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味”也好,以“语文味”或“文人语文”为核心的“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也好,都是走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路子。换言之,既是理论体系,也是实践体系,而且首先是实践体系。我是从我的富有个性化的语文教学实践(公开课)中提炼出我的理论的。例如,经过七年的思考探索,我才对“语文味”这一学术概念做了我个人认为比较成熟的内涵定义。但是早在2002年,我在大型公开课《用另一种眼光读孙犁:从〈荷花淀〉看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语文味教学风格——所谓“文化语文”就已基本成型。以后我对“语文味”概念的内涵、要素的揭示,以及“文人语文”概念的提出,大都是在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基础上进行的。我这种“先实践后理论提升”的方法,和一般学者建构理论体系的思路是大不相同的。又如,我的语文味“一语三文”(语言、文章、文学、文化)教学模式,已经在我的公开课中实施了5年多,而且都很成功。就是说这个模式实际上已经成熟,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准备写文章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升。我以为,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能为建构而建构,不能急于求成。同时,建构理论体系也并不一定非要写一本号称体系的书作为标志。孔子只靠学生听课笔记留下一本不到一万两千字的《论语》,但是历史公认他的思想是有体系的思想。我的“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的主要思想,实际在2008年出版的《程少堂讲语文》中就已基本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