便利了留学生的培养。但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政见不同，这座楼成了领导留学生的这些清廷官僚经常吵架的场所。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
1876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容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吴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回国后没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却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最后在幼童们的心里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容吴二人常常吵翻，很少平心静气地去讨论问题。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于是，吴下令，所有幼童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

，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笔者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我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容闳的几个“第一”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一向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而作为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的容闳，在近代海外留学史上又占据了众多的“第一位”，也可以说中国近代的留学生史从他开始。

1847年1月4日，个头不高的广东小伙容闳带了不多的行李，在广州黄埔港上船去美国。4月12日容闳到达纽约。这一年，他19岁。
中国第一批洋学堂学生容闳出生在珠海市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他父亲在澳门打工。1835年，七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了澳门马礼逊学堂念书。容闳没有上中国人办的学堂是因为家里太穷，只能读有钱人家根本看不上眼的洋学堂。马礼逊学堂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学费全免。容闳是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学生。他在这里读了六年书，读《圣经》，学英语，也学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叫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
第一位自主选择留学生1846年，布朗决定回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香港基督教会传教士会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两个学生也站了起来，他们一个叫黄胜，一个叫黄宽，和容闳一起去美国。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帮助下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两年后黄宽听从教会安排，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容闳没有和黄宽一起去英国，而是自主选择了耶鲁大学。
第一位自费留学生香港传教士会当时只提供两年的费用。容闳在孟松学校已经住了两年，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大学的预科，容闳在那里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容闳想到耶鲁大学继续学习，但是面临着严峻的经费问题。有教会愿意出钱资助，条件是写一份志愿书，保证以后成为传教士，但被容闳婉拒。不过在布朗的多方张罗下，容闳还是如愿自费进了耶鲁大学。
第一位勤工俭学留学生1850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当时学校只有500名学生，他是唯一的一名华人。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在校谋求职业，为同学们办过伙食。后来，他又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4年学业。
第一位完成学业留学生1854年夏，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他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在耶鲁大学的这段时间，容闳确定自己志向。他说：“整个大学阶段，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第一位公派留学倡导人容闳学成归国后从事过洋人秘书、译员，海关职员等工作。他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接受西方的教育，于是开始四处奔走。1860年，他到了南京，去找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的七条建议，但洪秀全却没有接受他的主张。此后容闳投奔曾国藩总督幕府，继续倡导他的公派留学主张。1870年容闳再次提出留学计划，建议选派120名学生到外国去留学15年，以供国家日后之用。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很快获得旨准。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公派留学的大幕自此开启。

容闳故居容闳故居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号”。而当年，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原来叫“辅仁

巷”，这是容闳出国后回家乡给起的名字。
故居大门向东，泥地夯土墙，建于清代中期。据容闳的曾孙容梓灿回忆，容闳故居原由两前廊、天井、大厅、东西边两长屋、后斗（厨房）七个部分组成，东西宽约10米，南北长约20米，面积约200平方米。

容闳小学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唐人街，有一座最高的大厦，叫做孔子大厦，大厦下有一所小学。为了纪念容闳，又命名为容闳小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2 14:10
容闳：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2012年04月23日

来源：光明日报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小学还没毕业“文革”便开始，于是下乡插队当农民，当兵，当工人。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考上研究生。于是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和《被延误的现代化》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和《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容闳肖像及其故居和手迹
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阶级间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无论进步还是反动、肯定还是否定、赞扬还是批判，人们的目光自然容易长期聚焦在林则徐、洪秀全、杨秀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慈禧、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等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不过，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然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1828—1912年），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容闳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教育领域。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他人的独特意义。
启蒙先驱
“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的先进之区。
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容闳7岁时，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机构纷纷由澳门迁往香港，容闳也随马礼逊学校由澳门来到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勃朗牧师，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使容闳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仑的伟业，纽约的繁华。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看世界则是自然的。
1846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1847年1月初，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4月12日，他们到达纽约。稍事休息，他们便从纽约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于1848年考入耶鲁大学，但昂贵的学费他根本负担不起，这时有关教会愿意为他提供资助，但条件是毕业后要当传教士回到中国传教。虽然容闳在这一年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但却拒绝了教会的资助。他表示，我虽贫穷，但生性自由，毕业后无论选择何种职业，只求选择对中国最有益的工作。正在困难之时，勃朗先生帮助他找到了一个基金会提供资助，使他顺利走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几年中，虽然他在美国的生活如鱼得水，但他仍时时想起祖国，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最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茫无所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学时就自问：“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用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8年的祖国。

