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杭州2月22日电（记者余靖静）2013年起，浙江省将建立并实施小学、初中“减负”情况通报制度，以接受社会监督，共同推动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工作。 记者22日从浙江省教育厅获悉，“减负”通报的内容包括：学校在开设课程、控制学生作业量、控制补课、规范考试管理、确保学生的休息和锻炼时间、规范招生秩序等方面的落实情况；课业负担征求意见制度、教学活动安排公示制度和家校联动制度等方面的建立和落实情况。 浙江省教育厅要求，每年四月、六月、十月和十二月底，各县（市、区）教育局都要将所辖学校的“减负”情况汇总上报给各设区市教育局，各设区市教育局汇总后上报省厅。浙江省教育厅将适时公布各地情况，以接受社会的监督。 据了解，2010年8月起，浙江全面开展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工作。小学低年级“减负”有较明显的改观。但一进入小学高年级尤其是面临中考压力的初中，课业负担往往“减而复增”“边减边增”。 浙江省教育厅表示，治理“减负”，除了教育系统内自觉，推进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的改革，还盼得到家长的理解支持以及教育系统外的监督，多方努力，共同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
| 新学期，北京市教委再发减负令，但市场教辅仍畅销、培训很火爆—— 开学减负 树欲静而风不止 “2月25日，北京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北京市教委再次下发通知，提出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管理等规定，为学生减负。”买传统教辅 家长很忙 “同志，请问这3本书有吗？”2月26日，中关村图书大厦，一位60岁左右的大爷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正在向教辅图书的导购员咨询。 纸条上打印着：《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快乐做中学》、《婴幼儿全语言整合教育》。导购回答说没有，大爷显得很着急。于是记者就陪着他去西单图书大厦继续找。 路上，大爷告诉记者，他的孙女在朝阳区上幼儿园大班，上学期幼儿园突然说不再给统一买“教材”了，要让家长自己去买。“可是很多书都没用上。孙女读中班时，幼儿园买了6本书，里面还有社会学、心理学的书，那本社会学的书用了不到十几页。” 西单图书大厦也只有《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一套共5本。大爷无奈地说：“为了应付上面的规定，代买改成推荐，绕了一大圈儿，最后绕的是家长。” 记者在西单图书大厦随机采访了10多位家长，他们来自海淀、东城、西城、朝阳等，几乎全是按照老师的推荐来购买教辅的，有的对着手机里老师群发的短信，有的拿着纸条，有的家长到了书店后还给老师打电话询问版本。 一位家长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带着孩子来买书，买完教辅后，孩子对一本动物百科全书产生了兴趣，家长看到后着急地说：“别看那些没用的书了。快走，没时间了。” 25日晚上8点多，东城区交道口的乌兰花书店依然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买教辅材料的家长在书店门前排着百余人的长队，手里都拿着一份购书单，上面写着黄冈小状元的作业本、口算本，小升初选题精选等，涉及教材全解、同步练习、课堂作业、模拟考试等各个方面。 卖电子教辅 商家很忙 24日，正月十五，王府井书店二层教辅用书楼层一派拥挤、热闹的场景。 在点读机、学习机专柜前，推销员向一对带着孙子来选购的老人热情推荐：“这款1498元的比988元的好多了，2.8英寸屏幕、240320分辨率，支持MP3和MP4格式、游戏等功能。内容可以随时下载，与教材同步，阶梯式语数外课堂，9门功课名师视频辅导。” “这么复杂，孩子能弄明白吗？”爷爷问道，“教材还需要下载，我们不会上网啊！”“现在的孩子聪明着呢，其实这学习机就像游戏机，只要孩子感兴趣，觉得好玩就没问题，内容您来我们这儿下载就可以了。”推销员说。被游说动心的老人去柜台交钱的工夫，推销员向记者坦言，这个东西管不管用，她自己也不清楚。“最好卖的就是开学这段时间，一天的销售量比平时一个月的都多。” 旁边一位家长在询问学习机如何升级，当记者问起学习机是否有效时，这位家长说：“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孩子只是对讲故事、快乐农场等娱乐功能感兴趣。我感觉很多功能比较粗糙，比如讲故事的声音生硬、语调单一、逻辑程序化，比较机械、单调，没有互动、没有沟通。” 据悉，学习机2000年引入中国，2006年总销售量达到338.8万台，销售量每年都以超过30%的速度迅速扩张。尽管学习机市场龙蛇混杂，品牌机、山寨机结伴而生，大企业、小作坊并肩同行，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但截至2009年，中国学习机市场的总额已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推面授辅导 培训机构很忙 25日早晨7点多，记者来到海淀区中关村某知名中学门前时，看到路边两侧，一家挨着一家的培训班推销摊位把学校围得水泄不通。“6小时快速提分”、“8堂课改变孩子一生”、“踢好高考数学临门一脚”……传单上的宣传口号令人目不暇接。 记者停在一个摊位前，推销员马上热情地介绍起他们的一对一个性化辅导课程，“全是名师，300元一个小时，一次两个小时，当然还有更贵的名师。”