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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校•学人•学术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2-9 23:19
标题: 学校•学人•学术
学校•学人•学术
陈平原 http://www.gmw.cn 2006-04-07 来源: 博览群书 

《大学何为》自序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

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入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134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学的功用”(参见Clark Kerr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学术责任”(参见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参见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进入“美国校园文化”(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彩,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1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第6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文稿刊《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10期),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大学何为》,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年游侠人》三联版自序   两年多前,台湾二鱼文化为我出了一册月旦人物的小书,题目就叫《当年游侠人》。集中各文水准不一,好在写作时多有感而发,还算有点趣味与幽怀。   书刚刊行,三联书店编辑郑勇便闻风而动,跑来劝说我出简体字版。如此雅意,自是让人感动,可我一直很犹豫。原因是,书中各文,多曾收入我在大陆所刊各散文随笔集中。   直到有一天,郑勇以“漫说文化”丛书受欢迎为例,说明“专题性”对于读者的意义,我才同意他的建议:停刊此前所出各随笔集(除《学者的人间情怀》外),逐渐杂糅新旧,按专题成书。相对来说,谈论现代中国文人与学者的《当年游侠人》最为完整,只需稍做整理,便可问世。而且,以此开篇,也好表达对于先贤的向往与凭吊。   三联版比起二鱼版来,有很大的出入。第一、二辑删去了关于苏曼殊、梁启超、傅斯年三文,因其已在准备重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或刚出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中;另外补上谈辜鸿铭和许寿裳两篇。至于第三辑七文,则全是新增加的。前两辑分别描摹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第三辑则是追忆那些引领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师长。各文排列顺序,依据的是传主的生年。   我格外欣赏的晚清以降人物,还有周氏兄弟等,但那些文章或偏于专业,或过于琐碎,不便入集;追忆师长文章,还可举出《满枕蝉声破梦来――怀念吴组缃先生》,因其已藏身《学者的人间情怀》,只好割爱。倒是关于苏曼殊、蔡元培二文的取舍,需要略加解释。在《晚清的魅力》一文中,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将我诱入晚清的,竟是三位诗僧。先是“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苏曼殊,接着是“我虽学佛未忘世”的八指头陀,最后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弘一法师。好几次提笔,想细说与我“结缘”的三法师,最后都变成“此时无声胜有声”。三诗僧之让我入迷,首先是其人,而后才是其诗。这种阅读趣味,虽然与专业要求相去甚远,却是我切入晚清的最佳角度。直到今天,晚清文人心态,仍是我关注的重点。   十年过去了,欣赏趣味未变,而“细说”的许诺仍然落空。台版《当年游侠人》中《行云流水一孤僧――关于苏曼殊》一文,实即是《学者的人间情怀》中的《苏曼殊小说全编序》。苏君特立独行,魅力四射,谈论晚清,缺了他确实有点可惜;但自破体例,殊为不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谈论蔡元培的小文,虽已入《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却依旧保留下来了,还加了个“附录”,显示自家“别有幽怀”。这么做,除了格外看重“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更因为区分专业著述与学术随笔的不同读者。   集中所收各文,多少总有点专业上的发现,与作家所写人物传记不同;但拟想读者依旧是大众。也正因此,所记所论,偏于人物的精神、气质、趣味,而不是其政治或学术上的功业。让诸多有趣味有神采的文人学者,走出专业的小圈子,以便大众欣赏与崇尚,这是本书的小小野心。至于文章长短不一,论述角度多有变化,那是事先没有统一规划造成的。当然,对于随笔这种文体来说,随意书写,不拘一格,也自有其好处。   至于将“当年游侠人”的范围,从晚清的康有为、章太炎,一直推衍到几年前刚去世的金克木、程千帆等,那是因为,我坚信,那些我曾有幸“从游”的师长们,也都值得后人鉴赏与品味。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撰有《即将消逝的风景》一文,谈到:“江山代有才人出,单就‘授业’而言,所谓‘青黄不接’,大概属于危言耸听。不过,学生阅读的不只是‘书本’,更包括‘导师’。而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经得住学生们挑剔的目光,是否还能为学生提供精神的乃至审美的享受,实在没有把握。”此文在大学生中流传甚广,以致常有人问我: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是否显得寂寞多了。我想是的。   (《当年游侠人》,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学术随感录》自序   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二十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专业著述不说,已完成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辨析文化思潮的,有《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反省大学体制的,有《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追忆学问人生的,有《当年游侠人》(三联书店,2006)。再有,就是这本当初随意挥洒、如今则必须“苦心经营”的《学术随感录》。   之所以选择“随感”体式,跟我的学术经历有关。1988年的7、8月间,年轻气盛的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组纵论学界风尚的小文章,分别是:《告别“诗歌”走向“散文”》《“文摘综合症”》《“愤怒”与“穷”》《关于“学术语法”》《“不靠拼命靠长命”》《学问不等于人生》。最后一则给了《人民日报》,前五篇在《?望周刊》上发表时,均冠以“学术随感录”的副题。近年,《关于“学术语法”》一文,被作为倡导学术规范的发轫之作,得到较多的关注;而在我,这组文章的最大意义,是寻求专业著述之外的“另一副笔墨”。   那时,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另一本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正紧锣密鼓进行中。写专著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可我偏偏“两耳”常闻“窗外事”,有些小感触,非一吐为快不可。当然,一张一弛,处理得好,不失为一种自我调剂。在这组“随感录”前,我曾撰有收录在《书里书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中的《京华买书记》《江南访书录》等。这些随意挥洒的“闲文”,竟然得到李庆西、黄子平、夏晓虹等友朋的鼓励。夏君的设想尤其精妙:“在两本学术专著之间,应穿插进一批轻松活泼的短文,以调节精神。”可这理想化的设计,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一如我们的国民经济,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该长的长不了,该短的短不来。最后呢,只好不问长短,捡到篮里就是菜了。   这么多年下来,专业著述之外,写点小文章,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这点,我基本上做到了;至于效果如何,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说到“随感”,不想做过多文体溯源,我在《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中曾谈及:“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本书所标榜的“随感录”,介于“独立文类”与“结集方式”之间,大体包括随笔、杂感、短论、序跋、书评、答问等。将这些随意书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结集成书,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之变迁。   《?望周刊》上那组“学术随感录”,以及此后陆续撰写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学术史研究随想》等,因收在即将由三联书店重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中,为避重复,这里只好割爱。本书不收专业论文,这点很清楚;即便同是短文,人物素描、往事追忆、自序自跋,还有游记文字等,也都不在收录之列。一句话,本书所收,仅限于有关“学术”的“随感”。   全书分“学界观察”、“出版遐想”、“文学散步”和“书林漫话”四辑,每辑又切割成三个略有区隔的专题。各专题所收文章,大致按发表时间为序;也有因主题相近,稍微变通的。如此编辑,总的目的是,让这一百多则短文,不致成为“一地散钱”。   将二十年间的“随感”结集成书,无论如何做不到“首尾回应”;就连学术立场上的“一以贯之”,也都无法保证。时势在变,世风在变,作者的学问及心情也在变。惟一自得之处,乃是“读圣贤书”时,没有忘记“闻天下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文体的驳杂以及论题的分散,正体现了作者尽量贴近当代中国文化脉搏、认真思考学问人生的努力。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但起码落实了作者再三表白的“学者的人间情怀”。   (《学术随感录》,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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