从太平到洋务

容闳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虽然失败，但毕竟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是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声。
容闳最先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另外，容闳痛恨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太平军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他在1860年冒险前往天京考察。
经过一番周折，容闳一行于11月18日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干王。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畅谈甚欢，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七点建设现代国家之策，如创办现代军队、银行、现代文官制度、学校等等。两天后，洪仁玕又主动要和他见面，表示自己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意义，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没想到几天后，洪仁玕任命他为高官，但容闳根据自己的观察，深感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第二天来到干王府，对干王对自己如此器重深表感谢，但将委任状和官印当面还给洪仁玕，谢绝了洪仁玕的好意，而后离开天京。
面对现实，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在上海暂当茶商维持生计，获利颇丰。但他总感到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陷入深深的沮丧、彷徨之中。
正在苦闷之时，1863年春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他收到曾国藩令自己的幕僚、容闳的好友张斯桂、李善兰二人分别发来的五封信，邀他来安庆。他们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办近代工厂的想法，并介绍说他的另两个好朋友、专门研究机器的华蘅芳、徐寿也在曾国藩幕，曾国藩想要容闳为自己创设机器厂出力。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使容闳大为感动，并且感到实现自己生平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于是在9月的一天到达安庆，来到曾国藩幕。
原来，曾国藩想设立机器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对此计划，容闳很是高兴，中国终于有执掌大权之人认识到办近代化机器工厂的重要，但对此计划他并不完全赞同。容闳认为曾国藩并不了解和知道机器生产情况，于是向曾国藩等人解说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的机器的工厂，即“制器之器”。
曾国藩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表赞成，立即要他负责筹办此厂，到美国置办机器。受曾氏之托，容闳于1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容闳所买机器建造的工厂，就是现在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洋务运动是以单纯生产军工产品发端的，而容闳从一开始就指出建立机器厂不能光生产军工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生产农具、钟表及其他各种民用机械。他知道，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武器，或者说主要并不是在于武器，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落后，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他的超前认识影响了曾国藩，使曾从仅想创设制造来复枪的工厂改为建造机器制造厂，中国近代工业化因此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在美国留学毕业前夕，容闳就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回国之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却屡屡碰壁，一筹莫展。得到曾国藩重用后，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时机，因为自己与曾毕竟不熟，而且当时国人对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学完全不理解，若操之过急，很可能欲速不达。
8月，他在美国订制的机器顺利运到上海，完好无缺。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对容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封为江苏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官位五品。
1870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1870年冬，清廷批准派留学生；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国藩等又联名上奏，一方面进一步强调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尽快施行，另一方面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和具体方法，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
但是，克服了官方的障碍后，留学又面临着民间的阻力。按照规划，决定挑选120名12岁左右的学生，分4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但官方出钱派人到美国留学，竟然无人愿去！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当官才是正途，国内的新式学校本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被所有人耻笑，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所以，第一批留学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经过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启航赴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到美国后，这些幼童在美国学校上学，住在美国人的家中，他们和行为举止自然开始变化。容闳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支持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由于经常运动，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而喜欢穿运动衣，最使幼童感到头痛的是头上的辫子，因此有的幼童把辫子剪掉，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官员时再戴上假辫子，后来，被清政府官员发现后非常愤怒。
对学生们的变化，容闳认为很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此事的其他官员却认为是大逆不道，双方矛盾日深。这些官员不断地向朝廷暗中汇报容闳的劣迹。他们攻击容闳对学生失职纵容，甚至说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是鼓励学生入各种秘密社会……总之，出洋留学是利少弊多，要求撤回留美学生。一时间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甚嚣尘上，沸沸扬扬，朝廷于是决定撤回留美学生。一直蒙在鼓里的容闳最后才知道对他和留学生的诬告，愤怒异常，但为时已晚，他的种种努力全无用处，清廷最后决定撤回留美学生。从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将近十年的留美学习，终于功亏一篑。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闳教育兴国计划中途夭折，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容闳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虽然失败，但毕竟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是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声。而且，更是后来越来越强劲的“教育救国”思潮的先导，今日提出的“科教兴国”，亦可溯源至此。

