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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继乐 3月28日下午，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信息中心的一间会议室内，一个名为“如何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小型专题研讨会正在进行。 自从日前北京减负“八条禁令”出台后，一零一中学高度重视并付诸行动。学校成立了4个初一年级减负课题组，分别是调查组和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实证组。短短两个小时的座谈会，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是3位实证组组长的发言，3位年轻老师在介绍完各自小组的调研情况后，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他们对减负的困惑。 语文组陈树成老师在发言结束前，非常郑重地向来参加研讨会的海淀区教委和区教科所的领导发问：“作为一名年轻老师，我非常支持市里和区里的减负政策，但是，关于减负我有三点因惑。” “我的第一个困惑是，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必须相应减少课本知识的量，而这个量到底有没有标准？”陈树成说。他担心，如果学业知识点不减少，也没有标准，那么减负政策到底能坚持多久，就要打个问号了。 针对社会上有专家提出，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同分层布置作业的做法，陈树成也有困惑：“对学生分层，有没有标准化的数据，如果没有，我们要对学生分层布置作业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科学性。” 与参加座谈会的不少家长一样，陈树成对减负的最大困惑是：学生减负能否做到所有的学校都能“一盘棋”？陈老师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能保证所有学校都减负，那么，当这一届学生到了将来的升学考试时，就难免会出现“谁减负谁吃亏”的现象。 “再说，要想从根子上减负，必须真正下决心改革中考制度。”陈树成说，“我曾亲自做过中考试卷，虽说题目难度不太大，但题量却相当大，我埋头快速答题，也只能勉强在规定时间内答完。这样的试题分明就是鼓励学生解题要熟练，如何才能做到熟练，只有反复做题，这不是变相鼓励题海战术吗？” 尚晓嫚老师领衔的数学组在初步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减负增效”的六条措施，即“精讲解时间，增作业效率；精提高技巧，增思考时间；精讲授方式，增互动时间；精知识教学，增评价时间；精教学调控，增激励表扬；精作业布置，增题型训练”。 但是，在汇报结束前，尚老师也同样提出了她对减负的困惑，她说，减负因人而异，应当承认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对老师布置的作业量，有的学生可能会觉得重，而有些能力强的孩子就会觉得很轻松，如果政策过于强调“一刀切”，是否缺少科学性？ 英语组的纪志杰老师在发言时中气十足，他是从保证课堂效率、严格控制作业量、加强学生自主学习教育、布置个性化作业、鼓励学生在表演中学习英语、改进作业评价方式等六个方面进行汇报。他说：“鉴于初中生积极活跃的特点，教师可以把书本中的知识搬到生活中来，让学生开展短剧表演，模仿课本交际情景。这种活动形式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英语学科可以少布置书面作业。” 不过，即便是对减负充满信心的纪老师，在发言结束前也很认真地提出他对减负的困惑：“如果学校都按照市里和区里的要求落实减负政策了，但是，家长们却在课余给孩子报很多课外辅导班，怎么办？而这种情况似乎有了苗头。” “为什么要把学生课余的时间塞得那么满？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学生每天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副校长程翔在总结时的反问发人深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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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魏海政 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到“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从关注学生的书包、眼镜、脊椎，到关注学生的心理负担，在“减负”这一系统工程中，处于学校管理一线的校长们关注哪些问题，有哪些思考、策略与行动？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济南市部分中小学校长。 “减负”减什么—— 减掉那些本不该有的负担 “减负”究竟减什么，校长们各有独特的理解和看法。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校长程涛认为，“减负”就是要减掉不该有的负担，分解必须承担的负担，承担适当的“负担”，其主攻方向就是要减掉那些本不该有的负担，而那些本不该有的负担，主要来自于“低效课堂——过重负担——学生厌学”的恶性循环。“因此，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就掌握了‘减负’的主动权。”程涛说。 济南二十六中邱国华校长认为，学生的负担可分为外加负担、自寻负担和身体负担、心理负担。“减负”需要在减掉不合理外加负担的同时，巧妙地将应该承受的外加负担转化为学生的“自寻负担”，提高其主动承受合理负担的积极性和能力。“身体负担只要按要求规范办学即可初步减轻，而过度的心理负担则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个人多方联合缓解。”邱国华说，如何减轻家长层面的外加负担，已成重要课题。 济南市营市东街小学校长房彩霞认为，“减负”的主阵地在课堂上，课堂“减负”的关键则是给教学目标“减肥”。因为不明确、不突出的教学目标会冲淡教学重点、浪费学生的时间，势必会增加学生课后的负担。因此要让教学目标“轻松上阵”，该抓的抓住不放，该放的放手不抓，有的放矢地上好每一节课，提升课堂的效率。 “减负”如何减—— 改革不合理的评价方式 那么，在校长们看来，“减负”究竟应该从何下手呢？ “起初的‘减负’，更关注量的减轻。”济南十二中校长杨江红说，“在新课改大背景下的‘减负’，更关注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改变教师教学行为和师生关系，因为高质量、高价值的教学活动更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即使学习总负荷没有减少，学生也会感到比较轻松，这是一种更积极意义上的‘提质减负’。” 济南市阳光100小学校长史俊认为，学校可以通过课程整合、教研改革和家校携手来减轻学生负担。“因为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小学课程门类过多。”该校以国家课程为主线，整合重组、二度开发三级课程，让课程从书本走向学生的生活。同时，要让家长参与学校课程改革，了解学校教育，教师、专家型家长、陪同型家长及校外专家要四级联动，家校携手“减负”。 济南市北大槐树第二小学校长张善亮认为，改革教学评价是学生“减负”的一种有效策略。“评价是最为敏感的风向标。但当前教学评价主体单一，过分关注结果，内容以偏概全，方式片面，主要是学校管理者以考试成绩来奖惩和管理教师。这些不合理的教学评价方式，最终会导致学生不堪重负”。 更多的校长还是将“减负”的主战场锁定在课堂上，期望通过“增效”来“减负”。济南市新世界小学校长董庆峰介绍，该校大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的习惯和能力，提升学生学习内驱力，从而让学习成为一种“甜蜜的负担”。济南市纬十路小学校长安士刚介绍，该校通过合理分组、分工协作，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及那些压力大、负担重、游离于课堂之外的孩子，也能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着力打造“解放儿童心智”的课堂，减少课外作业和重复练习，从而减轻学生过多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 “减负”前景何在—— 改变可以改变的现象 “说到‘减负’，虽然常会有‘千言万语，不如莫言’的感慨，但教育工作者只能迎难而上。”张善亮说。虽然校长们全力以赴探索“减负”之道，但面对“减负”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校长们谨慎探讨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可能的策略”，而不是完全可以减轻学生负担的办法。 武汉市武昌区棋盘街小学校长谢玉萍认为，学生负担过重，其原因主要是应试体制主导教育模式及低效的教学过程所致，同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独生子女强化了家长的选择，社会舆论推波助澜。“减负”的关键是教师和校长队伍的机制改革，难点是招考制度、学生素质评价以及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改革，要研究适合学生发展的体制机制。“武昌区教育局明文赋予学生‘十项减负权利’，规定教师‘十项减负责任’，推行‘绿色减负’理念，是种有益的探索。”谢玉萍说。 那么，学生是不是没有负担最好？杨江红说，研究早已表明，适度的学习负担可以增强认知能力，提高学习效率。程涛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让学生感觉到负担的意义，比如一个爱学数学的孩子绝不会把解难题当成一种负担，因为绞尽脑汁的痛苦将被破解难题后的快乐所取代。学生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 “要学会放弃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史俊认为，面对“减负”顽疾，显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教育者只能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改变可以改变的现状。 |
| 继研究部署治理“奥数”缓解升学压力工作后，教育部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直指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近年来，教育部门的“减负”工作一直紧锣密鼓，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今年以来，以教育部为首，各级教育部门“减负”的决心与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让社会对学生冲破升学压力、实现健康成长信心倍增。 然而，“减负减负，越减越重”——据说这是当前不少地方学生和家长对教育部门“减负”举措的第一反应。学生和家庭负担加重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学习由课内转向课外，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了校外培训机构上。 “减负”到底为什么这样难？ 细究起来，一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来自中考、高考压力自上而下的传导。细分来说，地方教育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体系不改变，仍以学生的分数作为衡量标准，学校和教师不敢松劲，只好不断给学生“加码”；招生考试制度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不改变，社会对人才的选拔与界定标准不改变，家庭自然更不敢懈怠，会回过头来对学校施压。因此，学校不敢贸然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导致学生在重压下痛苦不堪。 另一方面，即使学校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家长因担心孩子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仍然会为孩子选择利用课外时间继续学习。同时，部分家长进行补习投资，会激发其他家庭群起补习。