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汉朝建立。生于战国末期的楚国儒生陆贾，亲历了汉灭强秦的历史剧变，也得以在新生的王朝中把满腹经纶转化为淑世的抱负。晚清学者唐晏的《陆子新语校注序》云：
自始皇灭学，负大疚于天下，至今谈古籍之亡，必归其疚于始皇。然以史考之，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言烧书，三十五年，坑儒于骊山，此后三年，二世之二年而秦亡，又后五年，汉高即位，其间不过八年耳。陆生以客从高祖，时已在学成之后。
《新语》是陆贾的传世名作，徐复观则认为：“《新语》十二篇，本为陆贾适应刘邦的文化水准所编的教材。”没有汉高祖刘邦就不会有《新语》，所以，《论衡·对作篇》云：“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汉书·高帝纪下》云：“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王充、班固皆东汉人，司马迁的《史记》陆贾本传更生动地描绘了《新语》的写作缘起：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二十四史》之中，“艺文志”或“经籍志”首创于《汉书》。班固明知陆贾著有《新语》，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仅云：“《陆贾》二十三篇。”《陆贾》包括《新语》于其间，今人王利器业已明辨（
参见[西汉]陆贾著、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前言》第5页。本文凡引《新语》，均据此版本）。至于《新语》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卷91提要《新语二卷》虽然有过不少质疑，但其折衷的态度可让人们接受：“流传既久，其真其赝，存而不论可矣。”
历代书目大凡以陆贾为儒家，仅有北宋的《崇文总目》卷5把《新语》列入杂家类，元修《宋史·艺文志四》列入子部杂家类。戴彦升于道光六年（1826）写的《陆子新语序》指出：
陆生书本列儒家，惟《崇文总目》移入杂家，《宋史·志》因之。彦升谓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本书惟《思务》一篇称墨子之门多（下缺），绝未道其学。《辅政》篇叹商鞅显于西秦，世无贤知之君，能别其形。盖于法家深疾之。独陈儒术，无所兼合，入之杂家，谬矣。
戴彦升认为陆贾“独陈儒术，无所兼合”，言过其实。汉初之七十年（前206—前135）是道家思想比较占优势的时代。刘邦执政期间（前206—前195），黄老之学的新道家也一度居于显要地位。《新语》第四篇《无为》，王利器解题：“此篇即阐发无为而不为之旨，汉初清静无为之治，盖陆氏为之导夫先路矣。”陆贾还实名引用过《老子》，亦即《思务》云：“老子曰：‘上德不德。’”引用《老子》，甚至标举无为而治，事实上完全不会改变《新语》儒道兼综、以儒为主的思想特质，更不会改变《新语》之为儒家作品的文本属性。
对孔子的实名引用
与仅引老子语1次相比，一万字左右的《新语》7次引孔子语。以下按照《新语》篇次的先后，梳理这些引语及其文献来源：
[1]《无为》：“故孔子曰：‘移风易俗。’”语出《孝经·广要道章》；又两见于《礼记·乐记》，且不言“子曰”。引语同于原文。
[2]《辨惑》：“孔子叹曰：‘君辱臣当死。’”语出《春秋穀梁传·定公十年》：“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引语异于原文。
[3]《慎微》：“故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语出《礼记·中庸》。引语同于原文。
[4]《慎微》：“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语出《孝经·开宗明义章》。引语同于原文。
[5]《本行》：“故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语出《论语·述而》7·16：“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引语同于原文，但未言“子曰”。
[6]《明诫》：“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语出《孝经·三才章》：“子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引语同于原文，但未言“子曰”。
[7]《思务》：“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语出《论语·卫灵公》15·11。引语同于原文。
以上七例，“孔子曰”之下的实名引用有5次，亦即例1—4、7；不言“孔子曰”的匿名引用有2次，亦即例5—6。明言“孔子曰”或“××曰”者，即为实名引用；不明言“孔子曰”或“××曰”者，即为匿名引用。实名、匿名之所以均为引用，盖因所有引语一旦回溯到原始文献，皆有案可稽或有迹可循（即便个别文献已经遗佚）。其中，引语与原始文献一模一样或大同小异，属于“有案可稽”；引语与原始文献只是似曾相识，属于“有迹可循”。稍后我们还将定义：