参与维新

从1896—1898年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留美幼童功败垂成，对容闳的理想和抱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不过，在心灰意冷之中，他仍时时关心国事，常为自己报国无门无限惆怅。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美国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他通过关系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
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得张电后，容闳把儿子托付给美国朋友照料后便启程回国，于夏初回到上海。然后他立即赶到南京，拜谒张之洞，向张之洞提出中国行政机关依现代成规，重新组织建设。他的建议说明，他认为中国已到进行制度改革、建设的时候了。然而这些建议不被采纳，他于是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1898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但最后却因官场腐败内斗被朝廷否决。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钱开道。
这时，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危机迫在眉睫，开始进行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寻找、依靠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最后到朝廷制度改造，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通过洋务派的努力最终失败，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闳，仍精神焕发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中去。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成立大会，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一起商讨变法大计。此时康、梁刚登上政治舞台，容已有相当社会声望，而且与康、梁是同乡，因此康、梁对他十分尊重，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而容的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几乎成为维新派的会议室。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纯老”、“纯公”、“纯斋”，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奏折和应对策略，都是在此讨论产生的。
1898年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制度变革必然严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新、旧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9月中旬，双方已经水火不容，最后刀枪相见。9月21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清政府下令通缉康、梁，杀害“六君子”，严厉处罚参加变法之官员。在清廷四处捕人、风声危急之时，容闳首先想到的是康、梁等人的安危，设法帮他们出逃。容闳是维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缉。这时京城已是一片恐怖。容闳冒险潜逃出京，跑到上海，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

走向革命

在弥留之际，容闳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
义和团运动期间，容闳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的用武装解救光绪皇帝的“自立军”起义之事。但自立军最后被镇压，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也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孙中山同样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作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运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为联络容闳，他于8月29日来到上海后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同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1901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1909年二三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至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1.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2.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3.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病愈后想回国看看新中国。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容闳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结语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
——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阶段被另一个时代、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者最终也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镇压体制内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将强国不能不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地了解，但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确实难得。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2 14:14
功亏一篑说容闳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立志要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可是，他起初的事业之路并不平坦，从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乘船离开美国，经过五个月艰苦的海上航行，容闳回到了中国。可是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动荡的、激烈冲突的中国社会。也就在他到达广州的那个夏天，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为了镇压民众暴动，在短短三个月中，将七万五千人斩首。正值盛夏，无数的尸山处于暴晒之下，方圆两公里之间，恶臭瀰漫。容闳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何其遥远。

