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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陶行知:伟大的启蒙者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3-3 08:04
标题: 陶行知:伟大的启蒙者
陶行知:伟大的启蒙者  2013年03月02日  作者:杨桂青  
陶行知:伟大的启蒙者
1937年秋,陶行知在墨西哥演讲,宣传抗日。  
  编者的话 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曾涌现出这样一些大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理想,执着追求,并以独到的教育实践,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也为中国教育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当今教育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或许可以从这些故去的教育大家那里找到启迪和药方。为此,本报“人物版”近期开辟“回望·大家”系列,敬请读者关注。
  生平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语录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实际生活是我们的指南针。
  学校是为社会设立的。学校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
  到最信仰民为贵的地方去。
  每日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名姓,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何故、何人、何时、何地、何去、何如,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几何。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
  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诳话。我们必须拿着这两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先生。合于此者是吾师,立志求之,终身敬之。
  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陶行知把自己“生活教育”的主张,追溯到孔子和苏格拉底。他说,“孔子是校长兼教授,他的学生有七十二贤”,“苏格拉底,也做校长也做教授,他的学生是雅典青年”。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伟大的启蒙者,有一个共同身份——教育家。郭沫若说,“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弱民贫,列强分割。陶行知站在时代的断裂点上,立志以教育“谋国民全体之福利”,通过教育而非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启示人们,启蒙应该是每个师者的责任。
  以完整的生活做教育实验
  1927年1月,南京晓庄村头出现了这样一则招生广告:“本校准备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最小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居住;中心小学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学费免……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在这样一则广告的吸引下,很多有志青年来到了晓庄。
  在晓庄乡村师范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晓庄”),陶行知大规模地以整个社会、整个实际生活做教育的实验。他说,晓庄要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后来,他把“康健的体魄、艺术的兴趣”也列入生活教育的目标,并以康健的体魄居首。
  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他说:“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陶行知要教人做人,教人生活,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要教民众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陶行知列出五种生活: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和社会改造的生活。
  陶行知所倡行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晓庄第一期学生李楚材记录了学校每天举行的寅会的一些细节,寅会大约10到15分钟,计划一天的工作或简要讲清一个问题。寅会之后是武术。上午,按照“前方”即各中心小学和幼儿园的需要,“后方”即社会组、农艺组、生物组等各组师生制订“教学做”计划,解答“前方”疑问,轮值院务的学生开始办公。下午,做农事,制造简单仪器,或进行音乐、工艺、采集标本等活动。每周四下午,全校师生“会朋友去”,到农民家里,与农民谈心。每人都要交到一两个知心的农民朋友。
  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教育。晓庄的教育从教学做合一下手,推广生活教育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生物课指导员姚文采抱了一大堆书去,陶行知却说:“老办法不行,应该教学做合一才对。”姚文采说,先讲教的内容,再讲学的方面。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可不是三件事。”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改造社会、启发民智的精神。晓庄医院免费为农民医治。农民文化生活单调,陶行知就派人创办“中心茶园”,备有象棋、胡琴等,为农友说书,借故事教农友识字。农民们说:“有这么有意思的地方,谁还去抽鸦片、赌博、干坏事?”
