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贾平凹的话讲，《带灯》是自己的“转身”之作，虽只是稍微地转身，但也“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转，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转身不易，却仍执拗于此，是作家之为作家的本真与痴心所在。有《秦腔》、《古炉》那种繁复琐细的散点透视写法在前，贾平凹总是谋思着要变一变的，至于能变多少，他似乎也无把握，但费心费力的实践都尽在《带灯》这部作品里了。一叶落而知秋，我们不妨于此审视贾平凹的创作嬗变及新的足迹带来的某些可能性。 《带灯》自叙事手法而言，有求变与不易变之处。与贾平凹前一阶段的创作相较，《带灯》有了一位据核心地位的主人公——带灯（而《秦腔》、《古炉》中的引生、狗尿苔更多地是作为穿线、串场人物而存在），她有着自己完整的故事与性格展示的空间，且以书写短信的方式尽情地表达出情感与心理的波动。叙事的全知视角固然呈点状延展，但带灯依然无可置疑地拥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即使并非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她转，但笔墨行走于樱镇，最多的点与线显然放在了带灯身上。在小说的结构上，贾平凹对《带灯》的章节做了更多分割处理（加上许多的小标题），且未必是按照故事情节的起落划分，他自言是受了《旧约》的启发，“里面‘创世纪’也是偶然分节，也是穿插了很多生活感悟、智慧的东西”。面对不同的故事题材，作家要量体裁衣，贾平凹是如此做的，这是他的“转身”，虽然不免是“稍微的”。毕竟更多的固有创作特征延续了下来，如在分割的章节中对散点透视手法的频繁小试牛刀，时时对带灯的核心故事构成一种压迫；整体的叙事文字一如既往的细密朴拙，几乎达到密不透风的地步，自然，这也一向是贾平凹创作的标识。贾平凹说自己于文章风格的追求是去明清习气，学两汉风格，显然在《带灯》中有所实践，语言的简约直白，携带混沌的力量，有着整体的厚重感。 而贾平凹在《带灯》中，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与挑战，也即其书写内容，乡镇政府的日常工作，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而核心就是带灯所在的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主要接待处理上访问题。文学表现不及不好，过同样不好，其分寸感实在难以拿捏。此时看贾平凹写《带灯》，是有着许多担心的，亦含如许期待，好奇这位大小说家的“手段”如何施展。事实证明，贾平凹之化生活为文学的点染功力果然不凡，既尽致地刻画了这一当下社会的大难题，又不沉溺其中，将小说坐实坐笨、旨浅言白，而是留下了含而不露、意蕴飞扬的空间。话说到此处，不禁想到近期的国内创作恰好有两部关于“上访”的重要作品，《带灯》外，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若放在一起比较，那么刘震云采取的手法是化繁为简，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而贾平凹即是化繁为繁了，不过此“繁”已不同于彼“繁”，如在一杯清水中滴入若干试剂，虽依然清澈如故，但内里的变化已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带灯》贵在刻画乡土社会的原生态，却又非匍匐于尘埃中津津乐道、同生同灭，而是透过纷争喧闹的外壳，丝丝入扣地道出这许多事件缘起、发展、解决或恶化的脉络，作家的责任未必是给出答案，含有悲悯之心的揭示方是题中应有之义。贾平凹是实实在在了解中国的乡村的，各种事端的发生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线条、一根筋，而是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纠葛与人情世故，元素众多，局外人难以厘清与把握。面对激烈的矛盾，贾平凹多以淡淡之笔写来，予人一种混混沌沌的感觉，这显然是有意为之。静水流深的样貌不仅更接近于生活的常态，也是艺术上的冀望所在。 