　　整整八年，容闳在生存和创业的艰难中度过，他离开美国时怀揣的梦想，“要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一直到有一天，他经过朋友的引荐，见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一八六三年，曾国藩正肩负着朝廷交付的任务，为清军最高统帅，镇压太平军。在这样的情境下，因为听说容闳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拨冗会见了容闳。而且会见就是在曾国藩的军事大本营里。可是曾国藩的意向是：容闳有没有兴趣做一个战斗部队的领军人物。可容闳的志愿却是在其他方面。当曾国藩觉察到对方的志向与自己的需要差别甚大时，谈话便成为闲聊。后来，曾国藩安排容闳到美国采购机器。
　　容闳在心中埋藏了十五年的梦想，一直到若干年后才有机会正式提出。到一八七○年，曾国藩才正式把容闳关于治国的四条建议上书提请皇上奏准。在容闳的“四条建议”中的第二条提出：“政府宜派遣颖秀青年到国外接受完善的教育，以为国家服务。妥善的留学办法是，可先派遣一百二十名学生作为一次实验。这一百二十名学生可分为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递派，每年配送三十人。这些学生完成留学教育需十五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十二岁至十四岁。”选择学生的条件是：需身家清白，或他们的监护人是正派高尚并确能负责的。投考者必须体格检查合格，必须通过正规性的中文考试。学生父母和监护人须签署一份自愿书，以证明他们是心甘情愿地送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在此期间，若学生发生意外或死亡，政府皆不负责。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为儿子出具的《出洋志愿书》便是一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死亡，各安天命。”另外，学生学习期间，政府保证负担一切费用，并有教师陪同。
　　一八七○年，曾国藩关于送小留学生出国的上奏，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批准，随后成立了“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和容闳负责。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一八七二年夏末，中国第一批三十名学生已准备好出发去美国。容闳为此提前一个月到美国安排孩子们的生活。他将学生安排在美东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学校中，并遵循了当地教育局长的建议，把学生安排在美国牧师、教师、医生等的家庭中住宿，每户人家里安排二到四个学生，以便于他们快速的融入美国生活。可是不幸的是，陈兰彬与容闳的教育背景导致他们经常在观念上产生冲突，难免激烈的争论。陈兰彬的士大夫背景，使他对在美国教育情况下，逐渐出现变化的学生产生很大的反感。
　　三年后，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可是就在这时，朝廷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驻华盛顿的公使和副公使。这一任命让容闳感到非常遗憾。在他离开职位后，陈兰彬的继任者由于他们的中国教育背景，导致在思想观念上与美国教育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现代的中国，在官场流行的许多弊病其实早有历史的渊源，容闳就饱受了小人的谗言。陈兰彬的继任者不断地往朝廷汇报，说容闳管理学生不当，纵容和宠爱学生，学生被允许享受不适当的特权，学生生活方式西化，玩得太多，受西方宗教的影响，参加主日学校，并成为基督徒。甚至连学生正视老师的脸，在古旧道统的卫道士眼里，也被说成是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并提出：要尽快撤销肄业局，结束留学计划，召回学生。不然，这样的学生培养出来也无益于国家。这些不利的报告已经在朝廷中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并且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容闳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他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当容闳帮助学生申请美国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没有成功，容闳经营多年的骨牌突然的崩塌了。由于美国国会中的某些人出于选总统的目的，对华人的种族歧视，阻碍了中国学生进入军校。这一结果也严重打击了中国当权者的信心，他们觉得花了那么多的财力和精力送小留学生出国，得不偿失。这一受挫也更助长了国内闭关锁国的情绪。在这一背景下，时为总督的李鸿章也并没有为容闳说话，最后，出洋肄业局被撤销了。一八八一年，全体学生，约一百名被召回。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两位学童病死他乡，还有十几个由于各种原因已被送回国内。历经九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派驻留学生的活动就此宣告结束。真可谓功亏一篑。
　　返国的小留学生在道统之国人的眼里成了异类，饱受歧视。一下船就被要求列队，在陆军士兵警卫下，被押送到上海的一所年久失修的书院里，住所的条件肮脏不堪，满是潮湿和霉菌。每个人的卧床就是两块木板，上面连铺垫的草蓆和铺垫都没有。门口有士兵站岗，不准他们与家人和亲戚接触。在美国居住了将近十年的学子们，忽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差别，连起码做人的尊严也没有，随时遭遇着喝斥和辱骂。所吃的食物更是连猪食都不如。他们完全被当作野蛮人对待。他们就是这样被关押着，一直到有家人来担保他们出去。在他们以后的生命之路中，留洋的经历似乎不是一段增长知识的光荣之路，反倒成了他们心头的耻辱，大家都把经受的挫折埋在心底，从不向人提及。
　　如今回看幼童留洋，那是旧中国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一次壮举，基于强盛中国的内在需求，容闳充满国际视野的高瞻远瞩，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的响应和支持，使紧闭的国门首次为幼童们打开了。其实从学生的年龄上考虑，在十二岁的年纪被送往国外，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年龄段，因为学童过于年幼，在中国文化的基础学习和处事能力上都还不成熟。到了国外，浸染于西方文化之中，很快就将日常所说的母语忘记。这也造成了他们日后回到中国服务的困难。这些现象在近年来渐成风气的小留学生风潮中也有明显的表现。由于小留学生过于年幼，远离父母，却又缺乏很好的照顾，在学习和心理上都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但是，我们没法用今天的情况去苛求一百多年前的容闳。当初提出派遣小留学生留洋，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与西洋的格格不入，无法衔接，更无法交流。不像今天的孩子，可以在国内打好基础，再到国外深造。昔日的中西之间，似乎没有可通的桥梁，在学生的学习上也没有可衔接之处。中学和西学跑在两股完全不同的道上，中国的教育中也不涵盖西方的科学发展。所以，如果年龄稍大的孩子，进入西方的学校，很难跟上西方的系统教育。容闳对此深有体会，他十九岁赴美留洋，在进入大学学习时十分辛苦。也是基于自身的经历，他才果断地提出选派幼童留洋的建议。所以也可见他提出建议，并亲历亲为，承担责任，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勇气。客观而论，在国门紧闭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一个人才培育的十五年计划需要多么宏大的视野与勇气。并且，在那些远渡重洋的幼童中，最后还培养出了“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那样的杰出人物。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文/叶周)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2 14:18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姓名：	严复
外文名：	Yan Fu
别名：	原名宗光，字又陵，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福建侯官
出生日期：	1854.1.8（甲寅年）
逝世日期：	1921.10.27