记者转身离去时，推销员还追着说：“希望您尽早报名，现在刚开学，家长们都在抢好的老师和上课时段。” 在一个知名一对一培训机构摊位上，家长登记信息的表已经填了两页多。有一位家长报了全科，总花费将近1万元。一位推销员正在向家长们说：“如果您的孩子在这所中学读书的话，我建议您报贵一点儿的老师，贵的老师才能辅导水平高的学生。” 很多家长也在互相交流着报班的“经验”。一位家长对另外一位家长说：“我在孩子上寒假辅导班时，就预定了这个学期的课，他们还给了优惠。有些好的老师，你不要留下空档，从寒假班到平时班再到暑假班，连着报，孩子才能不懈怠。”（记者禹跃昆） 记者手记 微力量也能产生蝴蝶效应 当老师私下的推荐书单、逐利的商店和培训机构、家长攀比的消费观充斥着孩子们的开学时，笔者不由感慨：如此开学，实在沉重！不留作业，家长答应吗？没有高升学率，学校答应吗？没有高学历，用人单位答应吗？被困于应试教育漩涡中的每个人，在脑袋追随素质教育的理念时，脚却走在应试教育的老路上：一边对应试教育口诛笔伐，一边却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一边大谈素质教育，一边又把分数、升学率作为评价办学质量的最高标准。因此，家长、老师和社会又捧起了应试教育这块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 教育回归本质，改变教育评价方式……教育规划纲要早已明确，但实施起来为什么这么难？其实，包括教师、家长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促进教育改革的推动者。洗脑的同时，更要洗脚；嘴上口诛笔伐，行动上更要杜绝推波助澜。一个人的微力量，也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教育，正是在这样一点点的改变中前行的。 《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2日第2版 |
校内减了校外补，减负年年是焦点，六位全国政协委员接受本报专访—— 减负这个结到底怎么解？ 受访对象：葛剑平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史贻云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 罗黎辉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杨建德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副区长 李向玉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院院长 汤素兰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上一届担任政协委员时，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就是老百姓和委员们口诛笔伐的焦点问题。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还是热点！在5年、10年的论争中，一代人很可能就被耽误过去了！”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忧心地说，即使学校把学生学业负担减下去，校外却又被变本加厉地补上来，学生负担过重现象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止。 学业负担重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葛剑平曾对北京做过专门调研，发现中小学生参加校外辅导学习的情况十分普遍，并且出现低龄化、一对一辅导的趋势。抽样调查显示，87％的中小学生利用课外、周末及假期时间参加校外辅导班，平均每个学生至少参加2个。其中，低年级小学生以文体艺术类培训为主，中高年级学生以语数英学科类辅导为主。中高年级学生参加语、数、英课外提高的人数分别占58%，36%与32%。在知识面、深度区别调查中，70%的学生认为校外辅导知识面更广，52%的学生认为难度更大。在参与校外培训主动性调查中，仅有32%的学生认为是出于自身兴趣，其余68%的学生认为是“家长的需要”。 为什么学生学业负担越减越重？采访中，不少政协委员认为，是现行的中高考考试制度还不足以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所致。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副区长杨建德说：“过于注重学生分数和技巧的招生考试制度，是导致减负始终无法变现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有不少委员认为，今天的减负，较之过去，更为复杂，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葛剑平认为，现在的学生减负，已经与择校、校外培训等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史贻云认为，学生负担减不下去，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心态相关。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始终是把上名校和孩子未来的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的，并将其作为孩子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志。 “学生负担重，其实还是老百姓期待上好学的客观需求所致，而这种需求是由城乡差别和两极分化过大造成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于社会两极分化和城乡差别所衍生的焦虑感直接传导到教育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黎辉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产物。 根除病灶不能只靠考试制度改革 在择校热的背景下，现行考试制度和校外培训似乎成了阻碍学生减负的最大变量。“不改革现行考试制度，不但择校问题无法解决，学生负担还会继续加重。”杨建德委员认为，在分数至上的考试制度框架之下，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辛苦学习，如果受生病或临场发挥等突发因素影响，就可能被挡在他梦想的学校之外。在这种客观现实下，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能做的，只有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送孩子补习，以尽可能地提高分数，而无法注重孩子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这几年一直在关注内地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学业负担过重并非中国大陆独有的现象，整个大中华区甚至欧美国家的华人区，以及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也广泛存在。这说明即便单纯通过改革考试制度调整变量，也只能部分缓解‘症状’，还是无法根除‘病灶’。” “有些人认为只要用行政手段把校外培训治下去，把择校热的温度降下去，改变考试制度，学生负担就立即会减下去，这种想法其实是走入了误区。”罗黎辉委员认为，不论择校热还是校外培训热，都是社会的客观需求，政府可用行政手段治理校内外补习，但老百姓的需求依然存在。 “学生负担重与考试制度并无必然联系。”罗黎辉说，如果把中高考比喻成一部电梯内的服务生，电梯外假如只有几个人等候，服务生不论安排谁先进入电梯，电梯里都不会觉得拥挤。但如果电梯外有10万人等候，任凭服务生设计多么好的程序，电梯内的拥挤状况也无法改变，考试制度改革只能解决人满为患的时候谁先上电梯的问题，而无法解决需求问题。只要进与不进电梯就意味着人的命运存在巨大差异，择校、学生负担重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治，“这也是中国目前阶段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性矛盾”。 解决减负更需要推进社会综合改革 减负、择校问题不是孤立的教育问题，而是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避免性。葛剑平委员认为，虽然择校在不同国家、不同教育制度模式下有着不尽相同的阶层选择需求，但择校的潜在目标都是优质学校有着更好的教育利益回报、更好的升学机会和未来更高的职业利益期望。 葛剑平说，解决减负以及减负背后的择校问题，不能完全寄望于教育自身的修复功能，更需要推进社会的综合改革，需要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逐步取消等级学校，才能促进教育公平、持续、均衡发展。 “减负牵动全社会，关乎一代人的创新精神培养、身心健康，更关乎一个国家未来的综合竞争力。在外部改革无法推进的当下，教育部门可先根据不同年龄段、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知状况、智力发展水平，科学制定课程教学、考试大纲，引导学校科学编排课时，引导社会给孩子减负。”李向玉认为，政府还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推进优质教育的均衡发展，尽可能扩大学位。 “改革高考制度，虽不是根本性‘解药’，但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包括减负、择校以及目前存在的众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背后的根源，还是中国社会的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两极分化。”罗黎辉说，“要彻底解决减负问题，迫切需要国家以新型城镇化为发展契机，以一元思维，打破户籍管理、法规政策、投入、行政审批、管理运作等与政府行政管理相关的城乡壁垒，规划和布局城乡一体化的教育资源，从根本上将城乡‘二轨’体制变为‘一轨’。” 与罗黎辉委员的观点相似，史贻云委员认为，新型城镇化和教育经费实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是解决当前减负、随迁子女就学等教育问题的最佳机遇，国家应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以城市为参照，因地制宜地布局好新城镇地区的教育、交通、医疗、通讯等公共服务资源，将数以亿计涌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就近“消化”在新城镇中。（记者柯进 张婷 高靓） 《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5日第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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