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是法国著名小说家都德（1840-1897）的名篇之一，由于该文经常选入我国中小学课本，知名度甚高，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一篇小说。 中国人知道《最后一课》主要因为胡适早年曾译过这篇小说。胡适译这篇小说，根据其《日记》记载，时间应在1912年9月，先发表于上海《大共和日报》（1912年11月初） ，小说名为《割地》，两年后又刊于《留美学生季报》二卷一号（1915年3月）。在刊登此译作时，当时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任鸿隽曾在正文前加了一段“编者识”：“此篇为吾友适之所译曾登上海某报者，夙爱其沉痛隽永。当今欧洲之战，法德世仇实种其根，则《割地》之作读之愈觉有味。因请于适之而载之。”这里所谓上海某报，指《大共和日报》，由此知，这篇小说译文的最初发表当在1912年11月初，它当是我国翻译都德小说最早的译本。为了确认这一点，必须对稍后的另一译本作点辨伪的工作。 在胡适译文刊出后不久，1913年1月，《湖南教育杂志》上又发表了匪石译的《最后一课》。此译文过去并不为人注目，自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刊布之后，学界竟有人认为此译文是《最后一课》最早的中译文本。必须说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处理这一文本时出现了两大失误：一是时间，所谓译文刊于1903年1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实际上此时该杂志并不存在。查《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5分册第90页），《湖南教育杂志》1912年6月创刊于长沙，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刊于该杂志第2年第1期（1913年1月31日）。很明显，《翻译文学集》所谓的“1903年”乃是“1913年”之误。一字之差，把译文发表时间提前了十年。于是学界便有若干人未辨真伪，把《最后一课》的首译权轻松地让给了匪石。《翻译文学集》编者出现的第二大失误，就是把“匪石”坐实为南社词人陈匪石。据考证，二者并不相干。 2002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韩一宇女士，通过对胡适译本和匪石译本的对照，发现后者是一个在胡适译文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伪译本（所谓伪译本，即译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原文文本，而是对另一个母语译本的改写）。根据韩博士的提示，我最近又重新核对、比照这两个译本，结果表明，韩博士的研究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详见韩一宇：《“陈匪石译”〈最后一课〉与胡适译〈最后一课〉考略》，载日本《清末小说》总第25期，第158-166页）。 我们知道，胡适为了照顾当时受众的欣赏习惯，他的译文是有删节的。为了和我下面将要推荐的另一个由女性翻译的全译本区别，必须指出这一点，尽管这种情况在中国早期的文学翻译中并不罕见。将胡译与原文对照，主要有四处大的删节与省略：①小说自始至终未出现主人公弗朗茨的名字；②删去了弗朗茨去学校的路上曾与铁匠相遇的细节；③删去了阿梅尔先生在最后一堂课上批评学生家长与自我批评的话；④小学生练习写字时，面对鸽子低低的叫声，小弗朗茨的心理反应也删去了。而以上四处删节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匪石的译文中。正如韩一宇博士所指出的，这就充分说明，匪石面对的文本并不是都德《最后一课》的原文，而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当然，匪石译本较之胡译本在文字上也略有不同。但必先指出：匪石本的“修改”处，只能说是距离原文更远，语言累赘，译得更差。先举一例，说明匪石于法文的隔膜。比如“par鄄ticipe”（此系法语中的语法术语，应译为“分词”），胡适译为“动静词”已有些费解；而匪石译为“疏状字”则更加离谱。再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阿梅尔先生准备了崭新的写字卡，用美丽的圆体字写着：France；Alsace；France;Alsace。胡适译为：（先生）写着“法兰西”、“阿色司”、“法兰西”、“阿色司”四个大字（词）；而匪石译为（先生）“写着法兰西阿色司四个大字放在桌上”。后者的（改写）虽属于比着葫芦画瓢，但因没有将“法兰西阿色司”重复书写，所谓“四个大字”（应是两个大字）的译文也就错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兹从略。 胡适是都德《最后一课》（最先题名《割地》，后恢复原名）最早的中译者，尽管有若干删节，他翻译的这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小说，其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胡适是中国第一位都德小说的译介者。