有案可稽的匿名引用，乃“显性—匿名引用”；有迹可循的匿名引用，乃“隐性—匿名引用”。
任何思想者要华丽地转身为思想家，都离不开持续而又睿智地继承先前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资源。最显明的继承方式，就是引用。考察《新语》引孔子、老子语的多寡，人们可以判定陆贾虽然有不少道家气，但其基本思想倾向则为儒家。从《新语》引孔子语看，尤其是从实名引用看，陆贾显然研读过《论语》《孝经》《礼记》《春秋穀梁传》，而且把它们视为代表孔子思想的文化元典。此外，《新语》还多次实名引用过《周易》《诗经》，时常《诗》《书》并称（凡4次），《本行》有云：“《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针对《道基》所说的“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徐复观指出：“仅《新语》五经六艺两名并列。且为两名之最早出现。以意推之，以礼乐为主，则称六艺。去乐而以诗书为主，则称五经。”显而易见，陆贾对孔孟孜孜以求的《诗》《书》文化与礼乐文明情有独钟。
凡是服务于自身思想体系建构的引用，就不止是“照着讲”，更是“接着讲”。以《春秋穀梁传》为例，《新语》既有匿名引用，如前述例2；亦有实名引用，如《道基》：“《穀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至德》：“故《春秋》穀（缺）。”这些引语大多不见于今本《春秋穀梁传》，但戴彦升《陆子新语序》指出：“《穀梁》之著竹帛，虽不知何时，而出自后师，陆生乃亲受之浮邱伯者，实《穀梁》先师……或乃以《穀梁传》为贾所不及见，既昧乎授受之原，且亦不检今《传》文矣。《本传》言时时前说称《诗》、《书》，而本书多说《春秋》，《穀梁》微学，借以存焉。”王利器注《道基》引唐晏曰：“陆生书引《春秋》，多本《穀梁》。”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卷8《春秋》把陆贾列为传授《春秋穀梁传》最早的一位。
对《荀子》的匿名引用
通过引语的来源分析，进而推定陆贾为《穀梁》先师，这种方法有助于研讨西汉之初那些思想家的学术渊源及其学派特征。学术史上，讨论陆贾与荀子的关系问题，就是以引语来源分析法为基础并逐步展开的。
荀子其名、《荀子》其书，不见于《新语》。陆贾从未以“荀子曰”的方式实名引用过《荀子》，但有不少匿名引用。例如，《新语》第一篇是《道基》，《道基》第一句话是：“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荀子·富国》云：“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王利器注云：“荀子与陆贾俱引是文，盖皆有所本也。”又如，《术事》为《新语》第二篇，该篇第一句话为：“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荀子·性恶》云：“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以上两例属于显性—匿名引用。另外，《明诫》：“尧、舜不易日月而兴，纣、桀不易星辰而亡。”《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例属于隐性—匿名引用。
《新语》的荀学特色如何？《辅政》为《新语》第三篇，王利器解题：“《荀子·君道》篇：‘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即此篇立论之旨。”王利器注《术事》“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更直接断言：“陆氏之学之出于荀矣。”并引唐晏曰：“此论与荀卿‘法后王’之说合，见陆生学出于荀也。”《新语校注·前言》还以鲍丘师事荀子，陆贾与鲍丘相善，认为“陆贾之学，盖出于荀子”。
胡适认为“陆贾的历史见解有点像荀卿，又有点像韩非，大概是调和这两个人之间”；还认为陆贾分古史为“先圣”、“中圣”、“后圣”三时期，“似乎”受了韩非的影响。“似乎”二字很中肯，盖因陆贾的历史观迥异于韩非。
《韩非子·五蠹》有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以下则是《新语·道基》的相关言论（边框系引者所加）：
[1] 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2] 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
[3] 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
《新语》毋庸置疑地具有鲜明的荀学色泽
，但陆贾之学，自然不是全部地出自荀子，只可能是部分地出于荀子。严可均（1762—1843）《新语叙》云：“汉代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这段话从两个层面勾勒了陆贾之为儒家的学术渊源：一是有口皆碑的经典，亦即与孔子密切相关的《五经》及《论语》；二是众所周知的诸子，亦即《孟子》与《荀子》等。
对《孟子》的隐性—匿名引用
