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的藏书 - 教师之友网

谭其骧给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的序中写道：“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书几万册”。这话说的或许并不为过，实在是一种常情。许多学者之所以看重藏书，广泛搜求，不过是以之作为学问之资的。这可以先举章太炎、黄侃师弟做一个例子。
章太炎一生有多少藏书无从确知，他的学生陈存仁１９３０年曾到太炎在上海的寓所，说“有木版书近八千册”。１９３４年章迁居苏州后又曾造一小楼做藏书楼。太炎的藏书多是他的批本、点本。章在他的遗嘱的第二部分特地谈到对他的藏书的处置，在他眼里这是仅次于教导儿孙如何立身的大事：“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在治学生涯二十余年中，黄侃一直都努力搜求自己所需所喜之书。现存黄氏书札中不少都是谈论买书事宜的。１９２８年给女儿黄念容信：“我欲购《铁云藏龟》、《藏陶》、《殷墟书契》（前编），尔试之上海各书摊。”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０日与陆宗达书中也说：“前嘱河南关君（罗叔言门人）《殷墟文字存真》，务望致之。虽价昂亦不惜。”有人还记下这样一件事：“又导（章）至后厅，观近购道藏全书，罗列几案，几无隙地。手自整理，兼语之曰：‘此丛书中多人间不经见之本，即其他有关于诸子史地山经丛记之书，虽不乏流传，然异文异义，亦足为考证订补之用。此次竟得窥其全，可谓近月来一大事也。’”而此时距他去世只有半个月了。黄在自己的藏书书目册上曾写有这样一首诗：“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便书痴。”从这种购书的喜悦和恨书不富的感叹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辛勤刻苦嗜书如痴的大师形象。黄氏藏书的特点，一曰藏为用；二曰尽可能搜尽某一课题的有关著作。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侃有过之；三曰不惜价昂也要觅得；四曰自订藏书书目册。这是一个藏书和治学合一的典型。
郑振铎是有名的藏书家，说他的藏书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弃我取’之举”。这也是藏为用的一个印证。
藏书丰富，自然并不是面面俱有。罗尔纲早年写《师门五年记》说胡适藏书丰富，晚年作胡适杂忆特写藏书一节，说他的藏书主要是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而文史的几乎没有。如胡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不提《资治通鉴》，胡家压根儿就没有这本书，虽然胡早年就读过这本书。
身后藏书的去向，不能不是学者晚年考虑的一个问题。戈宝权曾将１４０００多册图书赠送给故乡的南京图书馆，后者特辟“戈宝权藏书室”收藏。胡绳共有藏书５万册，其中３万册陆续赠送他年青时曾生活工作过的地方的人民，襄樊市图书馆业很早就收到他首批捐赠的５０００册图书。张舜徽是在将藏书赠送给湖南省图书馆后不久去世的。这些都表明了一个学者以图书为天下公器的襟怀。
但也有不大藏书的学人。据蔡美彪说，范文澜便没什么藏书。钱锺书是读书最多之人，却是没什么藏书的人。以研究《汉书》著称的陈直，家中并无《汉书》。熊十力很少有藏书。任继愈说，熊十力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他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这里的原因，我想：其一，熊十力一直在经济困顿中谋生；其二，熊的哲学天空在于体大思精，而不在于书的广征博引和一书一册的得失，如熊的学生吴林伯说，熊以手头之书即能作出不同凡响的文章，“殊不知上下四方，万象森列，却是先生的书库，先生平时仰观俯察，观其会通”。这很有代表性，算是对学者不藏书的一个典型分析。
说说作家的情形吧——
鲁迅藏书有四千余种，一万四千余册。他曾在致赵家璧信中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鲁迅的这个比喻很独特。藏书是为了做学问，多着眼于实用。鲁迅逝后，他的藏书曾有过一些风波。曾有报载鲁迅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这实际上是在周作人的授意之下的所为，幸得许广平和鲁迅好友郑振铎、唐弢等的及时抢救，这批藏书才得以保全。鲁迅购书以及别人送了他什么书，在日记后面有书账，曾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书账。
郁达夫在作家里是藏书最多之人，也可以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他读的多是小说，藏的也多是小说，小说里又多是外国小说。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绝交流俗因偷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巴金在上海的寓所有七间房子用以藏书。
不要说更多的例子了。作为一个编辑，整日与书亲和，似乎也应该多有一点藏书，不能不多知道一点关于书的知识与掌故，至少是多读一点书吧。我知道有的编辑名家是有藏书的，像丁景唐、倪墨炎、姜德明都是做编辑的人，也是当代有数的藏书家。有人曾写一篇《老范的书房》的文章，说的便是一个老编辑范用与书的故事，此翁有“书痴”之称。由学人的藏书而倡导编辑也做一个藏书家，读者如果以为是本文的主旨，我是不打算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