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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她凝聚了不同历史时代民俗文化的遗迹，结集了具有浓郁的南国色彩的民俗瑰宝；加上近代海外民俗的影响和中西民俗文化的撞击，使广州的民俗不但蒙上了一层神秘古奥的色彩，也沾上了不少浪漫飘逸的洋味。这一切，早已引起了中外民俗学家的注意，成为人们研究的好课题。
一、历史源流概略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将赵佗曾于广州自立门户称帝，号称“南越王”，传了五代，历时93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南下，灭南越国，从此岭南便成为汉朝新置的郡县。
历史上中原人较大规模入越有四次。第一次是秦朝时发卒50万戍五岭。第二次是汉武帝派伏波将军率数十万大军南征，留守岭南九郡。第三次是北宋时高宗仓遑南逃，部分中原人随隆太后散落珠江三角洲。第四次是南宋末年，大批将士及庶民随帝南下，流散珠江三角洲一带。大批中原移民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也带来了中州的古俗；南北民俗的融合，形成了后来广东民俗的特异风貌。最能代表岭南文化特征的是广府民系，而最能代表广府民系的应该说是广州方言区的群体。
(一)清代以前的民俗研究
岭南地区开发较晚，有关它古代的历史记载本来就不多，专门的民俗史料更是寥寥无几。史籍中有些零星的记载，大都出自外地人的手笔，不甚准确，以下辑録一些，供研究者参考。
《汉书·高帝纪》：“粤人之俗，好相攻击。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隋书·地理志》：“俚人有铜鼓者，群情推服，本之尉佗，尊为倒老。则粤俗同化，岂俟唐宗以后乎！”
《汉书·郊祀志》：“粤人勇之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
《朝野佥载》：“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刺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刺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旦夕大叫而哭。”
裴渊《广州记》：“豪富女子，以金为大钗，执以叩铜鼓，号为铜鼓钗。”
任昉《述异记》：“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谓之珠儿。”
《南中八郡志》：“槟榔，土人以为贵，款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
蔡绦《铁围山丛谈》：“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祀天神必养大豕，目曰神牲。人见神牲，则莫敢犯伤。又，遇逐恶气、禳疾病，必磔犬，与古同，殊有可喜者。传谓‘礼失求诸野’，信然。”
吴处厚《青箱杂记》：“岭南谓村市为圩……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圩，不亦宜乎！”
段公路《北户録》：“广州米饼，合生熟粉为之，白薄而软。”
明《天山草堂集》：“粤人习海，竞渡角胜，而大舟比常制犹异，十余年始一举。船广可三丈，长五之。龙首至尾，金光夺目，迭彩如层楼。上饰童男女，作仙佛鬼神及古英雄，凡数十事。旋转舞蹈，冒之以幔，数里外望犹可见。”
梁绍王《两般秋雨庵随笔》：“粤人以蛎房灰染红，包浮留藤叶食之……其食也，满口咀嚼，吐汁鲜红。”
《广州岁时纪》：“七月初七日，俗传牛女相会之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
类似的记载还不少，内容涉及面亦很广，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迷信禁忌都有；多少带有一点猎奇性质，资料也比较零碎。除上文所引各书外，还有徐坚的《初学记》、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黄瑜的《双槐岁抄》、赵叔盎的《千佛塔记》；以及历代所修的府志、县志之中，也有零星记载。历代文人诗词，如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等，描述广州风俗的亦不少。特别是大量的《广州竹枝词》、《羊城竹枝词》、《珠江竹枝词》，纪及广州风情的更多。着名的如清人王士祯的《广州竹枝词》：“潮来濠畔接江波，鱼藻门边净绮罗。两岸画栏红照水，船争唱木鱼歌。”“海珠石上柳阴浓，队队龙舟出浪中。一抹斜阳照金碧，齐将孔翠作船篷。”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边人带得冷南来，今岁梅花春始开。白头老人不识雪，惊看白满越王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等，所写的便是一幅幅广州的民俗风情画。方信孺的诗集《南海百咏》，每首均有题记，实为民俗风情的记録。如《走珠石》题记曰：“在湖南，旧传有贾胡自异域，负其国之镇珠，逃至五羊，国人重载金宝，坚赎以归。既至半道海上，珠复走还，径入石下，终不可见，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发，疑为此珠之祥。”诗云：“底事明珠解去来，当时合浦已堪猜，贾胡不省何年事，老石江头空緑苔。”此类诗集，与民俗专着的作用已相差无几。