其实，《新语》既“绍荀”，同样亦“绍孟”。上引《术事》第一语出自《荀子·性恶》，《性恶》乃先秦最为重要的孟学史文献，可证陆贾知道孟子及其思想。孟子其名、《孟子》其书，亦不见于《新语》。《新语》没有实名引用过《孟子》，而只是匿名引用。
跟既显性、又隐性地引《荀》相比，《新语》引《孟》只有隐性—匿名引用。“显性—匿名引用”可从原始文献中找到大同小异乃至一模一样的语句，“隐性—匿名引用”则只能从原始文献中找到似曾相识的语句。因而，同为匿名引用，《新语》引《孟》《荀》有不小的差别。《新语》对《孟子》的隐性—匿名引用，涉及到语句之采借、观念之援用两种情形。
（一）语句之采借
《道基》云：“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这段话在《孟子》书中找不到大同小异的语句，却能找到似曾相识的两段文本：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6·9）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5·4）
《慎微》：“若欲移江、河，动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1·7：“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这也属于《新语》在“隐性—匿名引用”意义上对《孟子》的语句采借。
《论衡·书虚篇》云：“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这段不见于今本《新语》的佚文，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孟子·离娄上》7·1所言：“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新语》在“隐性—匿名引用”意义上对《孟子》的语句采借，有时也指向意义本身：
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术事》）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8·1）
对此，王利器注云：“此文‘文王’疑当作‘大舜’，传钞者涉《孟子》下文而误‘大舜’为‘文王’耳。且‘文王’亦不当列于‘大禹’之前也，则其为‘大舜’之误必矣。”其注又引唐晏曰：“即《孟子》舜东夷之人章义。”
（二）观念之援用
《史记》本传称陆贾规劝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新语》出现“仁”字42次、“义”字63次、“仁义”一词16次。首篇《道基》就有6次标举“仁义”，以下为全部例句（边框系引者所加）：
[1] 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
[2] 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
[3] 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
[4] 《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
[5] 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穀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唐晏曰：“陆生之学出孔门，故语必首仁义。”仅以《道基》为例，陆贾的仁义观出自孔门，从实名引用看，即是出自《五经》以及《春秋穀梁传》；从显性—匿名引用看，即是出自荀子，盖因“故曰，圣人成之”乃语出《荀子·富国》。陆贾的仁义观与孟子有关吗？
我们的思想史传统习惯从仁义的视角来说明孔孟各自的理论贡献：
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与语道矣。（《河南程氏遗书》卷4《二先生语四》）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说》引程子）
沿着程朱的理路，张岱年亦指出：“孔子哲学的中心观念是仁，孟子哲学的中心观念则是仁义。”以此为依据，李峻岫认为：仁义是陆贾的思想核心，它“上承于孟子”；《新语》以仁义为本而较少谈到礼制，陆贾“无疑与孟学的关系更近一些”。笔者则以为：孟子对陆贾以仁义为本的思想核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仁义”亦为《新语》在“隐性—匿名引用”意义上对《孟子》予以观念之援用的典型例证；但是，据此断定孟子对陆贾的影响大过荀子，不独缺乏相对足够的文献支持，而且缺少相对自洽的学理分析。
“绍孟荀”而“不及孟荀”
先秦儒学史上，“仁义”是孟子重要的理论创见，但绝非其独享的专利。《易传·说卦》就说过：“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可以确证为陆贾读过的《荀子·性恶》亦大谈“仁义”，此词出现11次，下面这段话尤以10次的高频率展示了荀子对“仁义”的高度重视（边框系引者所加）：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陆贾以仁义为本的思想核心，既来自于孟子，亦来自于荀子；更确切地说，它来自于“宗师仲尼”的整个先秦儒学传统。因而，依据仁义问题，绝难判定荀子对陆贾的影响大过孟子。与此相比，引语来源分析法有助于人们大致测量到孔孟荀三人在陆贾心中各自不同的分量，且看附表。