  晓庄的生活表面看似粗陋,内里充满诗意。陶行知将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厨房为“食力厅”,厕所为“黄金世界”,大礼堂为“犁宫”,亲笔在“犁宫”上写下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工夫”。陶行知说:“充满晓庄的只是诗——诗的神,诗的人,诗的事,诗的物……”
  在现在的杭州,陶行知研究馆里,还摆放着一架老式钢琴,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阙沛霖说,抗战期间,师生流亡各地,这架钢琴一直陪在师生们身边,由身强力壮的男生轮流抬着。一落下脚,就有学生上去练琴。
  晓庄的生活,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周洪宇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大教育观。它对“教育立国”的强调,对新型师范教育的探索,对农村教育的大胆改革,对社会整体改造的尝试,对中外教育经验的合理借鉴等,都为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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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  “知行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昨天竟然这样走进城来和穿马褂的先生们一块儿吃饭,别有趣味。”陶行知在家书中写道。
  这正体现了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大众融合,“觉民行道”。陶行知走到人民中来,“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醒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需要更多像陶行知这样“穿着草鞋”的教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陶行知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陶行知说:“乡下阿斗没有出头之先,我们休想出头。乡下阿斗没有享福之先,我们休想享福……”陶行知虔诚地捧着农民和学生的幸福,向农民烧心香,为他们办教育。他曾坚辞大学教授之职,婉拒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之职和金陵大学校长之职,婉拒冯玉祥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李宗仁邀请他做皖省教育厅长,婉拒宋美龄邀其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他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奔走于各地,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麟家里成立了“三径平民读书处”。
  诗歌是他推行教育理想、启蒙民智的武器。陶知行在《诗人》一诗中说:“有人说我是诗人,我可不懂。唱破了喉咙,无非是打仗的号筒,只叫斗士向前冲。”他用老妈子也能懂的语言写诗,在诗里讲各种道理,大到爱国爱民,小到抒情遣怀。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平民式的启蒙姿态,是因为一种大爱。陶行知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他曾题下“爱满天下”四个字。只有这种大爱,才能使他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即知即传的启蒙情怀
  1933年,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同盟代表团”参观上海山海工学团。马莱说:“英国是支持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工学团的“小先生”张社健说,这是对的,但英国政府不一定支持,还举出了上海英租界协助政府捕杀共产党人的事,这给陶行知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次让他见证了“小先生”的力量。
  “小先生”的想法,早在1923年的时候就进入他的脑海。儿子小桃6岁教祖母识字,教晏阳初唱《尽力中华歌》,就让他感觉“小先生制”对普及教育具有惊人的威力。
  1934年,上海教育局第五次学术讲座上,陶行知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说明:“普及全国成人教育要300年,普及全国初等教育要7年……”“普及教育的难关有二十七关之多,其中有十二关必须靠小先生才能攻破,大先生是破不过去的。”
  “小先生制”诞生后10个月内,上海有了1.8万个“小先生”,全国23个省市推行了“小先生制”。陶行知说,每个“小先生”教两个人,则全国两年便可以普及文字教育了。
  即知即传,这在教育普及程度极低的时代,不失为一种合乎时宜的方法。即知即传,不仅是方法,而且体现了启蒙者的博爱情怀。
  即知即传,即传即行,知行合一。一传十,十传百,以至无穷。他们的学识也许没有那么渊博,但是那种帮助别人向善的姿态,与在广场上拉住过路人宣传真理的苏格拉底何其相似,与悟道后到百姓中去启蒙百姓良知的王阳明何其相似。
  陶行知毕生追求“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即知即传,代代相传,何愁不成“川流不息”之景象呢?
  陶行知去世后,“小先生制”随着陶行知受批判而式微了。但这种即知即传的方式是无时不在的,并且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23个省份的地方陶研组织,积极传播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姚文忠说,四川省一些学校在开展师陶活动后,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氛围,使教师能专注、热情地钻研业务,努力追求“创造的儿童教育”。大学生村官王景光因为仰慕陶行知,考入晓庄学院,毕业后来到乡村教农民致富。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陆建非倡导在大学生中开展师陶、学陶活动,开通“行知行”网站,吸引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域外读者。南京行知小学校长杨瑞清把自己师陶30多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新加坡人陈君宝读后喜欢上了陶行知,并开始致力于促成新加坡的学校来华交流。陶行知的思想又从这个链条上被“即知即传”到了马来西亚、美国……
  “一切所教所学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陶行知说。这位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留下了璀璨的启蒙之光。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3-3 08:05
■对话
为中国现代化培育国民
——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因为爱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的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的农人。陶行知就是怀揣这样的理想,在人间传播教育之大爱,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
  朱小蔓,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日前作答本报,回顾、重温陶行知的“中国梦”。
  陶行知们的“中国梦”
  记者:您认为陶行知和他同时代提倡“教育救国”的教育家们一生都在追求什么?