专门记及广州风土人情的书，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可能是晋代的《广州记》，可惜此书现已失传，现在能见到的是元人陶宗仪辑録的。汉代议郎杨孚的《异物志》，也是清人曾钊辑録的，比《广州记》稍为详尽，但亦非原来版本；还有唐代郑熊的《番禺杂记》，是陶宗仪辑録的。现在能见到的较完整的版本，可能要数唐代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録异》了。宋代有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王韶之的《始兴记》、朱的《萍洲可谈》。明清以来，此类书籍逐渐增多，着名的有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粤东笔记》、范端昂的《粤中见闻》、闵叙的《粤述》、檀萃的《粤囊》等，下文将有专章介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一节《广州时序》，对广州的岁时节令风俗，作了系统的记述，后为各种专着、志书广泛引征，影响深远，对研究广州民俗十分重要。
这一时期的广州民俗研究，值得注意的还有几本书。
一本是明代的《花笺记》，又称“第八才子书”，共6卷，叙述梁生、杨女之爱情故事，描写深刻细腻，恳挚动人；德国着名诗人歌德读后给了很高的赞誉，郑振铎也认为它是粤曲中很好的一种。另一本是《二荷花史》，又称“第九才子书”，共4卷，分67则；叙述白莲与丽荷、映荷二女恋爱结缘之事，文采缤纷，内容脱俗，甚是动人。此二书以木鱼书句格写成，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流传甚广，是广东说唱文学之名篇。1824年英国人汤姆把它译成英文，1836年德国人辜尔慈把它译成德文，使之驰誉国际书林。再一本是清代中叶招子庸的《粤讴》，一卷，凡121首，妙语如珠，在珠江三角洲广为传唱；1904年，当时的香港总督金文泰还把它译成英文，题名《广州情歌》；葡萄牙人庇山把它译成葡文，介绍到欧美各地。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招子庸为“最早的大胆的从事于把民歌输入文坛的工作者”。粤讴成为岭南地区开一代诗风的重要文学形式，以至清末民初，省港各地报刊都还辟有粤讴专栏。
在通俗故事和笑话中，值得注意的有《警富新书》、《王大儒供状》和《俏皮话》等。《警富新书》又名《九命奇冤》，叙述梁天来与凌贵卿恩怨讼案。除小说、戏曲外，还有木鱼书《梁天来》，潮州歌曲《新造广东案警富新书》等。《王大儒供状》叙述才子王大儒与丫环彩凤之风流公案，文见《岭南即事》。《俏皮话》为佛山人吴趼人(1866～1910)的一部寓言力作，共126篇，先散载于光绪年间各报刊上，后连载于《月月小说》，1909年由上海群学图书社印成单行本。此书承继了我国古代寓言的优良传统，以辛辣的笔触，巧借各种虚拟的形象，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丑恶面目，对研究世俗社会甚有裨益。
(二)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民俗学的发展
1918年至1949年，是我国民俗学史上的一个不平凡的时期，也是广州民俗研究的最光辉鼎盛的时期；被誉为“中国民俗学发祥地”的中山大学就在广州，一批为中国民俗学冲锋陷阵的骁将其时也在广州。
如果说清代以前的广州民俗研究，基本处于自发、分散、记述的状态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已成为人们自觉的、有组织的，以研究为主的人文科学。1918年，北京大学几位有新思想的教授，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向全国征集歌謡，稍后就成立了歌謡研究会，出版了《歌謡》周刊，不久又成立瞭风俗调查会。这批骨干，于1926年转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中山大学，有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和陈锡襄等。在当时一些新派领导人物的支持下，于1927年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作为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一个机构。参加人员校内有：傅斯年、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珍、钟敬文、杨成志、刘万章、魏应麒、夏延域、陈锡襄、何思敬、崔载阳、庄泽宣。校外成员有：丘峻、谢云声、娄子匡、赵简子、刘培之、钱南扬、罗香林、袁洪铭、叶德均、张清水、萧汉、周振鹤、翁国梁、招北恩、容媛、黄绍年、温仇史、王翼之等。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正式打出了民俗的大旗，先后编辑出版了《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以及60多种民俗丛书；举办了民俗传习班龢民俗物品陈列室，进行了为时两年的云南民族调查，培养了一大批骨干，成绩卓着，影响非凡，为我国民俗学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期间，他们建立的民俗物品陈列室，陈列品万余件，曾公开展览过，有部分物品后来曾运到杭州西湖展览，博得观众好评。民俗传习班，于1929年4月23日开班，计有学生22名，后来大多成了民俗研究的骨干；任教的老师，大多是我国一流的民俗学家。他们从文学、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逐渐移足于民俗学，使之成为一门系统的、独立的学科；还进行专题民族调查，并出了大量成果。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杨成志、容肇祖、史禄国等1928年到云南去，留滇两年，系统调查西南民族情况，搜集民族民俗用品1000多件，其中有许多倮倮族的经典。