职业：	翻译家和教育家
毕业院校：	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主要成就：	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复旦公学校长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
代表作品：	译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

严复，出生于名医世家。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毕业后在军舰上工作。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国闻报》成为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他不惜重金聘请了许多翻译家，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本人也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在《国闻汇编》上发表，在当时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郎官巷中。

生平1854年 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2]，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原创研究？]。
1891年 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事出有因，李鸿章在“办理海军请奖折”所附清单中提到：“直隶试用道吕耀斗拟请归候补班前补用”，“候补知府马复恒、鲍兰征、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3]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
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 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
1914年 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
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1]

教育思想力主复法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呼吁变法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

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提倡西学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

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人物评价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

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2]

严复之墓严复墓在福建省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

生之寿域”。墓柱为金瓜顶，飞龙盘柱。两侧立卷书石围屏，上刻有梅、雀、松鹤等图案，形态逼真。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监造，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民国10年（1921年）严复病逝后葬于此。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绛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氏见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196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0年代，墓周围环境严重破坏。1984～1988年，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拨款和旅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汇款，在上岐村民委员会支持下重新修复以原墓为中心，保持原状不变，在墓的两侧及后侧建一堵高2.3米的砖墙，在墓前砌建长40米、高2米多的石墙，扩展二层墓埕，墓园面宽40米，纵深42米。并在墓园内种植白玉兰树。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州市区乘坐6、18、25、81、126、302、311路公交车可到严复墓。

翻译理论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

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3]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赋税思想

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郎咸平评价严复

我这几年基本不接受媒体釆访，因为题目不是楼市就是股市，实在没有亮点。我最近接受了媒体关于严复的访谈，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未尽兴。我想向网友推荐我心目中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当时甚至到现在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宭境，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夭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想一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现在的悲哀。请关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丨严复上中下三集。

著述名录天演论序

《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子孙后代严复共生有九个儿女，男有严璩、严瓛、严琥、严璿、严玷，女有严瑸、严璆、严珑、严项。
长子严璩

字伯玉，乳名阿璋，1874年生于福州，9岁来到天津严复身边，曾拜郑孝胥为师，1895年去英国留学，1900年回国，1902年开始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后历任驻法参赞、越南视察吏、广东全省电政监督、福建财政正监理官。民国成立后，历任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督办。以后又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全国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核所总办等要职。后来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财政部次长、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等职。1933年他59岁，失业寓居上海。上海沦陷时，日伪曾胁迫他出任伪财政部长，但他意志坚定，宁死拒绝日伪要求，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贫病交加，于1942年病逝上海。
三子严琥字叔夏，1897年生于天津，从小生长在严复身边，幼名普贤。曾先后入北京清华大学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习，但中途都被严复召回，在家为其聘请家庭教师。1937

