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理论性探索的意义 - 教师之友网

理论研究的深入又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学校进行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需求，校本课程开发活动的积极性逐渐高涨，并且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①]

校本课程开发正在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界的热门话题。

其中，在我看来，“三级管理”的课程管理机制理论和“三大板块结构”的课程设计理论的提出为我国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准备了重要条件，而校本课程开发的深化研究又为“三级管理”和“三大板块结构”的进一步明晰化、具体化和合理化开辟了道路。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得“校本”观念这个“舶来品”赋予了浓厚的中国本土色彩，为校本课程开发的政策化奠定了应有的理论基础。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课程变革领域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突破之一。当然，校本课程开发并不是课程多样化的唯一途径，但它却是课程多样化的最重要且最具实质性的途径。如果我们要运用好这一途径，真正实现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加大对它的研究力度，对校本课程开发的一系列问题获得一个基本的认识。

尽管校本课程开发在发达国家盛行是1970年代的事，而在我国却是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受到注意的，这之间有近20年的时代落差，而且当时盛行校本课程开发的发达国家课程钟摆的摆向有朝着中央集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它对于我国课程发展的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课程开发中的矛盾运动决定了课程钟摆的摆向和摆位，它反映了课程发展的客观需求。无视或者人为地阻碍这种客观需求的实现，都是不明智的。目前在我国追求课程多样化发展和进行校本课程开发，不但符合社会各界对于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强烈愿望，符合教育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与我国整个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追求相一致的。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大政方针已经确立，课程钟摆由中央集权摆向学校自主、由专家权威摆向学校教师的势能正在形成。所以我们认为，校本课程开发在我国兴起的时机已经到来，课程多样化的曙光已依稀可见。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校本课程开发在我国的运行岂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事实上，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如同当年恢复高考制度时的情形一样，在面对要不要教育和要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时，前者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到解决，尽管当时这一点也来之不易，但是后者的解决却存在着太多的复杂变量和矛盾冲突的不确定性，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连续不断的探索过程，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虽然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但是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真义何在、校本课程开发需要什么样的课程机制和运行条件、如何具体实施校本课程开发、校本课程开发可能出现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等，我们却是知之甚少、知之不深。即使是对于校本课程开发必要性的认识过程也是漫长、曲折而艰难的。

对于我国今天的课程变革来说，采用校本课程开发策略的思想基础是存在的，或者说，这种校本理念的思想资源我们是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这种思想资源中的精华部分。问题是，这种思想资源只有具体转化为课程开发者的教育哲学思想和个人专业品格，转化为课程开发中的基本原则、策略和具体行动，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思想基础意义。无疑，施瓦布和斯腾豪斯实践的课程模式理论对于我们进行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值得我们消化、吸收和借鉴。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对于国外校本课程开发理论基础的了解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适应中国具体情况的本土化改造与创新。完全照抄某一种理论模式既无必要，也不大可能。因为诚如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在课程开发中不存在永远正确的理论，而只有永远不停的矛盾运动，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课程开发中的矛盾运动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基础也随着矛盾运动的变化和人的认识发展而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何况是移植的理论模式，哪有不经过本土化改造和创新的道理！

引入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首先是因为我国课程改革存在这样一种重大的实践需求，加强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其次，借助于“校本课程开发”这个“壳”资源，可以很好地标识出我国当前课程多样化改革的方向，起到凝聚和鼓舞的旗帜作用。而且通过它，我们可以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对我们自己的课程实践和机制创新加以总结和澄清，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教育改革的大潮，拓宽同世界先进教育理论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渠道，使我国的教育改革站在更高的起点之上。

[①]

参见王丽：《中小学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启动》，《北京青年报》1999年5月21日；另：教育部于1999年9月26日举行全国高中课程与教学改革研讨会，会议要求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介绍了校本课程开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