此时，家长们的决策依据不是课外学习对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利，而是为了避免孩子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得已而为之。尤其，一些机构或虚假宣传，或举办“坑班”，以各种方式与学校勾连，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与心理负担。由此，在选择中处于弱势的家长，陷入了对教育的不满意状态。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上述问题，近期教育部将打出一系列组合拳：统筹协调各级教育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如坚决斩断“奥数”与招生挂钩利益链，严禁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占坑班”；改革考评体系，对学校——将义务教育学校“减负”工作纳入学校日常管理考核，对学生——研究制订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方案等。人们尤其注意到，在此次“减负”行动中，教育部门将与工商部门联手，研究制定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前置审批办法。也就是说，教育部门对社会培训机构的监管，已经由事后与相关部门联合查处，进一步走向事前规范严格准入。 这一举措提示我们，当前，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要彻底扭转“减负”面临的严峻形势，光靠教育内部动手术远远不够。如果整个社会的综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再好的教育政策措施也只会在执行中走样。 以综合治理的方式加强对课外补习机构监管，实际上正是迈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第一步，将对“减负”起到方向性的引领作用。 在监管课外培训机构这一问题上，邻国韩国通过治理课外辅导热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韩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出台禁止补习政策，在2000年被法院判定为“违反宪法和人权”。吸取教训后，韩国政府通过规范疏导、刚柔相济的政策，再到加强公共教育服务，吸引和转移公众教育需求的“迂回政策”，虽然对课外辅导热的降温程度有限，但政府利用公共教育服务替代课外补习的能力与质量却得到了大大提升。 韩国的经验提示我们，“减负”既要堵又要疏，既要掌好舵又要把好度。“减”下去的部分，要通过另一种形式“加”上来。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须不以营利为目的，增加由公立学校组织开展的学生课外活动或辅导，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实际水平实施补充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培训机构的作用，降低家庭的教育支出，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教育公平。 “减负”的涉及面非常复杂，撼动整个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标准更不止于一时的“减负”风暴。当前，还需要教育部门真抓实干，将“减负”之后的工作进行到底。（编辑部评论） |
| 当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有人说，城市中最早起的人是清洁工、公交车司机和赶公交的学生。“压力山大”是大多数学生的自我评语，“家有读书郞，全家一起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说，“我们的教育有问题”，但是孩子们失去快乐童年的根源，却不是教育本身。家长们不反对“劳动者光荣”的观念，但那是对别人。对自己的孩子，只有做“栋梁”、“精英”的期许和成功与淘汰的二分法，如何要求孩子常怀一颗平常心？在追求快节奏、高速度、成功率、欲望不灭、加分不止的氛围里，怎么可能让孩子有发展个人兴趣的从容？从这一点上来说，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应当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应当操之过急，斧锯加身。有各种各样的成器，有早慧的，有平常的，有大器晚成的，教育者不应当按照固定规格施教。为分数下降而轻生的花季少年，为所有活着的人留下启示：孩子健康愉快，胜过一切。家长们要想通这一点，坚信这一点。可是，在一段时间里，有些学校寒暑假不设补习班，首先反对的就是学生家长。这种状态下，哪有“快乐童年”！ 作家韩少功说，我们很多史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献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换句话说，我们缺少底层史，这是“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文章中，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相对立，对前者的轻视显露无遗。今天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但这个知识却不是指生活中的知识、实践中的知识，而是指有文凭作证明的那一类知识。 种地、放牛、挖矿、开车这类知识，本来是天地间最宝贵的知识。但在一些人眼里，它们不足以改变你的命运，只有那些文凭能证明的知识才能改变你。而这个改变，可能意味着生存条件的全面改变。“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我要“提成军官，为父母争气，与地瓜离婚”，这是当年莫言离开老家高密东北乡时的心情，应该也是今天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走向学校时的心情。好好读书、上好高中、上好大学，毕业后再考个铁饭碗，是学生的希望，也是学校的目的，而越缩越小的铁饭碗通道，必然转化为学校教育的无穷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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