年起在福建协和大学等学校历任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解放后历任协和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福州市副市长，同时他还是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在福建省教育学院任职，1962年病逝。1984年福州市为他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称：“严叔夏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党、热爱祖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民主人士”。 1994年福建省又隆重举行“严叔夏先生纪念会”，省、市领导及民盟中央负责人参加大会。2002年修复建立的严复故居纪念馆，专门设立了严叔夏展览室。
长孙女严倚云严璩长女，1912年生于北京。在北京圣心女中读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1947年赴美，1956年获康奈尔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南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由于她在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曾被列入《美国学者名人录》、《美国教育家名人录》、《美国妇女名人录》，并被选为全美外国语学会第二副主席。经胡适先生介绍与天体物理学教授高叔哿博士结婚，他们两人在华盛顿大学设立了“严复翻译奖学金”和“严复奖学金基金会”，奖励对中国文化有研究成果和兴趣的学生。1991年不幸车祸逝世，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严氏祖孙同为中西文化搭桥。
二孙女严系云

严璩次女，1917年生于北京。现在唐山市居住，北京辅仁大学毕业，一直在唐山市第四中学任英语、音乐教师。现任唐山市海外联谊会副主任、唐山市老干部合唱团团长。夫婿梁绍造，医学博士，著名眼科专家。
长孙严侨谱名严以侨，严叔夏长子，1920年出生于福州。就读福建协和大学，解放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初，接受组织派遣，和妻子林倩一起偷渡到台湾。1953年被捕，关进“火烧岛”，1961年被保释出来，“或许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1974年病逝，终年55岁。台湾著名人士李敖先生，曾写有《严复长孙———严侨在台湾》一文，刊登在《中华英烈》上。在《李敖回忆录》中，他认为“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200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严侨为烈士。
三孙女严倬云严叔夏的长女，1924年生于福州，曾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6年到台湾，后与辜振甫结婚。曾精心经营屏东农场，热心妇女及慈善事业，现为台湾妇联会领导人。曾陪伴丈夫、原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参加汪辜会谈，1998年到北京大学瞻仰了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竖立的严复像，2004年到福州出席了纪念严复诞辰150周年大会。
四孙女严停云严叔夏的次女，1926年生于福州，曾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8年到台湾，后与时为中央通讯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叶明勋结婚。她是台湾著名作家，笔名华严，以《智慧的灯》一举成名，台湾文艺小说创作奖获得者，曾获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代表诗作【戊戌八月感事】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才心灰。

严复成就严复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因专业成绩优异而被遴选为教习。1880年奉调天津水师学

堂,并长期担任“总教习”。近年随着严复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常识似乎成了问题。学术界晚近挖掘出来的《北洋纪事》、李鸿章1884年请奖折清单、严复履历单等档案。严复一直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其间他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等，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天津度过的20年，成为严复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后因工作关系，严复又多次来天津，因此他自称是“三十年的老天津”。

现代海军思想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培养水师人才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纪念严复墓在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夫妇合葬于此，1970年代严复墓曾遭破坏；1984年～1988年，得到福建省行政部门的拨款和严复长孙女严倚云的捐款，严复墓得以修复。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严复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建筑融合了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风格，2003年故居修缮完毕对游人开放。[4]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2 14:24
辜汤生（1857.07.18－1928.04.30），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姓名：	辜汤生
外文名：	Gu Hongming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今槟城）
出生日期：	1857年7月18日

逝世日期：	1928年4月30日
职业：	学者
主要成就：	翻译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代表作品：	《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

生平简介辜鸿铭于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理雅各曾经翻译过多部儒家经典。但是辜鸿铭认为理雅各的翻译并没有表达出儒学的精髓。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终于理解了这个老师，一直很清高的老师。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生平年表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当时为英国占领的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今天叫槟城），祖籍福建泉州府。父亲辜紫云，母亲为葡萄牙人与马来人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橡胶园主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
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
1877年，辜鸿铭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他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下、辜鸿铭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辜鸿铭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辜鸿铭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于出版，
1910年，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1915年，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于1915年出版。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
1927年，从日本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主要著述英文专著[1]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
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
主要译著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论语》，1898年，上海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中庸》，1904年，上海　
《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20世纪初年，商务印书馆
主要文章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2]