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瑶山调查专号、广东民俗概论专号、疍户专号、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并出版刊物及丛书，计有《民间文艺》周刊1927年11月1日至1928年1月10日共12期。《民俗》从1928年3月21日创刊，到1933年6月13日止，出版了123期。1936年9月15日复刊，改为16开本不定期刊，出版了二卷，各4期；至1943年12月停刊。民俗丛书近60种，计有：杨成志、钟敬文着《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赵景深《民间故事丛话》、杨成志《民俗学问题格》、崔载阳《社民心理与各种社会制度之起源》、刘万章《广州儿歌集》、《广州民间故事》、《广州谜语》、钱南扬的《谜史》、顾颉刚、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丧》、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二、三册、钱南扬的《祝英台故事集》、《王昭君专号》、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钟敬文的《楚词中的神话和传说》、清水的《海龙王的女儿》等，还有《民俗》的各种专号：《神的专号》、《槟榔专号》、《中秋专号》、《旧历新年专号》、《传说专号》、《歌謡专号》、《广东民族专号》、《山海经研究专号》等。未列入丛书的还有钟敬文的《蛋歌》、《民间文艺丛话》、杨慧甫的《潮州的习俗》、伍应麟的《三水蛋民调查》等。他们办这些刊物，出版这些丛书，除了学术的、文艺的目的外，还明确提到了要用民间文艺达到改革社会、教育群众的目的，提出了创造新文化的口号，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民俗》周刊里，有大量研究广州民俗的文章，如傅守宝的《广州回教谈》(67期)、曾傅轺的《广州瓦屋考源》(119期)、黄伟夫的《广州市卜筮星相巫觋堪舆统计表》(82期)、刘万章的《巴公的广州过年日记》(53～55期)、刘万章的《广州神诞表》(41～42期)、商承祚的《广州市人家的神》(41～42期)、容肇祖的《广州的买地卷》(60期)、李建青的《广州十八甫得名的来历》(67期)、刘万章的《关于金花夫人》(36期)、愚民的《广州地方传说的片段》(72期)等。还有《民间文艺》上许德明的《白鹅潭传说》、刘万章的《羊石传说》、容肇祖的《广州巫歌》、鸿钧的《广州童歌》、许厚基的《越秀山麓客民唱山歌的风俗》等。辑録了大量的广州民俗史料，系统地介绍了广州地区各民间节日的风俗、起源、传说，并对许多民俗事象作了专门的考究，出了许多专号，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都很高。
与此同时，他们还精细调查了东莞的城隍庙，顾颉刚还绘下了《城隍庙图》。容媛的《东莞城隍图说》，作了系统的考证，证明宋代已有此庙，城隍受过明太祖的敕封，赐伯节仪仗，暨异锦龙缎一端，印曰“东莞城隍之印”；逐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少牢致祭。这些考证，于今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史料。在同一期《民俗》专号上，容肇祖还写了一篇《关帝现身图说》，针对城隍受封、关帝显圣的历史背景，指出许多神鬼原是皇帝捏造出来，无非是要证明他们是真命天子。他还剖析了一些所谓“关帝显圣”的“妙文”，实际都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假神道以惑人的一种愚民政策。
这一时期广州民俗研究再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出版的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广东”目下，都有专门记及广州之风俗。搜集各地方志及笔记、游记、诗词中记及广州风俗的史料，汇集于一处，给后人提供了不少方便。就中所引一些方志及笔记，现已不多见，从中还可看出这些地方行政区域的沿革。诗词所引，如明代孙碿的《广州歌》，简直是一首广州风俗歌，把当时竞龙船、斗百草、食扶留、敬槟榔、饰素馨等风俗，写照无遗。宋人刘克庄的《即事》四首，不但写出了“烟花二月时”广州“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的情景，还留下了“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的名句。下编择其风俗之精华，写下了《广州岁时纪》、《广州之中秋节》、《广州之七夕》、《广州之金花夫人》、《广州之密蔷薇陋俗》、《广州之娘妈会》、《广州之麻蛋烧猪》等章节，记録了广州的许多重要风俗，有些还略加注释和考究。其搜罗之宏丰，民俗兴味之浓厚，功不可没。
(三)1949年以来的民俗研究
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广州的民俗研究和全省、全国一样，停滞了30多年；民俗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仅在建国初期结合民族调查做了一点工作。