  朱小蔓:一个世纪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前仆后继,推动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要国强、民富,要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要国民脱昧脱贫。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主要用教育来实现“中国梦”。陶行知主张,“让每个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要创造民主、科学、富裕、平等互助、爱满天下的理想社会。教育的使命,是唤醒、帮助人民脱愚、脱昧、脱贫,让他们成为自主、自立、自强的共和国民。他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过去曾批评他们的“教育救国”论,现在看来,中国拥有自己的现代教育家、现代教育精神与实践,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尊重、珍惜、继承、借鉴。
  记者: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中国现代化做了怎样的贡献呢?
  朱小蔓: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改革旧教育,推行新教育,通过教育普及和“人”的改造,培养自觉、自省的共和国国民,推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比如,陶行知曾提出一个“普及教育”的计划,包括“在10年内将两亿文盲变成有知识的、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国际社会公认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陶行知是最早的提出者。
  活的教育造就活的公民
  记者:民族与国家现代化一定意义上是人的现代化,陶行知怎么看待教育对于人的作用?
  朱小蔓:陶行知说过:“教育的力量与别种力量不同之点,就在教育的力量是能够达到个个民众的内心里头去的,他能够使民众自己从‘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自己团结的。”他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人的内心;而“不能改造内心,便不能彻骨地改造社会”。
  记者:同样以推动中国现代化实现为目标,陶行知有什么独特之处?
  朱小蔓: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忧国忧民的教育家与“传道”、“解惑”、“修身”、“明德”的教育学说。但像陶行知这样,将中华民族解放作为中国教育唯一目的,用思想与行动点燃中华民族生命之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的教育家却是仅有的。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工学团运动”、“科学下嫁运动”、“国难教育运动”等无一不成为具有强烈震撼力与感召力的教育运动,成为时代和青年的灯塔,为中国的教育指引方向。
  作为教育家,他在教育思想和理论、教育实验、教育的社会活动,以及亲自办学方面无不建树,涉及的学段、类别、类型相当完备。他特别重视身体力行,这在所有教育家里都是很典型的。他不做书生式的教育家,也不做官僚式的教育家、经验的教育家,完全是应社会需求和民众需求去倡导教育。
  记者:陶行知思想有无得到充分发挥?
  朱小蔓:实事求是地说,陶行知思想对今天的中国教育及现代化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比如他特别重视创造教育。他最反对一个人变成书呆子,他建的图书馆在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书“呆子莫入”。他反对读死书,读书死,死读书,提倡活的教育。又比如他提倡自立自强,人要独立,第一要有健康的身体;第二要有独立的思想,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三要有独立的职业。活的教育、自强的教育,我们目前不是仍然非常缺乏吗?再比如,他的乡村教育实践,对今天的农村教育有很多启发。
  他的愿望还远没有实现
  记者: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实现了吗?“小悦悦事件”等表明,改造现代国民性依然任重道远。
  朱小蔓:我们的“中国梦”现在还没有实现,也可以说,陶行知的遗愿还远没有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在普及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民受教育程度已经高得多了,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公民品格、创造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问题还很严峻,我们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培养书呆子,他们只知道考分,心胸和视野狭窄,缺乏社会责任感,身体不够健康,心理也不够健全。对这样的状况,很多校长和教师、家长觉得很无奈,但为了“高分”和近期现实的利益,大家都在“被迫就范”,不顾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也不顾孩子的人生幸福。我相信如果陶先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是个勇猛的斗士。
  记者: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什么启迪?
  朱小蔓:比如,他提出“把学生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和“六大解放”,即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他为育才学校制定的办校方针: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术之气氛;创造真善美之人格。这就是他心目中现代学校的基本轮廓。我认为,陶行知的办学境界与标准应该成为所有办学者、校长和教师学习的楷模。陶行知对现代教育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大教育”概念、开放的教育观对今天中国的教育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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