名闻逸事辜鸿铭喜欢妻子淑姑的小脚，每当无聊时，辜就让她脱掉鞋子，然后低下头，如闻花香；而写作需要灵感时，他就会将淑姑叫进书房，让她把玉足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时捏时掐，自得其乐，一时文思泉涌，妙笔生辉。辜曾对人津津乐道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康有为为此送过辜一张“知足常乐”的横幅，辜说：“康有为深知我心。”[3]
正当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时，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詈骂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罗家伦对辜老怪的言论极为不满，他把报纸带进课堂，与辜鸿铭争吵起来。1919年5月3日，五四前夕，罗家伦写了一封《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矛头直指辜鸿铭。嗣后他为学生运动奔波忙碌，此信并未寄出。8月8日他又补写了对英文课和哲学课的两条意见，将它们一并寄给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门主任胡适。[4]

他人评价“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温源宁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2 14:28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著  黄兴涛宋小庆/译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厶，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厶其礼貌的本质是什厶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厶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著那厶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厶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著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厶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著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著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摘自《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与《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

文/黄兴涛　　

　　这里，我们翻译的是"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近代，辜鸿铭乃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尤其以"古怪"著称于世。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之称他"怪物"。他的思想在国内无甚影响，但名声却不小。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奇谈怪论和佚闻逸事，总在流传。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鸿铭尤其属于那种极为顽固的"封建余孽"。他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维护辫于与"三寸金莲"，已为今人所熟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享有广泛影响，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本世纪前二十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与辜氏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曾专程拜访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于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种情况下，曾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激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此前的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1924－1927）。　

　这种在海外激起的广泛反响，无疑包含着许多复杂具体的历史原因。但它起码表明，辜氏此人及其文化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

　　事实上，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文化之谜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近代文化史问题。深人地研究和剖析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把握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更好地理解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　

　辜鸿铭去世距今已近七十年了。每当我阅读其论著的时候，都强烈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怪人，过去将其作为一个顽固可笑的反面人物一味加以党病和嘲弄的态度，是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辜氏并非是一个完全无功于近代文化和中华民族之人。他偏激、保守乃至于落后的文化思想中仍有可取之处。如对中西文明的比较认识，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某些特点的揭示就是如此，它们对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深人认识中西文明问题，实不乏启发意义。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辜鸿铭也做了一些积极工作。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堪称中国人中的首创。即使是那些鼓吹儒家文化的外文著作，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也未尝没有积极价值。诚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从顽固保守的立场出发，向西方不适当地宣扬和维护了本国文明中的一些糟粕，但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分别。儒家文明作为举世公认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明主体，情况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着摆脱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家文明较多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而对于逐渐进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它却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辜氏的思想在一战时期及其战后初期的西方发生相当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他对西方战后文明的重建与发展是有过某种贡献的。　　

此外，晚清以来，辜氏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对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那个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气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见。虽然在评价他这方面的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总体说来，我们应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与此相关，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那份自尊自重的情感，也有可敬可钦之处。与那些一履洋上便觉带回仙气，认定"西方月亮也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洋奴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只可惜，他的这种自尊自重，与他那种保守的文化认识紧密相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悲而又可叹的民族自大，甚至落到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境地。这种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态，不能不说是辜鸿铭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及其思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共识的达成，尚有赖于研究的深人。遗憾的是，目前有不少人无法对此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辜氏用外文写的大量原著。实际上，学术界对辜鸿铭及其相关问题之所以研究不足，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辜氏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英文写成，如《尊王篇》（又称《总督衙门论文集》）、《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忡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等等。此外，还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来的著作，如《呐喊》、《辜鸿铭讲演集》。　

　在辜氏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是《中国人的精神》，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为《春秋大义》（原书封面上所题的中文名）。其英文书名为：The Sprit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它是由"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妇女"等篇章组成的系列论文集。其中，"中国人的精神"为其核心，故全书以此命名。至于辜氏又称其为《春秋大义》，则是因为在该书中，他强调了孔子在《春秋》里所包含的"尊王攘夷"和"名分"等儒教经义的缘故。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即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比之同类著作，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早四五年。　