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尔后多次选入教科书的媒介作用，极大地扩大了《最后一课》的传播空间及其影响，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教材之一。 就在胡适译本问世两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一位女译者黄静英的全译本出现了。 黄静英，她是近代一位女小说家兼翻译家，遗憾的是，对她的生平我们几乎不了解。我通过查阅旧报刊知她为苏州人，系苏州宏志女学堂的外语教师，她的英语、法语都很好。她的丈夫姓吴，故她有时署名吴黄静英。她有创作小说《独臂少尉》、《拾翠》、《阿凤》、《雪子》、《负心郎》、《割臂盟》、《覆水》、《钓丝姻缘》，翻译小说有《五万元》（侦探）、《妒妇遗毒》和《最后之授课》。 《最后之授课》（现通译《最后一课》，署名“静英女士”）刊于《礼拜六》第42期（1915年3月20日），比胡适译本晚两年，但，黄静英的译本（以下简称黄译本）是一个全译本，没有删节。特别值得注意的，我们上面所指出的胡译本删节处，在黄译本中均译了。为了充分地、正确地认识黄译本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价值，现我将胡译本、黄译本和法文本作如下对照。 第一，我之所以称黄译本为全译本，即凡是胡适删节的地方，黄译本均照原文译出。比如小学生弗朗茨去学校上课，在路上遇到铁匠瓦克特尔的一段描写，胡译本删掉了。黄译本云：“路经村中衙署，铁栅上张一告示，予恐此为法兰西军队之败报，不敢近视，但疾趋而过（以上胡译本有，只是译文稍有不同；下面的文字，胡译本删节）。遇冶工阿鲁台，手携稚子立街沿读文告，谓予曰：‘汝何亟亟，汝上学殊早，顾……’予恐上课时届，不及与语……”黄译本将胡适删节的这一段文字译出来了。 再如，阿梅尔先生讲完课文，小学生练习写字，有一段关于弗朗茨的心理描写，胡译本删去了，黄译本云：“时室中寂寂，但闻笔尖着纸，苏苏有声。忽有黄金虫洞窗而入，苟在平时，小学生中必有张手欲扑者，顾兹时则绝无一人留意及此。予仰视窗外，屋上白鸽一群，方高下其首，作阁阁声，思及我辈，既因割地而沦为奴隶，国语且不之保矣。嗟此群鸽，其亦当作普鲁士语否？” 以上两处，胡适均删节，而黄静英都照原文译出。 第二，关于小说中人名、地名的译音，黄译较胡译更接近今译。小说中的老师，胡译为汉麦；黄译为恩梅尔（今译为哈梅尔）。法国割给普鲁士的两个省，胡译为阿色司、娜恋；黄译为阿尔萨司、罗林（今译为阿尔萨司、洛林），黄译与今译几乎完全相同。再如，胡译文中省略的人名、地名，黄译也接近今译，如普鲁士兵操练的地方，黄译为里泊尔牧场；今译为里贝尔牧场。由人名、地名与今译的接近程度，可以判断黄静英的法语水平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联系近代译坛有关人名、地名译音混乱的情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三，尤值得一提的是黄静英关于小说中“participe”的翻译。上面已提到，“participe”，胡适译为“静动词”并不准确，但考虑到20世纪初的中国语言学界其语法学尚属模糊阶段，很难有准确的翻译。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黄静英竟然能将“par鄄ticipe”正确地译为“分词”（译文：“恩梅尔先生课文法方及分词”），这说明这位女翻译家的法语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第四，黄静英的译文忠实于原著，基本上是逐字逐句的译，译文系浅显的文言，自然流畅，在“五四”前的文学翻译中应属上品。当然，黄译中也有错译，如把老师穿的深绿色的礼服译成“黑色礼服”；黑绸小圆帽译成“裤亦黑绸”等等。 根据以上四点，我们可以充分肯定《最后之授课》全译本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我曾经在《20世纪女性文学的一个盲点》（刊《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中指出：20世纪初（1900-1919）在中国文坛上破天荒地出现了一个女性翻译文学家群，这是十分值得珍视的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但这一点至今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像陈鸿璧（1884-1966）这样有成就的一位女翻译家，竟被日本研究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资深专家说成是一位“男性的假借”（详见中村忠行：《清末侦探小说史稿》，日本《清末小说研究》总第4期，1980年出版）。数年前我曾在《中华读书报》（1998年6月17日）撰文予以批评。今天我所介绍的黄静英《最后之授课》全译本，是20世纪初女性翻译文学迅速崛起的另一明证。我写此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这一女性翻译文学家群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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