《新语》对孔子，既有实名引用，亦有显性—匿名引用，还有化入骨髓的隐性—匿名引用；对荀子，既有显性—匿名引用，亦有隐性—匿名引用；对孟子，只有隐性—匿名引用。引用的类型及数量能够显示作者对先前文献的关注度，这是常识。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汉唐思想史上，“实名引用”高于“匿名引用”，“显性—匿名引用”高于“隐性—匿名引用”，
引用类型的层级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实名引用、显性—匿名引用、隐性—匿名引用。一般情形下，选择高层级的引用类型，重要于引用数量的多寡。以此观之，
先秦三大儒在陆贾那里的排序，由高到低就是：孔子、荀子、孟子。
从汉代孟荀学术思想史看，这一分析结果既证明了前述严可均《新语叙》所说的“绍孟、荀”，亦印证了徐复观所言：“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在大于孟子。”这个思想大势即是：孟子道德理想主义的儒者情怀太不实用，荀子政治现实主义的法家思维更能帮助刘邦在亡秦的废墟上重建帝国的政治—文化新秩序。
《新语》虽然“绍孟荀”，但却“不及孟荀”。《怀虑》云：“故管仲相桓公，诎节事君，专心一意，身无境外之交，心无欹斜之虑，正其国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诸侯，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失道者诛，秉义者显，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王利器注引唐晏曰：“按陆生贬苏秦而褒管仲，所以不及孟、荀，而为秦、楚之儒也。”
陆贾不及孟荀，更不及孔子，但汉代重儒，始于陆贾。唐晏《陆子新语校注序》云：“夫高帝木强人也，又不悦儒，卒之，陆生陈书，未尝不称善，遂能以太牢祀阙里焉，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徐复观指出：“尤其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是要对大一统的帝国，提供一种政治社会的共同轨辙，使皇权专制能在此种共同轨辙上运行；汉代经学的真实意义，有如近代的宪法……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沛公、汉王时期的刘邦，极不悦儒。《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骑士之言：“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又记沛公骂郦生为“竖儒”，《索隐》云：“竖者，僮仆之称。沛公轻之，以比奴竖，故曰‘竖儒’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云：“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史上遂有“秦皇焚旧典，汉祖溺儒冠”之说。
汉高祖时期的刘邦，则渐趋儒雅，进而崇儒。《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高祖传》十三篇”，并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此乃儒雅之体现。《汉书·高帝纪下》云：“（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据《西汉会要》卷14《礼八（吉礼）》“祠孔子”条，两汉官方祀孔仅有3次。最早的一次即刘邦所为，而且发生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亦是历代帝王祀孔之始。此乃崇儒之体现。
三国时期魏国李康（字萧远）的《运命论》有言：“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假如汉初没有陆贾开创的重儒之风，刘邦能够从“溺儒冠”升华到“祠孔子”吗？《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有刘元海语：“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思想史不会拿封侯之业一类事功来评价陆贾。作为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的历史贡献就是在文化上启汉室统治集团之蒙。这一启蒙之功，惠及了儒学在西汉的整个发展进程。
附表： 实名引用 显性——匿名引用 隐性——匿名引用
引孔子 有 有 有
引荀子 无 有 有
引孟子 无 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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