50年代初期，广东省民族委员会在调查识别畲族成分的过程中，对饶平、潮安、海陆丰以及粤东客家地区的民俗事象作过初步的研究，对珠江三角洲、西江、东江、北江地区的水上居民(民)作过调查；还对从化吕田、乐昌坪石、龙门蓝田等地的少数民族，作过民族识别，也收集了一些民俗材料。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当时在广州的民族工作者进行的。后来，他们曾整理过一些故事、歌謡，如吴启彦的《勇敢的打拖》、王越的《宝筒》；还有澎湃的传说、海陆丰革命歌謡等；有的还被改编为舞蹈、戏剧，搬上了舞台，受到了群众的好评。1953年，广州还举行过一次全省性的民间艺术会演。1958年，全国出现了一次“新民歌运动”，广州也不例外。在这期间，潮州籍的暨南大学教师杜侗根据民间题材创作了黎族民间叙事诗《甘工鸟》。“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文艺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只有一些讽刺“四人帮”的笑话、歌謡在民间流传。1987年，广州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成立，编选了《广州谚语、俗语、歇后语》一书，市群众艺术馆还出版了《白云杂锦》小报，发表了一批民间文学作品龢民俗资料。1983年春，还举办了以沙湾飘色为主的民间文艺庆新春大游行。关汉、王伟轩编的《广东民间故事选》中正式发表了一组广州民间故事。叶春生、刘克宽编的《广州的传说》和叶春生编的《广州的故事和传说》分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叶春生整理的一组广州故事《花地为何花似锦》还获得了全国民间文学评比三等奬。陈摩人、萧亭的《瑶族歌堂曲》获二等奬并获广东省首届鲁迅文艺奬。但只限于口头作品方面，民俗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1958年，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概论课，出版了一些专着，如谭达先的《民间文学散论》、《民间童謡散论》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写了关于太平天国和大革命时期歌謡的研究文章，但为数不多。60年代初期，广州音专，广东省、广州市群众艺术馆先后举办过一些理论培训班；华南师范学院也开设了这门课，并结合教学，组织师生下乡采风，搜集整理了一些民间故事。
打倒“四人帮”后，广州民间文艺理论研究略有起色。1980年广东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了理论组，先后在广州召开了三届学术年会，出版了《广东民间文艺论丛》，至今已有10期，发表了许多广州学者的论文。如管林的《试论反映华侨生活的客家山歌》、陈子典的《广东儿童歌謡初探》、叶春生的《论粤讴》、陈宏文的《试论图腾遗迹与民间动物舞蹈》、韩伯泉的《黎族民间故事的民俗因素》、张跃虎的《黎族传统民歌简论》、颜志图的《广东说书概说》等；其中叶春生、张跃虎的论文还被全国第二届年会选用，叶文获得广东省第二届鲁迅文艺奬。另外，徐冼尘主编的《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亦出了二期，发表了一批民间文艺理论文章；李毅刚等编撰的《羊城掌故》，集纳了许多有关广州的民俗资料。
在此期间，省内五所高等院校先后恢复或开设了民间文学概论课。广东民族学院从海南迁至广州，把民间文学列为中文系的必修课程，编写了《黎族文学概论》。1980年春，中山大学恢复了这门选修课，并于1986年恢复出版了停刊半个世纪的《民俗》杂志(内部发行)。广州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也相继开设了这门课和一些专题讲座，许多县市举办了理论骨干培训班。特别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开展以来，促进了民间文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有一批理论着作问世。如叶春生的《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郭精鋭的《神话与民俗》、《神话与科学》、邓启龙的“外国民间文学研究系列”、韩伯泉的“民族民间文艺研究系列”、陈摩人的《西江龙母的民族学考查》等，陈文还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艺奬。
在香港，原广州学者谭达先出版了“中国民间文艺理论丛书”一套11本，引起了海峡两岸学者的关注，台湾出版商翻印了这一套书。
1983年，客家民俗爱好者率先成立了客家民俗研究会，创办了《客家民俗》报。1984年，广东民俗学会成立，其成员大部分为广州的民俗学者。1986年，中山大学学生组建了民俗学社。《客家民俗》、《岭南民俗》、中大《民俗》等报刊相继问世，广州的民俗研究得到了加强。潘雄的《民俗学与民间创作的关系》、《民俗学的源流与广东汉区民俗研究的任务》等专文，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这一时期的民俗研究，广东最活跃的领域是客家民俗文化源流的探讨，广州学者萧亭、陈宏文等曾在《客家民俗》中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此期间，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黄乃钊等人着的《广州人：昨日与今日》；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社会问题研究室合编的《广州的文化风格》，对广州的传统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和新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剖析，观点新颖，资料翔实，对研究广州新民俗很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