贾平凹的乡土社会，一向内蕴丰富、滋味杂陈，自然纷扰亦不断，但总有人与人性的亮点存在，表明作家的倾向与态度。如前作《古炉》，偏远的乡村被声势浩大的文革裹挟其中，人心恶的一面化为黑色的荒谬，但即便如此，仍然有蚕婆、善人这样的村民在，为艰难的环境维系一抹光亮。而《带灯》中的基层社会，其人群的晦暗与无趣未免令人失望，或是为权力与金钱绞尽脑汁、图穷匕见，或是蝇营狗苟于眼前小利，或是庸庸碌碌面目模糊，带灯在其间的异质性显然，她与同伴竹子更像是理想化的存在（而事实上，贾平凹确是根据生活原型创作的）。书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小动物——虱子，不断围绕着带灯和竹子发生故事，从起始带灯起意要治理虱子问题，以及恐惧虱子对自己的侵扰，直至故事的末尾她们终究也染上了虱子。虱子的问题与带灯在基层的工作并行，构成一种隐喻，带灯勿论是努力进取，还是独善其身，仍然逃不脱被“染”的结果。中国乡土社会在时代转型中的复杂与尴尬处境，是一个难解的大疑问，带灯不过如一小小的萤火虫（亦为带灯名字的原意），虽有微弱的光亮，但在不断的风波险阻面前，很快即被湮没于无声无息间。 曾经的乡土中国，有着较完善的自治传统，“差序格局”（费孝通语）在一种恒定的状态中；但半个多世纪来的地覆天翻，旧的已打破，新的秩序却时时处于起起落落的震荡中，勿论是道德体系抑或社会粘合调整剂均不得完整地生成。在如此的情势下，带灯的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谈何“治理”，寥寥几个人如何去解决山样的难题，还不如说更像“灭火队”贴切，哪个村子、哪个街道有“火苗”窜起，瘦瘦弱弱的带灯即刻率人前去，不管是用劝诱的法子，还是扑灭的硬手腕，总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权宜之计而已。现实中，乡民有乡民的委屈，基层政府有基层政府的委屈，两种委屈遭遇，却吊诡地构成了一种对抗，且非一时一地的状况，已然蔓延至偌大的国土上。此时我们不得不说，不是某一环节出了瑕疵，而是整个肌体出了问题，需要诊治了。《带灯》的叙事之细密，表现在纷纷芸芸的千千万万细节，这增加了阅读的门槛难度，但如果能够读进去，会发现樱镇的故事几可成为管中窥豹的缩影，不为一时一地之所囿。那些泼烦琐细的日子与事务，那些说着方言的浑身尘土的乡民，那些东奔西走、抱怨满腹的乡镇基层干部，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何尝不所在皆是？ 不做道德判断，是贾平凹的叙事特点之一，这显然是高明的。因为生活有其内在逻辑在，在自然流动的文字中某些该显现的东西会自己流露，没有人可以自作聪明地设定，还不如尊重生活本来的质地。于是，日常的乡土社会与治理不会是条分缕析、清澈如镜的纸上论道，而是一片混乱与混沌；在社会问题的矛盾中，村民与基层政府不因据于弱势或强势的一方，就必然占据道德的优胜或劣态，其间的纠葛往往有纵深地缠绕，时时拔出萝卜带出泥，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说清道明的。基层政府的蛮横与凶恶容易为人所看到，但其身在局中的迷茫、不得已或许更能反映体制性的问题；乡民执着于上访，无助显而易见，而埋在更深处的因素是乡土社会秩序的失序与无法修复，大多矛盾的解决途径被堵塞了，只得在一条独木桥上踽踽蹒跚。中国基层社会的问题原本就复杂，而在时代的转型期，就更是多了许多的不如意，陈陈相积，碎屑多得让人不敢触碰，如贾平凹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但躲避问题，问题不会自动跑掉，越是难以触动，才应该有更大的决心与智慧去尝试革新，这是直面人生与社会的应有之义。 因之，贾平凹的写作有悲观，亦有希冀。悲观在于呈现乱象，在于隐喻基层政府在严重事故发生后还意欲以“击鼓传花”的手段推卸责任逃避之；希冀呢，毕竟“镇政府还有着故事”，带灯虽然只有萤火虫的微光，依然散发着自己的一点点光亮，推己及人，若每个人都有这种勇气与自觉，将是一个美好与希望的愿景。“樱镇可从来没有听过有萤火虫阵的，这征兆好啊，预示着咱樱镇还吉祥么，不会因一场灾难而绝望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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