　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效应，各种报刊杂志纷纷摘录和译载，成为"臧否议论之的"。很快，奥卡·A.H.施密茨就翻译出版了德文译本（1916年），以后又有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作家、反法西斯斗士费雷罗作序的法文译本。日本在二战时期，由鱼返善雄正式翻译出版了日文本。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西方的影响也曾反馈到国内。1918年，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东亚之光》译载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介绍辜氏此书及其他著作在海外的反响，导致《新青年》实际主编陈独秀的一再"质问"，从而使业已存在于两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论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新青年》派对辜氏复辟论性质的揭示和谴责虽然义正辞严，但他们对辜氏文化思想几近全盘否定、缺乏分析的态度，却不尽客观和公正。事实上，无论是杜亚泉，还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当时都并未认真阅读过此书全部，往往像李大钊所自认的那样，只览其"导言纲目"而已。这当然无助于了解辜氏思想的全貌。在此，我并不想对辜氏此书作全面的评价，只想简略谈谈自己译后的两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辜氏的确不愧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他这部书算得上是中国学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应忽视的早期成果。比如，书中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有关比较和分析，从信仰物、基本教义到传教所在、认识根源乃至社会政治影响等可谓有点有面，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如果我们撇开其终极价值判断，不以辞害意，还可以说他的有关见解不乏敏锐和精彩之点。如他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生活，只有社会伦理生活；儒教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感化人，扮演宗教的角色；"在欧洲，政治成为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有孔教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quot;，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两相分离，造成西方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这些观点，有的曾受到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有的则为日后的中国学者大加发挥。其中不少，现在看来或不免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书中还有一些看法未必十分浑融妥切，但却有新颖奇特、启人深思之效，值得再三玩味。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其典型是"观世音"，西方则是完全不同类、不可亲的"玛利亚"；又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因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高妙的中国人及其文明。平心而论，这些见解恐怕还是多少反映了中西民族性的某些微妙方面。

　　其次，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该书中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也很有意义。这方面思想更深人精微的发展，是由日后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儒家们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辜鸿铭算得上是他们思想的前驱先路。他的有关思想不仅已相当"成熟"，而且别具特色。有些议论还让人颇感奇妙、回味无穷。你瞧，他用毛笔来喻示所谓中国心灵生活与精神文化的智慧，说得多么形象： "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早在本世纪初30年代，已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辜氏思想与日后"东方文化派"人物之间的思想关系。如"全盘西化派"的急先锋陈序经，就曾专门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与辜氏此书"仔细考研"，并表示："疑心梁先生是受过辜先生影响不少。……辜先生的思想既如彼，梁先生的中心思想又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quot;的确，在辜鸿铭的思想中，与"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存在着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格外注意的方面（参见拙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国内始终没有出版过完整的中译本。五四时期，有个名叫陈曾谷的先生翻译过此书，但未见行世，只见其发表过部分文言译文（《亚洲学术杂志》l－4期6嗄昀矗谟泄卣庖皇逼诶费芯康穆壑校耸橐才急惶峒埃蠖嘤镅刹幌辍Ｓ械纳踔涟咽ξ魑拿髦琅小纺瞧樯艽耸樵谖鞣椒聪斓奈恼路⒈淼哪甏?918年），误认为此书发表的年代，从而将其错误地视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扑"之作，其实，该书首版时，《新青年》杂志尚未创刊。这样，该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只能留下一个形象的记忆，如同辜氏那条传奇般的小辫子一样，不过成为他顽固守旧的生动象征罢了。至于说到内容，则大多不得其详。　

　1987年夏，经龚书锋教授指点，我曾与学友宋小庆合作译完了此书。1991年，我又发表《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及其世界影响》一文（载《文史杂志》该年第4期），专门对此书加以介绍。去年，海南出版社表示希望推出《辜鸿铭文集》并先行出版此书译本。于是，我们欣然检出旧日译稿，加以润色，即成此编。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深人地了解此书及其辜氏其人，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些附录，既包括此书其他文种译本的序言，也有辜氏本人此书以外的重要篇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其中，《美国人的心态》、《民主与战争》系朱信明翻译；《什么是民主》、《东西文明异同论》系姚传德翻译；《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序言为杨百成翻译，日译本序言为宋军翻译；法文本序言为张德钊和范俊军翻译。在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文字的翻译方面，还得到了好友于殿利的鼎力相助，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经常夹杂着多种文字，尽管多方请教，仍恐转译有不妥当之处，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

　　　黄兴涛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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